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僵硬的户籍制度，是元雜劇產生和繁榮的重要背景_風聞

作者：王崗

在中國古代，文言文一直是文學創作的主體，不論是楚辭、漢賦，還是唐詩、宋詞，都沒有脱離文言文的範疇。但是，到了元代，一大批少數民族人士從邊疆各地進入中原。他們的文言文修養比較低，而對語體文（即白話文）的接受更容易一些，於是出現了語體文盛行的現象。就連皇帝的聖旨，也變成白話文的了。如今許多元代的聖旨碑刻都保留了這個特點。

在元代流傳下來的諸多散曲及雜劇作品中，出現了文言文和白話文高度融合的現象。這種現象是與雜劇觀賞者的文化修養密切相關的。在此前的秦漢至唐宋時期，絕大多數統治者均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對文言文作品也比較容易理解，而元朝統治者及大多數達官顯貴的文化修養均比較低，故而對有着較多白話文的散曲和雜劇作品更容易接受。有些人認為，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出現在五四運動時期。其實，早在七百年前的元代，白話文運動就已初露端倪了。

元大都城的出現使北京第一次成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時，元大都也成為了全國雜劇創作及演藝最繁盛的中心（與杭州並稱）。早在元雜劇產生之前，官方及民間的説唱藝術已經逐漸成熟，為元雜劇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元雜劇產生之後，又帶來了一次文學創作的高潮，許多雜劇作家以説唱產品的成果為素材，加以提煉和演繹，創作出一些內容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的新作品，從而使雜劇藝術日趨成熟，推動了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發展。

元雜劇產生的重要背景

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都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元雜劇也是如此。嚴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就是雜劇藝術得以產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從元朝初年開始，政府將廣大民眾用分門別類的户籍制度加以管理。例如，普通的百姓在以前的朝代通常被列為民户，元朝也不例外，仍然被列為民户。此外，元朝政府又從眾多的民户中按比例徵調出一部分民眾，作為軍隊的士兵，這一部分人就被列為軍户。而元朝政府又將有各種特殊技能的民眾挑選出來，皆另立户籍。有手工業生產手藝的被列為匠户，有演藝技能的被列為樂户。就連和尚和道士，也被列為釋道户。讀書人經過考核，則被列為儒户，等等。

元朝政府又對這些不同户別的民眾加以嚴格管理，不同户別之間的民眾是不允許通婚的，即軍户的子女只能和軍户結婚，而不能和民户、匠户等其他户籍的子女結婚。這就保證了不同身份的百姓只能從事一種工作。匠户的子女必須傳承父輩的手藝，而不能去幹其他工作。軍户的子女只能繼續當兵，走上戰場。只有當軍户的子孫全都戰死沙場之後，政府才會從其他民户中再抽調出一些人户充當軍户。這種户籍制度雖然嚴格控制了民眾的人身自由，卻在客觀上有益於技藝的傳承和精湛化。工匠把手藝傳給自己的子孫一定是毫無保留的，而樂户將自己的演藝技能傳給子孫也會精益求精。

元朝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確定民眾的專門户籍，目的只有一個，讓廣大民眾為元朝統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被列為民户的百姓要向政府交納租税，提供勞役；匠户們要按照政府的要求生產各種手工業產品；而被列為樂户的百姓，則要向政府提供演藝服務。每當政府有重大的慶典活動，就要徵調全國的樂户百姓來大都城，為政府載歌載舞，以歌頌昇平。這樣，一大批全國一流的演藝人才就被徵調到大都城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為政府提供演藝服務之後，不再返回各地，以免又被徵調，而是留在大都城裏，靠出賣演藝謀生。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一流演藝人才的匯聚，為元雜劇的產生及繁榮，形成雄厚的依託。

空前開放的城市空間則是元雜劇得以產生並不斷繁榮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在元世祖忽必烈建造元大都城之前，金中都城的城市建築模式沿襲的是漢唐時期的坊裏制。政府為了對城市居民採取嚴格控制，把城裏的居民區皆用高大的坊牆阻隔開來。城裏的所有設施，包括民居、商市、酒樓，乃至寺廟，都在坊裏之中。每個坊裏又都設置有由政府控制的坊門。只有坊門打開了，坊裏面的人們才能夠出來活動，一旦坊門關閉，所有城市裏的活動也就停止了。

高大的坊牆雖然有控制城市裏面居民活動的功能，但是，在元朝統治者眼裏也有很大的不安全性。他們非常害怕廣大民眾利用高牆掩護從事各種反抗活動。因此，當元朝的勢力進入中原地區之後，每當他們佔有一處地方的時候，首先要做的，就是拆除這裏的城牆。在沒有城牆阻隔的情況下，他們更加容易鎮壓各種反抗活動。因此，當元世祖在建造新的大都城時，第一個舉措就是廢除高大的坊牆，使都城內的一個個建築單元從高度封閉的坊裏變成了空前開放的衚衕和四合院。第二個舉措，則是拆除中都舊城的城牆和坊牆，填平壕溝。

這種把元大都新城突然變為一座開放型城市的舉措，最初與大都城的商業發展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只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舉措，是有歷史淵源可尋的。但是，隨着城市空間的突然拓展，街道、衚衕和四合院變成了新的城市單元，卻極大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大量原來被封閉在高大坊牆內的商業和服務業（包括娛樂業）的設施都出現在了街頭巷尾，使得大都城的城市經濟迅速繁榮，也就帶來了元雜劇演藝活動的發展和繁榮。

元雜劇形成的主要因素

在元代的大都城，社會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城市空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為元雜劇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文學藝術的發展變化則為元雜劇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營養。

元雜劇得以產生的第一個程序是雜劇腳本的創作。在此前的漢、唐，乃至宋代，文學創作的主體皆是文人士大夫，而到了元代，雜劇腳本的創作主體則變成了社會下層的文人。關漢卿沒有做過官，王實甫也沒有做過官，馬致遠和白樸、鄭光祖只是下層官吏。就連與關漢卿交往十分親密的王和卿、楊顯之、費君祥等人，也均是社會底層的文人。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在元代文壇上的顯赫人物，如元代前期的許衡、姚燧，甚至再早一些的耶律楚材、郝經，元代中期的趙孟頫、虞集，元代後期的歐陽玄、許有壬等等，這些文壇上的顯赫人物，皆無一人嘗試過元雜劇腳本的創作。這種現象表明，那些在元代文壇上著稱一時的文學名士，是不屑於從事這項創作活動的，他們與關漢卿等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羣體。

就創作題材而言，以往的文學積澱，也給關漢卿等人的雜劇腳本創作提供了豐厚的營養。與元雜劇創作題材有直接關係的是從唐宋以來就盛行於民間的説唱藝術。到了元代，説唱故事已經形成了系列規模，頗為可觀。如以歷史故事為題材的三國故事作為藍本，就產生了關漢卿的《關張雙赴西蜀夢》、王實甫的《呂蒙正風雪破窯記》等雜劇腳本。以綠林好漢為題材的水滸故事為藍本，又產生了高文秀的《黑旋風大鬧牡丹園》、紅字李二的《板踏兒黑旋風》等雜劇腳本。還有以斷案平冤為題材的包公故事為藍本的，則有鄭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後庭花》、李行甫的《包待制智賺灰欄記》等雜劇腳本。此外，民間流傳的大量愛情故事、神怪故事等，皆為雜劇腳本創作提供了極好的素材。

關漢卿的藝術成就及歷史影響

在元代，關漢卿在雜劇藝術界就有着很顯著的地位。到了此後的明代，他在雜劇創作領域的傑出地位更是得到了人們的一致認同。但是，作為這樣一位引領雜劇創作潮流的巨匠，在當時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

這一點，我們從相關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即可看出。如在《錄鬼簿》中所記：“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又作‘太醫院户’），號已齋叟。”根據這段記載可知，關漢卿姓關，但是“漢卿”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字，“已齋叟”則是他的號。經有關專家考證，太醫院無院尹一職，當以太醫院户，即“醫户”為是。也就是説，他的祖上是世代行醫的醫生，到他這一代也只能是“醫户”。關漢卿的醫術怎樣不得而知，他所從事的雜劇創作，只能是業餘愛好。

因為與關漢卿相關的歷史文獻太少了，人們對他的社會交往圈的瞭解也就很少。只是在存世的零星文獻中，略見一斑。和關漢卿比較親密的朋友，有王和卿、楊顯之與梁進之等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社會地位低下而又文思敏捷、才華超羣。社會地位低下，使他們熟悉社會底層，對當時大都城的百姓生活有深入的瞭解；才華超羣，使他們的作品文采飛揚，得以遠傳後世而不朽。

關漢卿的代表作是人們公認的《感天動地竇娥冤》（簡稱《竇娥冤》）一劇。這部雜劇作品是以關漢卿生活的那個時代（即元代初年）作為背景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也沒有稀奇古怪的設計以吸引人們的眼球。它的感人之處是用一個社會底層最弱者的冤屈表達出來的。

在關漢卿的作品中，對竇娥的痛苦有着鮮明的刻畫，但是，卻沒有人來解除她的冤屈，也沒有人來同情她的痛苦。這種矛盾的堆積，最後只能通過竇娥的誓願得到應驗而表現出來。在竇娥的三項誓願中，有一項就是盛夏六月而天降大雪，故而這部雜劇的另一個劇名就叫《六月雪》。這些誓願把一個無辜弱者的無奈與怨恨通過企盼發泄出來。在劇作中無人同情的竇娥，卻把深深的同情帶給了無數的觀眾。讓觀眾自己來判斷是非善惡，才是最高明的創作手法。

關漢卿在他的眾多雜劇作品中留給後人的，有詼諧和幽默，也有深刻的批判。而真正能夠感天動地的，則是刻骨銘心的哀傷，為竇娥的哀傷。因此，每當人們提到關漢卿的時候，必然會聯想到《竇娥冤》；而提到《竇娥冤》的時候，又不能不聯想到它的作者關漢卿。《竇娥冤》是代表一個時代的佳作，而關漢卿則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