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沒有抵達西方_風聞

KAJET

是一本講東歐的獨立雜誌，目前已經出到了第三期。對，沒錯，它只講東歐。第一輯《COMMUNITIES》（社區）和第二輯《UTOPIAS》（烏托邦）出版於 2018 年，並先後獲得了號稱獨立雜誌圈奧斯卡獎的 Stack Awards 年度最佳封面、最佳編輯與讀者最愛。

等到單讀編輯在倫敦書店發現它的時候，正好遇到它的第三輯。翻看雜誌中的攝影作品和文字內容，對於一箇中國讀者而言，是如此陌生和熟悉。那份熟悉在於我們共同擁有過社會主義的血緣，曾經共享過某種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而陌生則來源於八十年代以來，在我們對西方的不斷接受中，東歐或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切，已經逐漸被我們拋出了視野。東歐有什麼？《瓦爾特保衞薩拉熱窩》、庫斯圖裏卡，也許還有南斯拉夫的戰爭？我們對東歐的認知長期遲滯，嚴重落後於我們對西方的同步更新。

然而不理解今天的東歐，可能就無法理解今天的西歐。今天，東歐的移民和工人大量前往西歐國家，西方也因此在發生劇變。隨之而來的，是雙方更密切的聯繫以及“東歐”形象在西方保守白人眼中的進一步醜化。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期的雜誌主題是“struggle 鬥爭”的原因。

雜誌中的首篇文章非常動人，匈牙利人 Gergő Varga 為參加在格魯吉亞舉行的“新政治平台”活動而來到這個國家的首都，第比利斯。在這裏，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併為今天東歐的現實與未來、困境與堅持，寫下了真摯的詞句。

我們將它翻譯出來，希望能和更多的讀者一同分享和目睹今天的東歐。也許在這裏面，你會找到屬於我們“東方大國”的對應物，看到我們自己的曾經、現在和未來。未來的種子就埋藏在過去，正如文中所説，“我們從來都不是孤身一人”。

KAJET第三輯《Struggle》

KAJET 雜誌前言：

**在這黑暗的時代，也會有歌唱嗎？****是的，也有歌唱。**唱這黑暗的時代。

——《箴言》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線上的新動向

Gergő Varga

從匈牙利前往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參加“新政治平台”活動所撰寫的文章。

在世界的這樣一些地方，距離是用時間來衡量的。這裏説的不是時差。當你在歐洲一路向東，也就只是被拉開了短短几個時區而已。然而在飛機的輕微顛簸之外，你會感受到更多。

眼前的羣山連綿讓我意識到自己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格魯吉亞的標語大多附有英文註釋，至少在旅遊地圖上標明的地區是這樣。兜裏的匈牙利福林在這裏突然變得一文不值，我不得不把它們兑換成美元或歐元。就我能買到的東西而言，每往東走一公里，我口袋裏的錢就會升值一點。品牌是一樣的，價格卻更低。

一輛長途旅遊巴士載着我沿一條崎嶇的山路穿行，周遭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風景。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後蘇維埃鐵鏽帶”，從空間上它們離我很近，時間上卻如此遙遠。這些從敗落時代遺留下來的爛尾空墟，是今天“哥特蘇維埃”的景緻。它們中某一家不久前可能還是一座製糖廠，曾經為五六千人提供着生計來源，直到廉價的德國糖到來：工廠垮了。只不過，稍後它將重新開張，變成了一家區塊鏈“挖礦廠”。工廠邊的城鎮早已破產。

在東邊，問題不在於地理位置上距維也納、巴黎、埃裏温或莫斯科有多少公里。問題是我們落後了這些城市多少年，還要多少年才能趕上西邊的“迦南地”（編者按：《聖經》記載中“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在追趕西方或者説是漫長的爬坡過程中，國家現代化和競爭力是我們一直在探討的話題，這些話語隨着時間的推移固化為一種道德律令，全然排他，不容質疑。

在這些無處不在的話語引導下，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我們走出破敗的山路，走出地圖上的化外之地（那是被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性生產排除在外的地方），車開到一條嶄新的公路上後，人和物的流動就都順暢起來了。

我們途徑蘇聯最著名的現代主義建築，格魯吉亞前公路部大樓，時間明顯在這裏發生了摺疊。這是一座精美而奇異的建築，看起來就像是外星人用混凝土試玩俄羅斯方塊時堆出來的東西。現在，這座建築成了格魯吉亞的國家銀行。我們就這樣抵達了首都第比利斯。“斯大林”式的建築變化成了很熟悉的“寡頭式風格”。與我的家鄉相比，這裏唯一的區別是，出於對自由市場的堅信，格魯吉亞的新自由主義手段致使這裏發生着比其他方更為激進的政策變革。高聳的建築鱗次櫛比，即便是在日落之後，手提鑽和其他電動工具的敲擊聲仍在繼續。“彈性工作制”就是競爭力。

▲原格魯吉亞公路建設部大樓，現格魯吉亞銀行總部 ©Roberto Conte

我混亂的時間感在這個被壓縮成商業景片的老城裏達到了頂峯。嘈雜的旅遊區包圍着古老的建築羣——這些建築誕生於不同的時代，時間越靠近現代，風格就越西化——各式酒店和昂貴的餐廳裝點着這裏的街道。人們可以在後巷找到帶有共產主義懷舊氣息和本地藝術特點的紀念品，老教堂則與脱衣舞俱樂部安然為鄰。

如果走進法布里卡（由蘇聯縫紉機廠改造成的創意區）的時髦地段，我能感受到像在布達佩斯市中心一樣的熱烈氛圍。我甚至不用老吃本地的食物，德國啤酒種類繁多，麥當勞簡餐也適合我。格魯吉亞的特色美食 Khinkalis（格魯吉亞餃子）在這兒到處都是，物美價廉，而在我家，這東西大多隻供應給富人。

我們的討論從清晨開始，到深夜還沒完，彼時正式議程早已結束。嚴肅分析與各自醖釀的批評摻雜在故事與軼聞中。中間的時候，我一度覺得我們在一起拼拼圖或共同解謎。那個謎團一如二十年前，它或許就出自原來的地方，一直困擾着我們。

不同的地方講述的是一樣的故事：蘇聯解體，2000

年前後的信貸經濟催生了一輪私有化浪潮，它終止於崩盤和危機。工會的瓦解和左翼政黨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主政治的缺失，因為只要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貫徹執行，誰掌權、掌多久就不再重要。私有化或公開或隱秘地進行，國家漸漸走向毀滅，社會徹底休克。與社會的崩解、撕裂相伴的則是 anti-communist 共識。從巴爾幹半島到中東歐、貫穿俄羅斯和高加索地區，它席捲了整個東方集團。

以磨滅歷史為目的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在人們記憶的傷口上撒鹽。當蘇維埃時代的雕像彷彿按時退休一樣從公共空間被撤下來的時候，家門口紀念雕塑公園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在立陶宛，工人和農民的雕像被簡單粗暴替換成了時代新的慾望之物：汽車！人們把歷史裝進博物館，將其重釋為有悖於國家前途命運的危險歧路：一條死衚衕，一條阻礙我們向西方光榮進軍的死衚衕。事實上，哪怕過去了三十年，我們仍然沒有抵達西方：好吧，我們根本不配，我們是後社會主義垃圾，是懶驢，只知道依附在國家懷裏；我們是未受教育的低等人，需要啓蒙，需要教化，因為我們是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還投票給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我們是野蠻人，因為“我們打我們的女人，她們喜歡，西方則不同，他們也打女人，但她們不喜歡。”（齊澤克對巴爾幹和歐洲不同之處的著名總結）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與文化批判家，左翼學者。

我們就這樣從一個話題聊到另一個話題，話語和思緒交織在一起，我感到越來越興奮。此前對中心-邊緣理論的單純理解完全比不上像這樣由不同的人來現身説法：我們這些異國他鄉的人，在幾分鐘內就親如兄妹，因為他們的故事一如我的故事，他們的創傷就是我的創傷。

我們疏遠已久，就像自行車輪的輻條一樣：當他們對我們説起競爭和效率，他們説的是我們應該出來相互競爭。我們該自己吞嚥競爭的苦果：私有化的水資源、私有化的醫療保健、被廢止的勞動法、逐步取消養老金、毀壞的經濟、幾乎形同虛設企業税、消融的公共領域、不平等、驅逐，還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移民數量和自殺率。

東線上一片寂靜，因為這裏曾經發生的一切都不值得關注，除非西方媒體報道後傳回國內，那是唯一的消息。即便是我們自己講關於自己的故事，也要先報送“西央”接受“審批”，就像是我們把我們的人民送去做臨時工，去移民貧民窟，去工地上送死，去後廚苦勞，去打掃旅館的房間和廁所，去照顧他們的老人，去無盡的公路上送貨，去紅燈區賣身。我們輸送我們的故事，就像我們出口自己的原材料和組裝件，它們轉眼被送回來供我們消費。任何不符合這個範式、沒有被西方接納的東西，都不會回到我們這。而我們自己，只有又在扯淡罵腐敗的時候，才會想起那些垂死的工人和正在解體的國家。多少次，我們勉強維繫，喘息着苦苦求生的時候還做着追趕的幻夢，以非暴力的名義，在歐洲的旗幟下，高舉發光的智能手機，我們疾呼：我們要啓蒙！我們要歐洲！

以此為中心，只有兩種觀點得以存活。一個是開放的自由主義，基於西方的範例追求人權平等，機會平等和代表權平等。他們通過非政府組織推行這一方案，不談經濟利益，也不考慮推進這一行動在社會結構上的不可行。這種做法會啓發那些祖母輩曾是第一批女權主義者而且革命成功了的人，因為我們的革命，我們的當代歷史是罪惡的，不符合 anti-communist 共識所描繪的圖景。為了及時有效地照着西方來衡量自己，現存的社會主義思想必須從歷史中清除掉，否則，哪怕某天我們自己找到了新的解決方案，顯然也會被證明是在開倒車。

第二種觀點是自由主義者和右翼分子都支持的 anti-communist 共識。當右翼分子將歐洲人的定義侷限在基督教和獨一無二，自由主義也就逐漸滑向右翼。這是因為在與西方資本打交道的過程中，自由主義無法為底層帶來同樣的經濟利益，而同等的經濟收益正是平權的基石。所以自由主義攻擊整個社會的再生產：以保守主義的名義，散佈對“娘炮”和同性戀的恐慌言，剝奪婦女對自己身體的權力並使她們屈服於男性。整個東歐都是這樣做的，一切提供其他備選方案的理念都必須被推翻，被判定為差強人意且遙不可及，這樣就只有現有的秩序才是正當合適的。如果這還不足以確保人們絕對服從，它們就會用外部敵人來恐嚇人民：比如移民和俄羅斯人（烏克蘭法西斯分子也待在俄羅斯）。在其他政治議題上也是如此，只要那些人打着實現社會公正平等的旗號，他們就不可能被指控叛國。

難怪維克多·奧班（編者按：匈牙利總理）能成為大家的榜樣，他最大的創新之處在於宣揚了這樣的觀點：要成為真正的歐洲人，我們不需要比西方更西方。只要我們在憎恨每一個非歐洲人時，叫得最大聲、最激烈，我們就能成為“最歐洲”的人！

大家都為説到的這些事含淚大笑，它們看似迥異，實則一致，都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病態表演。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笑聲很輕，彷彿終於迎來了一次姍姍來遲的家人團聚。重擔一起來擔會顯得更輕鬆些，大家都疲憊至極，但誰也不願意入睡。拜託了，繼續吧，告訴我更多你們那兒發生的事，我也會繼續告訴你我的故事，畢竟我們並不總是孤身一人。

因為東歐不僅僅有野蠻、愚蠢的自由主義、來自熊的攻擊、酒精中毒、走馬燈式的革命，或者被捕的邊境走私犯、輸出到紐約的戈普尼克文化：在東線上還有許多新的動向。

▲東歐地圖，來自維基百科

因為我們在戰鬥，東歐在戰鬥——很多時候是以同樣的方式——為了共同的目標，我們連游泳都是同步的，如果是在奧運會上，你絕對不會相信。這些年來我們發動的所有的運動：為了爭取房產權建立的共同戰線、骨幹分子們成立的合作社、低調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者、星星之火的反法西斯者，還有為勞工法鼓與呼的獨立工會，他們領導了蓬勃的罷工運動，涉足大眾傳媒領域，自己出版雜誌……在這裏，在那裏，一切的波瀾和褶皺都被歷史以同樣的方式熨平了，所有這些秘密幾乎不能宣之於口。這些年的所有運動、所有痛苦和實驗、來自西方不成功的輸入、在公共空間無用的爭論，它們就是 anti-communist 和進步主義的全部結果。而那些被“收買”了不去理解它們的人就永遠不會理解這一點。因為，對人的審查就是通過資助性質的“收買”來實現的。

如今再也沒有大規模的運動和集會，沒有先鋒，只有活動。但是，儘管有一場又一場的活動，我們也的確學習懂得的越來越多，但實踐卻讓步給了理論，這理論是我們的，但也只限於我們自己。我們得先為東歐縫製一件合身的外套，因為只要塑造東歐主體形象的權力還在他人手中，“西方的外套”就永遠不會合她的身。她的形象比別人都要模糊，因為不管走到哪裏，她永遠都是不夠“白”的東歐人，她一輩子都在做着追趕西方的白日夢，但西方人從來沒有想過為她在桌上留一席之地。是她，現在正縱橫遊蕩在這整片大陸上，她帶去商品，她烹飪食物，她打掃房間，她清理餐桌，她建造房屋，她採摘水果，她翻修牆壁。沒有誰能代表她的形象。然而她渴望回到老地方。即便在那裏，醫療制度將“謀殺”她；即便在那裏她即使找到工作，也不得不跪着幹活，把姿態擺得越來越低；即便在那裏，她的養老金沒有任何保障，孩子們也沒有未來可言；但是她渴望回去。因為在那裏，在平靜的表象下，人們在持續不斷地為生命和尊嚴而奮戰。

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這片時間之外的、被他們稱之為東歐的荒原上浪遊，為了有朝一日能抵達應許的迦南地，我們付出了多少的努力？過去的年歲裏，我們在鬥爭中積累了很多經驗，即便每次潮水都會褪去，失敗似乎來臨，但當潮水再次湧來，它必將一次又一次地以更大的力量沖刷着海岸。是時候讓東歐自我陳述了，走出進步的陰影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嫉妒心，直面我們被迫相互競爭至死、我們的夢想被公開拍賣的事實。

這並不僅僅是隻給某些歐洲懷疑論者或歐盟改革黨投票那麼簡單。這是來自“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憤怒，這憤怒大於希望，表現為越來越激烈的鬥爭。這鬥爭帶來了它的觀點，開拓着它的生存空間。這場戰鬥為了甩掉一切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東西而開始，讓時間為我們工作，而不是我們為時間工作。要在實現我們的命運彼此交織中解放我們自己。這交織不僅是地理的，更深埋在四分之一到半個世紀的徘徊之中。

其實，我們要做的很多工作已經在不同維度上開始了，但很多時候我們都互不知情。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分散的行動連接起來，能夠追求共同的解放，那麼我們的鬥爭也就能如我們的處境一樣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的戰線是一致的，只不過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各自為戰。

在第比利斯的最後一天，我們一羣人安靜地坐在城市上方的湖邊，先是一個騎着摩托艇的警察來將一對格魯吉亞夫婦驅趕上岸；沒一會兒，一個肌肉發達的保安就過來要把我們趕走，他衝我們喊道：“這裏是私人財產！”那一刻，我意識到，顯然只有我們繼續當一個身在西方的東歐人時，我們的國籍才算數。而在東方，我們將永遠被私利所壓迫。

這片大陸上是不會也不能忍受太久這樣的情況的，我們終會起來反抗。然而，這種反抗的參照不該是西方革命，那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離我們太遙遠了，我們應該參照自己的歷史，它存在於我們的血肉之中，在這片黑土地之下，在鋼筋水泥之中，在我們語言裏大量精妙的咒罵中，我們每天都用這些話為世界“洗禮”。畢竟被污名化已久，我們這些下等人再大聲點，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