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勇劍：反思華為輿論危機，HR和網絡意見哪個更重要？_風聞

來源：界面新聞

文 | 鮑勇劍

一個公司的人事政策，應該由公司決定還是由網絡意見決定？

一個公司的人事政策是否合法，應該由法律決定還是由網絡意見決定？

一個公司的人事政策是否符合人情倫理，應該由內部員工用腳決定還是由網絡意見決定？

哪一種決定機制符合當事個人的利益？哪一種決定機制符合當事公司的利益？哪一種決定機制符合社會的利益？

對於上面的問題，近期發生的網易和華為的人事糾紛和後續反應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遺憾的是，他們給出了相反的答案。

我將兩家公司名字隱去，問幾位組織人事管理專家的意見。他們得出同樣的結論：兩家公司都出現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的問題。可信度，簡單定義，在沒有能力和機會看到對方決策和行為的結果對我的影響之前，願意向對方示弱。可信度包含兩個維度：情感信任和專業信任。

顯示兩家公司的名字後，組織人事管理專家表示：網易通過聲明獲得網絡意見的情感信任，卻失去內部人事管理人員的專業信任。華為能夠得到人事經理的專業信任，卻犧牲了網絡意見的情感信任。究竟哪種信任對企業更重要呢？沒有簡單的答案。

網易聲明中表達的人事政策是無法內部持續執行的。所以，專業上，它不可信。如果僅憑廣泛傳播的網絡意見就可以改變人事政策，每一位處於極端情形下的員工都會藉助網絡情緒改變公司的人事政策。而每家公司的人事政策是不應該以極端情形為基礎，而應該體現與公司策略的一致性。

那麼，出現極端情形，例如對患重病和絕症需要照顧的員工怎麼辦？極端情形，應該對應極端做法。假如網易的創始人願意捐出自己一年的工資，假如網易員工發起全公司的捐助，這些是極端情形下的大善。制度是平均值的產物。高尚應該留給罕見的機會。讓制度隨便被網絡意見更改，以順應特別需要幫助的人士，它便扼殺了高尚。一個沒有制度的社會比沒有高尚的社會更有害。

華為聲明中表達的冰冷態度得罪了外部社會意見的情感信任。但是，在專業上，它是可信的：在當事人和當事公司之上，有社會法律制度。如果雙方之間的矛盾無法由公司人事政策決定，那麼法律的判決高於人事決策。網絡意見不能接受這樣的情感失信，因為他們在另外的情形下投放了大量對華為情感的信任。兩種情形如同兩個情感賬號，都記載着社會大眾的情緒和情感投入。

可是，如果一個情感賬號上的數量可以影響和決定人事專業決策的質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事制度？這個制度的質量可否值得專業信任？那些為李洪元被羈押251天抱不平的意見者，你到底質疑的責任主體是誰？簡言之，華為聲明不通網絡人情。但是，如果李洪元申述了，它有利於釐清責任主體，規範有限責任範圍。因此，獲益的一定是社會。李洪元先生，請申述！

在這一週的輿論場中，令人失望的不是華為，不是李洪元，不是各路網絡意見領袖。

令人失望的是媒體。

李洪元有一萬個理由去爭取自己的權力。華為有一萬個理由去維護自己的人事制度。網絡意見領袖是一個人的編輯部，他們有一萬個理由去表達合法的個人意見。媒體只有一個出品理由：防止單面意見社會！

防止單面意見社會，我們本應該從報道中看到下面的線索：1）當時當事的起訴書。2）李洪元夫婦暫時還沒考慮起訴的原因。3）華為被採訪或拒絕被採訪的説明。4）華為是否有啓動內部相關調查的信息。5）針對李洪元可能起訴的情形，如果華為採取“網易式”解決方案，它對法律過程和意見將產生怎樣影響？6）讓當事人滿意的庭外公關是否提升法律的公正性和社會公平關係？7）網易和華為採取的兩種方法對企業人事管理政策的影響。8）當地法律部門糾錯的過程和理由。9）自我責問，媒體的社會責任是去放大社交媒介的聲音，還是加深社會對背後問題的思考？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我還沒有發現上面的報道線索。

單面意見社會有怎樣的負面影響？讓我們看看一些極端的情形和人們的擔憂。

2019年11月12日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登了艾潑巴姆（Yoni Appelbaum）的文章，“美國是怎樣結束的”（How America Ends）。在他假想的結束力量中，單面意見的社交媒介被無限放大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受情緒左右，個人喜歡選擇意見相同的社交媒介，在往返回響中收聽被無限放大的聲音，這是人的本性。但是，社交媒介技術將此推到了失真的極端。

一旦羣體進入單面意見社會，社會溝通的性質便出現轉變。它的目的不再是説服對方，而是為了打敗和壓制對方。

單面社會意見的負面影響已經出現在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活動中。

1999年，社會學家莫斯科斯（Peter Moskos）入職美國巴爾的摩市警察局，為了另外一個目的：研究警察組織。莫斯科斯博士的親身經歷讓他找到警察組織特有的邏輯：1）這是一個社會不可缺少的官僚機構；2）警察的好表現很難衡量，於是控制壞行為成為管理警察的一個重要任務；3）在惡性犯罪科，警察粗暴執法的情形與犯罪率成反比，警察不兇，罪犯不服；4）警察必須是任務多面手。但是，一旦用簡單指標來衡量表現，例如罰單數量，那麼他們造成的社會抱怨要超過簡單問題本身。

莫斯科斯博士還發現，如果警察的內在激勵動因扭曲了，警察會選擇不作為，因為，不作為可以避免“壞表現”。

這位社會學家的發現正成為美國市長共同的擔心。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15年10月，美國100多位市長和地方警察局長在華盛頓參加一個閉門會議，討論為何20多年一直下降的惡性犯罪率突然上升。許多市長認為，警察士氣低落，不積極執法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來自巴爾的摩、芝加哥、紐約和聖路易斯的警察局長則更加直接：警察不想成為負面新聞一分子。他們想保住飯碗，不願積極干預。與會的警察局長表示，一系列事件之後，他們管轄區域的警察仍然上班，但不工作。如果晚上看到路上有搶劫事件，警察也不願積極干預，擔心衝突被錄像，被傳播上網。紐約市警察總督布拉頓（William Bratton）稱之為“社交媒體油管效應”（Youtube Effect）。

“單面意見社會”現象不是一個社會特有，它有全球的普遍性。在南京彭宇案、西安藥家鑫案、南京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案、唐慧案之後，我們都曾看到“單面意見社會”現象片段。它不僅讓各方都成為輸家，還可能製造難以和解的社會對抗。“單面意見病”已經成為許多社會意見尖鋭對立的肇因。上述案件中，一些影響法院判決的重要細節很少出現在數以億計的網絡傳播中。在排山倒海的留言和自媒體文章中，人們通過突出仍待核實的細節，得出情感上無法不同意的結論。

在西安藥家鑫案中，我們看到單面意見巨大的社會影響力。2016年發生在美國多個城市的警民衝突和後續法律審判也出現類似的單面意見輿論影響法庭判決的情況。當單面意見能夠快速影響社會態度、甚至有效左右集體行為時，人們會不由自主地祈求它的神力，甚至以放棄法治去換取單面意見帶來的權宜之計。這對社會而言，它開啓了某種災難模式。因為，一旦人們陷入單面意見的較量，真相已經不重要，證明“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才是目的。事實不重要，可以成為支持“我的真理觀”的證據才是被允許的事實。對社會的總體損害不重要，只要能看到“你死在先”就行。有人不講道理不重要，只要他們站在我們這一邊就行。手段惡劣也不重要，只要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就行。一旦陷入單面意見社會的怪圈，我們的社會在擺脱出來之前，有可能需要幾代人付出代價。

在一個單面意見社會中，一些公司內部矛盾可能演變為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這種簡單替換的歷史教訓太沉重，不應該在今天和未來繼續重演。

我的同事尹恩是一位英裔歷史學者。比較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尹恩認為， “微衝突，動平衡”才是歷史的智慧。沒有衝突，矛盾無法暴露；缺少對話能力，社會羣體只會激動，不懂妥協。現實中，當人羣只有單面意見的時候，尹恩一定選擇站在輿論潮流的對面，哪怕犯眾怒，冒大不違。尹恩已經退休，我繼承他的精神。在社交媒體輿論一邊倒向一位不幸被關押251天的一位IT工作者時，作為媒體的專欄作者，我提醒媒體不要忘記慎防單面社會意見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