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歐洲中世紀的三次文藝復興_風聞

來源：東北師大學報 2001.6 作者 王亞平

        西歐中世紀的歷史上出現過三次文藝復興:8世紀中期至9世紀初期的加洛林文藝復興;12世紀的文藝復興;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一般被理解為是對古典美術和文學的復興, 或者説是對古典文化的再學習。以往的研究把文藝復興看作是伴隨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而出現的社會的文化現象, 對文藝復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和藝術方面。筆者在近幾年對西歐社會史進行探討的過程中感到, 西歐這三次文藝復興運動並不是簡單的文化現象, 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發生的深刻的思想運動。社會的思想運動總是與社會的經濟運動和政治運動同時發生的, 西歐中世紀三次文藝復興運動都是在三次大規模的拓荒運動的期間, 也是在封建政治體制出現重大的轉變的時期發生的。三次文藝復興的內容都與當時的經濟活動和政治體制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繫, 本文圍繞這個問進行簡要地概述和論證。

一、學習古典文化是中世紀西歐人自我認識的一種形式

        人類在社會生產和交流活動中, 構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 認識和處理這些社會關係的過程是人自我認識的過程, 也是學習的過程。學習和復興古典文化是西歐在中世紀這個歷史條件下, 人的自我認識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方式。從表面上看, 西歐中世紀的三次文藝復興都是對古典文化的再學習和追憶, 但實際上它們的內容並不完全相同, 所起的社會功用也有差異。加洛林文藝復興的主要內容是恢復學習拉丁文, 通過建立宮廷學校和修道院學校使古典拉丁文化在西歐得到了最基本的保存 [1]  (P44) , 沒有對拉丁文學習的恢復, 古典文化的延續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礎;12世紀文藝復興使古典文化迴歸, 在對古典文化的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建立了中世紀的大學, 為學術和知識提供了棲身和衍生之地;14、15世紀文藝復興的主要內容是對古典文化的利用和創新, 建築、 繪畫等藝術方面的輝煌成就, 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對人的形體的和精神的、外在的和內在的探究和洞悉。西歐中世紀的思想運動為什麼都是以文藝復興的形式出現呢?“軸心時代”的概念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很有益的啓示。“軸心時代”這個概念是德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哲學家卡爾·雅斯佩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哲學著作《歷史的起源和目的》中提出來的。雅斯佩爾斯把軸心時代劃定在公元前800—200年左右, 他認為, 在這段時期, 世界產生了三個高文化區域:中國、印度和連接歐亞的小亞。在這三個世界高文化區域中, 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的、有魔力的、神秘的宇宙觀”;創造了對任何人都有約束力的“意識共同體”。所以, 他把這個時期看作是“世界歷史的軸心” [2]  (P1) 。 雅斯佩爾斯給予“軸心時代”很高的評價, 他説, “人類每一次新的飛躍, 都要回顧軸心時代”, 因為“至今人們的生活依然是在依靠古代社會所出現的、所創造的、所思考的” [3]  (P19) 。雅斯佩爾斯的觀點, 引起了西歐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的廣泛討論, 先後出版了眾多的專著和大量的論文, 直到今天討論的興趣和熱情依然不衰, 並且還帶動了比較東西方文明的研究。

        人類在不斷的實踐活動、不斷的積累經驗的過程中, 逐步地確立了以農業生產為社會的最基本的經濟活動模式, 不論是在黃河流域還是在兩河流域, 不論是在印度還是在愛琴海地區, 都是如此。儘管在以後的歷史年代中, 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革新、農業工具在不斷地改進、農產品的種類在不斷地增加, 但農業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模式沒有變, 這個模式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時代。可以説, 工業革命後的西歐, 沒有再出現類似文藝復興這樣的社會文化運動。農業生產為人們提供了衣、食、住, 滿足了人們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然而, 物質的需要只是人們生存需要的一部分, 精神需要和理性需要也是不可少的。精神需要源於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結成的各種各樣的關係, 農業生產活動需要社會性的羣體勞作:農田的灌溉、道路的修築、房屋的建造、工具的製作, 等等。勞作的互助、生產的互補、社會所需品的互換, 所有這些確立了人的社會關係。正如馬克思所説的:“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 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 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 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 才會有生產。” [4]  (P362-363) 認識和了解社會關係就是精神需要。人要在社會性活動中不斷地瞭解自己, 瞭解周圍的世界, 就需要思考, 需要接受教育, 需要學習。思考和學習就是理性需要。正是為了滿足精神的和理性的需要, 才會湧現出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才會有先知、佛陀、祭司。他們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關係進行詮釋, 各抒己見。

        人們的物質交換形成了私有制, 私有制把社會劃分為不同的人羣, 形成了階級, 從各個階級的利益中產生了各種權利, 這些權利綜合起來構成了國家的政權。國家政權管理社會的各個階層, 規定他們社會性的活動, 統治者用強制的手段實施他們的意圖和思想, 這就是政治。階級和階級之間的利益關係、利益要求都在政治上具體地表現出來, 正如列寧所下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5]  (P337) 。 可以説, 自從國家這種政治形態產生後, 儘管在此後的歷史長河中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政體類型:民主的、專制的、帝國的、立憲君主制的、聯邦的、共和的, 等等, 但是其管理社會各個階層, 確定社會活動的方式和內容, 這些最基本的功用沒有變。

        “軸心時代”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模式、社會的基本結構、政治的基本功用確立的時代, 從這個時代起, 人開始逐步地認識自我, 認識自我的能力, 認識自我的侷限, 認識人的羣體活動的必要性。正如雅斯佩爾斯所説的:“在所有這三個世界裏, 這個時代的新事物是, 人意識到了作為整體的存在, 意識到了他的自身和他的侷限, 認識到了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軟弱。” [2]  (P15) 對這些所有與人自身和人的存在有關的問題的思考、議論、評説, 塑造了眾多的思想家。他們關心人類的起源、關心人的靈魂、關心人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在那個時代, 人的理智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文明開始了” [6]  (P21)。

        人類的每一次新的飛躍都是在現有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發生的, 對這些經驗的思考和反思, 自然要回顧以往的歷史。人們在進行社會生產活動的同時也要思考, 也要想象, 社會生產運動和思想文化運動總是如同一對孿生兄弟一樣同時發生。西歐中世紀有三個經濟發展階段, 每次經濟發展階段都是以拓荒墾殖的形式開始的。在這三次大的拓荒墾殖運動的同時, 出現了三次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和拓荒運動之間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繫。

二、奠定西歐統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礎的加洛林文藝復興

        8世紀的西歐, 被日耳曼人武裝遷徙攪動的社會動盪逐漸地塵埃落地, 經歷了查理·馬特確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後, 西歐開始向封建制度邁步。正是在這同一時期, 西歐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拓荒運動。這次拓荒運動的重要意義有兩點:一是恢復了因日耳曼人武裝入侵而衰敝的農業生產;二是改變了佔有土地和經營土地的方式。新的土地佔有方式確定了以保護為原則的、個人聯合的、以分封為形式的政治機制;經營土地的方式產生了用益權, 土地的用益權造就了人身依附的社會等級。新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等級結成了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社會關係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思想意識。在拓荒運動中基督教教會和修道院所起的組織作用  (1)  、教士和修道士在組織農業生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增強了社會的宗教意識。另一方面, 法蘭克王權與羅馬教廷的結盟所建立的二元政治體制結構 [7] , 使教會在國家政權中有了舉足輕重的政治影響, 西歐社會全面的基督教化不可避免 [8](P16-18) 。社會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對基督教的教義進行解釋和研究, 首要條件是學會讀、寫拉丁文。7世紀以前, 在法蘭克的教會中尚沒有法蘭克血統的僧侶,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後, 他們既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 也不會讀、寫拉丁文 [9] 。 隨着教會政治和社會影響的擴大, 獲得教會的神職成為踏上仕途的重要途徑之一, 學習讀、寫拉丁文也就成為教士的必修課。從8世紀中葉起, 西歐各地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開辦了學校。

        修道院的學校不僅提供了學習拉丁文的場所, 而且也對拉丁文進行了文字改革。例如, 用大寫字母作為一個句子的開頭, 句子的結尾用句點結束這種書寫方式, 改變了古典拉丁文句子與句子之間不分的書寫習慣, 並且形成了一種字體優美清晰的“加洛林字體” (Minuskel) , 這種字體一直流行到中世紀晚期。德國曆史學家施奈德把這個時期的文化現象稱為“書寫文化” (Schriftkultur)  [10]  (P87) 。 他認為, 修道院學校的建立不僅促進了對基督教教義的學習, 而且一些民間傳説也用拉丁文整理記錄保存下來。另一方面, 拉丁文還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規範了各地區的民族語言, 在今天的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記。

        被西方歷史學家一再強調的加洛林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內容是, 查理大帝設立的宮廷學校恢復學習古代七藝, 建立了宮廷圖書館, 收藏了聖經、教父學和古典文化方面的書籍。法蘭克王室的宮廷學校聚集了來自西歐各地的學者:學識淵博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教士阿爾古因;比薩的文學家佩特魯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羅伊努斯;倫巴德的歷史編撰學家保羅努斯和迪雅克努斯, 以及撰寫查理大帝傳的艾因哈特, 等等 [10]  (P87-88) 。這些教士學者帶來了各地的文化, 並在宮廷學校中進行了融合, 為西歐奠定了一個形成統一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礎。

三、創造中世紀學術的12世紀的文藝復興

        “12世紀文藝復興”這一概念是英國學者哈斯金斯首先提出來的, 他在反駁中世紀是“黑暗的時代”這一説法時強調, “14世紀是從13世紀走出來的, 就像13世紀是從12世紀中走出來的一樣, 在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15世紀的文藝復興之間沒有隔斷” [11]  (P14) 。毫無置疑, 正如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是連續的一樣, 社會文化和思想意識的發展也是具有連貫性的, 而且思想文化的發展是與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同步進行的。繼第一次拓荒活動之後, 11世紀的西歐再次出現了大規模的拓荒活動:法國通過排水改造沼澤地;低地地區圍海築堤造良田;德意志有組織地大規模地向東部地區殖民;意大利地區蓄水灌溉滋潤土地;英國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 [12]  (P231-234) 。奇波拉認為, 在10至13世紀之間, 開墾土地的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對荒野的征服 [13]  (P156) 。這個歷史時段的拓荒活動產生的結果是多方面的:首先, 拓荒活動擴大了耕地面積、改良了生產工具、改進了生產技術, 這就使家庭的單耕獨做的生產方式成為可能。單耕獨做的生產方式改變了經營土地的方式, 莊園的自營地的數量在減少, 租佃土地的數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經營方式增強了耕種土地人的自主權, 為了能夠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 因地制宜, 這自然導致了農作物專業生產區的出現, 農產品的交流和交換必不可少, 從而促進了社會的流動。社會的流動不僅侷限在物品的交換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人員的流動方面。人員的流動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人員在地域性的流動, 即從農村向新興城市的流動, 從舊的居住地向新開墾地區的殖民;二是社會階層的流動, 不僅原有的農業勞動羣體發生了分化, 而且還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更為重要的是, 在西歐社會中形成了一個與社會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新階層——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階層的產生源於人們對自我認識的需要, 人們在努力滿足物質需要的同時, 也在滿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會經濟活動創造的財富, 不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關係, 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權力的移位。新舊貴族的交替、城市議會的建立, 無不與社會財富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 人們傳統的權威觀念被動搖, 個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動搖的權威面前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耕種土地的自主權, 城市行會獲得的自行管理權, 城市的自治權都反映了一種自主精神。自主精神與宗教的和政治的權威對立, 它需要自己的理論和學説與權威對話, 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宗教觀念也有了自主的要求。正如曼羅所説的, “12世紀文藝復興較為顯著的特點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 [14]  (P7) 。人內心的精神生活更豐富了, 良知和愛的觀念也開始有了新的內容。勒·高夫評價12世紀的文藝復興實際上是“社會集體心態的一次大變化” [15]  (576-578) 。

        在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社會交流和交往方式形成的過程中, 人們在有目的地、有意識地進行了解和認識, 而對社會的瞭解和認識是從對自我的瞭解和認識開始的。中世紀早期西歐社會的基督教化, 把人們的精神和思想都禁錮在基督教的教義中, 因此, 對自我的瞭解和認識必然要涉及到宗教問題, 這是12世紀西歐各地普遍興起社會宗教運動最根本的歷史原因。不論是提倡“保持基督純潔”的卡塔爾派還是主張“迴歸貧窮教會的”韋爾多派;不論是奉行“基督守貧”的法朗西斯修士會還是多米尼克修士會, 都在討論人與上帝的關係。對人的“靈魂”、對人與上帝的關係等宗教問題的討論, 實際上談及的是人的自我價值, 是社會的道德倫理, 是社會的價值趨向, 涉及到了很多現實的社會問題。《聖經》中關於個人道德的觀念吸引人們要自己瞭解《聖經》, 對《聖經》的研習推動了人們學習古典文法和修辭學, 對古典學的學習引起了人們對教父學的重視, 古代教父藉助於哲學的理論註解和詮釋《聖經》, 使人們對古典哲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東征的十字軍把失傳已久的希臘古典哲學帶回西歐, 亞里士多德主義受到了特別的青睞, 他的著作到處流行, 他的思想被詮釋、被研究。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含有自然主義的因素, 這和他從事過生物科學的研究有很大的關係, 他從生物學的角度分析人, 討論柏拉圖提出的“本體論”。亞里士多德還強調知識對認識的重要性, 強調知識的積累, 這些都是當時西歐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亞里士多德和其它古典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使西歐的學者們對自然世界有了新的認識, 哲學成為解決社會宗教信仰問題的一把鑰匙, 由此產生了經院哲學。12世紀的經院哲學首先討論的是人的靈魂問題, 在強調人的個體性和理性的同時, 揭示出了理性信仰。理性就是學習、是思考、是提問、是在思維方式方面的創新 [16]  (P15, 19) 。對古典文化的再學習開闊了這個歷史時期人們的視野, 豐富了人的想像力, 增強了人的思考能力, 使人不僅對自然世界、對社會有了更多的瞭解, 而且對自身也有了新的認識。認識就要有知識, 知識來源於學習。學習需要書本, 書本種類的增加是12世紀文藝復興最為具體的成果之一, 幾乎所有的新老學科都有了自己的基礎著作, 書的數量也大大地增多了。在此之前的西歐, 一般只有修道院才有圖書館, 修道院圖書館的藏書僅有200冊左右, 少量的大圖書館也不過500冊。在此之後, 有上千藏書的圖書館不在少數 [17]  (P326) 。

         然而, 12世紀文藝復興最重要成果在於, 它創造了中世紀的科學。美國學者貝爾曼説:“科學——也就是學術——是來自教學, 而不是相反。” [18]  (P51) 正是出於對羅馬法和教會法教學的需要, 11世紀末在意大利的波羅那建立了第一所中世紀的大學。此後不久, 為了教授經院哲學的需要而建立了巴黎大學。德國著名的中世紀史學家克拉森這樣説:“每一次較高的文化都能創造出與之相同的較高的教育形式和較高的學校的形式, 歐洲特有的高等教育形式大學是中世紀中期, 具體地説是12世紀的一個創造。當時在波羅那和巴黎已經產生了大學, 1200年之前, 按照巴黎的模式在牛津也有了大學。十字軍和騎士制度, 宮廷文化和市民自由的高漲, 民族語言詩歌的流行, 羅馬風格的和早期哥特式的藝術, 都是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創造性的時代的標記。與此同時, 還出現了科學的和神學的拉丁語文獻的繁榮……。” [19]  (P155) 西歐現代的一些人文學科:神學、哲學、法學、詩歌、文學, 都是在12世紀建立的大學中創立的。天文學、數學、醫學和建築學等自然學科也都是在12世紀的大學中有了第一塊基石。12世紀的大學為這些學科培養了眾多的知識人才。可以説, 西歐的知識分子誕生於12世紀的文藝復興中。

四、強調人的本質的中世紀晚期的文藝復興

        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的城市, 在其後兩百多年的時間內, 人文主義的藝術家們為西歐各國的大中城市留下了令今人仍讚歎不已的雕塑、繪畫和建築方面的藝術精品, 強烈地吸引着各人文學科學者的視線, 他們懷着經久不衰的興趣對其進行研究, 透過雕塑精品中人體的美, 繪畫藝術中對人性的表露, 建築風格中對宇宙的想象, 探討這個歷史時期社會文化思想的內涵。文藝復興的藝術活動基本上都是在城市中進行的, 不論是世俗的人文主義者還是教會中的人文主義者的活動也都是在城市中展開的, 把文藝復興看作是城市的文化現象, 把人文主義思想被看作是城市市民的思想, 這是沒有多大爭議的。然而, 如果人文主義僅僅是反映了城市市民的思想, 它的影響和作用就必定有很大的侷限性。人文主義思想在西歐各國普遍流行於15、16世紀, 這個時期的西歐正在經歷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轉型, 轉型的開始是15世紀在西歐普遍開始的第三次大拓荒運動。

        西歐的第三次拓荒運動更確切地説是一次大的復耕活動, 復耕的起因是從14世紀以來出現的荒耕現象 [20]  (P69) 。造成荒耕現象的因素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 農業生產從單純地滿足個人生活所需的活動逐漸地轉變為滿足城市的市場所需的活動, 所產生的結果是, 市場和糧食物價成為支配農業生產的指揮棒。很多學者把14世紀一再肆虐西歐的黑死病看作是造成荒耕的重要原因, 其論點是, 黑死病造成了農業勞動力的減少。然而, 受黑死病直接危害最大的不是農村, 而是人口密集的城市, 在現有的史料中所統計的因黑死病而死亡的人數都是城市的。農村人口因黑死病的減少率遠遠不如城市, 因為農村人口居住分散, 且空氣較為流通, 所以傳染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如城市。恰恰是因為城市人口的鋭減, 才造成了糧食價格的猛跌, 導致許多農民破產, 不得不放棄土地, 尋找其它的生計。黑死病之後, 西歐再次出現了人口大幅度地增長, 糧食價格重又上揚, 受糧食價格的影響, 西歐再次出現了新一輪的拓荒, 更確切地説是復耕的高潮。

        新的拓荒活動在糧食價格的指引下改變了土地的使用制度和經營土地的方式, 貨幣對社會的支配作用日益突出。貨幣幾乎改變了所有人的法律身份和社會地位, 貨幣解除了中世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係。雖然在西歐的某些地區, 例如, 在普魯士, 仍然還存在着農奴制, 但是它的內容和性質都與中世紀有很大的區別 [20]  (P69) 。貨幣把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掌握在它的手中, 商業的、手工業的、農業的、畜牧業的、漁業的、林業的、種植業的, 所有這些行業都被貨幣縱橫交錯地連接在一起。貨幣取代了實物作為勞動的報酬, 這就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行業, 任何勞動方式都可能成為專門行業。貨幣使社會人口的流動性增大了, 不僅是人們遷居的頻率增加, 而且職業的變動、社會地位的變動也增大了。往日的農民今日可以成為手工業者, 昨天的銀行職員今天可以成為僱傭兵。貨幣打破了把社會分為從事宗教的、從事戰爭的和從事生產勞動的三個等級的傳統觀念  (2)  , 改變了社會的結構, 也改變了國家統治集團的結構, 出身門第不再是人們走上仕途的重要障礙, 等級制受到了貨幣的衝擊。

        等級制是中世紀封建社會法律制度的產物。在等級制中, 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是通過他的出身和特許權來確定的, 他只能在所屬的社會等級範圍內進行社會性的活動和交往。“等級是一個通過自己享有的權利, 通過一定程度對政治統治的參與, 通過特有的物資實體的建立和特有的聲望與其他等級區分開的社會大團體。” [21]  (P138) 中世紀法律的不可變更性, 阻礙了人們社會等級的變更。西歐封建社會的法律被看作是上帝制定的, 是不可更改的。亨廷頓認為, 在封建社會中, “人們將其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看作是給定的, 認為環境是奉神的旨意締造的, 改變永恆不變的自然和社會秩序, 不僅是褻瀆的而且是徒勞的” [22]  (P89) 。所以, 特許權和教會法是中世紀法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世紀對羅馬法的研究、對教會法的編輯和校勘, 使法學最先從神學中分離出來, 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文學科。對法的研究打破了法不可更改的傳統, 更重要的是置換了法和人的位置, 法不再是人的主宰, 而是人有了制定法律、修改法律的權利, 產生了立法制度。

        法律制度的這一變革增強了人的自我意識, 人們活動的社會秩序由人自己來制定, 人真正成為社會的主宰。神的旨意雖然沒有被完全否定, 但它越來越成為一種虛像, 不再具有任何實際的權威, 也就是説, 沒人能再以神的旨意為藉口反對人自己來制定法律, 這是政治制度轉型所不可缺少的環節。15世紀, 能夠參與制定法律的, 只是社會中極少的一部分人, 他們被稱為“精英”。這些精英幾乎都在大學中接受過專業教育, 具有科學的思維方式, 強調知識和學術的重要, 提倡學習, 他們代表了西歐社會發展的主流, 是人文主義思想的提出者和傳播者。人文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反對過或否定過基督教本身, 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人文主義者的藝術作品中, 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基督教為題材, 基督教依然是人文主義者們關心的話題, 在人文主義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基督教的神學家、教士和修道士, 甚至還有人文主義的教皇。但不論是世俗的還是教會的人文主義者對西歐社會思想發展做出的最大貢獻是, 它改變了人在宗教中的地位。在人文主義之前, 宗教的中心是上帝, 人要尋找上帝, 人是上帝的奴僕, 人的一生、人的軀體和靈魂都受上帝的控制。而在人文主義者看來, 人是宗教的中心, 宗教要表現的是人, 要為人服務。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論述人文主義時強調, 人文主義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在於要探討人是否確實存在, 而是要説明人的本質, 通過確定人的本質, 對作為個人的 (person) 人, 作為精神的、靈魂的、身體的、本質的人的解釋才會是正確的。他説, “什麼是存在, 存在就是它自己, 不是上帝, 也不是世界的基礎” [23]  (P16, 18) 。正是以人為中心的宗教觀才能使宗教信仰成為純粹個人的行為, 才能把宗教事務和世俗事務完全徹底地區分開, 這是西歐封建國家制度向近代民族國家政體轉型必不可少的一步。

        綜上所述, 西歐中世紀的三次文藝復興運動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現象, 是人們在從事社會活動和生產活動過程中表達思想、表達思考的具體方式。中世紀三次大的拓荒運動是西歐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個重要歷史階段, 社會的經濟發展必然要帶動封建政治制度的發展, 生活在發展中的人們必然要對其進行了解和認識, 就會有思考, 就要學習, 這就是發生文藝復興運動最根本的歷史原因。

註釋

 (1) 湯普遜:《歐洲社會經濟史》下卷,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第264-265頁;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 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第68-70頁。 

(2) 法國年鑑學派的大師G.杜比在他的名著《三個等級》 (Les trois ordres l’imaginairedu feodalisme) 中, 就中世紀的三個等級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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