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 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與全球治理_風聞

  一、19屆4中全會決議對中國開放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都有系統性闡述，您能否説説中國未來這方面的總體佈局以及與過去比有何轉變

答：總體佈局簡而言之就是：以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為綱，綱舉目張，從中國黨和國家制度建設的方方面面着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實踐，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這是中國人民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緯度，通過數百年上下求索，流血犧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近百年、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環境的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深刻結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邏輯一脈相承、理論邏輯相互支撐、實踐邏輯環環相扣，目標指向一以貫之，重大部署接續遞進。”

可見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建設的高度重視。可以説，這是中國第五個現代化，即：如果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那麼中國數十年艱苦奮鬥取得的四個現代化成果就難以持續上台階、代代相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會遇到困難。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包括治理國家的各個方面，是全方位、全覆蓋的，表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都要堅持和完善，為中國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成為世界強國之一的宏偉目標，提供堅定、全面的制度保障。

從這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再對比資本主義社會深深陷入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民粹主義和極端政治氾濫的制度性危機，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立、創新的以黨的堅強領導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基於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並吸收世界各種文明優秀思想，通過數十年實踐、試錯、提煉併為中國人民所擁護的政治經濟制度，有着強烈的時代優勢。我們的制度自信是腳踏實地、內心豐富、思想深遠的自信。

    二、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週年，70年裏，對外開放在中國發展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答：對外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基石。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勿容置疑。其實，新中國一成立，就採取了向世界開放的態度。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與印度、緬甸、印尼等國就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直到今天還在指導中國的外交。當時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就遭遇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中國無法真正向世界各國開放。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由中美相互重新打開大門開始，中國得以通過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大潮，與世界的關係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管是南北合作，還是南南合作，中國都積極投入，成為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面對充滿風險和動盪的世界大變局，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加劇的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重要國際場合強調，中國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加快改革步伐，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無論是中國國內發展，還是國際合作，堅持對外開放，努力推動建設開放性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始終堅定不移，身體力行，從“一帶一路”到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大大提高，鞏固和完善了全球治理體系，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風範。

    三、如果説70年以來，中國主要是全球規則的適應者，隨着經濟體量增大，如今越來越表現為規則的制定者，甚至是西方眼中的挑戰者，您如何看待這種身份轉變所引發的西方焦慮？

答：70年來，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走過了曲折向前的道路，從50/60年代與世界經濟相對隔絕，到70年代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再到如今積極參與並在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等領域主動引領全球經濟治理、全球氣候治理。

中國從人均不到200美元的經濟體、成長為人均接近10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近13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和進出口國。這樣的成長過程就規則制定而言，意味着從過去遵守既有規則，到如今依然遵守規則，同時參與新規則的制定，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

面對多邊貿易體系核心WTO的改革，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和改革倡議，必不可少。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壟斷了全球經濟事務的主導權，以美國為首的G7就是典型例子，被稱為“富人俱樂部”。過去世界經濟金融出了問題，G7 就會出面來解決問題。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才在G20框架內有了發言權，真正進入了世界經濟的“決策圈”。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狹隘角度來看待這種變化，認為中國的發展挑戰了美國的貿易、經濟、金融霸權，“戰略焦慮”由此滋生，並藉此鎖定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採取經濟、科技“脱鈎”的錯誤政策。這是對國際局勢和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誤判”，不僅對中美關係將造成重大傷害，還將在世界範圍造成更大混亂和不確定性，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阻力，增大經濟下行的壓力。IMF最近再次把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調低至3%。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説，中國需要冷靜應對，保持戰略定力。我們既要堅定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又要敢於迎接挑戰，積極支持全球治理體系的正常運作，支持合情合理的改革要求，及時提出針對全球挑戰的解決方案。中國所做的不是因為身份的變化，其實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和發展中大國的身份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改變的是國際環境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判斷”。

    四、從全球範圍來看，當前多邊主義遭遇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答：一是不少國家特別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很好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隨之不斷膨脹的民粹主義思潮造成民眾怨恨增加，導致國內政治極端化和社會階層的分裂，反映在對外政策上，是“美國第一”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隨意退羣，造成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嚴重混亂和更大無序狀態。

二是美國把金融優勢、經濟霸權“武器化”，單邊主義制裁盛行，給多邊主義以巨大打擊。經濟全球化蜕變成“區塊化”（Blocs），大國關係緊張，地緣政治矛盾加深，多邊主義賴以生存的大國共識基礎蕩然無存。

五、中國在維護多邊主義中發揮了什麼作用？積極維護多邊主義的動力在哪裏？

答：多邊主義是中國外交70年來的堅守。中國外交始終信奉公平正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事務需要各國共同商量，不能由一二個國家説了算。

我們堅信，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必須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堅持履行大國擔當，與世界各國合作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堅定不移的維護多邊主義，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聯合國是多邊主義的旗幟，《聯合國憲章》包羅萬象，始終是國際社會堅持多邊主義、堅持以規則為基礎全球治理體系的“羅盤”。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歐盟、東盟等全球和區域多邊機制發揮了建設性、互補性作用。

這幾十年，多邊主義內涵、外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聯合國成立之初，主要是建立大國協商一致的集體安全體系，確保避免再次發生戰爭浩劫。二戰結束以來特別是冷戰終結，世界多極化加速，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國關係深入調整。全球經濟格局深刻演變、國際安全挑戰錯綜複雜。以多邊協商、談判解決地區和全球問題成為處理世界事務的主要渠道。多邊主義從政治安全領域，擴大到經濟金融、健康衞生、科學技術、標準制定、外空海洋、網絡空間、軍備控制、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其理念和機制與各國外交和全球治理密不可分。

    雖然這些年多邊主義遭受重大挫折和打擊，中國認為多邊主義依然是國際社會共同合作解決全球挑戰的基本路徑。在如今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賴、高度連接的現實中，任何國家既不可能孤立發展，更難以在危機面前“獨善其身”、全身而退，

六、作為一個大國，請舉例説明中國在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的舉措，希望如何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

答：舉三個例子：

一是2008年中國通過支持G20積極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到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G20杭州峯會，對全球挑戰從經濟增長到基礎設施建設，再到大國政策協調，都提出了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為推動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二是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建設“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中國對世界的又一個重大貢獻，希望通過幫助提供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所需要的融資、技術和人才，加快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增加互聯互通，擴大貿易、貨幣和人員往來，做大做厚“蛋糕”，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美與共”的目標。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很好的例子。現在“一帶一路”的早期收穫已經四處可見。

三是中國對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堅定支持和強力執行，中國不僅為此建立了自身的國家目標，積極予以推進，還利用G20、BRICS等平台推動各國建立國別計劃，推動世界範圍的可持續發展。這説明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是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

（何亞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