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民調與預測丨民調能否導向正確的預測？如何解釋大選中的政治黑馬？_風聞

首發於：超級預測

導語：民調又稱民意調查、民意測驗或輿論調查(Poll/Opinion Poll/Public Opinion Poll)，是一種瞭解公眾對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政策的意見和態度，由專業民調公司、媒體或是政府單位進行的調查方法，其目的在於通過網路、電話、或書面等媒介對大量樣本的問卷調查抽樣，來嘗試在統計學上較為客觀、精確地推論社會輿論或民意動向。

民調是什麼，它從何處來，要往哪裏去？

**第一個問題：**簡而言之，民調是對公眾意見的社會調查。

作用為何？衡量選民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的態度；反映選民所持的價值觀和他們對熱點問題的看法；揭示政治羣體最深層的想法、感受、偏見、價值觀和習性。

**意義何在？代表民意。**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之所以對每個重大議題做民意調查，是因為民調是民主的必備要素，我們需要無時無刻都知道民眾的意志，因為這樣可以將政治還諸於民。

“文學文摘的投票開始了！”

1936年的這次民意調查導致了該雜誌最終的破產

**第二個問題：**1824年美國大選中，哈里斯堡賓州人報(The Harrisburg Pennsylvanian)詢問行人是否給候選人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或傑克遜(Andrew Jackson)投票，成為民調濫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民意調查機構數量大幅度增加。

**第三個問題：**隨著時代演進，生活型態轉變，依靠撥打住宅電話的抽樣方式涵蓋率縮小且拒訪率上升，導致民調較難接觸到年輕族羣意見。未來將會採用移動電話與社交媒體的多元調查方法，旨在涵蓋更多民眾，提高民調的準確率。

大選、民調與預測：

以“黑馬王子”特朗普為例

1936年美國大選，喬治·蓋洛普成立民意調查所，與“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此前成功預測了1916年、1920年、1924年、1928年與1932年的選舉結果)同時預測選舉結果——蓋洛普成功，文學文摘預測失敗。事後，蓋洛普宣稱文學文摘數千萬份的龐大讀者樣本預測失敗原因在於：其讀者偏向高收入民眾，以及對羅斯福政策高度不滿的民眾。

大選前的民調能説明什麼？

它是否能預測最終的結果結果，或僅僅只是一時的政治晴雨表？

自1936年起，民調就已經是政治預測中重要的一部分。民調，尤其是早期民調所體現的是：一個特定時期的主導議題是哪些？這些主要議題會不會改變？是否必須予以作出反應？此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眾的整體情緒：他們是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還是認為局勢的發展已經偏離了正軌？這些指數極其重要。民調只不過是將候選人的見聞和選民的直覺科學地數據化了而已。

民調探究的並不是某種單一的感受，也不是選民對那些他們可能並不理解的問題的一時性看法。好的民調會盡力顯示特定問題所體現的選民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以上是理想中的民調，在現實中，民調與基於民調的政治預測與最終結果之間經常會出現落差。

比如2016年在美國大選中脱穎而出的黑馬王子：特朗普。一般來説，在大選投票結束不久，通常有民調機構或媒體在投票站出口對投票者進行調查，大多數出口民調與最終選舉結果吻合。出口民調也因其時效性和準確度獲得各大媒體青睞。但是，彼時的出口民調也輸給了特朗普這匹純種黑馬。

分析師納特·西爾弗(Nate Silver)曾在畢馬威(KPMG)擔任過經濟顧問。2004年，他在離職後靠打撲克賺了40萬美元，在一家棒球網站Baseball Prospectus做了幾年合夥人。期間他創建了PECOTA預測系統，評估球員未來表現和交易價值。再後來，西爾弗創辦了政治預測網站FiveThirtyEight。因為該網站對2008年美國大選做出的一系列預測，有關大選的預測開始受到大眾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 年，FiveThirtyEight還只是個個人博客。

2016年，FiveThirtyEight已經積累了兩次大選經驗，團隊擴張到數十人。彼時，它預測希拉里勝選的幾率為81.5%，特朗普僅為18.4%。在開票當天，紐約時報最初的預測依然給予希拉里90%以上的高估值。但是當希拉里試圖攜民調一路高歌時，卻受到開票結果的無情打擊。“黑馬王子”特朗普當選，美國和世界跌破眼鏡，選前紛紛預測希拉里會輕鬆當選的美國主流媒體和民調界傻眼——自1948年大選之後六十多年，美國民調屆從未有如此嚴重的失誤。

西爾弗的暢銷書《信號與噪音》

**2016年的美國大選對政治學的震撼，與2008年經濟危機對經濟學的震撼如出一轍。**為什麼所有的預測都錯了？這可能得怪預測模型依賴的民調。**在複雜的預測模型背後，其實就是每天新聞裏播報的民調結果，不同預測機構只是採用不同方法把民調結果加權綜合，最後得出自己的預測。所以如果民調出大錯，預測也一定跟着錯。**西爾弗過去兩屆大選對美國100個州的預測只錯了一個（2008年，印第安納州），而這一屆他錯了六個。

但如果我們把本次大選當作一個觀察指標的話，我們可以挖掘到更多的信息：美國的中產階級由於數量萎縮已經大大削弱了穩定社會的功能。而特朗普勝選很可能意味着美國曆史上的一個新的分水嶺：未來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分歧將更加嚴重，社會不同階層的割裂也將更加難以彌合，不同黨派的政策主張也可能更加傾向於極端化。

最近幾年來，各地選舉民調層出不窮地出現不準確現象，除了特朗普的當選，還有英國的脱歐等等。

大選民調為何難以做到精準？

根據民調機構YouGov的分析模型，英國首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料將在12月12日的大選中贏得議會多數席位，比其他政黨總和多68席。據Kantar民調稱，英國保守黨支持率領先幅度降至11個百分點。另一家民調機構Savanta ComRes於當地時間27日為英國《每日電訊報》進行的民調顯示，在12月12日大選之前，英國首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相對反對黨工黨的領先優勢已下降至七個百分點，自上週末以來，保守黨的支持率下降了一個百分點，至41%，而工黨的支持率上升了兩個百分點，至34%。

民調眾多。民意難測。

彼時，英國議會下院終以438票支持、20票反對，高票通過了在12月12日舉行大選的法案，使原定於2020年的大選提前到了2019年聖誕節前。英國迎來近百年來首次在聖誕月舉行的議會大選。12月的議會大選稱為英國自1923年以來結果最難預料的選舉之一：漫長的脱歐讓選民感到疲憊與憤怒、侵蝕了選民對保守黨和工黨的信任；貧富議題、黨內分歧更添變數；甚至12月較差的天氣狀況也可能使得選民投票率比平時低得多。

12月12日的議會大選是一次“歷史性”的大選。其歷史性重要意義在於，兩大黨代表的兩條道路的選擇，不但是自二戰以來最涇渭分明的，而且一旦踏上了選擇的道路，其影響難以預估，且必定影響今後幾代人。然而，兩大黨的領導人，也就是英國的下一任首相人選，則與這個“歷史性抉擇”大不相稱。

據BBC稱，英國普通選民的無奈與憤懣，可以用兩組英文字母生動的表達，ABB與ABC： “任何人除了鮑里斯（約翰遜）”與“任何人除了科爾賓”(Anyone But Borises versus the Anyone But Corbyns)。兩黨上週相繼發表的競選綱領也使得兩人被BBC分別稱為“騙子”與“瘋子”。無奈的選民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不是對其中之一“愛得更深”，而是對另一個人“恨得更切”。這種無奈也可能轉化為放棄投票或投抗議票（把票投給沒有獲勝可能的候選人）。

其實，預測美國大選和此次實質上是二次公投的聖誕月議會大選，其最大難題在於樣本太小。實驗可以重複多次，但此類社會事件不常發生。現在普遍運用的預測模型完全依賴民調，而美國大選民調從2000年以後才開始比較靠譜，考慮到大選4年一次，所以樣本容量為4。如果把條件放寬，最多可以找到1972年的數據，樣本容量為11。至於脱歐以及此次聖誕月議會大選，則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1936年大選，《文學文摘》預測共和黨候選人阿爾夫· 蘭登(Alf Landon)會戰勝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當選總統，結果羅斯福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1948年美國大選，蓋洛普和多數民調機構預測，杜威(Thomas Dewey)會擊敗杜魯門((Harry Truman))，結果是杜魯門勝了；2000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對戰戈爾(Al Gore)，蓋洛普的民調產生過大幅波動，最終結果也不符；2012年奧巴馬(Barack Obama)對戰羅姆尼(Mitt Romney)時，也出現了失誤。

也難怪最近韓國瑜會説出得“民心得天下，得民調得痔瘡”這樣的論斷。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25日公佈的民調——如果明天就投票，有55.2%的選民會投給蔡英文與賴清德組成的“蔡賴配”，26.3%投給國民黨韓國瑜和張善政組成的“韓張配”，僅7.6%投給親民黨宋楚瑜和餘湘組成的“宋餘配”。藍綠差距28.9個百分點，選情呈現一面倒狀況，這也是台灣自1996年首次大選以來，主要候選人之間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去年11月24日的“九合一”選舉後，民進黨上下一片狼籍，哀鴻遍野。兩岸輿論包括一些頗具影響與地位的專家大咖，幾乎一致判定民進黨已從一年後的大選中提前出局。但蔡元氣逐漸恢復，並於6月13日以領先賴清德8%的結果勝出初選。而在不久前，新黨副主席李勝峯斷言，如無特殊狀況，蔡將領先200萬票從大選中勝出。在這一年時間裏，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蔡韓對比民調出現如此大的變化？

“蔡賴配”之所以近幾月氣勢全面壓過國民黨，其中必不可少中間民眾包括年輕選民發生結構性轉向。2018年，韓在高雄以明顯優勢勝出，也主要是由於中間和年輕一代對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厭倦，以及對改變的期待。但韓上任不久就參選大位等因素，加上民進黨所謂“改革”的影響，很多人的想法與選擇發生變化，這部分加總上去，當然造成藍綠民調的較大差別。

藍營內部的整合工作依然在繼續，韓的支持度上升至40%，而當民調出現攀升趨勢之時，眾多的觀望者自然會靠過來，而面對巨大的政治利益，藍營內部的整合也會加速推進，從而助推韓的選情。這其實是一種雙向的動態互動過程。與此同時，蔡的支持度則自7月來首次出現下滑，跌至50%以下。

台灣將成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地區

這對民進黨擴大年輕一代的認同支持無疑具有廣泛的作用

雖然台灣大選民調的變化與眾所周知大國之間、國家與某地區之間的矛盾在時間上是相合的。但假設現在情形搬回2008年，當民進黨因陳水扁被打得人神共憤、奄奄一息時，是否能因目前這樣的外部環境而成功脱身並實現逆轉？ 答案恐怕是不能。這時，我們不妨温習一下《矛盾論》中著名的論斷——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事物的變化發展，主要是由事物的內部矛盾引起的，事物內部矛盾的雙方既相互依賴又相互鬥爭，由此使矛盾雙方的力量和地位發生變化，推動着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決定着事物發展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雲猜再舉一例：西班牙在11月10日迎來了過去4年中的第4次議會選舉，也是今年以來第2次議會選舉。最新民調顯示，執政的左翼黨派工人社會黨仍將獲得相對多數選票和議會席位。但受加泰羅尼亞局勢影響，極右翼政黨呼聲黨的支持率可能將大幅提升。大選的難以預測性為觀察者們提供了一個合理化想象的空間，但究其根本，這個空間的基底是由社會的基本面和大結構決定的。這又回到了雲猜一開始所説的，民調只不過是將候選人的見聞和選民的直覺科學地數據化了而已，所以偏差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