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維爾潘：中歐在非洲合作為何如此重要？不僅能證明特朗普錯了_風聞

德維爾潘  法國前總理

中國和歐洲如果緊密合作，將有能力振動非洲的脈搏。除此以外，中歐合作新政策還有另一個重要理由，競爭和對抗是當今世界的準則，中國和歐洲可以向世界展示，我們可以超越自身利益，為非洲的發展通力合作。我認為中歐合作的價值在於，它能在對抗邏輯大行其道的今天為世人做出榜樣。這很好地回應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策，它將向世人展示多邊主義方式是行得通的，是可以成功的。

在座許多年輕學者對中國-歐洲-非洲關係感興趣，這是個很大的變化。大多數媒體都把注意力聚集在中美關係上，中美關係當然非常重要，但我們不能對21世紀的挑戰視而不見。其中一項重大挑戰是，我們要如何對待非洲？

非洲在不斷增長，這種趨勢將在本世紀持續下去。2050年非洲人口將達到25億，2100年非洲人口將達到45億。這意味着如果這裏開一場學術會議，十名學者裏就有四個來自非洲，你可以想象情況將發生多麼大的變化，這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另外，我討論這個話題也是出於幾點個人原因。我出生在摩洛哥，它位於非洲北部。在吉布提獨立（1977年）期間，我曾經作為海軍軍官服役。吉布提在東非的非洲之角上，跟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接壤，是全世界重要性最高的軍事基地之一，在眾多基地裏可以排老大。由於歷史原因，法國在吉布提設有基地，俄羅斯設有基地，美國設有基地，中國也在那裏設有基地，可想而知它的戰略意義有多重要。

我之所以研究非洲還有另一重原因，我早年做外交官的時候主要負責應對非洲的危機，通過研究非洲頻頻發生的危機，拿出更好的應對方案，我逐漸學會了怎樣當一名外交官。看國際社會對非洲的開放性創口作何反應，這是件有意思的事，今晚我希望向各位傳遞三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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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提出“非洲世紀”概念。

21世紀當然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肩負起維護世界穩定的主要責任，推動國際社會為世界大多數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其中關鍵的挑戰在非洲。除了人口結構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原因。

我先談談非洲的正資產。人口資源當然是最重要的，不過非洲的自然資源也非常重要。非洲鈳鉭鐵礦、鋰、金、鑽石的儲量都舉世無雙，還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各個大國在戰略上都想從非洲分一杯羹。另外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資源上，非洲是關鍵性的大陸。世界最重要的三片森林分別是亞馬孫森林——最近它備受熱議，因為巴西總統根本不關心自然環境，根本不在乎本國的森林和林區的居民，跟特朗普一個德性。第二片森林在印尼，我們經常談到它，因為它經常遭遇火災。第三重要的森林在剛果，位於非洲中部，由三四個非洲國家共同擁有。它們對我們星球的生存至關重要，因為森林能夠起到固碳作用，調節碳氧平衡對人類和生物多樣性都十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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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21世紀非洲崛起後，我要講的第二點是非洲面臨的重大瓶頸：

第一大瓶頸是基礎設施的匱乏。

在中國，高速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令人眼花繚亂，在非洲這種基礎設施非常稀少。從非洲的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有時從一個國家的首都去鄰國的首都，你不得不繞道多哈、迪拜或巴黎中轉。基礎設施的匱乏嚴重地制約了非洲經濟的發展，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非洲有54個國家，有的國家之間邊境是封閉的。比如摩洛哥和尼日利亞之間，人們無法跨越這段國境。即使它們經濟高度互補，一個農業比較強，一個能源和礦產儲量豐富，但它們沒有經濟往來。在北非地區，各國由於缺乏交流溝通，經濟增速降低了2%。基礎設施匱乏和交流不足的影響之嚴重可想而知。

第二個瓶頸是社會瓶頸。

非洲的人口結構彷彿一個定時炸彈，許多新興國家死亡率很低，醫學發展導致醫療能力提高，壽命延長了。但非洲出生率沒有降低，仍然很高，他們沒有計劃生育政策，沒有這種觀念。所以人口持續增長以至於數量如此龐大，他們得吃飽飯，確保經濟增長，許給他們一個未來。

第三個瓶頸嚴重製約着非洲的增長，那就是政治不穩定。

這是很微妙的一點，精英的責任制存在問題，透明度低下，領導權力交接非常困難，一名領導人可能在位15年、20年。津巴布韋剛去世的前總統穆加貝甚至在位長達40年。這就產生了一個政治問題，由於非洲的民族和社羣高度多樣化，領導人往往首先服務於為自己的社羣，國內其他人口難以參與經濟活動，難以從國家資源中獲益。因此政治與平等背道而馳，人民無法正常分享發展果實，這背後有民族原因，有歷史原因。

除了政治不穩定之外，還有政治、軍事團體攫取權力的問題。聖戰主義、極端運動、伊斯蘭主義運動等問題在非洲部分地區越來越嚴重，每個爆發危機的地方都有此類運動。尼日利亞有博科聖地，馬裏也有恐怖組織，薩赫勒地帶有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它們破壞了這些國家的發展。

非洲大多數國家都存在權力交接問題，許多國家、許多政權都很難更換總統，選舉往往受到當權者的操控，剛果布、加蓬、貝寧都或多或少存在此類問題。當前蘇丹正面臨着艱難的權力交接，上個月出現了很多暴力現象，還有尼日利亞也有同樣的問題。儘管青年運動在此之前保持着和平，但暴力還是出現了，我們很難看清該運動未來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我們應該評估出現災難的新風險，多數專家在觀察非洲時戴着桃色眼鏡，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因為非洲的增速比過去提高了許多，他們認為非洲變革的歷史進程會按部就班地展開。如果我們想避免災難，那就千萬不可低估非洲爆發災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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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要談談非洲面臨的幾個嚴峻挑戰。

首先是“魔都時代”，中國的超大型城市有很多很多，你們很清楚應該如何處理這類城市的事務，但你沒法用同樣的方式理解非洲大城市，因為它們跟中國大城市完全不一樣。

比如金沙薩這樣的城市，它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我今年到剛果去了幾趟，包括上個月，一到傍晚六點半，整個城市基本就斷電了，生活彷彿停止了，但幾百萬人還留在街上，你可以想象這個國家有多麼不安全，經濟活動多麼受限制，生活品質多麼低下，甚至還造成了衞生問題。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以剛果民主共和國為例，埃博拉病毒產生了巨大的公共衞生問題，給該國衞生管理和疾病防控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在討論“魔都”問題時，我們應該結合當地現實。儘管我們可以輕易把其他地方的方案生搬硬套到非洲頭上，比如中國有豐富的建設經驗，為何不讓讓非洲城市跟着大興土木呢？但中非文化存在差異，兩地現實情況也不盡相同，城市規則和建築開發能力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考慮非洲國家的現實情況，讓項目適應當地現實。在多數非洲國家，小項目要比中國國內常見的大工程合適得多。所以當你跨洲移植現有方案的時候，不可能不冒風險，我們得預見到這些困難。我們要考慮新方案，比如解決交通嚴題，我在論文裏展示了一些解決該領域問題的視角，但要在高成本、大規模方案——比如讓高鐵在非洲遍地開花，以及安全的高速公交線路之間做選擇，我認為第二種方案可能更好。

以巴西小城市庫裏蒂巴為例，巴西前總統盧拉就在那裏服刑。庫裏蒂巴建設了快速公交車線路，取得了成功的經驗，成本非常低廉，總體上很成功。安全對於大城市而言也是個嚴重的問題，以哥倫比亞北部城市麥德林為例，該市將警力增加了一倍，兇殺犯罪率降低了一半。可見成功的解決方案可以很簡單，但必須接地氣。

非洲面臨的第二個重大風險是戰爭危機，即非洲進入“戰國時代”的風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推動非洲國家相互增進了解。但如果你深入研究許多非洲國家邊境和部落問題，就會發現，許多部落分佈在好幾個相鄰國家境內，這給各國政府帶來了許多難題。

要有效解決非洲問題就必須考慮當地現實情況，要避免國家之間戰爭和衝突的邏輯，跨國項目可以發揮極大幫助作用。非洲聯盟正是如此，它最近幾年取得了極大進展，比如它推動了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建立非洲自貿區的願景。如果能創建非洲國家互聯互通、促進發展的共同體，這當然是有益的，因為它能在各國間傳遞知識和增進了解。

第三個災難風險是大國圍繞着非洲展開爭奪，這種情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發生過。可能你們不記得了，當時美國和蘇聯在非洲對抗，古巴也和許多國家對抗，這是很大的不穩定因素。當前存在一種風險，許多國家可能圍繞着資源和影響力在非洲展開競爭，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索契會見非洲領導人，類似習近平主席幾個月前的會晤活動。大家都想制定非洲政策，包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許多其他國家，因此在非洲挑戰面前，大家都想在非洲樹立影響力，因為那裏是未來新世界，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影響力，那你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能力便會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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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傳遞給在座各位的第二個訊息非常重要。

我們必須問自己，非洲應不應該照搬歐洲過去十年的經驗？應不應該照搬中國的經驗？應不應該生搬硬套任何外國模式？我堅定地認為，當然應該從中國歷史中獲得啓發。中國當然有許多很好的合作和實踐，在非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非洲必須探索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必須從自身內部汲取力量，向世界展示它具有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

今天世界各個大國多半高度重視非洲政策，以歐洲為例，它理所當然要關注非洲，因為那是離它最近的大陸，地中海最窄的地方沒幾公里遠，過去就是非洲了。

另外非洲的問題幾乎也是我們的切身問題，比如歐洲常常抱怨非洲帶來的麻煩，移民、恐怖主義、政治動盪、疾病。但非洲遠不止這些，它具有極強的未來屬性，非洲是未來增長潛力最高的大陸，這是最關鍵的。

看看歐洲的情況，法國的經濟增速是1.2%，歐洲總體在1.1%~1.3%之間，德國增長率只有0.6%，非洲各國經濟增速達到5%、6%甚至超過10%。當然越年輕的國家增長率越高，不過非洲國家未來有着無窮的可能性。我們越深度參與非洲的發展，越能成為未來歷史的一部分，它也將是新世界的歷史。

對於中國而言也是一樣，中國有很好的非洲政策，優勢在於它不是前殖民國家。中國的非洲政策建立在平等之上，不附加政治條件，這有助於中國在非洲爭取影響力。而另一方面，多數歐洲國家在民主、發展、社會分配等方面都對非洲國家有較高要求，這是兩種差別很大的合作方式。

站在非洲的角度回顧合作的歷史，我們必須弄清楚，當今非洲人民和非洲國家領導人明白他們的確需要外部大國的幫助。非洲人知道光靠他們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應對當前情況的。他們一部分生活還停留在中世紀，一部分已經邁入我們熟悉的全球化的世界。他們有的人家裏還有蠟燭，因為沒有電，但有的地方已經通了互聯網，孩子已經會上網了。我們必須綜合考慮這兩種情況，它可能產生某種危險的精神分裂症，我們得幫助他們往前走，爭取時間。

我相信非洲道路將不同於許多模式、許多發展分析，我不確定它是否要經歷全部發展階段才能成為現代國家，但我認為非洲能夠直線前進，從中世紀直接邁入科技時代。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都是有待書寫的歷史，需要我們有想象力，在方式和教育上創新。我相信非洲大陸有無窮的創造力，非洲有豐富的文化資源，非洲人民充滿樂觀精神，處處向前看，既然有這些能力，我認為我們可以做成許多事，應對許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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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發展道路究竟是怎樣的呢？其基石是什麼？我們大概可以提出三四個尺度。

第一是文化，非洲發展道路應該以非洲文化為基礎。我們沒有對非洲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分析專家給予足夠重視，他們解釋了當今非洲的現實。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比如喀麥隆的阿基爾•姆本貝和塞內加爾的費爾温•薩爾，我們應該更多地聽聽這些人的聲音，從而理解非洲身份究竟是什麼。非洲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文明，事實上第一個人類就來自非洲。如果我們想與非洲有效地合作，那我們不僅應該尊重，更要理解非洲的文化特性。

第二點，尊重自然和環境。不幸的是，在殖民時代及後殖民時代的前幾十年裏，我們不夠尊重非洲自然環境。發展導致許多物種滅絕，生態平衡受到破壞。未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資源不一定是可再生的，所以我們得對非洲給予足夠的尊重，控制發展步伐。

第三個尺度非常重要，即走一條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其中至少有三大目標人羣是我們應該着重考慮的，首先是年輕人，他們有極強的慾望和樂觀精神，我們不應讓他們失望。我們應該給他們更好的教育和機會，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目標人羣。

第二個目標人羣是婦女。婦女在非洲的生態系統裏扮演着重要角色，因為她們負責教育事務，她們是許多村莊的精神支柱。她們代表着傳統，她們和長老一起傳承着傳統。所以要達成許多目標，都得與非洲婦女結成統一戰線，讓她們幫助傳播我們的訊息，促進許多地區的發展。

第三個目標人羣是非洲的海外僑民，他們原籍在非洲，現在在海外生活。部分非洲僑民在中國，還有許多在歐洲，例如法國、德國等國家。他們來到歐洲或中國後，每個月都把收入的一大部分寄回老家，補貼家人和鄉親。這對於非洲發展而言是一大筆錢，我們應該謹慎對待這筆錢，盡最大努力把他們的金融貢獻花在刀刃上。

我們要傳遞的第三個訊息，即為非洲發展貢獻力量的最好方式是邁入合作新時代。我認為今天任何國家都不能獨自接觸非洲，不管是從資金角度還是從挑戰重要性出發，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對非合作中主導一切。我認為只有許多國家一起才能真正肩負起這個責任，幫助非洲加速發展。

我認為兩組國家處於最適合幫助非洲的位置，一是歐洲，因為地理、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另一個就是中國，因為中國從90年代起開始就參與建設非洲。中國和歐洲如果緊密合作，將有能力振動非洲的脈搏。

除此以外，中歐合作新政策還有另一個重要理由，競爭和對抗是當今世界的準則，中國和歐洲可以向世界展示，我們可以超越自身利益，為非洲的發展通力合作。我認為中歐合作的價值在於，它能在對抗邏輯大行其道的今天為世人做出榜樣。這很好地回應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策，它將向世人展示多邊主義方式是行得通的，是可以成功的。

在當前這個歷史時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展示中歐兩個偉大實體的自由合作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解決問題的途徑。國際社會沒有什麼成功的先例，這是非常困難的，人們説用盡各種辦法都不管用。我們現在要避免戰爭，要怎樣才能有效地合作？我認為非洲可以是我們吸取經驗教訓、進行有效合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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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認為三方合作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要制定怎樣的主要綱領？有四個方向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第一個方向，跨國化。如果我們在合作發展的方式方法上取得一致，我們就不僅僅是在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項目上合作，而是通過跨境投資在多國開展合作。跨國化使中歐更容易把勁往一處使，因為我們將超越地方政治，可以在重要地區的項目上合作。這樣可以惠及更多的人和更多國家，我認為這是最高效的選擇。

跨國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舉個例子，它能為穩定大宗商品價格帶來新框架。如果中國和歐洲共建一個大宗商品賠償基金，我們可以創造一個讓非洲國家預見危機演化的新工具。今天它們不論是賣銅賣礦還是賣石油都面臨一大難題，無法預見幾年後的收入，不能預見未來就很難制定預算。這個賠償基金可以讓它們更好的預見未來，並制定相應的計劃。過去十年中國自身發展分階段規劃做得非常好，因為你們有計劃能力。如果非洲國家有更寬廣、更長遠的視野，一定能有所進步。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掌握自身命運的工具交給它們。

再舉一個安全領域的例子，如果中國和歐洲能在聯合國框架內製定危急時刻的交戰規則，這將產生某種當前非洲面臨危機時所不具備的理性。當前的情況是各個國家各自為政，雖然有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協助，但這算不上國際社會的有組織行動，至少可以説組織程度不夠，我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提高協調緊密程度。跨國化的第三個方向是支持非洲經濟進一步走向一體化，這也是非洲聯盟努力的方向。一體化程度越高，合作項目的效率也就越高，與一部分國家合作肯定比與54個規則、政策不同的國家合作容易得多，後者會給市場合作造成許多麻煩。

第二個方向是平台化，平台化的意義在於考慮到非洲的規模，今天非洲的專門性社會網絡非常少，你很難了解到加納、盧旺達、埃塞俄比亞有什麼做得好的地方，沒有專門收錄良好實踐的社會網絡。我們應該通過大學、智庫組建這樣的網絡，搭建信息、發展經驗、非政府組織良好實踐的共享平台。這些信息常常被遺失，未能起到複製和參考的效果、我們應該拿出收集和傳播此類信息的工具，研討會和論壇也是如此。在中國，一個城市一天可能有五場論壇，人們在酒店裏開會、討論、分享思想，這種事在非洲很少。當你尋求發展的時候，你需要思考、分享、討論和辯論，這也是非洲發展新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

平台化的第三個元素是國家建設平台，非洲每個國家的組織問題都很嚴重。我説的不是法治，而是國家建設。比如建設公務員隊伍，確保大家遵守規則等，我們不光靠聯合國、歐洲和中國來鼓勵此類國家建設，我們更應該能力共享，以助力非洲國家的國家建設。我們必須明白，多數新興國家都面臨民族國家建設問題。國家現代化過程是非常複雜的，最初誕生自19世紀的歐洲，然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亞洲開始現代化。任何時期任何國家的民族國家建設都離不開暴力，歐洲經歷了國家內戰、世界大戰，亞洲也經歷了非常複雜的現代化過程。今天中東面臨國家建設問題，所以中東戰火紛飛，戰爭、危機、對抗頻頻發生，這是個艱難的過程。明天的非洲將經歷這一過程，我們得預見到非洲將面臨新困難。要解釋這種情況，我們要看到部分國家的特殊性，一些國家最近經歷了這段困難時期，比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它對南非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建立國家意識給了南非社會難能可貴的共同經驗。另外一個國家盧旺達則經歷了種族屠殺，這也解釋了當今盧旺達領導人採取的立場，經歷瞭如此艱難的過程。他們清楚風險所在，這也是他們的優勢。這個過程是非常脆弱的，若能提供更多幫助則可使這些國家避免暴力，走過這段艱難的道路。

平台化的最後一點在於地區危機的針對性政策，衝突政策、軍人復員、幫助軍人和投身暴力活動年輕男子重新融入社會，這些程序都應該更有組織地進行，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和歐洲應該為非洲創造條件。在跨國化和平台化之外，我認為第三個方向是不同國家的差異化動員，我們不能以同一種辦法接觸所有非洲國家，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選擇目標，來樹立典範，讓它們發揮表率作用，使更多國家效仿。我們應該鼓勵哪些國家，建立良性循環呢？盧旺達、南非，即便當前它社會和政治面臨困境。還有埃塞俄比亞，儘管有複雜的種族問題，但仍取得了不錯的進步。還有摩洛哥，可能是北非地區唯一穩定的國家。選擇這些國家為目標並推進新的合作，我們可以藉此引領整個非洲，創造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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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方向是鼓勵良好政策和項目的聚焦化，我們外人不能包辦代替，而應有針對性地聚焦某些問題，我舉一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城市發展，非洲急需許多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水處理。我們應該組建一系列企業，形成中國和歐洲企業池，在非洲以低成本高效率完成項目。

我們要明白，如果我們跟非洲人説，項目現在上馬，但成效要二十年後才看得到，這就太久了。我們需要一兩年、兩三年就能落成的項目，讓當地人看到效果，這樣才能促成更多的項目，鼓勵人們更積極地投入。我們需要積極的結果和創造力，這才能產生期待的良性循環。

城市發展之外，發供電也是非洲最大的挑戰之一。還有教育領域，發展中歐非三地大中小學的合作伙伴關係，使每個層面都有合作伙伴關係，包括城市之間、省份之間、國家之間。這樣才能激發非洲去追趕去超越，才能讓人們明白我們和非洲的命運息息相關，才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新思維、新心態，向世人展示對抗與戰爭的邏輯不是唯一的邏輯。

最終，中歐合作的重要意義不光在於具體事務上，更在於一種對待非洲的新方式。如果我們繼續按過去的老辦法行事，許多在非洲的項目都是很好的，卓有成效的。但我們達不到非洲人民的預期，而由於種種挑戰這樣做的效率也不夠高。所以這確實是一種競賽，是我們和時間之間、和現實中的暴力之間的競賽，我們需要應對這些困難，開創一個新局面來提升我們在這場競賽中的勝率，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