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義都督身後事:南京國民政府如何安排黎元洪的葬禮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12-03 00:06
文:劉文祥
出身清末新軍軍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中被革命黨人推舉為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國的政治舞台。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兩個時代,曾兩任大總統,三任副總統,在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絕無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時,正值北伐軍行將佔領京津,國民黨即將統一全國之時,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為北洋時代國家元首所舉行的第一場國葬。
出身清末海軍的黎元洪,與人們印象中的傳統舊軍閥有着許多不同。黎元洪能講流利的英語,在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他曾被任命為自強軍英文翻譯。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後,也曾讓黎元洪協辦紡織四局和漢陽鐵廠、兵工廠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時還曾先後三次赴日本考察,對日本近代的軍事、教育等事業有着深入的認識。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時都吃西餐,穿西裝。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後五年裏,基本上不再過問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東渡日本療養,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後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產,主要有兩處,一處位於英租界盛茂道,另一處位於德租界威廉路,後者即“容安別墅”。
政壇上不盡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將精力傾注於實業投資上。早在一戰前後,黎元洪便已開始投資實業。晚年做起“寓公”後,他更是專心此業,一發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資領域十分廣泛,包括銀行、礦產、木材、紡織、食品、機械、證券、保險等等行業,投資金額不下三百萬元。可以説,晚年的黎元洪已然從一個政壇上的失意者,變成了當時中國最成功的著名實業家之一。
晚年黎元洪的全家福

與此同時,黎元洪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他晚年長期飽受糖尿病和高血壓的困擾,而國內時局的動盪與激變,也衝擊了他的實業投資,帶來進一步的打擊。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觀看賽馬時突然暈倒,隨後病情加重。他自知時日無多,於6月1日口述遺囑,並通電全國,6月3日病逝於寓中,享年65歲。
黎元洪的遺囑共十條,所言皆為國家大事。這位首義都督在彌留之際,對於當時國內紛亂的時局仍然憂心忡忡。他特別強調,希望從速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並實行墾殖,振興實業,“早定政治方針與教育宗旨”。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國統一”勝利在望。並非革命黨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國民黨人看來似乎並不那麼值得稱頌。事實上,多年之後流傳甚廣的“牀下都督”之誤説,其製造和傳播過程中,也是一些國民黨人起了作用。不過,在北伐行將統一全國的1928年,面對溘然長逝的這位首義都督和前大總統,南京國民政府仍然給予了很高的禮遇。
在獲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後,南京方面立即由譚延闓、于右任起草發佈了一份國民政府令:“前大總統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義,翊贊共和,功在民國。及袁氏僭號,利誘威脅,義不為屈,凜然大節,薄海同欽。”並表示“所有喪葬典禮,著內政部詳加擬議,務示優隆,以彰崇報元勳之典。”
黎家人鑑於時局,也自知國民黨即將進佔津京,成為中國的新主人,因而對於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動向國民黨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紹基、黎紹業兄弟在6月7日便向譚延闓、李烈鈞發去電報,表示“先君與孫先大總統,同創共和,誼猶昆弟……與革命精神,原無或異……此次身後大事,關係中外觀瞻,苫塊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們希望譚、李二人對於黎元洪葬事的操辦“不吝教誨,敢懇指示禮儀,期慰先靈於地下。”
可見,在黎元洪逝世後的第一時間,黎家便與國民黨方面就達成了默契:由南京國民政府出面主持操辦黎元洪葬事。很快,內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擬出了黎元洪葬事辦法五條:“一、舉行國葬;二、國葬費一萬元,由內政部員會同遺族辦理;三、葬時由內政部呈請國民政府派員致祭;四、臨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國官署及各團體,均下半旗誌哀,並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軍隊樂隊護送;五、掩壙時由特派員與承辦葬事專員親臨監視,鳴禮炮十七發。”
時值夏季,天氣炎熱,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遺體便已入殮。黎元洪身着大總統制服,佩戴指揮刀和勳章,此外棺木內並無太多隨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決定在黎元洪停靈的英租界寓所內開放來賓弔唁,並定於7月19日出殯。
黎元洪靈柩奉厝容安別墅時的景象

就在黎元洪逝世的當天,張作霖離開北京,退往關外,第二天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張作霖在爆炸中傷重不治。6月12日,閻錫山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即宣佈“統一完成”。因此,7月中旬天津黎府的弔唁活動,也成了改朝換代後新老政客的一次公開“表演”。
作為天下新主的國民黨,在此次弔唁活動中自是頗為積極。16日,閻錫山即電令天津市各機關團體下半旗致哀。國民政府代表、天津市長南桂馨當天上午亦身着禮服,前來致祭。在隨後的三天弔唁活動中,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均委派代表前來黎府致祭,並獻上輓聯。
與此同時,剛剛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的前朝元老們,也出現在了這場弔唁中。曾與黎元洪在“府院之爭”中鬥爭激烈的前執政段祺瑞,也自備祭文前往弔唁。此外,一直反對國民黨北伐,後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的同盟會元老章太炎,也送來了一副特別的輓聯:“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在稱讚黎元洪共和首義之功的同時,也對國民黨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感到不滿和失望。
19日上午,黎元洪的靈柩由一輛從北平運來的由前清宮中御輦改造的靈車起運出殯,移往容安別墅暫厝。出殯隊伍中還有眾多僧侶沿途誦經,樂隊奏樂,甚至還有小學生參與送殯。靈車途經之地,引來眾多市民圍觀,場面頗為壯觀。此後的10月26日至28日,國民政府在北平北海公園天王殿,又舉行了一場公開的追悼弔唁會。
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年,其夫人吳敬君亦在天津病逝。早在黎元洪逝世時,黎家子女就遵照其生前遺願,計劃將父親靈柩運回武昌安葬。黎夫人逝世後,亦準備與先夫合葬。黎家最終選定了武昌卓刀泉以南一座名叫“土宮山”的小山丘作為墓址。
1933年4月1日,黎元洪夫婦的靈柩由天津容安別墅起運,4月11日抵達漢口,暫停於辛亥革命陽夏戰爭激戰的故地——劉家廟車站,第二天抵達漢口大智門車站,隨後靈柩經過漢口市區,由輪渡過江,在武昌漢陽門碼頭登岸,再經過武昌市區後最終運抵洪山寶通寺停靈。湖北省的黨政軍要員和漢口市民羣眾均沿途迎靈致祭,場面壯觀。
寶通寺是武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地處武昌城東郊。辛亥革命陽夏戰爭時,因武昌城內都督府處於對岸清軍炮火射程內,黎元洪曾暫避於寶通寺內指揮起義民軍的戰鬥。寺院周邊盛產的一種武漢本地特色蔬菜“洪山菜薹”,據説也是黎元洪晚年念念不忘的故鄉美味。在入土奉安前的最後時刻,黎元洪得以回到寶通寺暫厝,對他的在天之靈,也是一種告慰。
寶通寺門前的黎元洪國葬典禮牌樓

停靈寶通寺兩年多後,土宮山陵墓大體建成,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靈柩終於由寶通寺起靈,運往土宮山奉安。這天上午,寶通寺靈堂盛況空前,場內佈滿花圈輓聯。國民政府和五院代表、中央各部會及省市代表、各國駐漢領事及武漢地區各界代表均前來參加公祭和起靈儀式。下午三點,黎氏夫婦靈柩下葬墓槨,墓頂以水泥封固。
奉安以後,黎元洪墓園的後續建設仍在持續。墓壙前立有墓碑,其上刻有章太炎撰寫的碑文。墓地佔地百餘畝,相關建設工程直至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仍然沒有全部完工。1966年,黎元洪墓地被紅衞兵掘毀,墓地原址被其他建築佔據。“文革”後的1981年,武漢市政府為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而在原址後方重新建立了一座新墓。此後屢有修繕,至2011年辛亥百年前夕,又進行了一次較大修繕和擴建。
附:洗不清的“牀下都督”
作者:朱輝
在妻子的老家湖北黃陂,人們愛説李光耀是他們老鄉,是黃陂的驕傲。其實各種資料都表明,李光耀祖籍為廣東大埔,至於祖上的祖上,是否湖北黃陂人,考證起來很難。倒是有一位名人,名氣絕不在李光耀之下,而且無須與人搶,是毫無爭議、地地道道的黃陂人,這人就是黎元洪。然而不少黃陂人卻並不引以為傲,反而視之為懦夫。
“當年武昌起義,黎元洪嚇得躲在牀底下。士兵們發現了他,他一口黃陂話在牀底求饒‘莫害喔(我)!’”妻子説她們老家,誰都知道這件醜事。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史學家大多對此存有懷疑。有學者認為,那時的黎元洪身體已經發福,從物理學角度,根本不可能鑽入牀下。而當年參與攻打湖廣總督署的喻育之先生,晚年明確表示“牀下都督”一説不是史實。
那麼“牀下都督”的傳説從何而來?事情源於黎元洪與張振武的矛盾。
房祖名飾演的張振武

張振武是武昌起義重要領導人之一,後來被尊為共和元勳,和孫武、蔣翊武並稱“辛亥三武”。湖北軍政府成立後,張振武擔任軍務部副部長,是黎元洪下屬。黎元洪當初被硬推上一把手位置,屬於被動革命,在起義將領中威望難免不足,只不過被視為“形象代言人”。張振武個性很強,鋒芒畢露,平日毫不掩飾對黎元洪的輕蔑。漸漸地,黎元洪對他的積怨越來越深,到了不除之不快的地步。
本來張振武有機會躲過一劫,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後,曾邀首義骨幹百餘人入京擔任總統顧問,其中包括張振武。但張振武將委任狀撕了,並對段祺瑞發飆:“我湖北人只會做顧問官耶?” 袁世凱只得又改任他一個虛職“蒙古屯墾使”,然而張振武竟不辭而別,回到漢口成立了屯墾事務所,要求黎元洪每月撥發1000元經費,並開始挑選精兵,準備組建一鎮(師)人馬,把虛職做成實權。
走了的刺頭又回來“搞事”,嚴重威脅自己的領導地位,這下黎元洪忍無可忍。他先是找人遊説張振武,並資助4000元旅費,騙得張振武再次北上。張振武一走,黎元洪馬上密電袁世凱,説他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圖謀不軌……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凱簽發捕殺張振武的軍令,次日凌晨1時,張振武和同行的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被槍殺。
黎元洪以為自己借刀殺人,手段高明。事後還給張振武送了輓聯:“為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後世自有定論;幸天地鑑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不負故人。”可實際上,袁世凱是借黎元洪的密電為名,殺了張振武。一方面打擊、分化了革命黨;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黎元洪的把柄,迫使其向自己靠攏。
張振武之死激起了新聞界的憤怒,攻擊黎元洪的文章鋪天蓋地。其中作家蔡寄鷗在《震旦民報》發表了一篇諷刺小説《牀下英雄傳》,流傳甚廣,後來被許多人當作了史料。小説中描寫了這樣一段情節:武昌起義士兵衝進黎元洪卧室,對着牀下怒喝“什麼人?你再不出來,就開槍了!’”躲在牀底下打哆嗦的黎元洪連忙説:“別,別,別,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帶兵時並不刻薄,你們為什麼要與我為難?”最後眾兵掀牀的掀牀,拉人的拉人,將黎從牀底下拖了出來……
總體而言,黎元洪大事不糊塗,多次在歷史轉折時刻,做出了正確選擇,被孫中山稱為“民國第一偉人”,章太炎贊其“功比孫黃”;然而氣度還是有所欠缺,借袁世凱的刀殺同僚,實為不智。而蔡寄鷗這樣的小文人,平日看似百無一用,一篇小説竟讓家鄉人都看不起黎大總統。文人有時真得罪不起。得罪了,多少代都洗不清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