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模式"下的中國挑戰_風聞

    最近月餘，新疆阿克蘇、甘肅甘南、廣西靖西、台灣花蓮等地接連發生了5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其中廣西靖西5.2級地震，致使南寧、崇左、河池等地均有震感，這次地震還意外導致崇左市大新縣的一錳礦公司1名礦工的死亡。

    期間，台灣宜蘭、雲南大理、河北唐山等地發生了4級以上震感明顯的地震，安徽定遠、雲南玉溪、四川雅安、河南淅川等地發生了3級以上有感地震。

    於是，有不少年輕網友大呼：中國大地是否正開啓“震動模式”？

    其實，地球始終處於不停地震動之中。浩瀚無垠的宇宙猶如無盡的黑夜，而地球便是沉睡在茫茫黑夜中的一個小嬰兒，它身體的各個部位在睡夢中不斷地悸動。因此，擺在地球人面前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和應對地球表面的震動。

    發生在12月初的這次唐山地震，據説讓京津地區的人們有些“心驚”。萬幸的是，這次只有4.5級！沒有造成明顯的損害。

    地震來襲，人們首要關心的問題，可能是震災預報。

    網上傳聞，地震預報部門這次趕在地震來襲之前幾秒，利用電視、移動媒體，同步發出了預警。儘管屏幕上突如其來的“預警”讓京津地區的人們“嚇一跳”，但不得不説，這是我國地震預報史上了不起的進步！

    最近幾年，我國地震預報工作者能做到地震波到達前幾秒向公眾發出預警，再不濟的，地震消息也會在幾分鐘後公佈與眾。但是，10多年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在1990年，我國某地發生了地震災害，媒體最快要13個小時後才會播報。要是在1970年，則需要2到4天后，媒體才被允許播發有關消息。

    地震速報的快與慢，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與國家政治運作機制和維護社會穩定等重大問題密切相關。過去和今天，震災預報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呢？在這裏，我先説一段親身經歷的往事。    2006年，我想可以説是，我國地震速報運作機制變革發生的關鍵一年。這一年，正逢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事發30週年。

    2006年7月4日，靠近唐山地區的河北文安發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震級5級左右，但是讓很多在北京高樓的人們感覺到了微微的搖晃和震動。一時間，滿街的人心惶惶。

    而這次發震後的第11分鐘，有關權威部門才公佈了地震消息，京津地區的許多羣眾認為消息發佈慢了而不滿意。當然，也讓高層不滿。

    次日，新華社領導火速率領採編團隊前往國家地震局拜訪，調研和協商有關事宜。而我非常有幸地以“參編部記者”的身份，跟隨着新華社總社領導，一同前往了國家地震局調研。

    回社後，時任參編部清樣室副主任的陳雁交給我一個任務，就我國目前地震監測與防震減災領域若干棘手問題開展一次短平快的調研。

    這就是我在總社第一次獨立擔當的一個調研小專題。

    接到任務後，我做了精心的資料檢索，初步確定把專題分為三個方面：（一）地震監測的技術實現及面臨的困難，（二）地震速報求準與社會公眾求快的矛盾問題，（三）城鄉防震減災措施存在哪些不足問題。

    通過走訪有關部門、專家和街頭隨機採訪市民，一週後，我上交了三篇調研稿件。後來，據有關部門的反饋，這三篇稿件都得到了國家領導的批示。

    其中，地震速報求準難以適應社會公眾求快需要的問題，在引起高層重視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

    簡單回顧一下，國家地震部門專業的地震速報求準確，與社會公眾的求快速顯得越來越不相適應，這一矛盾是如何產生的。

    當時，有北京市民對我説，文安（2006年）震後十幾分鍾才正式發佈地震消息，人們恰恰是在這地震信息真空的十幾分鍾內，早就拿起了手機或上網互相傳遞消息，以至傳言滿天飛。突然間，在山東、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還要發生大地震”的謠言散佈開來，以致人心惶惶。

    接受採訪的中國地震局有關專家做了解釋：地震災害是公共突發事件，本身要求反應快速。但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地震部門的地震速報，是指一次地震發生後，在準確、全部測得地震發震時間、位置和震級三要素後，才允許對外“一口價”發佈。這的確已不能滿足公眾為快速減災自救而想盡快獲知地震信息的需求，地震部門求準和社會公眾求快在這種情況下就成了一對矛盾。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主任薛峯研究員進一步介紹説， 以2006年７月４日１１時５６分的河北文安地震為例，從震中到北京約１２０公里，北京監測台站的儀器與“走”得最快的縱波“交上手”是在發震後２０秒，而與面波“碰上面”約在發震後１分鐘。但面波不是任何地方的地震監測台站都能測到，一般距離震中５００公里的台站才能測到。文安地震用於速報計算的數據來自於哈爾濱、瀋陽、蘭州等地測到的數值。理論上，有３個台站提供測得的數值就能確定地震的三要素，但準確度很低。越多台站提供測得數據，地震速報則越準確，但所耗時也越長。在沒有干擾因素下，得到足夠數據後的計算過程還需５分鐘左右。

    在這次調研中，我認識了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的高建國研究員，一位專業知識與實際經驗都比較豐富的專家。他做了一番分析：首先，由於羣眾從政府部門獲得的消息越少越慢，越容易造成地震消息的誤傳，進而在人羣中產生恐懼心理。

    其次，羣眾對地震獲知的消息不充分，也容易增加傷亡和抗災準備不充分。他舉了個例子，1995年9月20日山東蒼山發生5．2級地震，在臨沂市12個區、縣中，有11個區、縣不同程度發生因驚慌外逃、摔倒擠壓、跳樓而造成的人員傷殘，傷殘人員中99%是中小學生。事後調查發現，大多數人對地震知識和避震常識不甚瞭解。發震時，驚慌失措，尤其是部分教師率先外逃，引起學生極大恐慌，這是造成中小學生傷殘的主要原因。

    第三，儘管防震減災知識在廣大羣眾中宣傳了這麼多年，但我國全民防禦地震災害的認識仍很低。據中國災害防禦協會調查顯示，防震減災知識普及率目前僅５％，羣眾對震害減災認識薄弱，一些宣傳形式難以受到羣眾的歡迎和參與。

    在我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等國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逐步採用一種儀器烈度的地震速報系統，地震發生後的2分鐘之內，公眾就能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一張不同地區不同強度的地震圖。在台灣地區，當地震波掃過本島後，一張地震圖立即就出來了，經媒體第一時間播報，羣眾能及時掌握地震詳情。

    當然，專家不可否認地指出認，台灣地區如果也把發震時間、位置和震級“一口價”發佈，至少也和大陸一樣耗時。解決我國地震速報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需要加快技術革新，更重要的是改革目前地震速報傳遞系統的運行機制。

    就這樣，有關部門在過去幾年里加快發展和部署了類似台灣地區所用的儀器烈度速報系統，推動地震信息面向大眾的快速發佈。逐步建立一套地震監測部門和新聞媒體速報傳遞系統新的運行機制。同時，加強在全民範圍內進行防震減災的宣傳教育工作。

    還有一個值得一説的問題，就是城鄉防震減災措施不足，這已成為我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大挑戰，也是必須要加緊解決的瓶頸問題。

    地震研究資深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陳運泰説，我國22個省會城市和2/3的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均位於地震高危險區，其中11個省會城市有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的可能，17個省會城市有發生6.5以上強地震的可能。

    分析表明，我國城市50公里範圍內發生過地震的城市有71個，佔全國城市數的10．6%。

    其中，北京、銀川等5個城市遭受過8．0級以上地震襲擊；唐山、蘭州、昆明、海口、泉州、包頭、喀什等14個城市遭受過7．0—7．9級地震襲擊；烏魯木齊、天津、太原、西安、廈門、汕頭、大連、揚州等18個城市遭遇過6．0—6．9級地震襲擊；鄭州、重慶、瀋陽、濟南、杭州、廣州、成都、長春、無錫、秦皇島、寧波、珠海、澳門、上海等34個城市遭受過5．0—5．9級地震襲擊。

    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高建國説，隨着城市化的發展，地震損失將越來越不限於工程損失，商業中斷、社會功能癱瘓、信息丟失等非工程損失所佔比例越來越大。由於城市缺乏設防，當一次7級地震發生在城市時，我國人員傷亡可達到數萬至數十萬人，經濟損失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發達國家的數十倍之多。

    現在回過頭來看，高建國研究員2006年的這一“預言”在兩年後的汶川大地震得到了驗證，實在是讓人萬分痛心，可惜“預言”還是説得有些遲了。

    當時，高建國研究員只是為我舉了一個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地震的例子。據介紹，那次大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和超過1000億美元的損失，其中建築物和設施破壞等工程損失造成了480多億美元的損失。處於震中區的大阪是日本第一大港口，由震後交通中斷、經濟癱瘓、進出口貿易中斷等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00億美元，而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心理動盪、失業及人民對政府救災不力引起對政府信任程度下降。

    專家一致的意見是，正確分析我國城市防災的脆弱性和城市地震災害實例，應成為城市防震減災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重點選擇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圈採取必要的防震措施，強化我國城市、城市羣地震綜合防禦能力。

    高建國研究員説，我國（2006年）有8億人口居住在農村，其中6．5億人居住在地震高烈度區。近年來，我國農村破壞性地震大約佔全部破壞性地震的80%以上。

    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發生5．7級地震後，中國地震局組織專家前往現場工作，專家調查發現，這次震級不高但損失不小，廣大農村地區的建築物抗震設施管理基本沒有開展。

    專家在江西瑞昌市調查還發現，很多農村房屋是泥沙加石灰砌成的，強度低，又是空鬥牆，普遍破壞嚴重。當地房屋震害的特點是部分倒塌，室內牆體普遍有裂縫，不少開裂嚴重，瀕臨倒塌。

    專家當時就警告説，隨着近期華北、川滇等一些地區出現4級以上地震的現象增多，廣大農村地區發生大地震的危險性進一步增強。

    1990年江蘇常熟地震後，農村應對震災缺少設防的局面引起了我國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落實和推廣安全農居工程。但直至2005年，十多年過去了，進展卻不顯著，原因一是中國農村房屋基數太大，農民不富裕，防震減災意識不強，農房建設時很少考慮設防標準；二是主管部門沒有充分研究中國農民的現狀。

    農村居民住房和質量低下，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共建築（學校、衞生院等）設防標準、施工質量差，沒有起到“領頭羊”的作用。農村住房建設用的是農民的錢，需要專業部門進行指導；但對於公共建築則不一樣，用的是納税人的錢，必須按照抗震標準設計、施工。我國農民有着向周圍先進看齊的習慣，農居抗震設防主要靠引導。農村公共建築做好了必將對農居工程產生重大作用。

    專家指出，農村民房近年來進入了更新換代的高潮，地方各級政府必須高度重視並儘快改變農村基本不設防的狀況，提高農民的居住水平。要把防震抗震知識普及到鄉（鎮）、村及農户，使廣大農民把建設安全農居變為維護自身生命的自覺行動。開發推廣科學合理、經濟適用，符合當地風俗習慣，能夠達到抗震設防要求，不同户型結構的農村民居建設圖集和施工技術，加強技術指導和服務，等等。

    有目共睹，近10年，有關部門和專家們反覆提及的“城鄉設防”問題日益得到重視和落實，特別是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城鄉之間，鋼筋水泥澆築的新農房相當結實，抗震性能都比較高。

    今昔對照，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也印證了“以民為本”執政理念在深入落實着。這也將不斷推動着我國的防震減災事業大踏步前行！

（我國主要地質災害分佈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