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公妻”的謠言是如何產生的？_風聞

文：石巖（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婦女國有”

1918年的夏天，美國和歐洲各大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禁止組建家庭，布爾什維克公妻”“蘇維埃實行羣婚”“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這些説法很快就被指為謠言。1919年8月17日，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闢謠：“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説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扎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輾轉訛傳，人又給他們加上了。”

繼李大釗之後，刊登於1920年第8卷第6號的《新青年》上的《勞民俄國底婚姻制度》再次闢謠。此文由日本人山川菊榮撰寫、李達譯。山川菊榮考證説：“婦女國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國人阿里夫塞拉的《勞農視察記》。阿氏記錄了伏爾加河畔小城薩拉特夫的無政府主義者發佈的“婦女國有”的佈告，後被以訛傳訛，將“婦女國有”歸於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

薩拉特夫，今譯薩拉托夫，位於俄羅斯西南部

這一傳聞的流佈極廣，中國的報紙也有反應。1918年8月28日《申報》有《俄無政府黨之公妻制》一文。從行文看，該文應譯自“俄國薩拉土夫（即山川菊榮所謂薩拉特夫）無政府黨自由會社婦女國有條例”。報紙的編輯並沒有把這則消息太當回事，它沒有出現在國際新聞版或要聞版，而是出現在第17版，大標題之前尚有一引題：《四十年後之新世界》，暗示了“婦女國有”是子虛烏有的海外奇談。

在《勞民俄國底婚姻制度》一文中，山川菊榮援引“巴里特氏”及“普來安女史”的《遊俄報告》，駁斥了“婦女國有”的謠言。普來安説：“勞農會通過佈告關於婚姻時的集會，我曾出席……這佈告採決以前，有一兵士起立，主張政府應限制離婚在三次以下。又有一兵士站起來説，‘我們相信自由，為甚麼一定要限定人們結幾次婚呢？’討論於是終止了。最有趣的是，結婚和離婚都與吃一杯茶一樣，並無別的道理，可是結婚局和離婚局也並沒有應接不暇的模樣。”在接下來的篇幅裏，山川菊榮轉述普來安的觀察，介紹了蘇俄婚姻法，撮其要者，有以下幾項：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給婦女以可能的範圍內的自由；離婚可由雙方同意也可以由一方提出；男女對子女的權利義務平等；禁止重婚，但不制裁姦通和私通；婚生與非婚生子女平等……這些立法精神，被日後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婚姻法》所繼承。

從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國革命的成功，本是戲言的“共產公妻”一説，因知識階層的討論和蘇俄信息的傳入，變得越來越真切。“婦女國有”或屬子虛烏有，但立法保護離婚自由及非婚生子女權益，不受法律干涉的婚外性關係，在當時以至此後很多年的中國仍屬激進之議。與此同時，“共產公妻”的污名漸漸成為達成政治目的之利器。

1920年11月，陳炯明電邀陳獨秀赴粵主持教育。初到廣東，陳獨秀聲名甚隆。短短4個月之後，廣東高師學生卻向省議會提交了驅陳議案，指斥其主張討父、仇教、公妻、婦女國有。

查同時期的《申報》，陳獨秀為粵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粵人之倫理觀念實較強於各省，故辦教育者必須道德純潔，始足起一般社會之信仰”，“談新文化者必以實學為根底，若無實學則最淪於思想破產而為智識階級所輕視”。國民黨老人黃子凌（黃鉞）認為：“陳獨秀來粵已及兩月，考其成績不過在報紙上説兩句大話”，“以其主義既無徹底之研究，而浮囂之氣已輸入於一般青年之腦海，無窮禍害令人悚懼”。就連曾經力促陳獨秀來粵的汪精衞也公開説：“今日所謂新文化，注重哲學而不注重科學，專從思想改造未免倚於一偏。須知我國以哲學改造社會已有兩次教訓：如晉尚清談、尊老莊，造成一種玄學，卒啓五胡十六國之亂；宋人以禪宗參入儒學，造成一種理學，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則今茲之提倡新文化若不於科學注重豈不危險？” 

如《申報》所言，陳獨秀在廣州遭驅除與其激進的主張有關，與保守人士認為他有道德瑕疵有關。對於主張討父、公妻、婦女國有之説，陳獨秀在3月23日接受廣州黎明訪社記者採訪時説：“這些話提起來又好氣又好笑，試問父有何可討？既説是妻不是妓，如何公法？我們雖不主張為人父專把孝的名義來壓迫子女，卻不反對子女孝父母，更不能説‘孝為萬惡之首’。至於‘百行淫為首’，這句話我想除了一班淫蟲及討幾個小老婆的大腹買辦，不會有這樣荒謬的主張。”“又好氣又好笑”“荒謬”説明了陳獨秀對“公妻”一説的態度。查《新青年》雜誌關於婦女問題的系列討論，陳獨秀的幾篇文章主要集中於婦女選舉權、男女同校、女工等話題。在廣東任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期間，陳獨秀做過的關於婦女問題的演講也多屬於此類。他雖曾提出“中國婦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體上的”，但“身體解放”針對的是纏足等陋習。陳獨秀觀點的激進之處在於“婦女解放運動，也就是充實政治革命的內容之一種”。

陳獨秀主張“公妻”的謠言一出，不僅陳本人，袁振英、陳公博等，也紛紛在《廣州羣報》、上海《民國日報》上闢謠。論者認為，1921年9月，陳獨秀主動離開廣州系因信仰之轉變，並非迫於輿論壓力。

從陳獨秀離粵前後紛紛擾擾的輿論可見“公妻”謠言的“新動向”：與民初政客把“公妻”張冠李戴給一個面目模糊的羣體（維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這一污名開始針對具體的人，並且增加了“婦女國有”的新內容。按照傳播學的理論，“謠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斷重複，人們今天從這聽到，明天從那聽到，説法不斷在變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傳越像回事”，“謠言和人一樣，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它也是一種複雜造物的結果，來自歷史，影響歷史，更闡釋歷史”。“公妻”及其新説“婦女國有”所體現的或正是人們在大變動前夜所特有的“嗅覺”。

大革命時期的“杯水主義”

從“五四”到“五卅”，不過6年，五四青年關於“自由戀愛”的討論已顯落伍。1924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鄭超麟把“不鬧戀愛”當作對於五四初期“戀愛神聖”觀念的一種反動，因為“戀愛是小資產階級的”。

戀愛為何跟小資產階級掛鈎？1920年10月《婦女雜誌》一篇名為《性的道德底新傾向》的文章提供了線索。此文作者本間久雄歸納了歐洲“自由離婚派”的觀點，將其分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唯物論兩大派別：自由派主張“戀愛底自由”，社會主義/唯物論派則主張“自由戀愛”。自由派把戀愛當作目的，主張靈與肉的統一，唯物派偏重“肉”的自由。在唯物青年看來，革命是疾風暴雨，大量的工作有待人做，把時間浪費於羅曼蒂克的卿卿我我，已落伍於時代。蔣光赤就因為跟一個女生通信多年，“兩人關係好似戀愛小説裏面的”，而被東方大學的同學嘲笑。

如前文所述，“婦女國有”或屬子虛烏有，但在1920年代的蘇聯，“一杯水主義”是確實存在的。1923年，布爾什維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員、全俄黨的婦女工作部部長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倫泰發表了一篇名為《三代的戀愛》的小説。女主角蓋尼婭是堅定的革命者，其情愛觀是：“戀愛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這種一切時間都被奪去了的革命時代”，“我們偶然碰到，兩個人感到幸福的時候，我們就尊重了這個時間”。當“身上燃起激情時，她決不拒絕生活向她發出的燦爛的微笑……雙雙外出幾個星期，在愛的杯盞中痛飲”，“當愛的杯盞倒空後，她將毫無痛苦和遺憾地將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愛的杯盞”大概就是“杯水主義”的由來。

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倫泰（1872.3.31～1952.3.9）

鄭超麟們到達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時候，正是《三代的戀愛》發表之時。現實與小説高度吻合。東方大學對中國學生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充滿警惕，認為他們身上有很多體現為家庭、鄉土、民族觀念的舊觀念、舊習慣。這些舊習都以感情為紐帶，而黨要“打破感情的結合”。因此，中共旅莫支部禁絕戀愛，但不禁絕性要求，強調革命者可以有性無愛，且允許相當的性自由。陳碧蘭回憶錄記錄了在1925年舉行的一次關於革命家的戀愛觀問題的座談會，會議的主旨是把“小布爾喬亞的戀愛觀與革命家對兩性關係的態度分別開來”，摒棄戀愛至上。陳獨秀之子陳喬年在會上發言：革命家的精力、時間有限，“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動性強，“工作在哪裏，有性的需要時，就在哪裏解決，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煙一樣”。

在蘇聯，“杯水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所容許的時間並不長。1927年，柯倫泰的小説成為禁書，但“一杯水主義”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1927年，劉仁靜在莫斯科學習時，蘇聯正風行“一杯水主義”，“許多同學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陸立之1927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29年秋回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29年我20歲，沉淪在‘一杯水主義’的初戀中……在當時的學校宿舍裏，並沒有‘家’這個概念。男女間一拍即合，由學校當局提供同居鋪位。在大廳堂中安排十幾對牀位，像船上的統艙一樣：兩牀之間有一小書櫃，這是一對野鴛鴦；隔鄰的牀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義’風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學校中沿襲了。”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身體力行“杯水主義”的時候，柯倫泰的作品被譯介到了中國。1928年，《新女性》刊登了《三代的戀愛》譯文，並向讀者徵集讀後感。三個月後，1928年第3卷第12期《新女性》刊出16篇讀後感組成的“新戀愛問題”專題討論。有人認為，“如此種的戀愛中國何嘗沒有，只不過沒有赤裸裸地説出來，造成一個戀愛的概念就是了”。戀愛自由和性愛自由，已不能滿足革命青年的需求，有人提出了“性交自由”：“將性交與性愛的必然聯署關係打破”，“強制一個人除了愛人之外不跟別人發生性關係，是今日性愛諸種病態之一”，“性愛不必強求只限於一人”。有人主張，“戀愛只是玄學的產物”，而事實上，“戀愛不是神秘的、神聖的、更不是靈的”，“人間的倫理從唯物的歷史的解釋，皆源於經濟的條件”。有人更進一步：“性生活的基礎應該從經濟制度下脱離開，應該從個人的狹窄範圍內脱離開，應該掃除資產階級所遺存的痕跡，我們應該無產階級地建立起集團化的性生活。”這些觀念與1920年代初的“戀愛自由”有近似之處，但已經走得更遠，戀愛本身都已被革命青年視為落伍，戀愛自由在他們看來就更是一個過時命題，必須被“性交自由”所取代。

《新女性》創刊於1926年1月，創辦人章錫琛。1912年至1925年，章錫琛任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編輯、《婦女雜誌》主編、國文部編輯，並編輯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現代婦女》和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後因主張過於激進，他被商務印書館辭退。1925年冬天，在鄭振鐸、胡愈之、吳覺農等人的支持下，章錫琛創辦《新女性》雜誌社，其辦刊初衷之一是“聲援五卅”。《新女性》的作者、譯者包括陳望道、曹聚仁、顧頡剛、周建人、陳學昭、沈端先、謙弟（安那其主義者）等。

章錫琛（1889—1969）

與《新女性》激進程度形成參照的是同一時期的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5月14日，該報刊出一篇名為《革命青年的戀愛觀》的文章，作者提出“廢妻”理論：“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時間的久暫問題，視乎戀愛能否繼續下去而定……兩人間任何一方對於對方失掉了戀愛的時候，不必經過離婚的手續就可以自由離婚了。這樣的戀愛才是真正的戀愛。”“廢妻”之説固然聳動，其實質不過是民初無政府主義者“不結婚論”的迴響。

大革命時期，各種來源、各種激進程度的性自由主張，在報刊上公開“爭鳴”，自蘇俄傳入的“杯水主義”在此間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蘇聯，革命過後，專制秩序建立，柯倫泰的小説成為禁書。大革命失敗後，柯氏的小説卻在中國不斷被結集出版。在《新女性》譯本之後，夏衍翻譯了柯倫泰的中篇小説《姐妹》和另一部小説，將其與《三代的戀愛》合編為“戀愛之路三部曲”。1929年，温生民翻譯了柯倫泰的長篇小説《赤戀》。1930年，周揚翻譯了柯倫泰的《偉大的戀愛》。《開明》雜誌第2卷第8期則將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和柯倫泰的《戀愛之路》並稱為“兩本現代青年男女的必讀書”。1930年代，“蘇聯的性文學”在中國已形成譜系：《三代的戀愛》《姐妹》《新俄大學生日記》《右邊的月亮》……流風之及，“杯水主義”也進入了左翼作家的創作。

“耕者有其田”+“多者分其妻”

革命者似乎總是無師自通地把身體作為革命的資源或革命的對象，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從五四青年到北伐青年，從清末男子剪辮到大革命時期女子剪短髮，莫不如是。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時代，革命的動亂，性觀念又有很大的改變，蘇聯在革命時代所產生的‘一杯水主義’，也在那時傳入了中國。”“中國在北伐時期，性的觀念變化與性的行為演變也是很複雜很有趣的。它呈現出最放縱的‘一杯水主義’以及最落後的‘姨太太主義’的現象。北伐的武裝同志在革命戰爭中，大家‘一杯水’，革命勝利，情有所鍾，或若是珠胎暗結，乃謀久合，這是常事。有許多是從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與女同志戀愛難解難分，可是因為他們在北方家裏已有個髮妻，等到北伐完成，髮妻重會，家有老父老母，豈容隨便離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我們從這些千變萬化的形態中，實在很不容易瞭解性觀念在各種道德觀點的激衝中，在個人心理上可以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與變化。但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那些不同的道德觀念，往往會深入我們的下意識，它可以與我們的主張與思想不合，而我們的行為往往被它所控制。”

主張“性交自由”的安那其主義者謙弟曾為共產主義者“正名”：“近來有不少人總是説着共產便聯想到公妻，好像‘共產’和‘公妻’是穿上了一條連襠褲不可分離，其實共產與公妻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主張，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沒有一個是主張共產必須公妻的，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否定婚姻制度。”《大公報》社評也説：“共產黨之稱，出於日譯，普通社會，初不知共產主義作何解，而就‘共產’二字以釋其義，則有類奪人之產以為己有，故共產公妻，相提並論，常人聞之，如洪水猛獸。”

正如徐訏所言，“那些不同的道德觀念，往往會深入我們的下意識”。“下意識”若被煥發，往往有更強的“殺傷力”和“動員力”。在1920年代，“共產”與“公妻”成為軍閥間互相攻擊的武器。孫傳芳指責張作霖“任令其子學良小勝而驕妄，以五官中郎將自命，與三五新進少年、綠林梟桀，廣招最獷之匪卒，雜以異種之犬羊，蹂躪中原、被同征服、倚官為盜，實行綁票、共產公妻”。張學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責馮玉祥“喪心病狂宣傳赤化、用夷變夏，所謂社會主義、所謂共產公妻，種種邪説倡言不諱”。

北伐既起，“共產公妻”成為“南方赤黨”專屬的罪名。吳佩孚對日本記者發表講話，稱他與張作霖的聯合實為阻擋“赤禍”的蔓延：“彼輩口中之所謂共產，實一種赤色的帝國主義，專共人之產不能與人共產。更進一步倡為公妻邪説，破壞倫紀莫此為甚。”1926年9月，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發出佈告：“南方赤黨竟敢師出無名，共產公妻主義強迫湖南實行，強奪商民財產、利權劃歸黨人。”面對士兵，“孫聯帥”説得更加通俗：“我們為什麼要打倒蔣中正，因為他赤化。打倒蔣中正，就是撲滅赤化。何以要撲滅赤化？因為……赤化講公妻。何謂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同一時期，直魯聯軍宣講隊張貼的標語這樣寫道：“你們第一要曉得蔣介石是害人賊；赤黨要來搶你財產了，大家趕快起來擋着他；無父無兄與共產公妻，試想世界上行得通麼；你的財產，你願被共產賊黨用強搶的手段共了去麼？你的妻女，你願被共產賊黨擄掠了去，作他們的公妻麼；討赤即是救國，因為赤黨是蘇俄的走狗。”

對常見諸報端的“共產公妻”之説，時人常抱這樣的態度：“什麼‘煽惑’，‘共產’，‘公妻’，‘殺人放火’，‘洪水猛獸’……呵！呵！紅帽子多得很，隨便揀那一頂戴在他頭上就得了！真的，這些都是自孫傳芳時代以來的萬應殺人良藥，是百試不爽的。”“萬應殺人良藥”説的正是“共產公妻”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時期，北方的討赤宣傳“用的多是一些大眾化的白話，講的是反對‘共產公妻’的簡單‘道理’。這些‘共產公妻’的‘道理’儘管很荒謬，但在當時普通民眾的頭腦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國主義’，‘打到軍閥’之類的口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就連電影導演也要在“公妻主義”的時代活劇中軋上一角。1926年，東方第一影片公司推出由陸劍芬、任愛珠、周空空三大明星主演的電影《工人之妻》。該片大打“勞工與公妻二大主義之衝突”的賣點，實際講的卻是一個相當傳統的故事：工人生活困苦辛勞，不足以滿足其妻的虛榮心。其妻遂攜子與惡徒私奔。後惡徒被捕，妻墮入貧民窟，貧病交加之時寫信向夫求救。子被富翁收養，大學畢業後與父親團聚。父子衣錦還鄉，妻在貧民窟孑然病故。導演任彭年此前曾執導“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都市婚戀倫理劇是其所長，“勞工”“公妻”云云，應是打熱點議題的擦邊球。有趣的是，《工人之妻》的編劇是上文提到的寫《佛動心》的王鈍根。在《佛動心》中，王鈍根對“公妻主義”極盡揶揄，幾年之後，他的電影劇本卻以“公妻”為噱頭。同一時期，《申報》廣告版面上打“共產”“公妻”擦邊球的書訊、戲劇廣告時有所見。

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從南到北席捲中國大地：勇敢的軍事行動、對於更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大膽想象、暴力和混亂、豪情和血污、沖決羅網的決心，以及隨後的彷徨、幻滅，在短短几年間一一上演。期間，已在報刊上喧囂的“共產”與“公妻”第一次有了小範圍的實踐機會。從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下武漢三鎮到1927年7月武漢政府分共，武漢曾是革命的暴風眼。1927年4月，茅盾接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編輯時，武漢的局面相當混亂。大革命失敗之後，茅盾作為蔣介石政府的通緝犯，從武漢逃到上海，在上海完成了《蝕》三部曲的寫作。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三部曲”中《動搖》的情節再次印證了前文引述的徐訏的判斷：“那些不同的道德觀念，往往會深入我們的下意識”，“而我們的行為往往被它所控制”。湖北某縣的農民未必讀過《新女性》和廣州《民國日報》，對“非戀愛論”“非非戀愛論”等左翼青年的時髦論戰諒必也不會感興趣，但在大革命的風暴中，他們卻無師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後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並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召開了一個抽籤分妻大會：“去年臘尾，近郊南鄉的農民已經有農民協會。農民果然組織起來了，而謠言也就隨之發生。最初的謠言是要共產了，因為其時農協正在調查農民的土地。但這謠言隨即變而為‘男的抽去當兵，女的拿出來公’……放謠言的是土豪劣紳，誤會的是農民。但是你硬説不公妻，農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個共產黨，則產之必共，當無疑義，妻也是產，則妻之竟不必公，在質樸的農民看來，就是不合理，就是騙人。”農民們盤算：在南鄉，“多餘”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婦未再醮，尼姑沒有丈夫…於是，在縣農協特派員的坐鎮下，南鄉的農民在土地廟前開了個大會，抽籤分配5個女人。第一個女人還沒分完，夫權會衝來砸場。在當地，夫權會是農協最堅定的反對者。特派員見勢不妙，迅速轉移戰場，帶着抽籤分妻的人打到夫權會。人們旋風一樣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無防備的夫權會眾全數抓住，給他們戴上高帽子游街。這場鬧劇傳到縣城的時候，國民黨縣黨部成員的反應形形色色。投資分子胡國光希望趁亂有所“作為”；商民部長方羅蘭和婦女部長張小姐淡然地將其視為談資；婦女協會的孫舞陽鄭重地將其稱之為“婦女覺醒的春雷”。

小説家言與事實相去多遠？1957年，茅盾回憶流亡上海時寫作《蝕》三部曲的經歷：“一時無以為生，朋友勸我寫稿出售，遂試為之，在四個星期中寫成了《幻滅》。”“那時候，我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邊一張很小的桌子上斷斷續續寫起來的。那時候，凝神片刻，便覺得自身已經不在這個斗室，便看見無數人物撲面而來。第一次寫小説，沒有經驗，信筆所之，寫完就算。那時正等着換錢來度日，連第二遍也沒有看，就送出去了。”通過這段自述可以看出，《幻滅》的文體是小説，但作者虛構的成分並不多：一則寫作是為了換錢度日，是短時間內的急就章，構思、修改之類都能省就省；二則作者提筆“便看見無數人物撲面而來”，所寫是真實生活經歷的復現。《幻滅》如此，《動搖》也如此。茅盾在《寫在<蝕>的新版的後面》中交代：《動搖》的構思和寫作大概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比《幻滅》長些，可是實在的寫作時間，也不過二十多天。

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蝕”三部曲，茅盾有這樣一段自述：“（出版社）曾建議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時候，我覺得不改呢，讀者將説我還在把‘謬種流傳’，改呢，那就失去了本來的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這‘矛盾’似乎頗不易解決。當時我主張乾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為然。結果我採取了執中方法，把這三本舊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對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則根本不動。至於字句上的修改，《幻滅》和《動搖》改的少，僅當全書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由此可見：時過境遷，《蝕》的一些內容已不合時宜，但茅盾只做了有限修改，我們今天讀到的《動搖》接近1927年春夏之交他在湖北的見聞。

我們能否據此説，“共產公妻”的鬧劇確曾在一些地方零星上演？1927年1月9日《申報》上的一則消息似可作為旁證：上海防守司令部公開發表《赤禍侵入湖北後之現象》，聲稱赤党進入湖北後，武昌縣知事公署牌示田產實行三三一制；武昌法院發佈公告，宣佈廢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公告發布者在“實行三三一制”後打了一個括號，註明“共產”；在廢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後註明“公妻”。此公告由北伐軍的敵方公佈，其真實程度大可懷疑，但此間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北伐”的軍事行動是與國民政府的“司法黨化”同步進行的。1926年12月底，國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員會主席徐謙在武昌召開司法工作會議，會議議決：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在“現在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之下務使農工羣眾減少壓迫”；現行民法以前清《民律草案》為藍本，有與黨綱相沖突者，應酌量變更；婚姻問題，根據婚姻自由原則，酌量情形辦理；地主及佃户問題，以不違背現在經濟社會利益為原則，對佃户採取保護態度。鑑於此次武漢司法工作會議的精神，顯易被敵方利用附會以為攻擊。

“裸體遊行”及其流傳時機

大革命的潮汐退去之時，另一則關於“共產公妻”的謠言泛起。

1933年7月20日，《申報》上的一篇文章寫道：兩年前作者從武漢初到上海，許多人見面就問，武漢是否常常舉行裸體遊行。作者因此感嘆：“從上海到武漢，只有兩三天的路程，而且交通也還便利，然而當時一般人對於武漢的情形，隔閡得竟如不同星球，即是一個毫無使人置信的理由的謠言，也會使人深信而不疑，大家把武漢看作禽獸之邦，為之‘談虎色變’。”人們之所以信謠傳謠，實因“裸體遊行”曾是大小報章上轟動一時的消息。1927年4月24日，中華婦女同志會“閲報載漢口婦女藉詞打破羞恥，發起免恥裸體遊行大會，以天時尚寒，改期端節舉行”，在“殊深驚駭”之餘，給蔣介石、唐生智發電，譴責發起者及贊成者。滔滔譴責聲中，“裸體遊行”是否在端午節舉行，並沒有見諸《申報》後續報告。

比《申報》上述消息更早，4月20日出版的《北洋畫報》上刊出《打倒可恥的裸體遊行》。作者“誅心”寫道：“嘗聞古有某吏，得淫婦，褫其裳，縛伏驢上，使遊於市，更於鞍間置一突起之木杵……使婦人得盡情發展其性慾……此固裸體遊行之先例矣。今日者，天翻地覆之時也，女子裸體遊行，在黨治之下，固為絕不可少之點綴，而被壓迫者則以打倒羞恥心為口號。然武漢婦人，既裸體遊行矣，何不乾脆‘自動地’騎木驢以當眾‘發展其性慾’，豈不更妙也耶？”在這段文字中，“裸體遊行”是完成時態的，但在擅長圖片報導的《北洋畫報》上卻沒有任何一張相關照片。同一頁，北京政府進蘇聯大使館逮捕共產黨人的消息附了三張圖，配發的按語稱北京政府的捕人行為“實辛丑以來，外交界空前之創舉”。這則消息和“武漢裸體遊行”共處一版，無意中呈現了某種歷史邏輯。

1927年5月，《新女性》的主編章錫琛在《論禮教與共產公妻及裸體遊行》一文中寫道：

自從國民黨發動清黨運動把共產黨完全驅除之後，保存禮教的呼聲忽然又發動起來……某會首領發出反共黨通電，説共產黨破壞禮教，提倡公妻，以致女不安室云云……不久前又看到某女子團體通電反對漢口女子的裸體遊行……共產黨從前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究竟有沒有做過破壞禮教的工作，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所以無從而知……

至於説共產主義主張公妻，那不但維持禮教的人應該反對，便是排斥禮教的我們也絕不敢贊成，雖然我看過直魯軍宣傳隊所貼的標語，和新近反共產者的通電宣言，説共產黨提倡公妻，卻至今不知道怎樣公法。倘使照一般人的解釋以為公妻就是公有物，可以任無論那一個男子去向她泄慾，則現代公然通行的娼妓制度卻不見禮教維持者怎樣洪水猛獸地看待……

章氏將“裸體遊行”之説與“清黨”掛鈎，雖未給出直接證據，但兩事在時間上的接近確實值得注意。周軍比對上海、武漢、京津等地報紙，發現“裸體遊行”之説最早於3月間出現在上海報刊上，口吻為將來時態。《漢口民國日報》上最早出現相關內容是在1927年4月4日，內容是否定另外一份報紙上刊登的“裸體遊行”將於5月1日舉行的消息。然而4月中下旬，京津地區報紙對於“裸體遊行”的“報導”已經是完成時態的，且各報所載細節多有出入。《漢口民國日報》對“裸體遊行”的正式闢謠出現在5月7日和12日。但謠言並沒有止息。1932年，魯迅在為林克多著《蘇聯聞見錄》所作序言中寫道：“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蘇聯越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比照魯迅寫作此文的時間，裸體遊行謠言的散佈時間恰與北伐的兵鋒所及同步。

周軍注意到，“裸體遊行”之説蜂起之時，武漢政府正面臨的巨大壓力。鮑羅庭曾在報告中寫道：“武漢的小資產階級把國民政府同蔣介石的鬥爭理解為國民政府試圖引進共產主義……小資產階級根據帝國主義報刊和反動報刊的描繪來想象共產主義，説什麼‘將拉着裸體女人滿街跑（婦女社會化）’，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消滅私有制等等。”鮑羅庭的報告與章錫琛對“裸體遊行”的看法可以互證，與《北洋畫報》上的誅心之論中“天翻地覆”“黨治之下之點綴”亦可呼應。

這些時論呈現的是武漢“分共”前夕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清洗將至，小説《動搖》中一個測字先生説：“該殺的人多着呢！剪髮女子是要殺的！穿過藍衣服黃衣服的人也要殺，拿過梭標的更其要殺！名字登過工會農會的冊子的，自然也要殺！殺，殺！江水要變成血！這就叫做青天白日滿地紅！”這樣看來，“裸體遊行”大概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世界中一個黃色的花邊。

“分共”之後，“共產公妻”成為中共的專有罪名。從1927年到1936年，《申報》上《共黨蹂躪瓊崖之慘狀》《江西貴溪縣被匪擾害記》《贛省永豐興國之共禍》一類的報道中，“共產”“公妻”成為攻擊革命的高頻關鍵詞：“全瓊……建立蘇維埃政府，實行共產公妻主義，且更大張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個月回家，否則焚燬家屋。迫鄉民針刺‘赤軍’二字於臂上，不從者殺。脅小童老婦驅之放哨、打仗，青年婦女輪流姦淫”，“稍有財產者逃命港澳南洋，貧窮者匿避山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1934年6月，蔣介石以“匪區法制禮俗、摧毀殆盡、男女間尤紊亂、倡公妻邪説、相率營獸性生活”為由制定“收復區婚姻辦法”。

也是在1934年，紅軍政治部翻印的《俘虜工作須知》專門指導戰士如何斥責“共產公妻”傳聞：“國民黨反動派説：‘共產公妻’，這我們可換過來説：只有國民黨才實行公妻。蘇區裏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國民黨軍閥們，每個人霸佔幾個窮人的女子，強姦、賣淫都是國民黨造成的。” 

到1936年，《申報》上關於“共產公妻”的消息戛然而止。

從1946年到1949年，隨着國共內戰越演越烈，“共產公妻”的消息又死灰復燃，漸次迴歸《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