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元VS華為：主張權利，你怕了嗎？_風聞

這些年，敲詐勒索這個罪名十分常見。最近引起輿論關注的就有兩條：一是山東膠州農民王書春房屋被強拆後，因索要賠償而被判敲詐勒索罪；二是華為公司前員工李洪元因索要30萬元離職補償款，被控敲詐勒索。

對王書春案，青島中院二審維持原判，即被告犯敲詐勒索罪，判刑三年半，罰款5萬元。對李洪元案，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決定對李洪元不起訴，李洪元在被刑事羈押八個多月之後重獲自由。

針對李洪元案，華為公開回應稱，“華為有權利，也有義務，並基於事實對於涉嫌違法的行為向司法機關舉報。我們尊重司法機關，包括公安、檢察院和法院的決定。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受到了損害，我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也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這份字字正確卻毫無温度的回應，毫無意外地引起了輿論的反彈，指責華為不反思的有，嘲笑其公關失職的也有。但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我們還是回到那個常見的罪名“敲詐勒索”上來。

在司法實踐中，敲詐勒索往往與維權相聯繫——行為人認為自己是維權，對方卻認為被敲詐勒索了。

與李洪元案類似的有2006年初的黃靜案。黃靜是一位女大學生，購買了質量不合格的華碩筆記本電腦，在送修過程中，又發現對方使用了測試版的處理器，於是以向媒體曝光為籌碼，向華碩索賠 500萬美元。後黃靜及其代理人卻因此被控敲詐勒索，拘押長達十月之久。

2007年11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機關對此做出“不起訴”決定。2008年6月16日，檢察院發給黃靜的《審查刑事賠償申請通知書》中稱：黃靜採用向媒體曝光的方法，將華碩公司使用測試版CPU的事件公之於眾，並與華碩公司談判索取賠償，該方式雖然帶有要挾意味，但與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有質的區別，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後，以曝光的方式索賠，索要500 萬美元屬於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犯罪。

兩起案件的共通之處在於：行為人向大企業維權，而企業卻認為被要挾且索要賠償數額過高，因而被敲詐勒索了；兩起案件都以“不起訴”作結，但行為人卻都因此深陷囹圄備受煎熬。

在我國刑法中，敲詐勒索罪採取了簡單罪狀的表達方式，沒有詳細闡述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這也是為什麼敲詐勒索罪在司法實踐中經常被濫用。

刑法理論普遍認為，成立敲詐勒索罪必須同時具備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的要素。在客觀上，行為人必須要採取恐嚇行為讓他人陷入恐懼交付財物；在主觀上，行為人要出於非法佔有的目的，也即主張自己並不存在的權利。

如果行為人有正當的權利基礎，那就不可能具備非法佔有的目的。這就涉及敲詐勒索罪中一個重要的出罪事由：權利行使。只要行為人有有主張權利的正當基礎，那麼他無論採取何種手段去積極地主張自己的權利，都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當然，如果行權手段不合理，比如以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方式去行使權利，其手段行為可能構成其他犯罪。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什麼是正當的權利？何謂權利的正當基礎？

有些司法人員認為，只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才是權利。行為人索賠必須根據法律規定來確定數額，只要超出法律規定的一分一毫，那就可能涉嫌犯罪。比如在黃靜案中，有人就認為，筆記本電腦存在質量問題，那就應該按照《產品質量法》的規定來賠償損失。如果超出了這些數額，就係法外行權，強行索賠就有可能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這是對權利的誤解。權利不僅包括法定權利，還包括道德生活所許可的各種自然權利。法律沒有規定我開會時有發呆、不鼓掌的權利，但是我可以發呆，也可以不鼓掌；法律也沒有規定我有吃夜宵的權利，但我一天想吃幾頓就可以吃幾頓；法律更沒有規定戀人之間有親暱的權利，但是戀愛中，只要雙方同意，法律就不能干涉戀人之間的親密舉動。如果人們只能擁有法律所規定的權利，那麼這個世間與牢籠何異？

我國刑法只規定了正當防衞和緊急避險兩種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如果按照法定權利説，只要法律沒有規定的行權行為就一律不能視為正當，那麼大量的正當化行為都會以犯罪論處。

事實上，在法定之外還有許多超法規的排除違法性事由，許多道德賦予我們自由行事而不受刑罰干涉的權利。比如醫生的對患者進行醫療手術，表面上這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但這是一種正當業務行為，為道德生活所允許。

所以法治原則從一開始就明確了:私人權利不是法律所賦予的，只要法律沒有禁止，都是可以做的。

換句話説，權利的行使是一種私人自治的行為，法律沒有必要太多幹涉。只要一種權利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即便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這種行使權利的行為也不應該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在上述案件中，行為人的索賠均被認為是“過度”了。那麼，這個度在哪裏，過度就是敲詐勒索嗎？對於侵犯人身權的案件，由於精神賠償沒有上限，因此無論主張多少賠償，都不會超越法律邊界。對於侵犯財產權的案件，雖然不允許精神賠償，但主張權利本身並不違法。即便行為人漫天要價，這也只是一個協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開具任何條件都是可以的，商家有權接受，也有權拒絕。不能認為開的條件過高就是敲詐，開得條件可以接受，就是維權。

需要簡單説明的是，積極的權利行使與消極的權利放棄不同。如果行為人通過要挾手段，以消極放棄權利為由索要財物，那是有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的。比如，行為人以揭發受害人通姦為要挾向其索要財物，這裏，行為人有揭發或者説言論表達的權利，他以放棄這種權利來索要財物，不能構成排除敲詐勒索罪的事由。但如果行為人的訴求存在正當的權利基礎，比如被害人欠債不還，行為人以揭發通姦相要挾索要債權，這就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總之，無論採取何種手段，積極行使權利的行為都不應該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都是敲詐勒索的案件，但文章開頭提到的王書春的案子有一處顯著不同，即行為人被控敲詐勒索的對象是當地政府。這裏我們又觸及到一個老問題，即政府能否成為敲詐的對象？答案是，不能。因為公權力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和私權利不同，公權力是法律所賦予的，凡是法律沒有授權的，公權力就不得妄為。如果政府也能“被要挾”，公權力也能拿來“做交易”，那麼公權和私權的界限就不復存在了。

相似的話，我已經説過很多次，無奈相似的案件一再發生，所以也只好一説再説：對私權而言，凡是沒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對公權力而言，沒有允許的，都是不可為的。不能顛倒過來。

德國法學家耶林在《為權利而鬥爭》的演講中，這樣説道：權利涉及的不僅僅是區區標的，權利關乎人格、名譽、法感情，以及作為人的自尊。而“權利的前提就在於時刻準備着去主張權利”，那種“不爭”的鴕鳥處世觀是“懶怠的道德，它為具有健全的法感情的國民和個人所不屑一顧，是病態的、麻木的法感情的表象和產物”。

在建設法治中國的當下，法律應當鼓勵民眾去行使權利，為權利而鬥爭，而不是相反。華為當然可以行使企業的合法權利，但一個健康的法治社會的標誌，不是強者恆強，而是作為弱者的個體也可以積極地行使權利，而不必懼怕無端的囚禁和羈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