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喪失金融主權教訓與中國對策_風聞

法國喪失金融主權教訓與中國對策來源： 新民週刊•作者：  逸塵 •當“專家”、“學者”們被長期洗腦之後，會對最簡單的事實視而不見，卻相信從來沒有驗證過的“先進理論”。法國在戴高樂將軍執政時經濟形勢其實非常有利，是法國曆史上有名的“光榮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期。但法國精英階層卻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反而一心要“改革”和“現代化”法國金融機構，從而通過了“1973年1月3日銀行法”；不僅終結了法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石油危機也是因素之一），而且埋下了法國鉅額國家債務的“定時炸彈”。正因如此，法國學術界和政界目前正在對這部法律進行着深刻的反思。

 

歷史往往會由於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而改變方向。1973年1月3日，法國國民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部法律：《銀行法》。當時法國媒體對此毫無興趣，甚至根本不認為這是一條值得一提的“新聞”。然而，今天這項法律則引起法國學術界和政界的激烈爭議。越來越多的專家認識到，正是這部似乎微不足道的法律，使法國國家失去了金融主權，從而導致了法國債務經濟的開端……

法國為何債台高築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法國還曾是世界最富裕和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法國今天已經被沉重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國家總債務達18703億歐元，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1.7%。人均負債高達66508歐元。法國經濟被債務拖入衰退之中，長期失業人口突破300萬。法國前總理費永為了提醒法國輿論，曾在上台伊始公開表示：

【“我是一個已經破產的國家的領導人……”】

法國怎麼會淪落至此？真的如法國主流學術界所説的是緣於“福利社會”，最終導致今天的天文國債的出現？

這完全是一種蓄意誤導，目的正是為了掩蓋法國國家金融主權易手的令人驚心動魄的事實。法國國家債務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法國在金融現代化改革的旗號下、在向英美“國際先進金融體制接軌”的口號下，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國家金融主權，從而開始走上一條債務經濟的道路，最終導致法國走到今天這一步。法國的悲劇，應該可以為正處於金融改革關鍵時期的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鑑；它提醒我們，金融主權一旦喪失，就將使國家不可挽回地走向負債和破產的不歸之路。

法國喪失國家金融主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其關鍵點是1973年1月3日通過的一部法律，史稱“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這部法律的出台，徹底改變了法國國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結構，架空了國家對金融、特別是對本國貨幣的支配權，從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失去了國家金融主權，引發了一系列影響至今的重大金融與經濟後果。迄今已積重難返。

比較法國自二戰後迄今的債務曲線即可看出，法國國家債務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上升的。1978年法國國家債務僅728億歐元，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1.2%。而從這一年開始債務急劇飆升，且再也沒有下降過，目前已經達到18703億歐元、佔國內生產總值91.7%。法國2013年國家預算中，償還債務利息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政府開支，超過高等教育和國防，成為壓在法國國家背上的一大重負。債務的重負已經使國家預算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正常的、積極的金融支持，從而導致經濟增長成為零甚至負增長。這時，國家的金融信譽級別就必然被下調，借貸利率上升，國家進入越負債、借貸利率越高、越借不到錢從而越需要借錢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嚴重衝擊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國家破產將不再是一句空談。

應該指出的是，法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債務與美國國家債務的性質還不盡相同。因為美國還能夠通過增發貨幣（即採取貨幣寬鬆政策）、將貨幣與石油掛鈎等手段來稀釋債務，並通過維持美元獨一無二的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但是歐元區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的債務危機，除了恢復經濟增長外沒有其他解決之途。儘管法國目前還能夠通過市場得以用較低的利息借到日常用款，但這一格局已不可能長期維持。債務重負已經使法國很難走出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陷阱。法國唯一的希望，是世界經濟的全面復甦，帶動法國走出債務陷阱。但從目前國際經濟形勢來看，這一期望很有可能落空，法國很有可能成為歐元區繼意、西、葡等國之後新一輪危機的爆發點。

戴高樂為什麼必須下台戰後法國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法國統治階級於1958年請回了二戰後解甲歸田的戴高樂將軍。戴高樂治國理念非常清晰，由三大部分組成：“國家、軍隊和貨幣”。而其中法國面臨問題最大的就是貨幣。當時法國處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之下，法郎幾乎不值什麼錢，國家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約9億美元，在當時是一筆鉅款。戴高樂上台後即發行“新法郎”，並立即使新法郎兑黃金貶值了17%，由此啓動新經濟計劃。

10年後，法國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包括核計劃、空間探索、開發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客機協和飛機、建立核打擊力量、發展石油開發工業等）的同時，於1969年歸還了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部債務。這時的法國經濟基本上控制在國家手中，每年170家大企業在政府的組織下制定國家和企業的發展計劃。而私人銀行，包括後來迅速擴張的羅斯柴爾德銀行規模較小，而且國家規定其20%的資金必須交給國家作為保證基金。這是法國體制的黃金時代，核心是國家掌控金融體制，主導經濟發展。真正從這一體制中獲益的是法國人民。

70年代初，法國進入黃金三十年發展期的最後幾年。當時法國經濟發展主要構築在就業和工業上。國家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領域和基礎設施，使經濟得以高速發展。與此同時，社會消費模式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法國民眾大量購買汽車、洗衣機、冰箱等耐用品，使法國國內消費強勁。到70年代末，第一波消費浪潮過去後，法國社會轉向旅遊、電影等其他消費領域，而製造業則面臨停滯。

這時，與西方其他國家一樣，法國面臨着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是注重“資本”——即加強投資和利潤分紅，還是注重“勞動”——即偏向就業與職工利益。戴高樂提出具有法國特色的“參與”原則，即由企業員工“入股”的方案，使資本與勞動、資方與勞方在企業利益上趨於一致。戴高樂治國方針本來就遭到大資本財團的仇視，因為他們的獲利空間遭到嚴格限制。而戴高樂的這一方案更是被法國上層金融財團視為一個真正的“戰爭行動”，因為這將進一步嚴重削弱資本可能獲取的豐厚利潤，於是他被視為一個必須去除的對手。

在國際上，美國剛剛使美元與黃金脱鈎，美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的貨幣，歐洲的問題”。美國在使黃金與美元脱鈎之後，又通過一系列談判使貨幣之間的兑換變成可浮動而非固定的，這樣，就為華爾街進行大規模的國際貨幣投機打開了大門。然而，法國在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相對獨立的貨幣體制和銀行系統，成為抵禦國際金融財團暗中試圖打破金融國界、促使歐洲各位建立所謂“獨立的中央銀行”、並使各國金融主權被置於國際金融勢力的監管之下的最後障礙。

與此同時，戴高樂在美國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後很快意識到，沒有黃金作為美元的支撐，手頭擁有大量美元紙幣的法國經濟與金融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因此，戴高樂將軍正式向美國提出將手頭的美元紙幣換成黃金，並公開暗示懷疑美國在濫印紙幣，導致保證美元能夠自由兑換黃金的布林頓森林體系已經名存實亡。戴高樂總統當時甚至向美國派出了數艘海軍艦艇準備運輸黃金。當時戴高樂就對政府部長阿蘭·佩雷菲特説了這樣一句今天看來是走在了歷史前面的話：

【“我們向美國付錢，讓美國來把我們買下來。”（今天用這句話來形容美中經濟關係竟有着如此強烈的現實感！）】

戴高樂將軍試圖扭轉這一局面，以及法國所採用的獨立金融體系，使美國華爾街金融財團視其為主要敵人。這為國際反戴高樂勢力通過一場“顏色革命”——即1968年5月風暴——將戴高樂逼下台埋下了伏筆。

《銀行法》改變了什麼在“1973年1月3日法”即“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通過之前，法國國家在戴高樂將軍的領導下，一直控制着國家金融主權。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國家控制的法國中央銀行印製貨幣，併為支持大型國家經濟基礎建設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核電等而發行各種長期國債，對這些涉及國家經濟和安全命脈的領域進行融資、開發。從行政結構上來説，法國國家中央銀行聽命於法國政府，也就是法國行政機構。這與英國正相反。

也就是説，在1973年之前，法國金融活動都是在法國國家中央銀行主導下進行的。其模式主要是國家向中央銀行無息或低息（利息主要是為維持中央銀行本身運行的必要支出，一般低於1%）借款，用於日常行政開支或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國債，用於建設國家急需的大型基礎設施。在這種結構下，法國和國際私人銀行體系與法國國家債務沒有直接的關係。1978年時法國國家債務也很低，僅720億歐元，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1.2%。

這樣，國際金融勢力就無法染指法國金融市場。而當一個國家沒有債務或債務很低的時候，這就等於把國際金融財團用以牟取利潤的“原材料”剝奪了。因為“債務”就是這一“原材料”。就像石油公司靠石油盈利一樣，金融財團靠債務牟利。於是，如何設法使法國從一個無債務國家變成一個債務國家，就成為60年代末國際金融財團的一個重要目標。“1973年1月3日銀行法”就是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被蓄意“製造”出來的。

這部法律的一項關鍵性條款，就是限制法國國家以幾乎等於零利率的方式向法國國家中央銀行借款；其理由是“為了限制國家無節制地借款”，因為“無節制地借款必然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問題是，這部以“反通貨膨脹”為理由的法律出台之前的1952至1973年近二十年間，法國的通貨膨脹率僅3.5%，實在看不出制定這部法律的需要。而正是在“防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藉口下，新出台的銀行法規定，“禁止國家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家“必須向私人銀行進行有息貸款”。

從這部法律伊始，法國國家的金融結構被改變了。過去，國家可以向法國中央銀行以低於1%的利率借款使用。而這部法律通過之後，就變成“法國中央銀行以1%的利率將錢借給私人銀行，而私人銀行再以4%的利率借錢給國家”。據經濟與金融學者彼埃爾-伊夫·魯傑容在其著作《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一書中的研究，這部分多出來的額外利息，就是法國今天鉅額債務的根源。正是這多支出的部分，構成法國國家債務的主體。

法國多名經濟學家、甚至包括前總理米歇爾·羅卡爾認為，如果沒有1973年通過的銀行法，法國國家預算就是每年都處於赤字狀態，法國從80年代至2010年所積累的國家債務也不會超過1940億歐元，只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也就是説，法國債務中高達13000億歐元以上是源於債務利息，也就是源於債務本身。

更為關鍵的是，由於國家不得不向私人銀行貸款，這就使國家失去了對中央銀行的實際控制權，特別是貨幣投放量的控制權。正是由於這一點，法國學者吉爾·拉沃在最近發表的《導致資本主義金融化的1973年1月3日銀行法》一文中指出，失去金融主權是今天法國揹負鉅額國債的根本原因。

誰從法國失敗中獲利目前法國國家債務的三分之二的債權掌握在法國境外的銀行手中。 “要知道誰是始作俑者，就看誰是得利者。”在法國國家公共債務問題上，首先得利者是國際私人銀行系統。私人銀行自從扮演了法國國家中央銀行和國家本身的中間人角色之後，即憑空獲得了法國國家每一筆貸款的一部分利息，而且這筆利息收入是免税的。在20家有權發行法國國債的銀行中，僅3家為法國銀行。其他包括摩根、高盛、巴克萊等國際金融大財團。本來這些銀行與法國國家債務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一法律使其憑空獲得了一大筆定期收益。

其次獲利的是向這些銀行購買法國國債的國際金融財團。國際金融財團通過向上述20家有權發行法國國債的銀行購買法國國債，實際上控制着法國的經濟命脈。在今天法國國家預算支出中，第一大項就是向這些擁有法國國家債務的金融財團支付鉅額利息。

換言之，法國在通過了這部銀行法後，其一大筆收入就被用於支付給國際金融財團和私人銀行；法國民眾的血汗錢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榨取了。而到今天為止，法國廣大民眾對此仍然一無所知。儘管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至少有四位正式候選人——包括極左翼的梅朗松、無黨派的舍米納德、右翼的龐德尼昂和極右翼的勒龐，都在他們的競選集會演講或競選綱領上提及這部法律，並不約而同地認為，正是這部法律，使法國陷入了今天的鉅額債務陷阱之中。然而這一事實卻是“政治不正確的”，因此至今法國主流學術界和媒體對此噤若寒蟬，不敢對此進行研究和探討。只有少數學術刊物如季刊《國際戰略雜誌》去年第三期發表了專文。

據調查，這部法律在法國國民議會投票時，433名議員僅2名缺席，贊成票高達388票，遠遠超過216票的絕對多數票；僅43票反對。為什麼一部實質上與法國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法律會得到如此眾多的支持呢？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法國認定美、英銀行體系是先進的、國際化的，法國應該與“美英接軌”。實際上這是國際金融財團體系通過法國國內外多重手段而打贏的一場金融戰爭。教訓應該説是非常深刻的。

教訓一：當政權中出現了國際金融財團的代理人物時，就很難防範和抵禦。“1973年1月3日銀行法”是在蓬皮杜擔任法國總統時通過並非偶然。蓬皮杜在此前曾受僱於大名鼎鼎的猶太銀行家羅斯柴爾德，擔任其銀行總裁。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兩者之間有什麼利益關聯，但問題恰恰在於很多歷史事實就是無法證明而只能進行邏輯推理才能理解的。

教訓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非常能夠蠱惑人心，使大多數人在接受謬誤時還一心以為自己把握了真理。“1973年1月3日銀行法”的法律理論基礎就是為了“限制國家無節制地借款以造成通貨膨脹”，問題在於六七十年代法國通脹幾乎可以忽略不提。這就不得不使人對這部以通脹為理由而通過的法律的動機產生懷疑。

教訓三：“與美英先進金融體制接軌”、“必須改革法國金融體制以進一步使法國融入國際社會”等美好的口號曾是當時很多法國政治家和學者們的普遍觀念。很少法國議員在投票贊成這部出賣法國國家金融主權的法律時意識到其嚴重性。他們是在半懂不懂的狀態下，在“專家們”的建議和誤導下，投票贊成這一出賣法國國家金融主權的法律的。

教訓之四：在民主體制國家，政治家大多是外行（即搞經濟的實際上不懂或半懂不懂經濟、搞財政的實際上不懂財政、搞外交的不懂國際事務的實質……），因而基本上是依賴其行政體系即秘書、專家和顧問圈子。而這一圈子大多來自同樣的學校，大致有着同樣的學歷和經歷，因而相對比較容易被幕後的利益集團所秘密控制。法國媒體曾報道，在法國衞生部長身邊擔任顧問的16名“專家”，全部在、或曾經在、或事後在法國和國際各大醫藥集團公司裏任職，領取高薪。所以法國醫藥醜聞近年來一直不斷。導致上千人死亡的減肥藥Mediator一案至今未審。

教訓之五：當“專家”、“學者”們被長期洗腦之後，會對最簡單的事實視而不見，卻相信從來沒有驗證過的“先進理論”。法國在戴高樂將軍執政時經濟形勢其實非常有利，是法國曆史上有名的“光榮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期。但法國精英階層卻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反而一心要“改革”和“現代化”法國金融機構，從而通過了“1973年1月3日銀行法”；不僅終結了法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石油危機也是因素之一），而且埋下了法國鉅額國家債務的“定時炸彈”。正因如此，法國學術界和政界目前正在對這部法律進行着深刻的反思。

我國金融改革目前也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必須警惕的是，在西方國家已經被證明是危險且有害、並造成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國際金融體制，不應成為我們“向國際接軌”的參考系數。借法國喪失金融主權的慘痛經驗教訓之“他山之石”，是否能夠為我們“攻玉”提供一些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