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胡錫進，內地媒體人還有誰可以在香港發聲_風聞

自2019年6月以來，香港反對派和一些激進勢力借和平遊行集會之名，進行各種激進抗爭和破壞活動。雖然特區政府已多次表示修訂《逃犯條例》工作已徹底停止，但他們繼續以“反修例”為幌子，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暴力行為不斷升級，社會波及面越來越廣。毫不誇張地説，眼下的香港既是暴力的漩渦，也是各方勢力角逐的前線，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抹黑與澄清的辯論甚囂塵上。

在內地可以看到的公開報道當中，持續發聲的媒體除過央視央媒，最為知名的便是《環球時報》。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更是幾次前往香港現場，除過走進普通香港市民的家庭傾聽他們的聲音，而且在香港電台與香港名人陶傑就香港問題進行了不設限的公開對話。事後，胡錫進在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就這場“單刀赴會”的對話活動進行了評論。胡錫進稱，自己希望的是能在“客場”把道理講出來，能讓香港電台等港媒受眾聽得進去，而不是要在“氣勢”上與對方爭個高下。

以下為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微博原文：

老胡與陶傑先生昨晚在香港電台演播室對話，主持人是與他態度一致的利君雅女士，這是他們的主場。不能不説，這是一場有趣的挑戰。我看到國內已經有人把這次對話的視頻放到了社交網站上。

他們與我二對一，這不重要。真正瞭解這類對話的人都懂，重要的是主持人利君雅女士掌握着議題設置和決定由誰做每一個議題“最後陳述”的權力。老胡肯定是要打“逆風球”的，但老胡還是要去。內地和香港輿論場之間有一道無形的屏障，很多時候我們這邊聲音很大，但過濾到那邊就變形了。他們那邊的聲音過濾到這邊也是一樣，這是雙方隔閡的重要原因。

老胡此行在香港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都是在香港影響力非常大的。我來香港在當地成了新聞，那些媒體因此願意報道我的意見，這是內地輿論界與香港輿論界溝通的一個機會。這樣的輿論溝通，誰都不應拿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從我這方面説，希望的是能在客場把道理講出來，能讓香港電台等港媒受眾聽得進去，而不是要在“氣勢”上與對方爭個高下。如果特別在意後一點，那老胡的目的一定不是為了與香港的受眾溝通，而是有別的“私心雜念”，把這場溝通當成我個人對內地輿論場的某種“秀”。

説實話，老胡對這次對話的效果還是挺滿意的。它在臉書上的直播有1.6萬人實時觀看，對香港電台的這個欄目來説，這個數字相當高。另外，主持人雖然把提問的犀利都對準了我，而且把每個議題的“最後陳述”大多給了陶傑先生，但我表達出了不少主要觀點，有些觀點顯然是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從未聽説過的。而且我在香港和海外多名朋友收看直播後，第一時間發來信息，認為我的表達方式是香港及海外受眾比較容易接受的。

老胡這幾天在香港接受採訪，都沒有要求對方事前提供採訪提綱，也都沒有對問題設限，而是在隨機交流中每問必答，多個採訪被完整播出，這個結果恰是老胡最希望的。與陶傑先生的對話是直播，時間近一個小時，至少在直播時無法剪裁，這是最好的。還有一種對話是辯論，對抗賽的那種，專論輸贏的，但那不是老胡想要的。我必須説，除了對我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我也想對陶傑先生和利君雅女士的表現給予積極評價。他們二人顯然存在對我“二打一”的默契，但這是我去香港電台演播室接受這種對話方式時就需要預期並且接受的，而且我覺得他們對這種優勢的利用比我之前想的要剋制。我參加過美國一家媒體的類似對話，那裏對我搞“三打一”，完全是陷阱。後來我拒絕再參加該媒體的“對話”。相比之下，香港電台這次對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還是不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媒體人同樣如此。真正的、有價值的媒體溝通很不容易實現。老胡此行的幾次受訪和對話只能算作充滿善意的嘗試。希望得到網友們的支持和鼓勵。（完，來源：@胡錫進）

眾所周知，在西方國家，媒體一般被認為是除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第四權是約定俗成、自然而然形成的。第四權所指的即是媒體、公眾視聽，源於西方“國民等級”(estates of the realm)的概念。第四權的觀點認為，新聞界在憲法裏擔負着一個非官方但卻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於公眾瞭解問題、發表公共見解，因此可以領導和成為對政府的一種制衡。當然，我在這裏要討論的並非第四權的問題，只是希望冀此來説明媒體的力量和它的重要性。

那麼，我的問題是，在此次修例風波之中，能像胡錫進一樣走進香港，深入事件的前線，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香港發聲的內地媒體人還有誰？眼下的世界格局風雲變幻，中美之間的鬥爭已然走向長期化和激烈化，在這些不見刀光劍影的鬥爭當中，媒體所承擔的角色和分量不言而喻。除了胡錫進，我們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媒體人向香港、向西方發聲？至此，向胡錫進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