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是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_風聞

慈善基金會和智庫與美國政府緊密合作，在二戰後共同建設和鞏固了半全球帝國。實際上，在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這個概念偶然起源於非政府組織。更為普遍的是，政府提出了外交政策，而非政府組織進行了細化。也有一些政策來源於國會，而國會也有自己注資的智庫　　法意導言

　　12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指出，有關非政府組織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反中亂港分子，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這些組織理應受到制裁，必須付出應有代價，並指出將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的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事實上，美國利用非政府組織，粗暴干涉它國內政，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西方學者早就有研究和定論。法意曾經推送過倫敦大學名譽教授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有關美帝國主義行徑的系列文章，其中第二篇就是關於非政府組織的。現在我們重新推送該篇文章，相信有利於認清美國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

　　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Victor Bulmer-Thomas)，是倫敦大學名譽教授、倫敦大學學院美洲研究所名譽教授、查塔姆研究所美國和美洲項目的研究員。本文節選自其2018年3月出版的新書《收縮的帝國：美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的“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部分。在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介紹中，這本書被評價為“透過帝國的鏡頭全面講述美國的歷史，並尖鋭指出美國即將退出世界舞台的未來”。在非國家行為體章節，作者論述了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宗教團體在美國的發展和歷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現狀。

　　本期法意讀書推送該系列的第二期——“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二：非政府組織”。往期請見：“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一：跨國公司”、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3丨媒體、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4丨宗教團體。

　　美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2

　　非政府組織

　　作者：Victor Bulmer-Thomas

　　翻譯：梁鋭

　　在美國，非政府組織是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媒體上常常能看到人們在抗議、遊行、與執法機關的衝突等中舉着標語支持非政府組織。美國有一百五十萬個非政府組織，其中有很多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但總體而言，非政府組織曾促進了這個半全球化帝國的發展，特別是那些大型的、影響力廣、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組織。

　　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在外交政策上的聯繫應追溯會一個世紀之前。1917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顧問的“上校”愛德華·豪斯(Edward M. House)和一羣年輕人一起組成一個團隊，討論一戰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這個團隊，實際上是一個早期的外國事務智囊團，後來成為了1921年成立的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的核心。

　　外交關係協會秉持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美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她會塑造戰後世界秩序。1922年創刊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這樣描述CFR：“編輯認為他們是最公正的，但讀者們可不是傻子。他們很清楚這個雜誌在鼓吹美國採取激進的外交政策，它致力於攫取世界上的自然資源，並且支持將政治的決定權交到那些冷靜的、無激情的專家手中，而不是那些不清楚自己的行為的大眾。”

　　美國內戰期間，聯邦政府發現，與非政府組織共同處理外交事務有其積極意義。因此，1945年，國務卿愛德華·斯特丁斯尼(Edward Stettinius)向聯合國有關機構提出建議，建立一個機制“讓有志於解決經濟和社會委員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管轄下國際問題的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

　　公正地説，大多數其他國家，包括前蘇聯都認為這種對國家權威的挑戰具有威脅性。但是，由於聯合國憲章中給予美國這樣的權限，因此這一建議得以被採納，僅有埃及和伊朗提出反對。

　　現在美國人看來，這個選擇是有積極意義的。事實上，聯邦政府相信，非政府組織通過佈雷頓森林會議所確立的制度對政府建言獻策能夠推動國家外交目標的實現。這一設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實踐中得到證實——非政府組織：世界銀行委員會(World Bank Committee)。

　　理論上，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獲得建議的權利，有利於世界各地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但實踐中，它們僅僅惠及美國國內的非政府組織。有兩個學者曾於二十世紀末總結説：“美國非政府組織所推動的激進主義可能幫助美國拓展了其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的原本已經佔優勢的影響力。”

　　二戰以來，美國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呈指數型增長。大部分為小型組織，多數關注國內政策而非國際政策。這些非政府組織且不提。對於那些關注國際事務的非政府組織，對研究美國建立半全球性帝國有意義的主要有兩種類型：一個是參與國際捐贈的大型慈善基金會，二是對國際事務感興趣的智庫。

　　大型慈善組織幾乎都是由企業大股東用自己的財產所建立的。第一個大型慈善組織是卡耐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由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在1911年建立，為了“促進、傳播美國、英國領地和殖民地民族之間的瞭解和知識”。這是為了促進美國與日不落帝國之間的權力共享，因此引起了聯邦政府的共鳴。這事實上並非對於美國統治地位的挑戰。

　　第二個慈善組織是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但它也稱得上是第一，因為它是第一個以五百萬美元建立的慈善信託基金。1909年，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讓管理人員向美國參議院申請批文，讓這個信託基金“由國會負責修改、改進、廢除”。儘管這表明了該慈善組織希望與政府建立緊密聯繫，但這個時機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國會正在調查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濫用市場的情形。最終，1913年，紐約州立法機關向洛克菲勒基金會頒發了批文，該組織才得以建立。

　　1936年福特基金會建立後，許多慈善基金會逐漸建立起來。除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福特基金會幾乎都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繫。直到二戰後，福特基金會才成為主導的基金會，這時的它，已經為政府外交政策提供了許多內在甚至外在的支持了。福特基金會的管理層包括前國防部的顧問、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成員、世界銀行主席、跨國公司主席、國防部的秘書長。

　　這三個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一直以“三大慈善基金會”著稱。2000年，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加入這一陣營。蓋茨基金會由微軟的創立者比爾·蓋茨(Bill Gates)捐獻成立。儘管最初，蓋茨基金會的目的和其他三大基金會一樣，但這一基金會因其資產規模和每年捐獻量龐大而聞名。在全球健康領域，蓋茨基金會的捐贈規模已經達到聯邦政府的捐獻規模。

　　如今，慈善組織的數量現在已經達到五萬五千個。但多數慈善組織關注的是國內事務。與國際捐贈相關的慈善組織之中，排名前十五位的慈善組織貢獻了2010年總體捐獻款的三分之二。除了如今被稱為“四大組織”的機構以外，也包括其他比較有名的組織，例如沃爾頓家族基金會(Walton Family Foundation)、休利特基金會(Hewlett Foundation)、帕卡德基金會(Packard Foundation)、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布隆伯格家族基金會(Bloomberg Family Foundation)、麥倫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等。

　　為了確保這些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作出貢獻，或至少不阻礙美國外交的發展，官方組織與非官方組織都設立了許多相關機制。第一，税收體系對這些基金會以及他們的捐贈者有優惠政策。個人如果向那些給國外組織捐贈的基金會捐獻物資，可以獲得税收減免。在美國税法的體系下，國外慈善組織必須“受到美國慈善機構的完全管控”。並且，向國外捐獻的資金必須由美國組織使用，而不能由國外組織使用。

　　第二，基金會董事會成員都屬於為美國政府、大企業、學校管理層和媒體服務的精英階層。儘管偶爾會有異見分子進入董事會，但大部分董事會成員們都支持聯邦政府總體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冷戰期間，占主導地位的慈善組織不僅幫助美國政府在發展中國家傳播了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價值觀，而且確保了資金不會流入那些反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家或非官方主體中。

　　第三，對於一個並不注重國際援助的政府，慈善組織的國際捐助行為為國家形象提供了較好的輔助。比如説，蓋茨基金會對全球健康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這些為聯邦政府的工作增色不少，並且激勵了政府向慈善組織撥款，以增加槓桿率。

　　美國的智庫與慈善組織有相似的發展歷史，儘管它們獲得的捐款比後者要少得多。第一個向智庫捐款的組織是1910年建立的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隨後，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於1916年建立，於1927年更名為布魯斯金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1919年，Hoover戰爭、改革與和平研究所。1921年，外交關係協會建立。二戰剛剛結束，就湧現出一批今天我們很熟悉的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

　　二戰結束前，小部分外交事務智庫組成了美國的中流砥柱的一部分。這些組織在名義上獨立，但實踐中，它們將自己視為為美國成為世界領袖建言獻策的組織。因此，它們全都反對美國原本的“孤立主義”政策，而這後來被證實是對建立美國的統治地位的正確選擇。

　　二戰後，智庫大量出現。二十一世紀初仍存的智庫中，百分之九十一都是在1951年以後建立的。1980年後，智庫的數量增加了一倍。許多新建立的智庫並未對美國外交政策有所幫助，畢竟他們關注國內事務而非國際事務。而外交政策智庫總體上持有相同的價值觀，包括美國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不可替代性”、美國需要在國際社會中處於領導地位。這些價值觀促進了半全球化帝國的發展。

　　智庫的排名通常是由影響力(由同行評判)，而不是捐款量決定的。現在有一個智庫的索引，前十五名被分成“決策家”、“學者”、“活動家”、“擁躉”。第一類包括蘭德公司，它在冷戰期間為政府提供許多關鍵的戰鬥技術和軍事策略的建議。第二類包括外交關係協會，越南戰爭使得美國精英階層嚴重分裂，也導致了外交關係協會影響力的衰落。

　　第三和第四類組織其實給政府帶來一些問題。“活動家”包括了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這一組織通過關注美國實施制裁的地區的濫用問題而鞏固政府政策。但是，它有時候讓公眾關注到一些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原因所支持的濫用行為，可能使政府陷入尷尬的境地。而“擁躉”則是有明確政治主張的智庫，例如靠左的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右翼的傳統基金會等。這對於聯邦政府可能有潛在的風險，因為它不可能討好所有的“擁躉”。但是，對於這批智庫而言，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國內事務而非國際事務。

　　總的來説，處於主導地位的智庫支持建設半全球化帝國。除了本文所提及的一些主張以外，智庫也有其他支持政府發展的緣由。如果它們希望保持自身的“影響力”，則不可能繞開美國的行政問題。那些不受政府待見的成員可能會被智庫勸退，而外國官員則更喜愛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組織。托馬斯·梅德韋傑(Thomas Medvetz)是美國當代智庫中一位領先的學者，他説到，“智庫發展出自己的社會規範，包括自身的傳統、規則、遺產等，這些都建立在對政治認同、資金和媒體關注的普遍需要之上。這些需求大大限制了智庫的能力，包括挑戰政治辯論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提出源頭性問題、提供與捐助者、政治家或媒體機構的利益相違背的政治建議等。”

　　慈善基金會和智庫與美國政府緊密合作，在二戰後共同建設和鞏固了半全球帝國。實際上，在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這個概念偶然起源於非政府組織。更為普遍的是，政府提出了外交政策，而非政府組織進行了細化。也有一些政策來源於國會，而國會也有自己注資的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多年以前，儘管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反感使用“帝國”(empire)這一詞，他仍正確地指出了非政府組織在協助政府擴大美國影響方面的作用：“美國的擴張不是靠獲得新的領土，而是靠滲透。在過去，一個社會的經濟、宗教、軍事代表對另一個社會進行滲透僅僅是政治滲透的序幕。訂單美國帝國並非如此，也沒有證據可説明它未來會如此……美國的擴張是多元的擴張，有許多組織參與其中，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致力在他國的領土中追求他們重視的目標。”

　　外交關係協會

　　外交關係協會(CFR)成立於1921年，它可被稱作最“權威”的智庫。CFR與美國頂級學術界、商界、政界都有密切關係。它對於公共意見與政府政策都有着重要影響。協會成員多數支持自由國際主義，這與國家建設以美國為中心的半全球帝國的目標相符合。

　　儘管其影響很難用數據證明，但是CFR稱，它的一個研究組推動了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的簽署。這份協議旨在推動裁軍的同時保證美國海軍的領導地位。“戰爭與和平”研究組也稱自己“為二戰期間政府的討論設立了基準”。

　　越南戰爭為CFR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為它的成員(代表了整個美國社會)之間發生了嚴重分裂。1969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應邀發表一個演講，介紹結束戰爭的一些情形。基辛格成為美國國防的顧問後，CFR希望建立一個研究組，以影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1969-74)總統的行政決策，但這個研究組最終沒有建立。在那之後，CFR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肯尼斯·加爾佈雷斯(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退休信中寫到：“CFR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但現在如果你想知道有什麼陳詞濫調，那去找CFR最合適不過了。”

　　1977年至1981年間基辛格曾擔任CFR的負責人，這段往事可能成為委員會的一個噩夢。CFR成員肯尼斯·馬克斯韋爾(Kenneth Maxwell)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過一篇温和的批評文章，指出基辛格在智利的行為讓基辛格的同事們嚴重干預雜誌文章的審查。這反映出長期以來，CFR這一智庫不得不在影響力與獨立性之間權衡，而委員會常常選擇前者。

　　*翻譯節選自Victor Bulmer-Thomas所著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Part Two The Semiglobal Empire 的Nonstate Actors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