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人權”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遮羞布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當地時間12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所謂的“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對新疆的人權狀況以及我國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等政策進行毫無根據的歪曲抹黑。這是美國以人權為藉口粗暴干涉他國內政的又一惡劣範例，是典型的帝國主義的霸權主義行徑。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國際上肆意以“人權”為幌子四面出擊的虛偽性，我們必須予以反擊。本文意在理論上證明，美國拿新疆人權問題説事，實際上是拿人權作為其推行霸權主義行徑的遮羞布，我們沒必要跟着霸權主義的節奏起舞，而應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適合我國需要的治疆政策。

**西方主導的人權理論為其霸權干預埋下伏筆。**從歷史角度看，人權議題登上世界舞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上對納粹主義的反思才展開的。從《聯合國憲章》等國際上最重要的人權條約來看，起初，國家主權至上和不得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是國際人權法律的首要原則。但是，隨着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等西方國家自信心極大膨脹，提出了所謂的“歷史終結論”。**配合這一思潮，西方主導的國際法學界構造出了“世界民主治理規範論”，這一理論以“人權的普遍性”為根基，提倡以“民主”與否來決定世界各國是否符合國際法的“人權”標準。**究其實質，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一套説辭，它潛在地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合法”的藉口干涉他國內政提供了理由。

但是，**這一國際法理論的進展是以兩個甚是可疑的假定為基礎的：****其一是“自由主義革命論”，即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全世界取得了勝利，世界各個國家都應該向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燈塔”看齊，否則就是落後的，待“解放”的；****其二是“民主和平論”，即所謂以二戰後民主國家沒有再發生國家之間的戰爭的短暫歷史，“證明”推行西方民主可以帶來永久和平。**但事實上，這場新式人權運動的兩個假定在學理上有着嚴重威脅“人權”的邏輯可能。首先，“自由主義革命論”事實上強調的只是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形式。而實際上，這些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其內部根本無心正視其嚴重的人權問題，比如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移民悲劇等問題層出不窮，即是明證。**如果把“自由主義革命論”落實成國際法實踐，正如學者指出的，它可能導致“新殖民主義”，而殖民主義毫無疑問是對“人權”的嘲諷。**其次是“民主和平論”，我們且不談二戰以後這麼短暫的歷史到底有何學理的説服力，就從它只強調“民主國家間的和平”也能看出其虛弱。原因是，迄今為止，幾乎負責任的民主理論家都知道，**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要尊重差異性。****這意味着即使民主國家間是和平的，但其無法證明民主國家內可以避免內戰。**而如果國家內發生內戰，也就是喪失基本的政治秩序，談論人權也就成了極大的笑話。

綜上而言，國際法在20世紀末的新理論進展，**其邏輯內藴着對人權的最大否定，它不能比“主權高於人權”的舊人權理論更有説服力。**試圖以“世界民主治理規範論”指導國際法實踐，只能為西式特別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張目。

美國涉疆人權法案是“自由主義革命”霸權主義的最新表演。從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所謂的“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看，它狂妄地宣稱該法案的目的是指導美國分配資源處理國際上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中國境內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和美國有關的居民。該法案污衊中國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政策嚴重侵犯人權，並“羅列”了反恐中採取的一些科技手段，利用個別人或機構的報道污衊新疆的政策，將“教培中心”比喻為“政治教育營”。

顯而易見，美國的這種行徑正是在利用在20世紀末才發展起來的所謂國際法的“人權高於主權”論調，打着“尊重人權”的幌子強行干涉我國內政，其內容通篇充滿不實之詞，缺乏起碼的科學客觀性。而我們知道，在全球恐怖主義氾濫的背景下，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內，都從公民安全需要角度出發，普遍建立了嚴密的反恐體系。

然而，問題一到中國，儘管我國在新疆通過改善民生、加強法制和依法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多種方式，把預防性反恐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免遭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侵害，是真正重視本國公民人權的行為。甚至多國駐日內瓦外交官和多個國家的駐華外交官在今年實地考察我國新疆的教培中心時，都曾指出其正當性和合法合理性，然而美國對此視若無睹。相反，由於我國不是美國所秉持的並不靠譜的“自由主義革命論”所認定的西式民主政體，美國單憑個別人和機構的一面之詞，就抹黑我國新疆治理政策，這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

我國新疆的人權政策才真正踐行了實質民主。人權的本質是民主時代“人的尊嚴”問題，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人權具有普遍性。但如何才能實現尊重人的尊嚴，卻必須在尊重民主的差異性的基礎上，追求實質民主，而不是隻重視形式民主。對此，國際法的“主權至上”的指導思想曾給出了相當有效的實踐。

重視以人民為中心推進人權發展，是我國人權事業的最大特點，也即相比於美國的重視形式民主，我國更注重實質民主。具體到新疆，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觀集中體現在：一方面將新疆人權發展納入到法治化軌道，已出台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辦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等多項地方性法規，依法開展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鬥爭，以及保護少數民族各項權益；另一方面，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人權，新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恐怖活動多發頻發的勢頭，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多年來，新疆大力發展經濟，使高寒邊遠山區農牧民結束了沒有水電和交通封閉的時代，新疆精準扶貧工作成果顯著，新疆當地民眾的幸福感、滿足感和獲得感不斷提升。我國新疆的人權事業發展是欣欣向榮的。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的所謂“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極其荒謬和別有用心的。這隻能表現出美國習慣於帝國主義思維，把人權的普遍主義當做一個便利的工具，不尊重他國主權，居高臨下地推行其霸權主義。尤為可笑的是，美國自己還在2018年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長期不能正視本國的人權問題，也不尊重國際人權組織，反過來卻指責他國人權，這顯示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性和兩面性。反之，**我國在新疆的治理政策追求實質民主，只有國家和社會秩序穩定，才會有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真正地尊重了“人權”。因此，**我們應當以高度的理論自信堅定我國的治疆道路，堅定不移地執行正確的人權理念，推進黨中央的治疆方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白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