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是如何成為人民軍隊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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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會議之後，軍隊建設沒有停頓。

1929年底，閩西山區早已進入寒冬，一羣約一百二十人的隊伍頂着寒風，踏着積雪，懷着對革命前途的無限憧憬，心情激動地趕來參加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地點選在上杭古田村的廖氏宗祠，這次會議就是後來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

**當時參加會議的代表們未曾料到，他們正在書寫一段偉大的歷史。**八十八年後，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深情地説:“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於南昌起義，奠基於三灣改編，定型於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①

紅四軍初創時的困惑

回顧古田會議的歷史，還得從朱毛會師説起。

1927年7月國民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深刻認識到必須掌握一支由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為此，黨先後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中共中央在“八七”會議上決定各地在秋收時節發動起義，其中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最有代表性）和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都以進攻中心城市為目標，在敵強我弱之下先後失敗，只好轉移到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剩餘部隊近700人到達井岡山，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經過近半年的艱苦鬥爭，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形成。

南昌起義失敗後，朱德、陳毅率領剩餘部隊800餘人在江西、福建、廣東邊境堅持鬥爭，後來轉戰到湘南，發動了湘南暴動，隊伍又有所壯大，但又遭到優勢敵人的“圍剿”，無法在湘南立足。聽説毛澤東已經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朱德便派人前去聯繫。恰在這時，毛澤東也派人到湘南、粵北去尋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

南昌起義

幾經周折，兩支革命武裝終於取得了聯繫。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暴動農軍，安全地轉移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會師後兩支軍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全軍共有1萬餘人，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王爾琢任參謀長。

紅四軍初創時期，成分比較複雜，農民和從舊軍隊過來的人員佔相當多數。特別是農民意識和舊軍人的僱傭思想、自由散漫、無政府主義和軍閥作風等十分嚴重。當初南昌起義失敗之後的轉戰途中，朱德和陳毅曾對剩餘的八百餘人的部隊進行過一定的整頓，初步穩定了隊伍，但畢竟處於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再加上領導人的治軍理念一時難以從舊式軍人完全轉變過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後來湘南暴動又加入了大量的農軍，會師之後這部分人佔紅四軍的大部分。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經過三灣改編，黨對軍隊的領導理念得到一定的加強，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思路，但還無法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上井岡山之後，匯合了原來在山上的部分農軍，部隊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這樣，朱毛兩支部隊在經過會師初期的興奮期後，面對險惡的鬥爭環境，原來本就存在的問題就逐漸爆發出來了。如何教育改造他們、建設一支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事關革命事業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

1928年6月底，井岡山來了個特殊身份的人，他就是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他傳達了省委指示，要求紅四軍向湘南主動出擊。毛澤東認為敵強我弱，現在出擊時機不成熟，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討論，慎重決定。杜修經的要求暫時被擱置，便留在井岡山活動。

那年7月，湖南軍閥向井岡山發起進攻，朱德、陳毅率28團和29團下山主動出擊，杜修經也隨部隊出發了。戰鬥開始時很順利，可要回師時出了大麻煩。原來，朱德和陳毅帶下山的兩個團大部分的官兵是湘南暴動的農軍，如今好不容易離家近了，思鄉情緒一下子就爆發了。當時紅軍各部隊中設有士兵委員會， 29團的士兵委員會竟然秘密決定：全團回湘南，不通知長官和黨代表。朱德、陳毅得知後，前往29團勸説。在勸説無果的情況下，朱德果斷解散29團的士兵委員會，強令該團回師井岡山。29團雖然表面接受了命令，可他們在特派員的支持下，要求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特派員杜修經提出執行省委指示，出擊湘南，並提議舉手表決，結果參會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無奈之下，朱德只好改變回師計劃，率領部隊改道向湘南進軍。

朱德

部隊來到湘南重鎮郴州，此地是敵軍供應基地，存有大量物資。朱德率軍攻下郴州後，久不見給養的紅軍將士們興高采烈，一時軍紀鬆弛。8月初，敵軍發起了反擊，紅軍沒能守住郴州，朱德只得率28團撤退，要求29團緊跟着撤退。但此時的29團官兵已在郴州繳獲了大量錢財，不少戰士不願跟隨28團回撤，出郴州城沒多久，全團就一鬨而散了，最後只剩200人左右。28團這邊也不樂觀，2營營長叛變，拉走了大部分戰士。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趕忙帶人去追回他所帶走的部隊，叛徒負隅頑抗，王爾琢中彈犧牲。不過28團的大部分人總算被拉回來了。

這就是紅軍歷史上著名的"八月失敗"。紅四軍遭到重創，損失了三分之一人馬，還犧牲了參謀長王爾琢，井岡山紅軍的處境越來越艱險。

贛南閩西途中的迷茫

1929年初，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進行“會剿”。為避開優勢敵人，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和閩西，但是遭到江西敵軍的持續追擊，處境非常危險，部隊中原本存在的各種矛盾日益顯露。後來打了些勝仗，如大柏地之戰等等，又使軍事優先的思想得以蔓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黨代表在軍中地位下降，軍隊思想作風問題日益凸顯。

1929年5月初，從蘇聯學習回國的劉安恭被上海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開會研究，決定恢復一度取消的軍委，暫叫臨時軍委，由劉安恭擔任書記。劉安恭初來乍到，也沒做過仔細的調查研究，就看不慣毛澤東的“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和“自創原則”。②就任臨時軍委書記沒多久，就在主持軍委會議時做出一個決定：要求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重大問題則由軍委決定。這實際上削弱了前敵委員會作為黨的領導在紅四軍中的地位，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劉安恭

當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的湖雷村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議焦點是紅四軍黨內是否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名為四軍，就要有軍委，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另一種意見認為，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機構。

這次會議，爭論的意見未能統一。緊接着6月初，毛澤東在福建上杭早康村再次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議題仍是軍委的存廢問題。經過激烈爭論，以36票對5票作出決議，取消了臨時軍委。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也就自然被免，而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但黨內軍內思想仍然沒有統一，爭論的根本問題未能解決。為此，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書面意見，認為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即存在“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歸支部”“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三大逆流，使前委無法開展工作，因而他承擔不起這種責任，請求馬上辭職。③

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在攻下閩西龍巖城後，召開了第七次黨代會。毛澤東在會上始終堅持他的兩個觀點：一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二是馬列主義只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中國革命具體做法還要在實際中來創造。④**可惜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意見沒被採納。**會議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存在的分歧。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會後，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到閩西上杭縣蛟洋村，指導閩西特委的地方工作。

紅四軍“七大”後，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陳毅走後，前委工作由朱德主持。1929年8月，紅四軍主力進軍閩中，作戰失利，回師轉攻閩西上杭縣城。9月佔領上杭城後，朱德在上杭縣城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由於前委領導不健全，加上極端民主化思想盛行，會議開得很不成功。會議也沒能通過一些有利於統一思想的決議。會後，紅四軍出擊廣東東江，由於敵強我弱，更主要是紅四軍政治思想工作遭削弱，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在粵東遭到慘重失敗，三個縱隊損失了三分之一，劉安恭也在戰鬥中負傷犧牲，還有人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中。

紅四軍成立以來所暴露的各種問題，事關是否要貫徹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原則，是否要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否要建立一支作風過硬的人民軍隊，是否要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相結合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已經深刻地意識到這是我黨我軍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他不但堅持原則，甚至以辭職等激進的方式來使紅四軍其他領導人接受其主張。

可由於當時時機還不夠成熟，我黨我軍許多人對其正確的戰略思想還不夠理解，“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紅四軍在毛澤東離開之後，由於部隊政治思想問題沒有解決，戰鬥力越來越弱，甚至於想打一場勝仗都變得越來越難。紅四軍的出路在哪裏？困難和挫折使朱德和紅四軍廣大指戰員深刻認識到，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的。

話分兩頭，陳毅輾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紅四軍的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和李立三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主張，剖析了紅四軍存在的問題，陳毅也深刻地認識到紅四軍問題的原因所在。他回到閩西，帶回了由他親自代表中央起草並由周恩來、李立三審核的“九月來信”。這封信支持毛澤東的觀點，指出應加強黨的領導，紅四軍黨的一切權力應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朱德、陳毅在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正確的戰略思想，都以坦蕩胸懷進行了反思，並寫信懇請毛澤東重新“出山”，毛澤東也對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作了自我批評。三人赤誠相見，凝聚成紅四軍的核心領導力量，分頭開展對紅四軍廣大官兵的思想政治和軍事工作，此即著名的閩西連城“新泉整訓”。經過整訓，紅四軍的面貌煥然一新，為勝利召開九大（古田會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我黨建軍史上的里程碑——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經過前期周密的準備，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如期召開。那是閩西少有的寒冷冬天。窗外，飛雪連天；室內，暖意融融。廖氏宗祠廳堂裏，燒旺的炭火映紅了人們的臉龐。

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克服由於紅四軍的組織成分以及長期處於艱苦的戰鬥環境而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會議由毛澤東、朱德、陳毅共同主持，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並作了多次講話；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並作了反對槍斃逃兵的講話。與會代表經過熱烈討論，最後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親筆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等決議案。

古田會議決議由多個分決議組成。其中，《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是整個決議的核心，它指出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八種錯誤思想產生的原因、危害，提出了糾正的辦法。

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強調必須加強紅軍中的黨組織建設；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加強紅軍政治工作；指出紅軍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擔負起宜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等項任務；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係的準則，強調紅軍必須建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關係。

其中，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決議指出，黨在紅軍中的組織，擔負着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紅軍必須實行黨委制，“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紅軍必須加強各級黨組織建設，使黨的組織確實成為“領導的中樞”，“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應當純潔黨的隊伍、嚴肅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等等。⑤會議還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十一人組成的新一屆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古田會議之後，紅四軍在毛澤東等人的正確領導之下，通過學習貫徹《決議》，逐漸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克服了不良傾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部隊建設、反“圍剿”鬥爭、根據地建設等方面，形勢喜人。

紅四軍的隊伍迅速發展壯大，1930年6月後擴充為紅一軍團，後又擴編為紅一方面軍。紅四軍成功經驗推廣到其他根據地，使各個根據地的紅軍隊伍有個模範榜樣。這一時期，我黨先後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即贛南和閩西根據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圍剿”和“清剿”。

**全國紅軍發展到最多時達到約30萬人。**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經由古田會議的添柴助燃，終成燎原之勢。1944年毛澤東在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時，還特別強調了古田會議決議所起的奠基作用：“這個決議使紅軍肅清舊式軍隊的影響，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後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後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⑥

古田會議之後，黨的軍隊建設沒有停頓。

部隊建設方面，首先針對部分人對革命前途不夠樂觀的問題，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之後的七天，寫了一封面向全體指戰員公開信。

在信中，毛澤東從近代中國的國情入手，分析紅軍能夠發展壯大的各種有利條件。毛澤東在信的最後還寫到：“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支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茫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⑦這封信用雄辯的哲理和飽含激情的語言為廣大將士指明瞭光明前途，堅定了紅四軍廣大將士的革命信心，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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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針對部隊組織領導問題，古田會議之後，紅四軍部隊的政治領導由黨代表制改為政治委員制。政治委員是黨在紅軍中的代表。政治委員和軍事長官不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而是在黨委(支部)指導下的平等的分工協作關係，要求軍事機關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員須副署。⑧這就切實加強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使黨的組織確實成為領導的中樞。

1930年5月，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吸取紅四軍建設的寶貴經驗，對在紅軍中設立政治委員制度的主要目的，會議認為是“為保障紅軍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去完成他的任務，為提高紅軍士兵的政治認識，瞭解他本身所負的使命，……負責紅軍中的政治領導”。⑨1930年9月30日，中央軍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再次肯定紅四軍的政治建軍原則，突出強調了政治委員制度對於保證黨對紅軍的領導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紅軍中只容許黨在政治上之唯一的領導，故政治委員的作用是異常大的”。⑩要求各個革命根據地以朱毛紅軍為榜樣，建立政治委員制度。

再次，關於部隊紀律作風問題。嚴格的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是統一意志、規範行動、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證。沒有鐵的紀律，再龐大的武裝力量也不過是一羣烏合之眾，再正確的決心意圖也不能確保實現，再精良的武器裝備也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的報告中重申了自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不斷完善的“三大紀律”和幾項注意即“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價損失”。⑪

在古田會議之後1930年3月的整訓活動中，朱德、毛澤東簽發關於整頓軍風紀的訓令，提出：“務望各官兵一體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使紅軍精神及主旨深入於一般羣眾，則實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樂為”，並申明：“凡違反軍風軍紀者，無論大小，必於查究。”⑫ 

1930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上紅四軍代表熊壽祺向與會代表詳細介紹了紅四軍軍紀即“三條紀律六項注意”的內容及其良好的執行效果，得到當時中央領導和各地紅軍代表的充分肯定。

1930年9月25日，由紅四軍發展而來的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印發的《士兵會章程》規定：“會員均須遵守我軍的三條紀律（1.不拿工農小商人一點東西，2.打土豪要歸公，3.一切行動聽指揮）、八項注意（1.上門板，2.捆禾草，3.講話和氣，4.買賣公平，5.借東西要還，6.損壞東西要賠並須愛惜公物，7.不得胡亂屙屎，8.不搜敵兵腰包）。如違犯上項紀律之一者，即報告主管官分別處罰之。”⑬首次提出了“三條紀律八項注意”。從此，人民軍隊的“第一軍規”正式誕生，並推廣到其他紅軍中，而古田會議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當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後來革命形勢的變化不斷完善，到1947年時最終定型。如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早已凝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覺紀律。全體官兵時刻把它作為行為規範嚴格遵照執行，樹立起“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成為無往不勝的紀律保障。

古田會議之後，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建設，紅四軍“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得以牢固樹立，並且大大激發了紅軍將士們的戰鬥力。紅四軍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打了許多勝仗，粉粹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其中有兩個發生在贛南的戰役特別典型，一個是朱德和毛澤東配合的利用“圍魏救趙”戰術的廣昌之戰（發生在1930年的1月份），還有一個是利用誘敵深入戰術粉粹國民黨中央軍的第一次大“圍剿”，活捉其前線總指揮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之役（發生在1930年12月份，當時紅四軍已經改編為紅一方面軍）。毛澤東後來在接受斯諾的採訪時曾總結説：“這次會議（即古田會議）為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江西南部都落人紅軍之手。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⑭

特別一提的是，從紅四軍到後來的紅一軍團，這支英雄部隊的將士中有260多位成為開國將帥。他們在古田會議精神指引下，在歷經磨難中不斷創造輝煌，展現了各自多彩的人生。他們的經歷證明，古田會議探索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宗旨是人民軍隊在前進道路上偉大貢獻。

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從古田出發的，此後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註釋引文：

①  轉引自《習近平在慶祝建軍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環球時報》2017年8月1日

②③④轉引自錢立勇《古田會議的前前後後》《黨史文苑》2009.12上半月

⑤  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選集》（第1卷）

⑥  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5頁

⑦  轉引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1卷）

⑧  轉引自《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519頁

⑨  轉引自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集》第18冊，1982年，第59頁

⑩  轉引自《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頁

⑪  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選集》（第1卷）

⑫  ⑬轉引自《軍事歷史》2013年第3期王建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基本定型的過程》

⑭ 轉引自【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頁

⒂  轉引自《習近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11月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