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的旗幟下：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貴族_風聞

1907年，奧匈帝國的赫爾米尼婭·伊莎貝拉·瑪麗亞·福利奧·德·克蘭納維爾伯爵小姐（Hermynia Isabelle Maria Gräfin Folliot de Crenneville，1883—1951）出於對愛情的追求，不顧父母的反對，嫁給了英俊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地主維克多·馮·祖·米倫（Viktor von Zur Mühlen，1879—1950）。赫爾米尼婭的姓氏“福利奧·德·克蘭納維爾”是法語，她們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流亡到奧地利的法國貴族的後代。這位自幼愛讀書、有見識、懂得多種語言、有極好的文化修養的維也納大家閨秀對新婚丈夫的家鄉愛沙尼亞（當時在俄羅斯帝國統治下）充滿了憧憬。

赫爾米尼婭肖像

然而到了夫家，等待她的就只有失望。維克多的整個莊園只有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色情文學。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貴族顯然不像奧地利貴族那樣重視文化。而且俄國的書報審查極為嚴酷，進口的報紙和雜誌上會有大段大段的內容被審查員塗黑。赫爾米尼婭從孃家寄的百科全書在經過俄國海關時，裏面關於俄國曆史的章節被全部塗黑。無書可讀的赫爾米尼婭只得去較大的城市多爾帕特（塔爾圖），在那裏購買了大量書籍並訂閲雜誌。回家之後，她遭到婆婆的質問：“你要這麼多書幹什麼？好的主婦要照料全家，怎麼會有時間讀書？”赫爾米尼婭的生活方式，比如每天洗兩次澡和穿彩色衣服，也引起公婆的不滿。婆婆訓斥道：“你已經是結了婚的女人了，穿黑色就行了！”在丈夫和公婆眼中，赫爾米尼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婚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沒有懷孕，婆婆就責怪她騎馬太多、洗澡太多。

赫爾米尼婭發現，身為地主的愛沙尼亞德意志貴族與愛沙尼亞農民的關係極其緊張。農民仇視這些高高在上的異族地主老爺。維克多給了她一支左輪手槍，讓她獨自散步的時候帶着，以防萬一。德意志貴族根本不把愛沙尼亞農民當人看。她的丈夫經常用木棍毆打農民。有一次，一名農民膽敢唱革命歌曲《馬賽曲》，維克多把他打得半死。赫爾米尼婭氣憤地跑到琴旁，彈了整整一天的《馬賽曲》。她同情貧苦的農民，為他們送醫送藥。維克多隻對兩件事情感興趣，那就是莊園和打獵。有一次他外出打獵，赫爾米尼婭允許農民從莊園穀倉偷走了很多東西，希望這樣能稍稍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被迫生活在文化沙漠和緊張的階級關係之中，赫爾米尼婭和維克多曾經的愛情很快消失，互相之間越來越無話可説。他們在政治上一個左，一個右，訂閲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郵件送抵時，他們用火鉗子拿着對方的報紙，免得污了自己的手。這樣的婚姻當然維持不下去。赫爾米尼婭患上肺結核，在瑞士養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就沒有回去。俄國爆發革命後，她正式與維克多離婚。1919年，她來到德國，加入共產黨，靠翻譯英文和法文小説為生，包括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全部作品。她自己也創作了很多小説，其中不少成為暢銷書。1933年納粹在德國上台，她發表了譴責新政權的公開信，然後流亡英國，生活悽苦，1951年在赫特福德郡默默無聞地去世。

而維克多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組織反共的民兵武裝，後來加入納粹黨，1950年去世。[1]到那個時候，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的世界已經徹底毀滅。赫爾米尼婭在作品裏描繪了自己在那個世界裏的不幸生活，也描摹了那個已經逝去的令人窒息的天地。

那麼，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這個説德語、信奉新教、屬於德意志文化一份子卻服從帝俄統治的貴族羣體，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滅亡的呢？

源起

12至13世紀，德意志十字軍和商人開始往波羅的海東岸的立窩尼亞地區（主要是今天的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擴張和殖民。這是所謂“東擴運動”的一部分。當時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多為波羅的海和芬蘭語系民族）還是不信基督教的異教徒。在教宗支持下，德意志十字軍攻擊這些異教徒，征服了這片土地。這就是所謂的“北方十字軍東征”。波蘭人等基督教民族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十字軍東征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16世紀立窩尼亞的貴族（上）和市民（下）

德意志人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歷史與條頓騎士團的歷史有很多交叉和重疊。主要由德意志人組成的條頓騎士團及其分支立窩尼亞騎士團成為當地的一支重要勢力，建立了騎士團國家，不斷與波蘭王國發生衝突。同時還有里加大主教區、漢薩城市但澤等主要由德意志人領導的政權，它們時常與條頓騎士團國家發生摩擦。條頓騎士團國家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之戰（或稱格倫瓦德之戰）中慘敗於波蘭王國，開始衰敗。後來騎士團屬下的許多市民和世俗貴族（多為德意志人）起來挑戰騎士團的統治，發生內戰，甚至與波蘭人結盟，最終導致條頓騎士團一蹶不振，後來世俗化成為普魯士公國，臣服於波蘭王國。而在騎士團國家內戰中發揮作用的許多僱傭兵，後來在當地紮根，其中有些人的後代就是近代普魯士的容克貴族。

1260年的波羅的海地區

德意志人在波羅的海地區逐漸取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導地位，成為精英和統治階級，但人口始終不超過總人口的10%。[2]1881年，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有18萬人，1914年為16.2萬人。他們統治着非德裔的原住民。該地區的大部分主要城市，比如里加、烈韋裏（塔林）、多爾帕特（塔爾圖）、米陶（葉爾加瓦）都是德意志人建立的。這些城市與漢薩同盟合作，從事海上貿易。在德意志貴族的莊園裏，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農奴為其勞作。農奴的權利和自由極少。農奴制一直到19世紀初才廢除，不過比俄國本土廢除農奴制還是早半個世紀。[3]

最早在波羅的海地區定居的德意志貴族是與條頓騎士團、立窩尼亞騎士團等一起開展“北方十字軍東征”的軍事征服者，也有一些是後來從威斯特法倫等地遷徙到波羅的海地區的，如蘭姆斯多夫（Lambsdorff）伯爵家族[4]。

愛沙尼亞的一座典型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地主莊園

為沙皇效力

16和17世紀，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常為波蘭、瑞典和俄國君主效力。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往往是勇敢強悍的武士，並且熟悉當地的條件、傳統和語言，所以任何想要控制和管理這些地區的人都需要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的合作。[5]

18世紀，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被俄國吞併，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成為沙皇的臣民，但享有高度自治權。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組成了四個封建色彩濃厚的騎士法團（Ritterschaft）：立窩尼亞法團、愛沙尼亞法團、庫爾蘭法團和厄澤爾（Ösel，今天的薩雷馬島，屬於愛沙尼亞）法團。這些騎士法團在1890年之前享有很高程度的司法權、教會與學校管理權和收税權。[6]

許多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的貴族身份是俄國沙皇授予的（在1806年之前一般還需要神聖羅馬皇帝正式認可）。在19世紀有很多市民階層出身的職業人士，比如醫生和學者，也獲得沙皇的冊封。根據葉卡捷琳娜大帝（她本身也是德意志人）的旨意，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可以用Baron（男爵）這個詞作為正式頭銜，而不是德意志貴族一般用的Freiherr。[7]

很多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在俄國攀升到高位，比如米哈伊爾·巴克萊·德·託利（MichaelAndreas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是拿破崙戰爭時期的俄國陸軍元帥，一度擔任俄軍總司令。[8]利芬家族也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名門望族，出了很多為俄國效力的將領和外交官。夏洛特·馮·利芬（Charlotte

vonLieven，1743—1828）是俄國宮廷總管，是保羅沙皇的兒子們（包括後來的尼古拉一世沙皇）的保姆和教師。她的兒子卡爾是俄軍將領和教育大臣；另一個兒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俄國將軍，曾陪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參加奧斯特里茨戰役，還當過陸軍大臣和俄國駐英大使。

米哈伊爾•巴克萊•德•託利元帥

夏洛特•馮•利芬

卡爾•馮•利芬

克里斯托弗•馮•利芬

德國首相剋洛德維希·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侯爵（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的兒子亞歷山大説，俄國曆代沙皇最忠誠和最愛國的臣子與僕人，就是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而霍恩洛厄侯爵的妻子就是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並且是俄國陸軍元帥彼得·維特根施泰因侯爵（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拿破崙戰爭時期的名將）的孫女。透過這層關係，霍恩洛厄首相在俄國也是一位大地主。[9]

彼得•維特根施泰因侯爵

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和小團體，主要在內部通婚。1860年至1914年，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的2060門婚姻中有58%是在其內部解決的，20%是和非貴族的本地人結婚，22%是和俄國女人結婚。像維克多·馮·祖·米倫這樣與外國女人結婚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非常罕見。[10]

1914年，愛沙尼亞的德意志貴族擁有整個愛沙尼亞行省土地的58%。不過和德國與奧地利的情況類似，到了這個歷史階段，很多貴族無法適應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新時代，無力維持自己的莊園運轉，不得不將土地賣給資產階級人士。到1902年，401座愛沙尼亞德意志貴族莊園中有79座被賣給了平民。也有一些貴族地主想方設法適應新時代，繼續從事農業。他們進口化肥，改革傳統的耕作方式，從事林業和畜牧業，並開始使用現代化的農業機器。在1914年之前的三十年裏，愛沙尼亞、立窩尼亞和庫爾蘭的農業生產增加了20%到30%，不過這需要貴族給自己的莊園大量投資，而這是很多貴族無力承擔的。出身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家庭的地質學家亞歷山大·馮·凱澤林伯爵（Alexander von Keyserling，1815—1891）説：“在愛沙尼亞當地主很難，因為發不了財。”[11]

從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9世紀中葉，長期受壓迫的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人開始覺醒，出現了自己的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地主開始受到挑戰。地主維克多·馮·祖·米倫與農民的緊張關係就是一個例子。

並且這個時代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仍然維持着濃郁的封建色彩，頑固地保衞自己的封建權利和特權，不肯接受俄羅斯帝國政府施加的改革。直到19世紀90年代，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古老的司法權才被取消，亞歷山大二世沙皇在1864年推行改革並設立的法庭才在這些地區取代了德意志貴族的莊園法庭。俄羅斯帝國政府對波羅的海地區推行俄羅斯化，但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不理睬帝國政府的措施，固守自己的德語、德意志文化和新教信仰。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壓迫當地民眾，拒絕與其分享權力。那麼他們遭到當地人的仇視就不足為奇了。

1905年，俄國爆發革命，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非常激烈的波羅的海地區也爆發了農民起義。德意志地主的莊園遭到攻擊和縱火，一些德意志人被殺。庫爾蘭和愛沙尼亞有184座莊園被燒，90名德意志貴族地主被殺。[12]隨後德意志貴族和軍官與俄國政府軍聯手，殘酷地鎮壓了暴動農民，還計劃把2萬德裔農民移民到庫爾蘭。[13]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左右為難。帝俄政府視他們為潛在威脅和第五縱隊，關閉了德語學校，並命令德裔人民遷往俄國內陸。而如果他們忠於俄國，德國又視他們為叛徒和民族罪人。

1915年，德軍佔領了庫爾蘭。1918年3月《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之後，蘇俄退出戰爭，德國又佔領了波羅的海沿岸的剩餘地區。德國政府打算在戰後將大批退伍軍人安置到庫爾蘭。1918年1月，立窩尼亞和愛沙尼亞的德意志貴族向蘇俄代表宣佈，他們要脱離俄國。春季，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宣佈建立獨立的庫爾蘭與塞姆加侖公國（Herzogtum Kurland und Semgallen），並計劃向威廉二世獻上這個公國，與普魯士王國合併。德國政府打算建立一個“聯合波羅的海公國”，由梅克倫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當波羅的海公爵。但是由於德國戰敗，這個計劃化為泡影。

蘇俄內戰

十月革命之後，俄國貴族遭到布爾什維克黨鎮壓，留在蘇俄境內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也屬於“階級敵人”。200位來自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被蘇俄軍隊逮捕並押送到西伯利亞。不過列寧（自己也是貴族出身）希望與德國議和，所以保護了這批囚犯。在《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德國政府得到了蘇俄的配合，於是這批在押的貴族得到釋放。[14]

在戰後的新格局裏，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相繼從俄國獨立。在抵抗布爾什維克黨的戰鬥中，大批德意志貴族組成志願軍和民兵隊伍，與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民族主義者有合作關係，但也常和他們發生衝突。民族衝突和意識形態衝突混合在一起，難解難分。德意志地主的莊園常常遭到當地民族主義者或共產黨的襲擊。

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獨立之後都實施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而大多數地主都是德意志人。這直接導致很多德意志貴族破產。大批德意志人逃往德國。德意志貴族在波羅的海差不多八百年的主宰結束了。仍然留在波羅的海國家的德意志人作為少數民族，往往受到種種限制，比如不能擔任公職、德語學校受管制等。1920年，四個騎士法團失去了曾經的政治權力，僅僅是民間社團。

在蘇俄內戰期間，很多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站在白軍那邊，反對布爾什維克黨，比如曾幫助外蒙獨立的“瘋男爵”羅曼·馮·温甘倫-施特恩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和“黑男爵”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弗蘭格爾（Pjotr Nikolajewitsch Wrangel，1878—1928）將軍。弗蘭格爾是白軍的主要將領之一，而且與很多白軍將領不同的是，他不容忍士兵欺壓平民或者劫掠財物。[15]温甘倫的地位比弗蘭格爾低，但或許更有傳奇色彩。

白軍將領弗蘭格爾男爵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信奉君權神授的沙俄軍官温甘倫與紅色政權勢不兩立，於是成為白軍將領，但又不服從反共力量領導人高爾察克，所以温甘倫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此時俄國天下大亂，形形色色的武裝力量多如牛毛。温甘倫組建了所謂亞洲騎兵師，兵員據説有十六個民族，包括俄國人、布里亞特人、蒙古人、華人、滿族人、西藏人、波蘭人和日本人。憑藉這支力量，温甘倫在俄國遠東地區開闢了自己的地盤，與紅軍對抗，同時實施白色恐怖統治。他的敵人稱他為“瘋男爵”。温甘倫的最著名行動是以1500人的亞洲騎兵師打敗中國軍隊，奪取了外蒙古，並幫助外蒙的宗教和世俗領袖活佛博克多汗於1921年2月恢復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冊封俄羅斯帝國陸軍中將温甘倫男爵為親王。温甘倫成為外蒙的實際掌權者，大肆迫害和殺戮猶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很多蒙古人相信他是藏傳佛教中戰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傳説他的長遠計劃是以亞洲為基地，藉助馬背民族的力量恢復羅曼諾夫皇朝在俄國的統治。

青年温甘倫男爵

童年温甘倫

童年温甘倫

温甘倫男爵，1921年，身穿蒙古傳統服飾

温甘倫男爵家族的紋章

然而這個幻夢註定要破滅，1921年9月，擁有飛機大炮和裝甲車的蘇俄紅軍打敗温甘倫的薄弱騎兵隊伍，温甘倫本人被俘，遭到審判和槍決。他的死訊傳到蒙古，博克多汗命令在全國的喇嘛寺為温甘倫舉辦悼念儀式。[16]

背井離鄉

1940年6月，根據《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被蘇聯吞併。在此之前，幾乎全部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約18萬人）被第三帝國安置到德佔波蘭領土。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也“迴歸”德國。

1939年，波羅的海德意志移民在什切青下船

1939年，納粹遷徙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計劃

波羅的海德意志移民佔據被驅逐的波蘭人的房屋

納粹為波羅的海德意志移民新建的村莊，在波蘭境內

1945年，大多數波羅的海德意志人被蘇聯軍隊驅逐，定居到新的德國邊界內。在逃亡過程中，發生了大量人道悲劇。1945年1月30日，運載難民（包括大量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和傷兵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郵輪（Wilhelm

Gustloff）被蘇軍潛艇擊沉，估計有5000—9000人遇難，是“泰坦尼克”號死亡人數的好幾倍。這是歷史上遇難人數最多的海難。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的小説《蟹行》（Im Krebsgang）記述了這起悲慘事件。

“威廉•古斯特洛夫”號，1939年

在港口等待上船去德國的波羅的海德意志兒童，1939年

在蘇聯統治時代，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留下的文化遺蹟幾乎被消滅殆盡。今天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生活在世界各地，其中很多生活在芬蘭、瑞典，但大多數生活在德國。1949年之後，他們組建了“波羅的海騎士法團聯盟”（Verband derBaltischen Ritterschaften），它後來參加了“德國貴族社團聯合會”（VdDA）。

1991年，愛沙尼亞獨立之後，德國的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協會向愛沙尼亞總統寫信，宣佈他們都不會尋求收回曾在愛沙尼亞擁有的土地。第一任德國駐愛沙尼亞大使和駐拉脱維亞大使都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後裔，這也增進了德國與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的和解。

《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紋章集》，1882年

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旗幟

參考文獻

[1] Evans, Richard. J. The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4-8.

[2]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Baltic-states

[3]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東普魯士和立陶宛的德意志人，雖然文化上與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相似，但不能算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因為他們生活的地區是普魯士王國的一部分。

[4]該家族有很多成員是俄國或德國的將領和高官。比較晚近的成員奧托·蘭姆斯多夫伯爵（1926—2009）曾任西德經濟部長。

[5] Urban, Wlliam. The Teutonic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Frontline Books, 2011. P. 271.

[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293.

[7] Ibid., S.294. 德意志男爵的正式頭銜是Freiherr，而Baron只是日常的稱呼。

[8]不過他也有蘇格蘭血統。

[9]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293-4.

[10] Evans, Richard. J. The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6.

[11] Evans, Richard. J. The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6-7.

[12] Evans, Richard. J. The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8.

[13] http://www.myvolyn.de/wolhynien-spezial/wolhynier-im-baltikum.html

[1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294.

[15] Lincoln, W. Bruce. Red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89. P.430.

[16] Palmer, James. The BloodyWhite Baron: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Russian Nobleman Who Became the LastKhan of Mongolia. New York: Basic Books, P.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