沈衞榮：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人是完美的_風聞

編者按

本文從聖維克多的雨果的《知識論》中題為“論異鄉”的一段箴言式文字入手，梳理出一條由聖維克多的雨果到奧爾巴赫再到薩義德的歷史脈絡，着重呈現奧爾巴赫與薩義德在何種程度上對這段箴言進行理解與使用。正如作者所説的那樣，“聖維克多的雨果所説的‘把整個世界當作異鄉的人是完美的’”，在奧爾巴赫那裏以一種如何建設一門超越民族文學，凸顯人文主義關懷和歷史真實的語文學學科的方式加以呈現，“到薩義德筆下則成了一種用來批判和取代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理想”。據此，作者對於近日所讀到的對奧爾巴赫對雨果“異鄉説”的詮釋的一段評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並給出了自己的評價，某種程度上強調了回到原典的重要性。

本文原刊於《文匯報<文匯學人|學林>欄目》2019年8月23日版，作者沈衞榮，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文匯學人（ID:wenhui_xr），特此感謝!

沈衞榮

把整個世界作為

異鄉的人****是完美的

出生於德國薩克森的聖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是12世紀前半葉歐洲的一位天主教教士，生平不顯，以文章名世。他的《知識論》（Didascalicon or On the Study of Reading）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世紀歐洲藝術指南，書中有不少文辭雋永、意味深長的箴言式名句，深得人心，迄今常為人援引和稱道。例如，其中有一則題為“論異鄉”（On a Foreign Soil）的文字，若先知授記，超越時空，於今讀來依然似醍醐灌頂，發人深省。

“論異鄉”見於《知識論》第三卷第十九章，篇幅短小，茲先試譯如下：

最後，要建議的是異鄉，因為它也給一個人以歷練。對於那些作哲學思考的人來説，這整個世界就是一片異鄉。不過，就像某一位詩人所説的那樣：

我不知道故土以怎樣的甜美吸引一個人，

而且它也不煩惱［即使］他應該會把它完全遺忘。

因此，對於歷練豐富的心智來説，它是德行的一個巨大的來源，即一步一步地學習，先在可見的、瞬息萬變的事物中做出改變，以至後來它或可以將它們整個地放下。那個發現他的家鄉甜美的人還是一位稚嫩的初業行人；把所有土地當作故土的人，他已經是強大的。但是，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人，他是完美的。那個稚嫩的靈魂把他的愛固定在了世界的某個地方；那位強大的人將他的愛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個完美的人則熄滅了他的［愛］。從孩提時代起，我就居住在異鄉，我知道有時離開一户農家棚屋的狹窄的灶台會給［一個人的］心靈帶來多大的悲傷，我也知道，後來它又是如何直率地鄙視大理石的爐邊和金碧輝煌的門廳的。［1］

 猶太裔德國學者

埃裏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

這個段落於今或已多為人知，這當感謝上個世紀歐洲文學研究大家、猶太裔德國學者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先生。1952年，奧爾巴赫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世界文學的語文學》（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討論在二戰後的新局勢下，如何將歌德率先倡導的“世界文學”建設成為一門超越民族文學，凸顯人文主義關懷和歷史真實的語文學學科。他在文中強調：“不管如何，我們的語文學的家園是地球；民族已經不再能夠是［它的家園］了。語文學家所繼承的最寶貴的和最不可缺少的自然還是他的民族的語言和教養；然而，它只是在［與它們的］分離和超越中才能起作用。在已經變化了的情形下，我們必須返回到那個前民族的、中世紀的教養就已經掌握了的認知，即精神不是民族的。”［2］

奧爾巴赫主張世界文學既不是單個的民族文學，也不是民族文學的總和，而是指在具有個性的各民族的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那個普遍的、綜合的人文主義關懷和歷史真實，而人文精神應該是沒有國界、不分民族的。所以，他在文章的結尾引述了聖維克多的雨果的這段箴言：“那個發現他的家鄉甜美的人還是一位稚嫩的初業行人；把所有土地當作故土的人，他已經是強大的。但是，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人，他是完美的。”   

奧爾巴赫《摹仿論》（50週年紀念版，2013）

奧爾巴赫寫作此文時所處的那個二戰後的世界，是以“貧困了的和異鄉”（paupertas und terra aliena）作為表徵的，而自1930年代因受納粹迫害進入流亡狀態的奧爾巴赫自然對雨果的“異鄉説”有十分切身的體會，流亡異鄉的歷練或早已把他鍛練成為一位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完人，所以，這段雨果七百餘年前所説的意味深長的話，到他這裏聽起來就像是夫子自道了。隨着奧爾巴赫這篇文章發表後於國際學界產生的巨大和持續的影響，聖維克多的雨果的“異鄉説”也開始於世間流傳開來。

繼奧爾巴赫之後，多次引用和討論聖維克多的雨果之“異鄉説”的學者即是當代最傑出的文藝理論家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先生。薩義德是奧爾巴赫最知名的崇拜者，他不但把作為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的奧爾巴赫視為自己的前輩學術同行和偶像，而且還把他尊崇為歐美學術史上最偉大的語文學家之一，並公然聲稱自己是他的衣缽傳人［3］。一位名滿天下的巴勒斯坦裔學者如此公然推戴一位猶太裔的前輩學者，實在異乎尋常，足見二人之學術和思想的契合是多麼的深邃和稀有。奧爾巴赫這篇文章原以德文發表，近二十年之後，薩義德親自操刀把它譯成英文，還專門寫了按語，把它介紹給英文讀者［4］。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學的語文學》一文中引自《知識論》的那段文字，不管是在奧爾巴赫的德文原作中，還是在薩義德的英文翻譯中，都以拉丁文原貌出現。對於奧爾巴赫這一輩傑出的歐洲語文學家而言，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學”研究者，閲讀拉丁文古典名著不過是他們做學術研究的日常，文章中直接引用拉丁文原作也是平常之事。但這對於薩義德等二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文學學者而言則不見得還是理所應當的事情，所以，雖然薩義德在那篇譯文中為保持原著風格照錄了拉丁文原文，但在他以後發表的著作中，凡引此段落者，均引用已於1961年出版的《知識論》的英文譯文。

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

（Edward Waefie Said）

眾所周知，薩義德也是一位自小就客居他鄉的流亡者，聖維克多的雨果的，或者説奧爾巴赫的“異鄉説”，在他這裏引發了十分強烈的共鳴。顯然，薩義德也是一位要把整個世界當作異鄉的完人，在他的著作中，薩義德多次引用了雨果“論異鄉”的這個段落，並對它做出了自己獨到的詮釋。

例如，於《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之“全盛時期的現代英法東方主義”（Modern Anglo-French Orientalism in the Fullest Flower）一節中，薩義德討論了“世界文學”與東方主義的關聯，提到了奧爾巴赫的力作《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他的宏文《世界文學的語文學》，他對作為語文學家的奧爾巴赫對當時的“世界文學”所作的深刻反思推崇備至，指出奧爾巴赫強調的在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學時的那個人文主義傳統對於理解東方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薩義德認為奧爾巴赫將《知識論》中那個“論異鄉”的段落作為他那篇宏文的結尾絕不是平白無故的，它所要傳達的意思是：“人越能離開他的文化家園，他就越容易能夠對它做出評判，對整個世界也是如此，若要真切地看清［世界］，人就必須帶着這種精神的超脱和大度。帶着這個同樣的親密和疏離的結合，人也就越容易對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做出評價。”［5］換句話説，若要真切、客觀和理性地認識自己的家園和世界，我們就必須把它們當作異鄉，與它們保持精神上的獨立和超越。

《東方學》（三聯書店2019年第3版）

繼《東方主義》之後，薩義德發表的另一部很有影響力的著作是 《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於1994年。耐人尋味的是，薩義德竟然也將對聖維克多的雨果的這段話的引用和他對之所作的進一步的詮釋，作為這部力作的結尾。他説：

我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位來自薩克森的十二世紀的僧人、聖維克多的雨果的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麗的文字：……。奧爾巴赫，那位作為流亡者在土耳其度過了二戰歲月的德國學者援引了這個段落，將它作為每一個希望超越帝國、民族和地區範圍之侷限的男人和女人的榜樣。例如，一位歷史學家只有通過這種態度才能夠開始在所有他們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中領會人類的經驗和它的文字記錄；否則，人將會依然更多地致力於對偏見的排除和反動，而不是對真實知識的消極自由。但請注意奧爾巴赫兩次表明“強大的”或者“完美的”人取得獨立和超越靠的是消解執着，而不是拒絕它們。流亡是以一個人的故鄉的存在、對它的愛和與它的一個實際的聯結為基礎的；流亡的普遍的真實並不是人已經失去了愛和家園，而是在每一箇中固有的是一種沒有預期到的、令人難以接受的損失。於是，從各種經驗來看，它們似乎將要消失了：將它們固定和根植於現實之中它們又會是什麼呢？你要拯救它們的是什麼？你要放棄什麼？你要恢復什麼？要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你就必須獨立於和超越那些人，即［那些認為］他們的故鄉是“甜美的”，但他的實際狀況又使得要找回這種甜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更少可能從依靠幻覺和教條所提供的替代物中獲得滿足，不管［這種滿足］是得自對自己的遺產［傳統］的自豪還是對“我們”是誰的確信。

沒有人今天純粹是一個東西。像印度人，或者女人，或者穆斯林，或者美國人這樣的標籤，不過只是各種出發點而已，假如緊接着進入實際的經驗，那麼一會兒它就很快會被徹底丟棄。在一個全球的範圍內，帝國主義鞏固了各種文化和認同的混合。但是，它的最壞的、最荒謬的禮物是讓人相信他們只是、主要是、完全是白人或者黑人，西方人或者東方人。然而，就如人類製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一樣，他們也製造他們的文化和族羣認同。沒有人可以否認悠久的傳統、持續的居住地、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地理的延續不斷的連貫性，但是，除了恐懼和偏見，似乎沒有其他理由讓人堅持執守他們［與他人］的分離性和獨一無二性，好像這就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事實上，生存就是事物之間的聯結；用艾略特的話來説，現實不能剝奪“住在花園裏的其他迴響［花或者相應物］”。與只想“我們”相比，具體地、富有同情心地、設身處地地去想想別人，則更有益處，也更困難。但這也意味着不要試圖去統治他人，不要去將他們分類或者在他們中間劃分等級，最主要的是，不要反反覆覆地重申“我們的”文化或者國家何以是第一（或者就此而言，不是第一）。對於知識分子來説，沒有那些也已有足夠的價值可做了。［6］

於此，薩義德有鑑於他當時所處世界之現實，且以他一貫的對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立場，給聖維克多的雨果的“異鄉説”以新的解釋和新的意義。與八百年前雨果生活的那個時代相比，於今日這個世界，諸如故鄉、民族／國家、世界等，從概念到實際都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如薩義德所説，“沒有人今天純粹是一個東西”（No one today is purely one thing），人們對自己的種族、民族和文化認同的劃分和構建，都是一件十分複雜和困難的事情；然而，對於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卻是各個民族、文化和社會之間的互相聯結，所以，只有超越帝國、民族和地區的劃分施加給人們的侷限，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我們這個世界才能生存下去，才會變得更好。聖維克多的雨果所説的“把整個世界當作異鄉的人是完美的”，到薩義德筆下則成了一種用來批判和取代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理想。

《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書店2016年第2版）

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人們不再需要經歷實際的流亡就能感受到失去故鄉的無奈和痛苦——不但故鄉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瞬息之間或就已經面目全非，讓人感到陌生和淡漠；而且也很少有人一生能固定地住在一個可被稱為故鄉的地方，更多的人為了生計或者生涯持續不斷地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而每一次的移動或都是一次愛和家園的失落。本來令人們魂牽夢繫的故鄉，卻早已是不折不扣的異鄉。同樣發表於1952年的L.P.Hartley的小説《送信人》（The Go-Between）劈頭來上這麼一句，“過去是一個異鄉，那裏他們不一樣地做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沒想到它卻成了不朽的至理名言。它用文學的語言告訴我們一個哲學的道理：人的記憶或者歷史都是很不可靠的，往好裏説它亦真亦假或半真半假，往壞裏説則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和建構。人們記憶中的故鄉，與Hartley所説的過去一樣，都不過是寄託心中美好的願望的地方，它們都是異鄉，它們的甜美多半是人們嚮往、想象和虛構出來的東西。所以，有着成熟心智的人們，只有超越對故鄉和過去的執着，才能客觀地認識故鄉和過去。

近日讀到童慶生先生對前述奧爾巴赫對雨果“異鄉説”的詮釋的一段評論，他説：

奧爾巴赫飽蘸着情感寫下了對這段文字的感受：“雨果的文字是寫給那些想要擺脱對世界的愛的人的，但是對於那些希望推動為世界而愛的人，也同樣適用。”“對世界之愛”和“為世界之愛”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和立場，表達了兩種不同的文學觀和人生觀，在英文譯文中以兩個介詞“of”和“for”做區分。“對世界之愛”（love of the world）中的“世界”是愛的對象，也是期望擁有或佔有的對象，這種愛雖然已經十分寬廣，但仍然受制於外部世界。“為世界而愛”（love for the world）中的世界並非愛的對象，也不是期待佔有或者擁有的對象，而是愛的理由；因為世界而愛，沒有具體物質對象的愛，無功利的愛，這是無私的博愛。只有當思想融合了深沉的道德訴求和理想，只有當我們有了超越自我——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的意願和胸懷，文學研究才有可能超越技術性的學術研究，才會具有令人怦然心動的感染力。［7］

確實，童先生的這段文字也飽蘸情感，讀來令人怦然心動。他對“對世界之愛”和“為世界之愛”這兩種不同的愛的區分和闡發，發自肺腑，閃爍着智慧和思想的光芒，這應該是屬於他自己的對雨果“異鄉説”的一種新的、精湛的洞察。

童慶生及其著作《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

然而，童先生的這段議論只是他自己的創造和發揮，它根本無法在奧爾巴赫原文中找到任何依據。他所説的對世界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愛，其意趣與雨果“異鄉説”的本意南轅北轍。不得不説，他的這段極具感染力的議論實際上是建立在他對奧爾巴赫原文的誤讀的基礎之上的。在奧爾巴赫德文原作中，它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的：“Hugo meinte das fuer den，dessen Ziel Losloesung von der Liebe zur Welt ist. Doch auch fuer einen，der die rechte Liebe zur Welt gewinnen will，ist es ein guter Weg.”它或可漢譯作：“雨果是針對那些其目的是要與對世界的愛相脱離的人而説的；不過，對一位想贏得對世界的正確的愛的人來説，它也是一條好的道路。”而這句話在薩義德的英文譯文中是這樣的：“Hugo intended these lines for one whose aim is to free himself from a love of the world. But it is a good way also for one who wishes to earn 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應該説，薩義德的英譯文與德文原文基本一致，只是德文中出現的兩處“對世界之愛”，其原文都是“Liebe zur Welt”，二者沒有差別。然在英譯文中，它們卻分別被譯成了“a love of the world”和“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即前後分別用了“of”和“for”兩 個 不同的介詞。這個差別看起來只是修辭上的變化，並不是譯者有意要藉此而對它們作意義上的改變。

其實，《知識論》中説得很明白：“那個稚嫩的靈魂把他的愛固定在了世界的某個地方；那位強大的人將他的愛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個完美的人則熄滅了他的［愛］。”奧爾巴赫的理想一定是做一位已經熄滅了對世界的愛，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完人，他希望從事世界文學研究的語文學家們都要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保持精神上的獨立和超越，並進而能夠真切和客觀地去認識它們。所以，他不可能把雨果的“異鄉説”解釋為“對世界的”或者“為世界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愛，他只是表示對“世界之愛”的脱離和超越或可算作是另一種愛的方式，是“對世界的正確的愛”。

童先生從英譯文中前後兩個介詞的變化中推演出了兩種不同的“世界之愛”，這無疑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和發揮，與奧爾巴赫和薩義德無關。童先生將文中最後一句話，即“對一位想贏得對世界的正確的愛的人來説，它也是一條好的道路”，改譯成“但是對於那些希望推動為世界而愛的人，也同樣適用”，這應該是他為了更好地迎合他的“為世界之愛”的解釋而做出的不夠精細的翻譯選擇，原文和英譯文中顯然都沒有一個可與“推動”意義相應的詞彙。不得不説，童先生對奧爾巴赫這個句子作出如此高調和獨到的詮釋，憑藉的卻僅僅是薩義德英譯文中兩個介詞的變化，完全沒有想到或該去查閲一下奧爾巴赫的德文原文，這無疑有點魯莽了。遺憾的是，語文學不到位處，過度詮釋往往就接踵而至了，此處也不算例外。

本文原刊於《文匯報<文匯學人|學林>欄目》

2019年8月23日版

註釋

［1］The Didascalicon of Hugh of ST. Victor: A Medieval Guide to the Arts，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rome Taylor，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101.

［2］Erich Auerbach，“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Weltliteratur: Festgabe für Fritz Strich zum 70.Geburtag，edited by Walter Muschg and Emil Staiger（in association with Walter Henzen），Berne: Franke Verlag，1952，p.49-50.

［3］Edward W. Said，“Return to Philology,”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57-84.

［4］Erich Auerbach，“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translated by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WINTER 1969），pp.1-17.

［5］Edward W. Said，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9，p.259.

［6］Edward W.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pp.335-336.

［7］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