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程中的香港製造：和大陸密不可分_風聞

作者：海闊山遙一遙

香港經濟的騰飛從來不是孤零零的拔地而起，自始至終都是與大陸深度合作，密不可分。

獅子山，形成於1.4億年前，端坐於香港九龍塘與新界沙田的大圍之間，面朝九龍西。滄海桑田，無聲佇立，默默守護腳下的這顆 “東方之珠”。

自1842年開埠以來，香港從一個貧瘠的小漁村逐漸發展為繁榮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香港現代化的進程中，香港製造業扮演了重要角色。跟其他產業演化的路徑相似，香港製造業的發展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從早期的原始工業積累到中後期的產業轉移，再到全面融入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每一個階段都見證了香港發展的崢嶸歲月。

回顧香港製造業的各個時期，既得益於其自身特殊的區位優勢，更離不開中國大陸提供的各種資源。

壹 

1937年，淞滬會戰，上海淪陷。當時已經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上海申新紡織廠損失慘重。為了躲避戰亂、保存民族資產，申新紡織廠不得不將原紗、機器外遷，並陸續在香港開辦了大元、南洋和偉倫紗廠。其創始人榮宗敬，被譽為中國的“棉紗大王”，也從上海避居香港。

這只是當時眾多內地企業遷移的一個縮影。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苦難史，外敵入侵、內亂不斷，戰爭的陰霾長時間籠罩在中國大陸的上空。

而香港則由於特殊的原因，政局相對穩定，一度成為戰爭中的“孤島”，也被許多人當成了避難地。於是，大量的機器設備被拆解，通過火車、輪船源源不斷的運往香港，又在香港重新組裝；鉅額的資金也以黃金、商品、股票等各種方式轉移到香港。

據保守估計，僅在1947年一年時間，中國大陸就有超過50家的工業企業搬遷到香港，並攜帶着價值超過5000萬港元的機器設備和資本。

這一段時間的香港對出入境限制比較少，導致了大量的內地居民紛紛湧入到香港。1931年，香港人口尚不足85萬，至抗戰結束已經激增到160萬人，而到了1949年，在香港這片不足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載的人口已經超過220萬，併成為一個階段性的數量高峯。

一些傳奇人物也因各種際遇來到香港。其中，剛讀初中的李嘉誠為了躲避戰亂，跟隨全家輾轉從潮汕遷至香港，並寄居在舅父莊靜庵的家裏。包玉剛則是為了尋找更好的市場，懷揣數十萬的積蓄與父親一道來香港打拼。

抗戰勝利後，邵逸夫的二哥邵仁棣將在香港的“南洋影片”更名為“邵氏影業”，沒過多久，邵逸夫就親自接管了這家電影公司。此時的他們尚名不見經傳，卻都在日後成長為企業界的鉅子，攪動風雲，叱吒商界。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資本、機器、勞動力、企業家，製造業發展的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香港集結完畢，而香港也實現了製造業的原始工業積累。在此之前，香港的製造業並不發達，比重極低，僅僅在40年代之前有過兩次短暫的增長，如曇花一現，很快便銷聲匿跡；在此之後，香港本土製造業開始迅速崛起，香港工業製品的出口產值在1960年首次超過轉口貿易產值，併成為帶動香港經濟發展的引擎。

若干年以後，許多人都認定這是香港製造業發展的起點。日後香港製造業的發展，產業格局的變化，以及與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聯繫，彷彿都能從這裏找到註腳。香港，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

貳 

1957年，李嘉誠在翻閲一本雜誌時，注意到了一則關於塑料花的消息，意大利一家企業研發出利用塑料原料製成塑料花產品的技術。精明的李嘉誠從這裏嗅到了商機，並決定賭上一把。於是年僅29歲的李嘉誠踏上了去往意大利的輪船。在意大利，他千方百計蒐集關於塑料花製造的技術，購買了大量款式帶回香港進行研究。回到香港，便宣佈塑料花為工廠的主要產品，集中力量生產並取得成功，積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李嘉誠“塑料花”的故事被視為勵志傳奇，也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抽絲剝繭之後依然能窺見那個時代產業發展的脈絡。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便開始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開始在全世界尋找出口。而此時的香港，勞動力充裕，土地廉價，再加上之前從大陸轉移的工業基礎，成為了理想的產業承接地。世界範圍內的產業轉移從西方轉入東方，以紡織、服裝、電子和塑料玩具等為代表的製造工廠在香港遍地開花。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因素深刻影響了香港製造業。一是美國放開了對香港工業製品的出口限制，為香港工業製品出口提供了廣闊的消費市場。二是香港擁有的得天獨厚的深海港口，為工業製品的運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成箱的紡織品、塑料製品在香港島、在吉澳、在大埔被裝運上船，運輸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香港的工業製品迅速佔領市場，並在全球範圍內攻城略地，在世界各個國家都可以見到MADE IN HONGKONG的標籤。

這一時期也被稱為香港製造業發展的黃金時期，1970年香港製造業佔GDP的比例高達30.9%，這個比例也是香港製造業歷史上的峯值。在香港這片小小的土地批量誕生了各種“大王”，包括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帶大王曾憲梓、電飯煲大王蒙民偉、鋼鐵大王龐鼎元等等，都在各自的製造領域成為佼佼者。

短短几年，香港經濟便發生了地覆天翻般的變化。自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香港地區生產總值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其中1963年、1972年、1973年、1976年四年的增速更是超過20%，而人均GDP則是在1971年邁過了1000美元大關，創造了香港經濟騰飛的奇蹟，前無古人。

後來的學者在研究東亞經濟發展時，將中國香港、中國台灣、韓國和新加坡稱作“亞洲四小龍”。這四個地區或國家都是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着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並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的經驗做法寫進了教科書，被後來的無數模仿者奉為圭臬。這種發展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暢行無阻，直到七十年代末期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

叁 

七十年代末，兩伊戰爭爆發，原油日產量鋭減，國際油價從每桶14美元飆升至35美元，這也被稱為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危機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大衰退，香港亦未能倖免。

原材料成本急劇攀升，土地、勞動力的價格也大幅上漲，香港的製造業迎來了發展史上的重要挑戰。為了破解發展難題，香港將目光轉向了中國大陸。而此時的中國大陸，文革剛剛結束，也在悄然醖釀一場變革。歷史的進程將香港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發展再次連接在一起。

1978年7月，國務院頒佈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規定部分省市可以試行來料加工。所謂的來料加工就是指，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原材料等，在中國大陸進行產品加工。

半個月之後，東莞的太平服裝廠迎來了一位香港老闆。這個老闆帶來了一個人造革手袋，要求工人按照這個樣子再製作一個同樣的手提袋。一沒有圖紙説明，二沒有現成技術，工人們熬了一個通宵，終於用縫紉機拼接成跟原版幾乎一模一樣的手提袋。客人非常滿意，不久便與太平服裝廠簽訂了加工合同。——這也被東莞視為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

幾乎是在相仿時間，珠海的香洲毛紡廠、順德的大進製衣廠扎堆成立，紛紛與港資合作建設合資工廠。因為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對於究竟誰才是與港資合作第一廠一直存有爭議。但這已經無關緊要，因為就在當年年底，中國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啓動了偉大的改革開放進程，與國外資本的合作開始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展開。

來自香港的企業家攜帶着資金、技術加快了在大陸投資建廠的腳步。根據記載，剛剛成立特區的深圳市積極引進外資，首批就與香港客商合作成立了29家來料加工廠，涵蓋皮革製品、五金、紡織等各個門類。

彼時的香港與中國大陸形成了一個特有的現象：香港地區利用海外貿易窗口優勢，積極承接訂單，提供技術和原材料，扮演“商店”的角色。而緊鄰的大陸珠三角則充分利用土地和勞動力，進行產品的加工裝配和製造，扮演“工廠”的角色。一前一後，合作無間，這種模式也被形象的稱為“前店後廠”。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抗戰時期，中國大陸的企業為了躲避戰亂，紛紛遷往香港；改革開放後，香港的企業則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選擇在大陸投資。企業來來往往，人員熙熙攘攘，彷彿完成了時空的一次輪迴。

肆 

通過“前店後廠”模式，香港的企業獲取了大量的利潤。但是在後續的產業路徑選擇上，香港卻走入了迷途。

一方面，香港的企業忽視傳統制造業的迭代升級，固守着老工藝、舊技術，長期吃勞動密集型工業的老本。作為對比，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其他地區或國家則是積極推進轉型。中國台灣在1980年建成了新竹科學工業園，並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計劃，大力扶持自動化技術、高科技工業、生物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韓國則以政府為主導，力推半導體產業發展。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帶領下積極發展電腦製造和軟件研發，企圖佔領新時期發展的有利位置。

另外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從製造業抽離，轉身投入到回報率更高的房地產等產業。即使靠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誠也早已經不做製造業的生意，而是成為了房地產大佬和壟斷行業的看家人。在福布斯評出的香港富豪中，前十名是一水的房地產商，沒有一人來自制造業。

為了帶領香港走出困境，特區政府推出了數碼港計劃。1999年，特區政府將如今被稱作數碼港的一塊64畝土地批給李澤楷旗下的電訊盈科。當時的李澤楷承諾要用這塊地皮發展高科技企業，不過最終這塊地皮搖身一變，被開發成一片昂貴的海景豪宅，李澤楷獲益數十億港元。

數碼港計劃夭折，特區政府再次推出硅港計劃。在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科技興港戰略，要積極承接歐美國家轉移出來的半導體及芯片製造產業，想要把香港打造成舊金山的硅谷。

來自台灣的張汝京受邀來到香港，意在投標地塊發展芯片製造。不過這次香港人卻趕跑了張汝京。很多香港市民懷疑張汝京是第二個李澤楷，只不過是打着高科技的幌子炒地皮而已，紛紛打出保衞香港的旗幟進行抗議。無奈之下的張汝京只能黯然離去，留下香港市民的原地歡呼。

離去的張汝京轉身就被邀請去了上海。2000年，張汝京帶領300多名台灣工程師在上海創立了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中芯國際開始了艱苦的創業，僅用一年多時間便投片試產。幾年之後，中芯國際便迅速成長為世界領先的芯片製造商，同時也是大陸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芯片製造商。

現在看來，香港趕跑的不是一個張汝京，而是背後300多名頂級芯片製造專家；香港錯過的也不只是一箇中芯國際，而是一個時代的發展機會。傳統制造業轉移至內陸，高端製造業缺少積累，關於香港製造業空心化的聲音不絕於耳。香港製造該何去何從？

伍 

2018年9月，香港《大公報》報道了這樣一則新聞：香港超半個世紀以來首間紗廠迴歸。這間紗廠採用新的生產技術，設立了3條生產線，每日能生產3噸循環再造纖維。未來的目標則是每日生產10噸紗線，並將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在將軍澳工業區等地開設新廠。

紗廠迴歸是一個信號。鼓勵傳統制造業迴歸香港，積極吸納本地就業；同時通過新技術、新工藝為傳統制造業賦能，推動產業升級轉型，香港正在探索一條“再工業化”的新道路。

對於香港而言，“再工業化”不是一個新名詞。早在2015年，特區政府就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的楊偉雄被任命為第一任局長。

剛上任的楊偉雄信心滿滿、壯志在胸，表示將推動香港與全世界最頂尖的科研機構進行合作；推動智能生產，研究發展適合以香港為基地的工業，創造優質和多元的就業機會；研究和推出措施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新科技等等。通過啓動香港的“再工業化”，逐步扭轉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的下降趨勢。

香港製造業振興的另外一個契機則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合作。

2017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正式上升為國家頂級戰略；7月，廣東、香港、澳門三地簽署了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明確強調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通讀全篇，態度誠意滿滿，內容乾貨滿滿。綱要提及，內陸城市要加強與香港等地的科技創新合作，推動其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同時要向香港等地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佈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

粵港澳大灣區對外交通物流發達，上下游產業鏈完整，人才集聚，資源豐富，同時有着較強的科研創新能力，各個地區如果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分工合作，無論是對於內地城市還是香港澳門，都大有裨益。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錯過的已然無法挽回，不過對於未來，香港仍有機會去追趕，只不過要付出比日常更為艱辛的努力。無論是來源於香港製造業的自身內生髮展，還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強有力支援，香港已經在行動、在改變。

陸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們大家

用艱辛努力

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獅子山下

這是上個世紀70年代，來自廣西的香港歌手羅文為電視劇《獅子山下》演唱的同名主題曲。幾十年來，獅子山精神已經融入香港的血液，成為了香港人的精神代表，象徵着香港人不懼困難、拼搏進取。

2002年，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在彙報財政預算時，曾經引用這首《獅子山下》做結語。同年，朱鎔基總理訪問香港，在答謝晚宴上時也全文吟誦《獅子山下》。彼時的香港尚未完全從經濟危機中復甦，經濟蕭條，人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擔憂，總理用這首歌詞勉勵港人齊心協力、共克時艱。

當下，香港經濟發展、社會民生都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正如總理在那次訪問中講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香港能夠克服困難，能夠重振雄風”，不過最後他也強調， “希望寄託於香港六百萬人民，寄託於年青一代，寄託於香港的大學生，寄託於前去機場歡迎的中小學生”，言猶在耳，意味深長。

期待獅子山下，不懼風雨；期待東方之珠，再放光彩。我們大家一起用艱辛努力，寫下不朽香江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