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醜聞威脅公司生存，大多數人就會成為公司利益的捍衞者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大家-騰訊新聞”

作者：吳晨

一切都源自一顆螺栓。

開銷售會議的時候，它沒能支撐起課長的重量，摺疊椅給坐塌了。當眾人驚愕於課長的難堪時，兩位公司資深的“同年”相視無言。一顆劣質螺栓雖然是小事，但是如果類似的質量問題具有普遍性的話，對製造各類座椅的大型製造商東京建電公司不啻為晴天霹靂。

日本電影《七個會議》的鏡頭，從虛構的東京建電的這次銷售會議開始，搖向公司內部人探究真相的各種努力與鬥爭。

《七個會議》是探究日本傳統企業文化劣根性的一次藝術化的嘗試，儘管老戲骨們客串的各色人物不無臉譜化的誇張。竟然有人不惜在零部件質量問題上偷工減料，以便降低成本促進銷售，這在視質量為根本的日本企業文化看來可謂膽大妄為。調查的結果一定沒有懸念麼？《七個會議》恰恰在不斷製造懸念的過程中抽絲剝繭。

主角“千年股長”（即在企業內部總是無法升遷的）八角發現了螺栓質量問題，並順藤摸瓜掌握了公司銷售負責人為了追求業績不惜偷工減料的證據，希望公司能夠公開承認錯誤，儘快召回產品。

在影片的最後，八角對日本傳統企業的這種文化做了一番剖析，把自己這樣的公司人（即所謂salary-men掙工資的人）比喻成武士，把公司比喻成藩國。在日本語境中，戰國時代的武士與藩國有着很強的人身依附的紐帶，武士需要對藩國的大名（主公）盡忠，大名也需要對武士給予照顧，而且這種關係只要藩國存在一天，只要武士存活一天，就不可能廢止。正面去看，這樣的紐帶創造了很強的向心力。側面觀之，類似的依附關係也會在危急關頭強調小集體的利益，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或前途，同時罔顧對外部環境和社會帶來的危害。

在影片中，日本戰國時代封建的依附關係俯首皆是：母公司的大領導被稱為“主公”；從母公司外派到子公司鍛鍊的領導名為“掛職”；公司內鼓勵競爭，有野心的人緊盯着的是晉升的機會，不擇手段；競爭失利者則可能被流放到外圍企業，做錯事情的人更可能被流放到邊遠地區。

既然上有主公，那麼二級公司的領導也會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對主公他是家臣，對屬下他又是當然的主子。

​影片所要表現的，恰恰是這種制度對人的扭曲。它一方面激烈地鼓勵競爭，鼓勵每個人的好勝心，以銷售額作為成敗（晉升）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又鼓吹對公司的忠誠，而這種忠誠的代價卻是個人去承擔公司（具體化為頂頭上司）所分派的任務，不抗拒，不爭辯，無論理解與否，都要去不折不扣地執行。好勝心是胡蘿蔔，忠誠是大棒，而在胡蘿蔔和大棒的雙重“激勵”之下，卻可能產生對人和社會最基本的準則的蠶食，也加深了人的扭曲。

這恐怕就是有日本特色的公司人的異化問題，而這種異化最突出的莫過於人身依附。

在一個強調“從一而終”的組織文化之中，人身依附形成了階層，而這種階層的很多價值取捨是以企業的利益，甚至有時候是企業中的小團體的利益決定。人身依附會讓很多人覺得人生如浮萍，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隨波逐流。希望進取的有可能把好勝心用在邪術而不是正道上。

“劣幣驅逐良幣”，或者至少是“同流合污”，成了公司文化的底色。

“劣幣驅逐良幣”的一種表現是造假的流行。在東京建電，造假的是不起眼的螺栓，強度比設計強度減少一半，成本可以節約不少，更重要的是這樣就可以幫助公司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中勝出，贏得大筆訂單，確保業績目標的達成。為了公司的利益，選擇造假的手段，貌似雙贏的結果——業績達標意味着個人的晉升——卻全然罔顧螺栓質量打折扣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這些螺栓被用在公司出產的高鐵和飛機座椅上的，細微末節的偷工減料，卻可能帶來整個系統的巨大風險。

造假的流行，一方面是單純業績指標的指揮棒，另一方面則是向上負責所帶來的約束機制的缺乏。系統性的造假就好像得了癌症一樣不斷擴散，一旦沒被發現，就可能一再衍生，腐蝕公司的文化，扭曲公司人的操守。即使問題被發現，首先考慮的仍然是利益和真相之間，孰輕孰重。這裏的利益，是短期而不是長期利益，因為如果站在企業的長期利益角度去考慮，造假產生的虛幻的業績終究會被揭穿，而醜聞揭穿之後很可能帶來大廈轟然倒下的結局。安然事件，可謂殷鑑不遠。然而站在短期利益去看問題，企業在發現造假問題的第一反應很可能是掩蓋，捂蓋子最終期望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當然，公司內部從來不乏有良知的人，就好像影片中最終扮演“揭露者”的八角，但對外揭發卻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因為武士無法離開藩國，脱離了藩國的武士只可能成為無家可歸的浪人，公司人也是如此。

即使對企業文化早已喪失信心的八角，也只能在企業中蹉跎成一個貌似吊兒郎當混日子的人，當然他靠着年資和與管理層晉升更快的“同年”的關係，即使我行我素也沒有多少人能撼動。八角心底裏並沒有喪失良知，在關鍵時刻選擇了挺身而出。

作為公司人，八角他們選擇解決問題的方式是越級上告，打破自己人身依附的直接束縛，期望更上級能夠做出清醒的決策。最好的上告是能“通天”，就好像影片中，能夠向王座上的主公（總公司的大老闆）陳情，這一點很像中國的“清官情結”。主公是權威的代表，不怒而威。主公參與的御前會議（再次出現公司與藩國的類比）也就成了有正義感的員工向上陳情的最高裁判所。

他們努力去呈現真相，希望在內部的朝堂上能夠擺清事實，申明利害，讓主公明斷，期待主公明斷。此時，他們仍然是武士，不是浪人，仍希望在組織內部去弊除害，求變圖強。

結果可惜，可嘆，但這又恰恰是真實的存在。處於主公的大位，他的明斷怎麼可能會僅只簡單地去考慮對錯，真假，正邪的黑白分明？他有更宏大的利害算計，關乎自己的名位，也關乎公司的存亡。當醜聞的危害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名位，威脅到公司的生存時，哪怕腐壞的文化早已讓公司根子爛透，主公的明斷仍然不可能是懷抱理想者的選擇。

武士們的選擇何嘗不是如此？精密的組織要求一顆顆勤勤懇懇的螺絲釘，卻也照顧着這些螺絲釘。公司人不可能不清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為了維護集體的利益，家醜不可外揚，成為大多數人正確的選擇。出於每個人的現實算計，當醜聞有可能導致公司崩潰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成為公司利益的捍衞者。

在這樣的體制下，告密者和揭露者（也是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Whistle Blower），只可能是極少數，因為他們這麼做是違背自身利益的，需要做好魚死網破，有去無回的打算。

這才是“揭露者”的意義所在。他們可能是《皇帝的新衣》中童言無忌的小男孩，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中起底“烏克蘭門”的那個神秘人，也可能是執着於真相鼓起勇氣“下克上”的公司武士。

八角在影片的最後説，日本傳統企業的這種特殊文化西方可能無法理解。他錯了。雖然企業文化的差異千差萬別，但是求真求實，不計較自身利害的理想者，身處在哪裏都一樣。他們較起真來，所需要突破的羈絆，所需要考慮的利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們所需要鼓起的勇氣，卻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