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七至滿剌加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社會科學網

**馬六甲海峽，又譯作麻六甲海峽（英語：****Strait of Malacca；****馬來語：****Selat Melaka），是世界著名海峽之一。****儘管這一海峽有着悠久的歷史，但長期以來卻名不見經傳。****國際上習慣以馬六甲稱呼該海峽，是因該海峽得名於著名國際貿易港口馬六甲（Melaka，Malacca），即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首府馬六甲市。****馬六甲是滿剌加的音譯，由滿剌加衍變而來，是該海峽專稱。****馬六甲海峽聞名於世，始自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的興起，其興起後逐漸成為重要國際貿易港口城市。****馬六甲海峽崛起與滿剌加王國興起密不可分，滿剌加王國興起與鄭和七下西洋有着緊密關聯，然而，長期以來，存在鄭和七次下西洋只有五次至滿剌加之説。****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外牆壁畫上繪有中國海船，船幡上大寫“鄭”字，旁邊標明“1409”。****這明顯是指鄭和第三次下西洋途中，於1409年到達滿剌加。****鄭和七下西洋究竟幾次到達滿剌加？****這是理解鄭和與滿剌加王國關係的關鍵問題，明代史料記載多有缺失，使得疑點重重，迄今沒有得到全面的考察與辨析。****問題的關鍵點在於，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否有可能作為正使到滿剌加齎詔賜印、封王建碑呢？**茲就此再做全面稽考。

時間上存在可能性

**從時間上分析，存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往滿剌加齎詔封王的可能性。****明朝洪武年間，明朝對外交往的30個國家中沒有滿剌加國。****滿剌加首次見於中國史籍記載，是在永樂元年（1403）十月，當時永樂帝派遣內官尹慶“齎詔往諭滿剌加、柯枝諸國。****賜其國王羅銷金帳幔及傘,並金織文綺、彩絹有差”（《明太宗實錄》卷二三）。****永樂三年九月，滿剌加酋長拜裏迷蘇剌（Parameswara）遣使隨尹慶至明朝。**拜裏迷蘇剌當時是以酋長身份遣使，而明朝隨後將之“封為國王，給以印綬”，並因其國使臣之請，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永樂帝還親制了碑文（《明太宗實錄》卷四六；《正德大明會典》卷九八）。明朝與滿剌加關係的建立是由尹慶完成的，然而我們注意到尹慶並非前往滿剌加國齎詔封王之人，那麼何人為第一次齎詔往封滿剌加國王之人成為問題的關鍵。

**再看鄭和下西洋，中外學者一般認為，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沒有與滿剌加發生直接關係的原因是在時間上不相符。****《明實錄》記載永樂三年六月皇帝下詔派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這似乎與九月以後滿剌加封王之事缺乏聯繫，但考慮到下詔之日與出發之時是有一段時間距離的，鄭和前往滿剌加為其酋長封王還是有可能的。**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發時間史載闕如，但依據《明實錄》，宣德五年（1430）六月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頒詔之日也在六月，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頒詔月份相同，而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出發的時間，卻是在“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實際上已是次年初（《明宣宗實錄》卷六七；祝允明：《前聞記》）。以此推論，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完全可能具有相同的時間表，也就不存在他與滿剌加國使臣擦肩而過的問題。明代文獻中沒有滿剌加首次來華使臣回國的記錄，派遣何人送之歸國也不得而知，他們有可能是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隊回國的，存在着由鄭和作為正使，在其第一次下西洋時齎詔賜印，建碑封城於滿剌加的可能性。

航海規律上具有必然性

**按照古代季風洋流的航海規律，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存在必然性。****鄭和下西洋航線的走向無疑受到季風洋流的影響。****據馬歡《瀛涯勝覽·滿剌加國》記載，鄭和下西洋的航線，第一站在占城，“自占城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龍牙門，入門往西南行二日可到。****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可見先到龍牙門再到五嶼，便到了滿剌加。龍牙門即今新加坡南岸偏西海峽的石嚦門（Selat Panikam），今名克佩爾港（Keppel Harbour），因其西口兩岸有山挺立如龍牙，故有此稱（馬歡著，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馬六甲海峽扼東西交通要道，是印度洋和南中國海與爪哇海的季候風交叉點，在帆船時代，季風洋流起着不可估量的動力作用。****在印度洋上，冬季盛行來自亞洲大陸的東北信風，夏季盛行由印度洋吹向大陸的西南季風，形成了北印度洋所特有的“季風環流”。**15世紀初，鄭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在冬季出發，並在夏季返航，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季風洋流的規律。滿剌加是船隊候風啓航回返中國的地點，因此鄭和在滿剌加建立官廠，聚積貨物，待風順集合回國，後來滿剌加繁盛一方的奧秘也即在此。根據明人祝允明《前聞記》記載的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詳細航程，按照季風洋流的規律，下西洋往返都必經滿剌加，並在滿剌加有停留時間。因此鄭和七下西洋七次到達滿剌加具有必然性。

記載中可見確定性

依據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確定其經過舊港到達了滿剌加，而且我們找到了明代文獻中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從滿剌加歸國的記載。

**中國從南海到印度洋，必經馬六甲海峽地區，在鄭和等親立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文中，明確第一次下西洋目的地是古裏。第一次下西洋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舊港生擒陳祖義，其航行路線是先到舊港，接着就到滿剌加，有《瀛涯勝覽紀行詩》為證：“闍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齊過臨五嶼”（馬歡著，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當時依古名三佛齊存在的是舊港國，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記載：“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起程，順風八晝夜至此”（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中華書局1954年版）。馬歡《舊港國》：“舊港國，即古名三佛齊國是也。番名浡淋邦，屬爪哇國所轄。東接爪哇界，西抵滿剌加國界”（馬歡著，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即今之巨港（Palembang）。按照地理位置，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舊港生擒海盜陳祖義之後，經舊港到滿剌加是順理成章的。最重要的是，雖然《明實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都沒有記載第一次下西洋前往滿剌加，但是在永樂五年九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歸國時，《明實錄》記有“時太監鄭和使古裏、滿剌加諸番國還”，這無疑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的確切記載（《明太宗實錄》卷七六）。

**這裏需要特別説明的是，滿剌加所在海峽地區的海盜問題由來已久。****15世紀以前的馬六甲海峽，不僅名不見經傳，而且是海上的危險地帶。**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了15世紀以前馬六甲海峽的狀況，主要是在《龍牙門》的記載之中，“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舟二三百隻必然來迎，敵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為所戮，貨為所有，則人死繫於頃刻之間也”（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龍牙門，即今新加坡海峽口，是進入馬六甲海峽的通道。由此可見，當時的馬六甲海峽是海盜出沒之地，是名副其實的海上危險地帶。海盜活動是影響航運安全的一大因素。元末馬六甲海峽地區海盜活動頻繁增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經過馬六甲海峽地區，就開始了整治海盜的活動，生擒了海盜陳祖義，為馬六甲海峽掃清了海上的障礙。從此，馬六甲海峽地區對海盜活動開始建立起應對機制，有利於馬六甲海峽地區的海道暢通，也有利於滿剌加王國發展環境的形成。

史料歧義導致舊説流行

**以上從可能性、必然性和確定性進行了分析，最後讓我們探討為什麼會有“鄭和五次駐節滿剌加”之説，並對此進行分析與辯正。****曾經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的著述中，都明確記載了鄭和在第三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之事。**馬歡《瀛涯勝覽·滿剌加國》：“永樂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敕賜頭目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剌加國”（馬歡著，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賜以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為滿剌加國”（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所云時間均為永樂七年，即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之時。這正是形成鄭和五次到達滿剌加之誤的來源。但存在的疑點是：在馬歡記載中，遲至此時，拜裏迷蘇剌仍稱“頭目”，與《明實錄》前此於永樂三年已“封為國王，給以印綬”的記載顯然不能相合，而永樂三年十月永樂帝親賜滿剌加國的《鎮國山碑銘》，似乎也不可能在四年後才由鄭和捧至滿剌加。

**因此，我們認為明朝兩次賜印封王於滿剌加的史實是，永樂三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已封王建碑，而此後永樂五年滿剌加印誥被暹羅所奪（《明太宗實錄》卷七二），故又有永樂七年第三次下西洋之再封。****《明太宗實錄》《正德大明會典》均為官方權威記述，記永樂三年封滿剌加王的時間應無誤，問題應出在馬歡、費信等人的著述。**馬歡等人以親歷下西洋者為學界所知，但是馬歡是從第四次下西洋才跟隨鄭和出航，費信是從第三次下西洋才跟隨鄭和出航，他們的著述是私撰。因此，他們對於前此發生的事件，即明朝於永樂三年第一次封滿剌加國王的印誥在永樂五年被暹羅國奪去，以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永樂七年）再次前往滿剌加封王的檔案資料，不可能確切瞭解。我們以往為他們的親歷者身份所迷，沒有考慮到他們對於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之前的第一、二次下西洋而言，並非親歷者。所以依據他們的記載形成了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才前往滿剌加封王，也就是鄭和下西洋五次駐節滿剌加的誤解之説。

**綜上所述，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第一次下西洋消除了馬六甲海峽的海盜問題，為馬六甲海峽安全建立了保障，對海峽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明朝與滿剌加國和平友好關係的建立，成為絲綢之路國家合作共贏的典型範例，滿剌加很快形成一個新的繁盛國際貿易中心，歷史上第一次站在了國際貿易港口的制高點上，從此這一海峽以滿剌加王國之名凸顯在世界地標之上。追溯馬六甲海峽從海上劫掠的危險地帶到國際貿易秩序井然的繁盛國際貿易中心的形成發展歷程，可以增進我們對15世紀初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代的理解和認識。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峯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中國鄭和研究會副會長、國際鄭和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