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內地人自述：香港風波讓我明白，祖國尊嚴需要“我”來捍衞_風聞

上觀新聞 2019-12-2 作者：維巖

隨着故鄉北京的一場初雪，2019年進入倒數。2019年，是我來香港工作的第二個完整年頭。初來香港的那一年，我經歷了最強颱風“山竹”，在29樓的公寓裏，感到樓在晃動。今年的颱風不猛，日子反而過得更加擔驚受怕。

2019年的香港讓我親身嘗試了社會飄搖的生活。從6月份的黑衣人遊行示威，到攻佔中聯辦污損國徽、噴塗侮辱祖國和特區政府的文字，再到11月11日大規模暴力活動。一次比一次猛烈，喪失底線。從遊行集眾，發展為火燒政見不同的路人，只用了短短几個月。馬路隔離帶等地方塗抹的標語隨處可見，破壞燒燬的公共設施記載了這座城市所經歷的浩劫。可以説城市滿目瘡痍。

穿越“火線”

幾個月裏，我經歷了從未想過的“戰時狀態”： 抓緊短暫的安定時光囤糧，出行前要想着帶一把枴棍雨傘防身， 11月11日晚上穿越“火線”去深圳參與CFA（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講座。

一個週六的清晨，我在香港為囤糧忙乎了一早上。與此同時，我在北京的閨蜜，正慵懶地享受着冬日裏暖洋洋的太陽，她天真地問我：“你為什麼要囤糧啊？”我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講起，只得佯裝年長者的語氣説：“你一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小孩，哪裏知道我生活在烽火連三月的地方之艱辛。”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親歷”和“見證”，是任何文字、語言都無法代替的。

在過去的幾個月，我的心情經歷了氣憤、悲傷、不理解、平靜、成長這幾個階段。看到那些人有恃無恐地破壞國徽、把國旗扔到海里去，我氣憤到手抖；看到香港中文大學內地女生在辯論會上遭到幾百名學生的辱罵，我和幾個內地好朋友，甚至沒有勇氣看完那段視頻，都已經被氣哭。

我在自己生日的當天，恰好路過中環，經歷了黑衣人團團圍住中環地鐵口外面的廣場，並將那些不堪入目的詞句作為標語來宣傳。那一刻，我一邊穿行在黑衣人中找地鐵的入口，一邊泣不成聲。

後來看到德國之聲採訪香港大學生邵嵐，當她理直氣壯説出“不指責組織裏任何暴徒行為”時，我的內心無比震驚。平靜下來，我在想，是什麼樣的土壤，什麼樣的成長環境和教育能讓他們成為這樣的人。我至今也沒有得到理論性的總結，但是我想，很多日常的事情，已經告訴了我答案。

不和諧感

其實從來到香港開始，在和很多香港本地同事或朋友的相處過程中，多少都能感受到一種潛在的不和諧感。記得我第一次去香港的同仁堂配中藥時，中藥的品質讓我驚豔，十幾味中藥每一味都外形整齊、大小均勻、色澤鮮亮，沒有藥渣和碎末。

我把這個經歷閒聊時分享給幾位香港本地同行朋友，本是無心之談，卻不曾想其中一位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幾天特意來找我説：“你知道香港的同仁堂為什麼質量這麼好， 因為它的管理和質量控制都是獨立的，跟國內（內地）的同仁堂沒有關聯。”

我驚訝之餘，本能地反駁：“我相信很多人來同仁堂買藥，為的是它百年傳承的信譽。香港同仁堂、內地的同仁堂，掛的是同一塊匾額，傳續的也是相同的根脈。香港同仁堂的中藥不也是在內地的土壤裏種出來的 ？”

雖然香港迴歸22年了，但是有些香港人的某種優越感根深蒂固，若再有其他西方國家護照加持，那更加自恃不凡。他們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盲目的仰視，對中國近代史以及當今中國發展認知的匱乏，對華夏民族和上下五千年歷史的不瞭解，造就了他們的錯覺。

在我所接觸到的香港人裏，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能背出幾句唐詩宋詞的人卻寥寥無幾，更有甚者問我“孔子”和“孔乙己”是什麼關係。有一些社會稍底層的年輕人，居然不知道清華、北大為何物。沒去過北京、上海的人大有人在，更不要提領略祖國的幅員遼闊、大好河山了。他們的度假勝地是日本、中國台灣、歐洲，恨不得一個地方去許多次，仍嫌不夠。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藉着民主之名的非法活動能有沃土供其生長。在過去的幾個月，我時常遇到地鐵遭破壞而停運，無法正常上班或回家。卻有香港本地朋友對我説：“你就辛苦忍耐一下。”

我問他們：“你不覺得暴力活動影響了別人嗎？暴力，讓社會陷入惶恐，這就是你們要的民主和實現民主的途徑？”

他們回答：“他們的訴求沒有得以達成，所以你只能忍耐一下。”

我不再言語。任何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相對的，是有前提的。可惜這個道理他們不懂。另一位稍理智一點的香港朋友在跟我心平氣和探討各自立場時，我問他：“民生都亂了，你還要追求所謂的民主 嗎？就算滿足你們全部訴求，你要以怎樣的途徑，實現你們理想中的香港，有什麼具體的短期和長期規劃”？

他思索着沉默了。

認同感

但是不時地，身邊也有些香港土生土長的同行朋友讓我感動。他們因為工作原因，與內地的大客户，例如央企、規模較大的民企，有很多年的合作往來。這個過程中，他們從客户身上看到了內地的發展和變化，並逐步樹立起來對祖國的認同感。

我有一個從未謀面的投行朋友，只是通過共同好友加了微信，並不熟識。他從修例風波的第一天，就在朋友圈發動態説：“你們有什麼可值得優越的，難道不懂什麼叫做殖民地嗎？以恥辱作為優越的資本，是不辨廉恥。”我當時手動給他點贊。我為他對中華民族認同感點贊，更為他敢發聲，不怕被挑戰而點贊。我們從本來不相識生疏的狀態，突然因為這個事件，拉近了很多。

在我看來，在對西方政治形態盲從、膜拜的教育氛圍，和社會文化的籠罩下，他們追求所謂民主的背後，不但缺乏對民主本身的理解，也缺乏思考對於實現民主的道路和抓手，更是缺乏最基本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也就是成年人説的大局觀，更不要提 “屈己為政”。

回想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曆程，大多數人從小學到大學，至少軍訓了4次，在上學年代一定評選過優秀班級體， 一定無數次聽過班主任教導“你們每一個人，走出去都代表了咱們班，咱們學校”。如果不是經歷了香港的事件，我可能永遠不會思考，軍訓時因為一個人隨意動了一下，全班同學一起烈日下罰站有什麼意義。

一場“大戰”

香港修例風波促使我更多地思考個人行為與集體榮譽之間的關係。在事關原則的問題上，我的立場愈來愈堅定。於是，有了我和澳洲CPA（註冊會計師）香港分會的一場“大戰”。事情源於一封邀請信。11月，澳洲CPA香港分會邀請我去參加一年一度的年會，函上列出的三位特邀演講嘉賓都是香港本地人。邀請函上註明，整個年會活動只用粵語進行，沒有同聲傳譯的選擇。

我立刻回信表示反對。我説：“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年會這麼重要的事件，澳洲CPA 的香港分會會選擇粵語作為官方語言，並且沒有翻譯。如果是這樣，就請不要邀請我了，尊重我最起碼的表現是讓我能聽懂你的語言。同時你們安排的三位特邀嘉賓都是香港人，我沒有看到澳洲CPA倡導的兼容、國際化、多樣化的主題。”

我要求香港分會為其不周道歉，並且承諾明年舉辦得會更為妥帖。同時我表示不會參加此次活動，因為我感到了被冒犯。坦白説，我雖然得到了回覆和分會的道歉，但是並沒有感到其誠懇，因為分會講了很多借口，同時也沒有提出任何的改進措施。

這個事件讓我再次看到香港某些人身上的優越感，以及隨之而來的自我封閉，而這個現象會從精英層流向整個香港社會。在我看來，這種莫名的優越感，來自於無知和漠視，來自於自我的侷限性。我曾經面對一家香港跨國公司的領導層時，他們毫不避諱地驕傲地説：“我是英國護照，這幾位是加拿大護照。”

那你的中國人身份呢？我問他們。

做最好的自己

半年前香港修例風波未爆發的時候，與一位前輩探討國企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他鼓勵我去申請讀美國的EMBA，學習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並告訴我一定會有所收穫。交談的最後，他説：“去追求吧，周總理曾説‘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不僅為了你自己”。我當時覺得有點不懂，怎麼就扯到了為中華民族而讀書呢。

隨着最近香港事態的演變，這句話終日縈繞在我的腦海。以暴制暴沒有用，譴責喊口號也沒有用，只有用實力説話。我忍不住翻出郭蘭英版的《我的祖國》來聽，聽到那一句“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時，我瞬間淚崩。

在今年經歷風波之前，可以説我們這一代青年，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祖國的尊嚴被踐踏或凌辱，反而我們都是在享受祖國發展帶給我們的榮譽。報效祖國，始終是一句口號。這一次，當親身經歷祖國的尊嚴受到挑戰的時候，我終於深刻理解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含義——因為祖國的尊嚴需要“我”來捍衞；中華的崛起需要“我”在自己的領域做得更好。

在淚水模糊的視線裏，我看到了自己18歲出國留學時，父母在我的行李箱塞進的那面國旗；更看到我在小學五年級時，通過五年的努力終於獲得升旗手的榮譽，親手把國旗升到旗杆頂上的情形。那情形，比起我後來所有的領獎或獲得頒發證書的儀式，都要印象深刻。

女排郎平總教練曾説，女排精神就是“升國旗，奏國歌！”我雖不才，但也將這精神作為自己畢生的奮鬥的目標和追求。有我奮鬥的地方，我就是要努力“升國旗，奏國歌！”

少年強則國強。如果説香港的混亂能夠引起我們深刻的思考，不僅僅是止暴制亂，更是激發起年輕人在和平年代存在的危機感，更是每個人為祖國而“做最好的自己”的使命感。這要用我們一腔報國熱忱，用雙手、用智慧、用血肉之軀一點點積累得來。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青年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