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農民問題的焦慮要回歸理性_風聞

中國三農問題的本質上還是農民的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在農民生存和發展上當下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因農民的分化——身份的分化、職業的分化和貧富的分化——所裏帶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引發的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年輕人返鄉、農村貧困等農民的困頓或者説農民問題的焦慮。 從現實層面上看，導致農民的困頓或者説農民問題的焦慮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三個方面似乎是比較突出的問題，所以解決它們需要社會迴歸理性。

1、關於誰來種田的問題。隨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農村，越來越多的從農村走出去的青年人不願意回到農村，農村出現了“70後不願種地、80後不會種地、90後不談種地”尷尬，由此引發了未來農村“誰來種田，誰會種田”的現實問題。客觀上講，對這一現實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無可厚非，但也沒有把這種關注變成一種對農業生產者後繼無人的絕望。所以，對誰來種田的問題需要回歸到理性的層面去思考。

第一、吃飯是天大的事，土地不會無限期的永久荒蕪。土地是人類食物的最大來源地，吃飯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人為了生存，總會回到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特別是當土地上的產出不能滿足人類對糧棉油等温飽問題的基本需求時，人們還是會回到土地上的，這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基本常識。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過分誇大“誰來種田”的話題更多的是像一個譁眾取寵的偽命題。

第二，農業科技在進步，種田將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苦力活。現在很多人不願種田，尤其是青年人不願回農村種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業是一個又髒又累辛苦的行業。但隨着農業現代科技的發展，現代農業裝備的廣泛應用，農業生產的規模化、機械化、標準化、智能化的不斷普及，種田問題現代農業技術解決，“誰來種田”迎刃而解，“扶犁握鋤兩腳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作景象也將一去不復返，未來會讓種田是一種體面的職業。

第三，隨着工農產品市場價格剪刀差的收窄，農業將不再是一個不掙錢的產業。農民不願種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在的農產品價格沒有真正反映農產品應有的市場價值，尤其是工業產品價格四十年來翻了近百倍，而農產品價格上漲不到工業價格的一半。因此，通過提升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和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政策性補貼，使農產品的現實價格真正反映出農產品的市場價值，農業的比較效益就會上升，農業成為虧本產業的刻板歷史將會成為過去。

總之，只要吃飯還是人類的第一需求，只要種田不再是一種苦力活，只要農業不再是一種不掙錢的行業，農業就不存在邊緣化的問題，誰來種田也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2、年青返鄉的期望要回歸理性。隨着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和人口老齡與婦孺化的問題的日益凸顯，社會對年青人返鄉的期望值越來越高，甚至把它上升到了判斷一個地方鄉村建設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這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不可否認，農村的發展需要年青人的迴歸，農村的未來離不開年青人蔘與。但過分強調年青人返鄉在其中的意義，則需要回歸理性。

一方面，農村的年青人也有自由選擇他們生活的權利。無論是在城市定居，還是在農村生活，人們都是希望過上一種有品質有尊嚴的生活。農村年青人他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農村的年青人。究竟是進城謀生，還是在農村種田，首先要尊重他們作為人的選擇權，才考慮他們農民身份的必要性。不能一廂情願的為了解決農村空心化的問題，硬要他們從城市回到農村，硬把他他們從城市拉回來，這樣既不人道，不合法，更不現實。事實上，近年來雖然讓年青人回來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真正從城市回到農村的年青人並不多，能佔進城謀生的年青人的三分之一就很不錯了！

另一方面，未來農村要留在村裏的年青人也並非只有返鄉的年輕人。其實，年青人返鄉和農村有年青人是兩個概念，也就是説，不能把農村有年青人完全寄託在返鄉的年青人身上。事實上，農村的年青人願回來、想回來和真回來是兩回事，是諸多因素的綜合結果，為此，既不要苛責留在城裏的青年人，也不能把年青人是否回鄉當作農村是否復興的唯一標準。同時，隨着農村生活環境的改善，農村經濟收益預期的提升，會有越來越少的農村年青人根本就不想離開農村，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人來的農村成新的農村年青人。所以，與其社會焦慮年青人是否能返鄉，不如通過全社會努力把農村發展的更好！

3、農村貧困問題迴歸理性。農村貧困問題是農村的一個永恆的話題，只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在不同的農村階段其貧困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對待中國農村的貧困和農民脱貧的問題應理性的去認知和尋找解決的方法。

一方面，農村脱貧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其實，農村貧困又分為基於生存需求的絕對貧困和基於生存之外的其他必須生活滿足的相對貧困。應該説，對於中國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通過近幾年國家持續推進的扶貧攻堅政策，其成就可以説是舉世矚目。但要想農村貧困的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尤其是相對貧困的問題的解決，還需要整個社會有耐心和毅力去持續推動，任何設定時限、人海戰術，應付檢查的形式主義的脱貧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都是需要理性去判斷的。否則，將會陷於脱貧越快和返貧也越快怪圈。

另一方面，農民的精神與意志的脱貧比物質脱貧更重要。實事求是地講，現在是國家對農村脱貧投入最大、政策最好的時代，但也是農村對貧困認知問題最偏離常識的時代。在農村，一些農民把貧困當成一種資本，把比窮當成一種時尚，把爭做貧困户當成為一種榮耀，如果讓這種現象蔓延那這個社會就出現了問題。其實，一個人的物質貧困並不可怕，如果精神上出現貧困那比物質貧困更可怕。所以，當下的農村的扶貧，應改變重物質脱貧不重精神貧困和志向貧困的弊端，否則只會培育更多的不思進取、坐享其成的無庸之人。要真正消除貧困，首先是要預防和消除不以“貧”為恥的貧困心理。

（廖星臣 乾元鄉村研究中心創始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訪學專家及兼職研究員、北京綠十字副主任和半湯鄉學院鄉建研究院執行院長。主要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與理論研究，重點是鄉村經濟、鄉村社會組織及鄉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國三農問題報告》、《溪口古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研究》、《湖南省縣域發展研究報告》以及《農理》、《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理論篇）》、《重塑鄉村》和《設計改變鄉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