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氣候少女”看中國的氣候治理_風聞

趙繪宇/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

澎湃新聞-澎湃研究所

當地時間2019年12月3日，葡萄牙里斯本，16歲的瑞典氣候活動家格蕾塔·通貝里從紐約乘雙體船橫渡大西洋後抵達當地港口。 視覺中國 圖

2019年12月2日，第二十五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開幕。

這次大會召開之際的氣候變化形勢非常嚴峻。其一，依世界氣象組織發佈的最新一期《温室氣體公報》，全球温室氣體濃度再創新高，2018年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濃度（407.8ppm，1ppm為百萬分之一），較2017年（405.5ppm）有所增長。其二，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一週前發佈的《2019年排放差距報告》，全球碳排放每年須減少7.6%的排放量，否則將升温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的目標無法實現，但目前全球碳排放還在增加。其三，巴黎氣候協定落實力度不夠。且不説目前談判還未結束，即使全面落實這份協定，全球氣温預計仍將上升3.2攝氏度。

總而言之，彙總各權威機構的科學預測，氣候變化問題再發展下去，地球只能採取革命性的非常規對策，否則人類將面臨諾亞方舟時代。

在2019年9月於紐約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行動峯會上痛批過各國領導人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也正乘帆船前往馬德里。通貝里生於2003年1月，2018年8月起，她開始通過在瑞典議會大廈外舉牌抗議的方式，呼籲各國對氣候變暖採取更強硬措施。至今，她已成為全球最炙手可熱的“氣候抗議紅人”，她的身影出現在幾乎所有和環保相關的活動上。

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峯會上，通貝里在短短四分鐘演講中憤怒指責各國政客在環保氣候問題上不作為：“你們用空洞的話語偷走了我的夢想和童年。然而我是幸運兒之一。人們正在遭受痛苦。人們正在死去。整個生態系統正在崩潰。我們正處於一場大規模滅絕的開始，而你們所能談論的只有金錢和經濟持續增長的童話故事。你們怎敢這樣！”

那個經典的“How dare you！”，以及在聯合國“怒視特朗普”的畫面，已經成為今年氣候問題標杆一樣的存在。但在國際上，對通貝里的評論兩極分化。在世界各地，支持者視她為青年領袖、環保先鋒，質疑者斥她為“戲精”、“被政治操控的傀儡”。

真正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中國網民對通貝里聯合國演講的反應。在聯合國發佈相關信息的微博下，幾百條評論中竟然基本都是冷嘲熱諷的負面評論。隨手一搜，微信公眾號“南方能源觀察”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從不靠嘴炮》，一時間通貝里是氣候問題“嘴炮”的觀點深植中國網民人心，大家紛紛用“嘴炮”指代通貝里，併為中國自己大力植樹造林而感到自豪。

筆者不禁開始冷靜思考，是什麼令眾多中國網民有如此嘲諷又自信的反應？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答卷如何？在解答上述問題之前，有必要先釐清以下幾個問題：

通貝里在向誰喊話？她有什麼資格喊話？以她為代表的西方青少年為什麼對氣候變化如此焦灼？她的喊話真有意義嗎？

一、通貝里在向誰喊話？

通貝里的矛頭基本是指向發達國家的。她主要是覺得發達國家從温室氣體排放控制到全球技術努力，都做得不夠。

2018年11月，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TEDx Stockholm 活動中發表演講時質疑：“……假如我們這些已經擁有一切的國家對氣候危機或我們對巴黎協定的實際承諾毫不關心，我們怎麼能指望像印度或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關心氣候危機呢？”

她寄希望於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上做出表率。她在一次會議上的原話是：“……瑞典和加拿大這樣的富有國家，應當儘快實行零排放。”她還和其他15名青年活動家向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提出控告，指責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德國和法國未履行保護兒童健康和權利的國際承諾。她幾乎未批評過一些發展中國家，因此法國總統馬克龍因法國做出很大的減排貢獻，在她在聯合國演講之後，頗感不公地指責她找錯了批評的對象。

事實上，德國、法國既是發達國家，這幾年又在低碳減排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德國近幾年在完全放棄核能的前提下，又永久關閉了德國所有硬煤礦；可再生能源佔比增長神速，2019年初就反轉了德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並準備很快完全放棄兩個世紀以來依賴的煤能源。11月剛剛通過的《氣候保護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德國的中長期温室氣體減排目標，包括：在2030年率先實現公務領域的温室氣體淨零排放，到2050年時應實現全國温室氣體淨零排放。

法國在汽車業方面的革命性努力目標也是，到2050年前成為碳零排放國家。

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峯會上，那些被她質問的發達國家領導人的反應其實五花八門。德國總理默克爾稱，她被通貝里的演講打動，並接見了她。峯會後，通貝里前往加拿大蒙特利爾會見了總理特魯多，她敦促特魯多為環保做更大貢獻，並指責特魯多“做得不夠”。 特魯多表示自己確實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會讓加拿大持續改進，其中包括提供20億棵樹的資金來種樹，同時也保證會在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

那個懟天懟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雖被通貝里“憤怒凝視”，倒也沒非難這個女孩兒。當然特朗普總統的確“配得上”這樣的“氣候凝視”，因為他上任後果斷廢除了前任的數十項環境法規與行政命令，宣佈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曾在推特中説過驚世名言：“全球變暖的概念是中國編造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讓美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力。”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通貝里的回應比較硬核。普京説：“我相信格蕾塔是一個善良、真誠的女孩。但成年人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把青少年和兒童帶入一些極端的情況。”他質疑：“……許多非洲或亞洲國家的人，也希望生活在與瑞典相同的財富水平中，這該如何實現？”

195個國家和地區就應對氣候變化達成的巴黎協定，其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温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之內，併為控制在1.5℃之內而努力，要求全球爭取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然而以發達國家為主的二十國集團的碳排放量就佔到全球排放總量的78%，且75%的聯合國成員國尚未出台實現淨零排放目標的時間表。

通貝里向發達國家喊話，要求他們承擔更多的義務，這無疑正確。

二、通貝里有資格喊話嗎？

首先，通貝里來自歐盟成員國瑞典，該國是歐盟成員國中可再生能源比例最高的國家。

這一數字近幾年來在在55%左右，遠遠高於歐盟哪怕是排第二的荷蘭的佔比。德國環境智庫“德國觀察”（German Watch）2017年公佈的評價全球57個主要國家和地區變暖對策的排行榜中，瑞典因排放量減少、可再生能源佔比高等，而排名最高。瑞典已簽署一項跨黨派協議，擬到2040年實現100%的可再生能源生產，2045年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標。

顯然，瑞典是一個環保表現優異的國家，雖然通貝里曾前往瑞典議會表達抗議，但該國在氣候變化上的擔當不是“嘴炮”。

​其次，瑞典是全世界環境教育最受重視也最為先進的國家之一。

環境教育理念自1969年即寫入中小學課程大綱，相關的課程內容貫穿了自然科學導向和社會科學導向兩大板塊，通貝里從小接受的正是這樣的環境教育。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已經在瑞典整體教育系統中成為許多科目的核心關注問題。通貝里的瑞典老師對此事的支持態度頗具代表性:“在校上課很重要，不過格蕾塔也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在瑞典，“參與式”教育越來越受推崇，教育模式從傳授某種理念或知識，逐漸轉向在交流中獲得觀點與思考。“環境保護”與其後續概念“可持續發展”，比其他國家更早地在瑞典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共識。

瑞典屬於北歐國家，北歐國家基本上是氣候變化首先影響到的離極地最近、低海拔的國家。面對氣候變化，這些國家採取了許多應對措施，全力改變自己的能源結構，減少自己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大力發展新能源。像冰島的能源供應就是以水電和地熱為主，丹麥以風能和生物能為主。北歐各國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大體上都高居世界前列，不少北歐國家達到近100%。對保護環境，北歐人想盡了一切辦法。但不管他們做得如何好，年復一年的氣温記錄還是在不斷上升。因為其他地區的國家氣候應對進程緩慢。

因此，通貝里在瑞典與北歐比較能為公眾理解和接受，少有人會認為她“被人操縱”。

通貝里來自一個注重環保且在環保方面成就突出的國家，而且受過良好的環保教育，這些背景決定了她是有資格向其他發達國家喊話的。

三、以她為代表的西方青少年為什麼對氣候變化極其焦慮？

通貝里一開始只是個人抗議，後來發展到組織每週五舉行的學生罷課活動“Fridays for Future”（未來星期五）。她的抗議行為帶動與影響到眾多瑞典學生，之後波及以發達社會為主的全球國家和地區。據統計，相關抗議活動在全球已經組織兩千多場，累計有140萬學生和青年罷課參加。稱她為氣候青年領袖毫不誇張。

當然，囿於年齡和知識儲備，她沒有能力對氣候變化與國際地緣政治的一些問題深入展開。這引發不少人對她的另一個批評：她不該在如此小的年紀就投入太多精力在社會活動上；空談是無價值的，環保還得靠實幹。

通貝里自己也明白這一點。她曾説：“有些人説我應該去上學才對，要好好讀書成為氣候科學家，這樣就能夠去解決氣候危機。我們已經有了解決方案（指巴黎氣候協定等共識——引者按），接下來應該要做的，只是行動起來做出改變，而當大家都不採取行動來拯救未來時，我為什麼要為很快就會不復存在的未來而讀書？”她堅信，先有認真應對氣候變化，她們才能有未來，否則談不到未來。

上述看法中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後代人的利益損失與承受，皆因前幾代人的行為所致，那麼當代人必須被提醒意識到這一點。這與普世公認的“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內在邏輯一致。這可以解釋，何以她的主張在西方同齡人中那裏找到了較為普遍的共鳴，何以他們對氣候變化問題極為焦慮，並展示出十足的關注。

四、她的喊話有意義嗎？

一些批評還直指通貝里只會空談，這無助於環境問題的真正解決，“還不如多種幾棵樹來得實在”。

在氣候變化的“説與做”面前，現在的確更應該“做”，因為已經“説”的太多了。地球正在變暖，並且這種變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科學界對此已基本達成共識。

氣象學家指出，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17個年分中，有16個發生在21世紀。季節帶偏移、洪澇災害頻發、山火爆發不斷、南北極地冰川融化……種種與氣候變暖有關的現象正在更顯著地影響人類生活。比如，去年夏天席捲全歐的熱浪，導致北歐國家頻發森林火災，這是促使通貝里在瑞典議會大廈外抗議的直接原因。美國加州山火這幾年來頻繁發生，已瀕臨失控狀態。今年7月以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叢林大火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點燃了7000多個着火點，全州200萬公頃土地被燒燬。澳大利亞環保專家將火災和乾旱加劇歸咎於“全球氣候變暖”，並呼籲澳大利亞政府採取更為嚴格的環保措施。

儘管全球變暖的效應如此明顯，世界上仍有很多的國家的居民，包括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一直拒絕承認氣候變暖的真實性。對此該怎麼辦？只能繼續大聲疾呼與宣傳！在這個意義上，對全球廣大公眾而言，“説”即是“做”！

通貝里身體力行，向全世界傳達了保護環境的意識，拋開她作為16歲女孩的身份與能力不談，我們更應關注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和環境問題。

通貝里的“説”實際上也見效了。2019年6月，英國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自從通貝里發動抗議活動以來，公眾對環境的關注一度飆升到創紀錄的水平。這印證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麥克姆斯（Maxwell McCombs）的實證研究發現，即媒體對某一議題報道的越多，公眾越是會意識到它越重要。

五、反思中國的氣候治理

解答完以上問題之後，現在可以追問了：我們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表現真的足夠好了嗎？可以在青少年世代面前充滿自信嗎？簡單回答是，有成就，但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第一，碳排放問題上，我們努力了許多。

能源結構方面，中國正努力實現從一煤獨大向多元化方向轉變。2017年，中國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總碳排放量除以GDP）比2005年下降了46%。

此外，《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從不靠嘴炮》一文以及類似主題的文章屢屢提到中國的造林成就。比如，經常被引用的一個説法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表示，全球從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綠化面積中，約四分之一來自中國，中國的貢獻比例居全球首位。

森林固然是一種減少温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重要機制（即“碳匯”），但正如英國伯明翰森林研究所（BIFoR）研究人員Thomas Pugh 博士解釋的那樣:“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是有限的，最終，重新造林計劃只有在我們同時努力減少排放的情況下才會有效。”

第二，減少碳排放總量方面，我們必須更多努力。

根據相關國際組織的數據，自2005年開始，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碳排放量大國，排放量達72億噸，佔全世界温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9.12%，反超第二名的美國。根據“全球碳計劃”組織（Global Carbon Project）公佈的2013年度全球碳排放量數據，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過歐盟。2013年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為中國，佔29%；其次是美國佔15%;歐洲佔10%。

這些年，中國的碳排放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現在中國的碳排放量已經是第二名美國的一倍，中美排放量又佔世界的一半。中國多次向世界承諾，到2030年碳排放達到峯值，目前看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第三，從公民對氣候問題的意識上，我們表現的有些分裂。

2014年的一項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到是否同意“我們正在見證的氣候變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導致的”時，美國人回答“同意”的比例是最低的，中國人不但最高，而且排名顯著超過意、西、法等歐洲國家，甚至超過通貝里所在的瑞典。

但正如旅居法國的媒體人龔克所質疑的那樣，“以切身感受誠實地説，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氣候變化考量很難説是否取得了重要地位”。龔克認為：“……氣候變化對中國公眾輿論的衝擊，遠不如在歐洲那樣深入。”這反映了某種分裂性的氣候意識，讓人甚至懷疑填寫這份問卷的國人是否瞭解，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做哪些努力。

無論如何，由於氣候變化問題之於地球命運的共同性與緊迫性，目前的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是，全球温室氣體總量必須切切實實減少，這不同於以往“此消彼長”的人類世界內部的零和遊戲。

然而，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近15年來最大的碳排放國——排放佔比2018年還攀升了2.3%，且人均碳排放量上升速度相當快。在氣候問題上，中國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通過冗長談判為自己爭取發展紅利，並拖延行動來贏得發展空間。因為，隨着時間推移，地球的損失將越來越大。目前自然災害與極端氣候已經越來越多，再考慮到比如南北極冰山崩塌後的生態鉅變是否是線性、人類是否能應對都難以保證，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無助與渺小的現況並沒有根本改變。

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再反覆強調中國自己的歷史與人均排放已沒有很大意義；再反覆強調中國只能依靠最高碳的煤，在現有基礎上緩慢變革能源結構，也可能來不及了，因為能源產業與結構本身的路徑依賴就極大，不痛下決心是永遠也調整不到位。一些網民那種“看到祖國這麼流氓我就放心了”的心態是大有問題的。

有種思維叫“易得性偏差 ”，指人們往往在決策過程中過於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視對其他信息的關注，從而造成判斷偏差。

我們確實有必要更耐心傾聽瑞典少女通貝里所代表的新一代人的吶喊，進而更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大國擔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