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圍現實主義能否解釋中國崛起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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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者簡介】Luis Schenoni是聖母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他的論文使用了多種方法來論證19世紀拉丁美洲的戰爭對國家的塑造與影響。從他的博士學位的第五年開始，Schenoni的研究已經發表在《民主化》、《外交政策分析》、《劍橋國際事務評論》、《拉丁美洲研究評論》、《拉丁美洲政治與社會》等主要期刊上，並即將發表在《安全研究》等主要期刊上。Schenoni還為《牛津國際研究百科全書》(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撰寫了關於霸權的詞條，並在一些受歡迎的媒體發表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同時，Schenoni也曾與埃斯庫德聯合發表關於外圍現實主義的文章與分析。

【引言】外圍現實主義(Realismo Periferico)是一種源於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旨在辯駁和糾正新現實主義學派對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的理念，致力於“讓現實主義更加現實”。外圍現實主義是否適用於解釋一般規律？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現今的發展路徑？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是否正在緩慢超越外圍現實主義的理論邊界？我們邀請了對外圍現實主義有深入瞭解的Luis Schenoni來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與分析。

中國超越了外圍現實主義的理論邊界？

1, 根據埃斯庫德的理論體系，中國從鄧小平時代的崛起開始就是一個外圍現實主義的有效案例。然而，在他的新書《外圍現實主義原理》(Principios del Realismo Periferico)中，他反覆提到2010年後美國的衰落以及美國公司與華為等中國公司之間的差異，以證明中國是一個特例。Schenoni先生，根據您的觀點，中國在2010年後是否正在緩慢地超越外圍現實主義的理論邊界?

答：**外圍現實主義作為外交政策理論的主要前提是一個國家的物質能力與其所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標需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埃斯庫德會説，那些不尊重這一基本規則國家的公民，肯定會為其領導人的宏大外交政策冒險付出高昂代價。這種現象，我在LSE-Global South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之為“過度擴張”，是21世紀初所謂“新興大國”外交政策的特徵。

然而，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人口眾多，地處東亞戰略要地，在二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1992年以來一直是安理會“規則制定者”之一。自那以後，特別是在本世紀頭十年，中國經濟一直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這使得人們有可能認為，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在許多其他論壇上都享有“規則制定者”的合法地位，並與其物質能力的增長相一致。關鍵的問題可能是——中國是否已經成為這個兩極世界的第二極。如果中國確實成為了一個大國，那麼它顯然是國際體系的核心，而不是外圍。在這種情況下，外圍現實主義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指南針可能用處不大。

外圍現實主義存在漏洞？

2,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關於外圍現實主義對國家的分類以及其轉換的驅動力。據埃斯庫德的説法，中國自1992年以來就一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從那時起就不再是外圍成員國。Schenoni先生，您是否認為中國近年來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超越了外圍現實主義中關於中國是一個公民理性中心國家的設想? 外圍現實主義對國家的分類是否存在漏洞?

答：“一帶一路”倡議無疑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日益增長的雄心和能動性，以及其宏大戰略目標的擴展。這是否超出了外圍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其關鍵在於從長遠來看，一帶一路項目的可持續性如何。**關鍵問題是，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能否繼續為該項目提供長期融資?我相信，如果中國能夠緩和“一帶一路”的雄心，並密切監控其增長，那麼中國就能夠做到這一點。

**外圍現實主義可能存在的漏洞是“公民理性中心國家”的外交政策理念與中國的政治現實不相匹配。**我們不得不承認，外圍現實主義是在冷戰的廢墟中誕生的，當時連俄羅斯都變成了民主國家，西方的自由模式被視為歷史的終結。如今，將“合理”或“剋制”的外交政策稱為“以公民理性為中心”，似乎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政治現實不符，因為這兩個國家與其國民的關係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性質，人們可能會認為，在中國爭取和動員人民支持冒險的外交政策比在西方式民主國家要容易得多。

3, Schenoni先生, 您認為外圍現實主義是適用於解釋一般規律國際關係的體系理論，還是一種僅供外圍國家政府決策參考的理論呢？

答：**外圍現實主義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因此，它得出了一些規律性的原則。例如，每一項外交政策都將導致公民福利下降的命題，就像任何實證主義理論一樣，是可以通過經驗檢驗的原則。**外圍現實主義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外交政策理論。**例如，外圍現實主義可能會預測一個變得專制或者不那麼以公民為中心的國家，將會比一個民主國家追求更多不計後果的國際冒險。所有這些都是可以驗證和進一步發展的假設。它們也可以像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的理論那樣，被嵌入到大國互動的一般現實主義理論中，因此被視為一個理論體系的一部分。

當然，外圍現實主義也有一個規範的組成部分(每個理論都有)，這意味着它可以用來指導外圍國家政府的決策。領導者是否決定使用外圍現實主義的見解來指導他們的行為應該基於他們認為這個理論在是否符合外圍國家歷史發展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