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非洲養活不了自己嗎？_風聞

來源：IDT公眾號，作者：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名譽院長

2018年，我訪問馬拉維時，從乘坐的車裏看到兩邊農户的種植玉米，印象里長勢是很好的。這幾年，因為在坦桑尼亞和農民一起種玉米，所以對玉米十分敏感。從快速直觀的印象中我發現馬拉維農户玉米種植的密度，顯然要高於我在坦桑農村看到的玉米種植密度。後來我在馬拉維的農村仔細瞭解了農户玉米種植的情況，發現他們的玉米不僅種的比較密，而且都是壟作。我的同事唐麗霞教授告訴我馬拉維人多、耕地少，所以它的農作系統就比較傾向於土地集約利用。我大概做了比較，我所看到的馬拉維農户種植玉米的密度，比我在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Morogoro）所見到的農民種植的玉米每畝要多1500株到2000株。與馬拉維相比，坦桑尼亞是耕地相對富裕的國家。按照世界糧農組織統計的數據，過去十年中，坦桑尼亞玉米總產的提升大概有80%來自於種植面積的擴大，而不是單產的提高。馬拉維和坦桑尼亞玉米生產模式的差異，很好地印證了速水（Hayami）和拉坦（Ruttan）關於土地/人口關係條件下農業技術變革模式的理論，也就是説一個國家農業發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個國家人口和自然資源關係的影響。土地豐裕條件下，廣種薄收相對集約種植更加經濟，當然不是説生產力會高。坦桑尼亞看到的普遍的廣種薄收並不必然意味着他們的農業一定比中國的落後。

我們在國內只要一提到非洲農業，往往都會與不發達、飢餓、糧食短缺、缺乏營養、糧食進口、糧食不安全相聯繫。實際上，非洲自然條件和生態條件多樣性非常強，講“非洲農業”這個概念，很容易產生誤導。非洲存在着兩個多樣性。一個是生態環境的多樣性，第二個是經濟社會條件的多樣性。通常我們講的“發展問題的非洲”，主要是指撒哈拉以南地區。但是，即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個國家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條件也是完全不同的。非洲的這種多樣性，一方面為非洲提供了生產多樣性農產品的基本條件，同時，這樣一個多樣性，也在客觀上要求針對非洲農業發展的任何方案，都必須是基於不同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的特殊條件。總體上説，旱作，雨養，低投入，節約勞動力，提高單產等方面的技術方案適合很多的非洲國家。

約翰（John）是烏干達瓦基索（Wakiso）地區考那村（Kona）的一位農民，他有2英畝土地。在2英畝的土地上，他輪作豆類、玉米和木薯，在一個輪作週期裏他可以收穫800公斤豆類，480公斤玉米和1000公斤木薯。按照單個作物的單產來算，產量是非常低的。但是，這樣一種輪作，是按照雨季—旱季的規律展開的，這是在技術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集約利用土地的有效方式，也是雨養農業條件下，最大可能利用降雨資源的方式。烏干達瓦基索（Wakiso）地區大量丘陵坡地上，有很多像約翰（John）這樣的農户。為了解決燒柴問題，很多農户在地裏還種植桉樹，便於他們燒製木炭。很顯然，非洲農民在人口增長、土地資源有限以及氣候變化等條件下，有着豐富的實踐創新經驗。把非洲的農業看成是落後、沒有創新、缺乏技術的處女地，並不客觀。

2019年11月30日於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Morogoro）

那麼，我們通常説的非洲農業問題究竟是什麼呢？

基於我們在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Morogoro）項目村的實際情況，一個成年農民一年的口糧需要3袋玉米，大致是300公斤的玉米粒；15歲以下，大致每人每年1.5袋以下。如果一個家庭有2個成年人，3個小孩，大概一年需要10袋玉米。當地農户傳統種植方式按照雨水比較差的2018至2019年的收成計算，每英畝3袋玉米。農户一般都有3-4英畝的土地，一年可以生產12袋玉米。2012年，當時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現任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鄭文凱同志來到坦桑。他當時問了我一個問題，“小云，我在坦桑沒看到飢餓”。按照剛才的計算，即便在比較差的年份，農户實際上也不會出現大的饑荒。當然，這既不包括極端乾旱的情況，也不能代表整個非洲。我從2008年開始接觸坦桑尼亞農業，十多年期間，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極端飢餓，至少在非洲發生普遍性飢餓的情況也是很少的。前幾年，我們項目村農民玉米增產之後，多餘的就賣不出了。這是因為坦桑尼亞的城市人口的比例還不高，國內市場需求有限，而且對於玉米的出口一直都是控制的。在農產品商品率很低的條件下，農民增產的動力是不足的。所以，我們講非洲農業問題，並不是非洲人能不能養活自己的問題，而更多的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問題。

最近，我和我的兩個同事在莫洛戈羅省（Morogoro）安排我們的項目。路邊，田裏都是好大好大的芒果樹，正值芒果收穫的季節，到處都是芒果。從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到莫洛戈羅省（Morogoro）沿路，還擺滿了菠蘿。我問司機，誰買這些菠蘿？司機説，都是當地人。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常講的基於穀物供給的糧食安全，並不必然等同於非洲人日常的食物安全。非洲一年四季有香蕉、木薯、芒果等各種熱帶水果，這些食物提供了豐富的能量供給和營養，是非洲很多國家食物安全的基本保障。吃麪包、吃大米，更多的是現代標準的食物消費模式。一旦外國人、城市人都消費麪包、牛奶、大米等，那就意味着這是一個富人的身份象徵。我們講每年非洲200多億美元用於進口糧食，實際上主要是進口水稻、小麥等具有社會身份象徵的食物以及相關的加工食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非洲並不必然存在食物的不安全，但卻存在着經濟社會發展型的食物安全問題。穀物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與食物資源的豐富並存是非洲農業的重要特徵。

非洲農業發展問題主要還是非洲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

首先，按照購買力平價所界定的貧困標準，以及過去的千年發展目標，和正在推進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來衡量，很多非洲國家與這些目標的要求差距比較大。實話説，在全世界制定一個統一的福利標準，本身就不太合理，再加上標準背後的物化性和經濟社會政治含義主要是基於西方的物質文明的基礎，就使得這些標準備受質疑。非洲的問題在於，如何能夠建立起一個擁有有效的醫療、教育、全面的營養，又同時能夠提高收入的經濟社會體系。而要想滿足千年發展目標和聯合國可持續目標等一系列要求，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就成為了關鍵。這個轉型的核心含義是非洲國家需要將其傳統的農業為主的經濟社會體系逐漸轉變為一個現代經濟社會體系。這是中國過去走過的道路，也是非洲國家現在正在追求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非洲的農業問題也就不再是一個食物安全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坦桑尼亞當地的同事告訴我，馬古富力（Magufuli）總統最近説了，以後針對玉米銷售的限制都取消，可以賣到肯尼亞、烏干達和任何國家。這讓我想到2010年，我在世界銀行坦桑尼亞代表處做研究時所遇到的問題。那個時候，玉米是不能出口的，因為玉米是坦桑尼亞的主糧。2017年，我們在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Morogoro）項目村獅子村的農民反映，他們增產的玉米賣不出去。在過去幾年中，我一直在國際上講非洲農業與減貧的關係。很多人對此有誤解。牛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就曾經對我的觀點提出質疑。其實，我的觀點並不是説非洲的減貧只能依靠農業。我的觀點是，在很多非洲國家，要想實現減貧：第一，農業生產要由廣種薄收模式轉變成集約型模式，從而提高勞動生產力，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減貧主要還是意味着收入的提升。就像我們在坦桑尼亞莫洛戈羅省（Morogoro）的玉米實驗，通過增加密度、間苗和中耕除草等措施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因為實行密植，加上間苗、中耕除草，勢必會提高單位土地面積勞動力投入，從而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民擴大面積的可能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得益於醫療服務的改善，非洲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很快，耕地逐漸變得稀缺，客觀上有發展集約化的需要；第二，通過土地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提升而獲得總產量提升會產生剩餘。大多數非洲國家，城鎮化率很低。純粹的消費羣體數量不大，因此，提高農業商品化率是很多非洲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這一點非洲國家與中國不一樣。即便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依然有龐大的城市羣體，對農產品有着強大的需求。國內在討論非洲農業問題上，往往覺得非洲技術水平低、缺乏資金、農民不會種地等等。在過去幾年的工作中，我們發現坦桑尼亞玉米當地的品種和栽培技術等都是成熟的。那種認為中國的農業技術能夠養活非洲的説法是不瞭解非洲的情況。當然，由於資金的不足、缺乏灌溉，農民沒有錢買良種、化肥，都影響農業的發展。但是農產品需求和農業商品化率問題，在源頭上制約着農業產量的提升。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非農業項目都比較強調價值鏈開發的主要原因。而所謂價值鏈的開發則離不開經濟社會的轉型。從這個角度講，非洲農業得不到大的發展和非洲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低有着很大的關係。農業的剩餘有兩個路徑支持社會經濟的轉型，一是進入全球市場，二是轉化為本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資本，否則農業只能是自給自足，農村很難實現現代意義的減貧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