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與“賤民”的廢除_風聞

文：馮爾康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接到了監察御史年熙請求除豁山西、陝西樂户賤籍的上書。

　　山陝樂户的祖先，是明初燕王朱棣起兵“靖難”爭天下時，堅決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朱棣奪權成功當上永樂皇帝后，除嚴酷加害這些政敵本人外，還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三百年來，他們一心想脱離卑賤處境，惜因深陷樂籍，官府不準，地方上的紳衿惡霸更以之為蹂躪的對象，也不容他們跳出火坑。

　　年熙在奏疏中説，樂户們是忠義之士的後代，沉淪至此，無由自新，朝廷理應開豁他們的賤籍，准許其改業從良。

　　此時的雍正帝胤禛，剛剛在驚心動魄的儲位之爭中勝出，登基不過百餘日，朝野上下，仍瀰漫着一片懸疑氣氛。他有閒情去關心社會最底層蟻民的苦樂嗎？

　　新皇上任三把火

　　年熙是年羹堯的長子，也就是雍正帝賜給舅舅隆科多為子的“得住”。年羹堯正在川陝總督任上，山西也是年氏勢力所及之處，年熙的上書事前很可能跟他生父商量過。生父、義父同為新皇帝股肱之臣，年熙本人跟胤禛關係又密切，或許早已窺知主子的心意。他的條議上呈之後，雍正帝馬上説很好，諭令禮部議行。

　　王大臣們秉從聖意，紛紛表示“壓良為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儀廉恥為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隨即下旨，批准山陝樂户改業從良，同時命各省檢查，若有類似賤民，一律准許“出賤為良”。於是其他省區的賤民，也沐浴了新政的春風，得以開豁。

　　削除樂籍，是一項仁政。後來年羹堯失寵遭整肅，署理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劾他，説他將皇上乾綱獨斷的樂户出籍一事攘為己功，且向樂户竇經榮索取謝銀十萬兩。雍正帝命年羹堯回奏，年辯白説：改樂户為良，是“聖主首端風化”，他沒敢掠奪為己功。此一番辯駁，實可表明樂户除籍之議發端於年羹堯，裁決於雍正帝。

　　山陝樂户削籍的同時，雍正帝又命除豁京中教坊司樂户。清初定製，凡“宮懸大樂”（朝中重大典禮的樂曲），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帝讓樂户從良，另選精通音樂的良人（即平民），充當教坊司樂工，從事演奏。這使教坊司的樂人改變了屬籍，成為良人的職業了。

　　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改教坊司為和聲署，歸掌宮廷事務的內務府管理，主管官員由內務府、太常寺（掌禮樂）、鴻臚寺（掌朝會禮儀）官兼任。原來，第一次改革時，教坊司樂工雖改用良人，但人們習慣觀念上仍以其為“樂户”，難免名實不一。改名和聲署，明確此乃良人充役的常規機構，這才把樂户除籍的成果進一步鞏固下來。

　　還是在雍正元年的七月，兩浙巡鹽御史噶爾泰得知朝廷為樂户削籍，上奏摺請求除豁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他的摺子概述了惰民的基本情況：

所謂惰民者，細問土人，並查紹興志書，相傳為宋罪俘之遺，故擯之，而名以惰民。其內外率習污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佔，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別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許捕蛙、賣餳（軟糖塊）、逐鬼為業，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為人髻冠梳髮，或穿珠花，羣走市巷，兼就所私，醜穢不堪，辱賤已極，實於樂籍無二。間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賤之。

　　據説，惰民的來源是宋代罪人的遺胤，也有數百年曆史了。惰民籍屬丐户，不得列於士農工商四民的名籍，是為賤籍，不許改變。他們的職業，是士農工商所不屑於乾的，男子作小手藝和小買賣，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燈檠（竹製燈具），編機扣，捕蛙、龜，賣糖、餅，或者當吹鼓手，演戲，抬轎子，女子保媒，當伴娘，充櫛工（理髮匠），賣珠，做收生婆。他們從事的是服務性的、被當時人賤視的工作。

　　官府不許惰民讀書應舉，不能做官，不得充當吏員、里長，不準與良人通婚，也不得與良人平等相處。為侮辱他們，還在居住地區、房屋式樣、穿着打扮、行路乘車等方面，都作了規定。故惰民同樂户一樣，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人格，沒有尊嚴，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受壓迫最重的低等人羣。

　　噶爾泰認為，應給惰民自新之路，請求照山陝樂籍例開豁，雍正帝命禮部議奏。禮部反饋説，捕龜、賣餅、穿珠、做媒系貧民餬口職業，若除其籍，就是不許他們再幹這些事，他們反而無法為生，不同意削籍。

　　雍正帝的態度倒是很鮮明，他説除籍“亦繫好事”，禮部不要反對了。於是令惰民放棄原來職業，別習新職，脱離丐籍，轉為民户，按照良民標準納税服役。

雍正便裝畫像

　　“本屬良民，無可輕賤”

　　雍正五年，雍正帝親自提出安徽寧國府“世僕”、徽州府“伴當”的開豁為良問題。他説：

近聞江南省中，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户村莊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當、世僕，彼姓凡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執役，有如奴隸，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棰楚（拷打），迨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此等之人，應予開豁為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污賤終身，且及於後裔。

　　清前期江南省大體相當於今江蘇、安徽兩省轄境。雍正帝從傳聞中得知，安徽的徽州、寧國二府的“伴當”“世僕”，下賤地位與樂户、惰民相近，卻並非如後兩者一樣，是前代罪人子孫，而是“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不過相沿惡習耳”。於是，他下令安徽巡撫魏廷珍查核，提出處理意見。

　　魏廷珍經調查後，上奏議請區別對待：紳衿之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應聽從主家使役；即已贖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有主僕名分；奴僕在贖身後所生子孫，與原主沒有也不應再有主僕名分，應准許豁免為良；年代久遠，沒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養的，一概不許以伴當、世僕對待。

　　雍正帝覺得魏廷珍所議允當，批准執行。其實世僕、伴當所受壓迫，除雍正提到的種種以外，還與惰民一樣，多以鼓吹、抬轎為生，不得報考科舉，不與大姓聯姻，也不能與大姓平等相稱、同坐共食。雍正帝的除豁令，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為編户齊民。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對那些年代久遠、文契無存的賤民，如何區別豢養與非豢養，不好把握，依然紛爭不已。

　　此外，江南蘇州常熟、昭文二縣有一種乞丐，籍屬、社會地位與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樣。雍正八年，江蘇巡撫尹繼善以他們業已“化行俗美，深知愧恥，欲滌前污”，請照樂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編户。雍正帝答應了他的請求。

　　在華南的廣東沿江沿海，生活着一種疍民（或寫作旦民）。早在宋元時期，他們就採集真珠（珍珠），向政府納貢，被稱為“烏旦户”，明代又稱“龍户”，清初稱為“獺家”。在廣州河泊所下轄的疍民，每年按户按船交納魚課，少數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帝於雍正二年親書硃諭，命將這些疍民編立埠次，加以約束。雍正七年，他向廣東督撫發出上諭：

旦户即苗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旦户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與平民抗衡，威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旦户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

　　他承認旦户被抑為賤民的不合理，應以他們交納魚課為基本事實，視作平民百姓。因此指示廣東督撫：

凡無力之旦户，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準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户，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藉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旦户，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

　　這道上諭，為疍民開闢了“從良”自新之路。

穿着疍民服飾的廣東女子

　　“弊政”與“仁政”

　　雍正帝在短短的幾年中，宣佈削除樂户等賤民民籍，試圖解決數百年來遺留的社會問題。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有四：

　　第一，釐革前朝弊政。雍正帝君臣以清除前代積弊為政治綱領，明永樂帝“壓良為賤”產生的山陝樂户，固然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宋朝有罪的惰民，其後人到了清朝並沒有罪，再加繼承，於理不順，應當“特沛恩綸”，給予出路。因此，開豁賤民，同攤丁入糧、耗羨歸公、改土歸流等各項政事一樣，是雍正朝雷厲風行的改革政治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獲取政治資本。據記載，樂户除籍“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都立揭發失勢的年羹堯攘奪皇帝這份功績，正好説明，在朝野輿論看來，除豁賤民是極大的功德，當權者都想靠它掙個好名聲。嘎爾泰請求削除紹興惰民丐籍，説此舉“使堯天舜日之中，無一物不被其澤，豈獨浙省惰民生者結環，死者銜草，即千萬世之後，共戴皇恩於無既矣”。可見釋放賤民作為一種“仁政”，可以大大提高皇帝的威望。

　　雍正朝初年，胤禛面對“繼位不正”的質疑和非議，以及爭位失敗的兄弟們的怨恨，統治遠不能説穩固，特別需要普通民眾的擁戴支持，這大概也是他登基伊始即忙於處理賤民問題的原因之一。

　　第三，移風易俗，維護傳統秩序和倫理。歷朝歷代統治階級對待賤民的態度，大致有兩種，一是堅持等級制度，殘暴地奴役賤民，一是主張部分釋放賤民。後者如明初建文、永樂兩朝官至內閣首輔的解縉，就曾説過：“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他從維護倫常風化出發，反對降罪人於樂户。

　　雍正帝君臣與解縉等人的思想相一致。有朝臣説：“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為先”，賤民“有傷風化”，理應清除。雍正自己則表示：“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令賤民改業從良，就是“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表明他們此舉的動機，是維護統治階級自定的道德準則，要與破壞這些道德準則的人作鬥爭。

　　第四，壓抑紳權與消弭賤民反抗。雍正帝即位後，嚴厲執行打擊不法紳衿的政策，賤民主要受紳衿控制，為他們服務，賤民要脱籍，觸犯紳衿的利益，這些人自然不樂意。所以雍正除豁賤民的法令中，特別包含禁止紳衿土棍阻攔賤民出籍的條文。

　　賤民常年備受欺凌，不滿情緒鬱積，時或爆發反抗鬥爭。江南等地賤民，以前只是默默忍受非人的虐待，到了康熙年間態度大變，他們奮發反抗，已被統治者視為嚴重危害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

　　如寧國府涇縣的“附丁”，即雍正帝所説的“一姓奴役一姓”關係中的世僕，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公開要求開户獨立，擺脱主姓的控制。因為聲勢甚大，牽連日廣，清廷不得不予以允准。

　　同一年，江蘇常熟因造船之需，向當地一些以制繩為業的丐户勒派催交繩索。丐户陸三、周文等向江蘇巡撫上告，反對額外差派，經江蘇知府查明，是常熟縣奸徒搞的鬼，於是在該縣立碑，予以禁止，如有違犯，“即嚴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參，役以篾功令處死”。

　　到了雍正六年，針對世僕、伴當的“開豁令”下達，但在實際執行中受到地方紳衿阻撓。雍正十二年，世僕葛遇等十人到北京上訪，鳴冤告狀，請求立户，最終得償所願。

　　“天地為之廓清矣”？

　　自雍正朝起，清廷着手開豁賤民，但此後對從良的賤民要求卻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定例，出籍賤民科舉應試資格，要從報官改業的人算起，“下逮四世，本族親枝皆清白者方準報捐應試，若僅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姐尚習猥業者，一概不許濫廁士類”。即整個直系家族四代人裏沒有賤民身份、且無一人從事賤業，方才算數（詳見本版相關文章《清代“賤民”翻身不易》）。這個門檻實在太高了，光靠雍正帝一紙上諭及某些地方開明官員的努力，還談不上真能拯救賤民脱離苦海。

　　歸根到底，賤民的解放，不是某個人（即便是雍正帝這樣強勢的君主）一己的意志所能決定的，它仍要取決於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賤民欲改業從良，首先要求社會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可是雍正朝時顯然不太具備這個條件。如前所述，朝中羣臣討論嘎爾泰請求豁除紹興府惰民丐籍的建議時，禮部官員就曾指出，惰民出籍後，就業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可見他們也考慮實際困難，而不是一味固執保守。

　　儘管如此，雍正帝的開豁令仍有一定意義，它為賤民脱離賤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賤民解放的開始。具體一點説，削籍令是政府宣佈取消對賤民的特殊控制法，使賤民有了離開賤籍的可能。賤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條件申請改業從良，就可以按平民的方式生活，一定期限之後能應試出仕。假若與平民發生糾紛，也能以良人身分告官，不會像過去那樣僅僅因為是賤民就遭到無端的歧視和打擊。

　　換言之，至少在原則上講，賤民的除籍，使他們數百年來的積鬱有所申舒，生活慾望有所增強，奴性有所削減，一向受到極大壓抑的創造力，也有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丐户、樂户、旦户、世僕、伴當等賤民，都是持續幾百年的歷史遺留問題了。晚明著名文人沈德符曾不解地問：“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惰民“不蒙寬宥”？其實對改善賤民的處境，明代帝王也不是完全無所作為的。如明英宗（1435~1449年、1457~1464年兩次在位）曾釋放教坊司樂工3800餘人為民，他弟弟代宗（1449~1457年在位）時則議準，凡原為民人而落入樂户的，准許改回去，原為樂户而願從良的，也允許申請改業，與民一體當差。到了清康熙年間，一度裁革過揚州樂户。

　　但這幾位君主，只是對他們有機會接觸的樂户行些好事，小打小鬧，未能惠及更多賤民，唯有雍正帝真是大刀闊斧，推行全面改革。故清人俞正燮研究樂户、丐户史時指出：“本朝盡除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天地為之廓清”，未免為過譽諛詞，而雍正帝為世代困苦的賤民做了一件實事，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難怪明清以來諸多專制君主中，執政不過區區十三年的雍正帝，能以具有政治氣魄，敢於革除舊弊，使王朝政治一度趨於修明而為人所稱道。

　　當然，如前所述，雍正帝賤民除籍令下之後，真正受惠改業從良的賤民畢竟有限，多數賤民屈辱地位依然固舊。安徽賤民與紳衿的鬥爭，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紳衿頑固地制馭世僕，不容改業。如祁門縣有周姓為李姓世僕，嘉慶十四年（1809年）按雍正朝例開豁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舊服役。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李姓的李應芳強迫周覺春充當吹鼓手，雙方發生衝突，以致鬧出驚動一時的人命案子。

　　而寧波府惰民未能削籍為良的人數也很多，釀成重重矛盾，終於在清王朝覆亡前數年，即光緒三十年（1904年），爆發了又一次嚴重的“除豁”事件。此是後話，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