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雙重矛盾：法國為什麼突陷大癱瘓？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魏南枝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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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台後一直雄心勃勃地推動國內和歐盟改革，希望讓法國在歐盟內部和國際上發揮強大的領導作用，但國內的社會抗議壓力衝擊着他的大國雄心。近日，反對政府養老改革的全國大罷工遊行愈演愈烈，超過100萬人走上街頭，成為20多年來法國最大規模的罷工，導致法國交通大規模癱瘓，社會秩序面臨嚴重威脅。事實上，自去年“黃馬甲”運動開始的這場全民性社會抗議，其訴求多種多樣：有的反對壟斷金融資本權力膨脹，有的反對經濟全球化，有的反對精英政治，有的抗議媒體霸權，有的提出摒棄選舉制採用抽籤制、有的提出廢止代議制民主採用公投制……本文認為，這些龐雜訴求的背後是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多種民主原則內部張力甚至衝突的延續。而在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的今天，法國的共和主義傳統正在遭遇根本性危機——統一與平等這兩大原則的現實基礎正在趨於瓦解。這不由令人疑惑：法國大革命是否仍在繼續？文章發表於《文化縱橫》2019年4月刊，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寫道“這個民族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的確，僅就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二百多年間，經歷了第一至第五共和國、第一和第二帝國以及大革命初期的君主立憲和七月王朝，更有曇花一現但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濃重一筆的巴黎公社等。這些制度絕非線性發展的簡單過程，而是充滿了“革命-復辟-再革命-失衡-繼續革命……”的曲折往復。為什麼法國會如此反覆革命？為什麼法國如此數百年充滿革命激情？

今天的“黃馬甲”運動提出的紛繁複雜的訴求，其實與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時的許多訴求有着相似的邏輯。皮埃爾·羅桑瓦隆認為，“統一與平等從革命進程啓動之時就被視作不可分割的兩大原則。”而正是因為對“統一”原則的追求在實踐中並未能將各種革命目標和口號真正實現“一致化”，追求“平等”也就成為不同社會羣體乃至全民性不斷革命的最好理由。於是，理解法國的革命性與多變性，應當看到法國自身歷史所描繪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國：一個是思想的歷史，強調中央集權傳統、與人民主權的絕對化相聯繫；另一個是社會的歷史，充滿了現實與原則之間的衝突以及由此產生的妥協和重組。探究不同革命目標之間的內在矛盾以及革命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妥協等，讓人不由得思考，是否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革命？

（圖片來源：新華社）

********▍************法國大革命：****什麼都沒有改變？

眾所周知，英國從有選擇性的領地代表制（被代表的是財產或地位）轉向普遍性的個人代表制，是基於避免革命的目的以小步緩慢改良的漸進方式實現的，因而英國的公民身份被T.H.馬歇爾區分為三個階段（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和三種實現形式（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法國則是以革命的形式試圖實現“新”與“舊”的巨大斷裂，在“第三等級就是一切”的革命激情之下，實現個人政治平等是推翻專制主義、摧毀特權（基於身份）的標誌，也就是政治普選在原則上得到認可是經由革命一下子帶入政治領域的，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們甚至期望一蹴而就地同時實現英國用三個世紀才逐步實現的三種權利。

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可以摧毀舊制度的很多東西，但它並不是勝利者曾經為之歡呼的理性的勝利，也並沒有迅速建立起革命理想所期待的理性政府。法國大革命除舊卻未能有效推新，這背後是大革命的一對根本矛盾——指導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以統一和平等為原則）與參與法國大革命的個人（以個體的自由自主為追求）之間的矛盾。

作為法國大革命理論綱領，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説提出，真正的社會契約是人民同自己結成的政治共同體訂立契約，社會契約的本性在於人民作為整體來説是主權者，主張建立基於“人民主權”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等。盧梭所描繪的這幅政治藍圖的前提是：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想象成為與君主相對的“單數”形式的概念。基於革命的共識或以革命為名的個人訴求的表達，人民可以共同推翻舊制度；但是，人民（people）本身是一個“複數”名詞，是多數個人的集合體。法國大革命形式上打破了舊制度的等級制、結束了君權神授的國王專制統治，但並未能按照統一與平等兩大原則改變千差萬別的個人，更沒有把他們有機組織成為整體；相反在《烏合之眾》作者勒龐筆下，大量革命人羣陷入易於被統治者利用以建立和鞏固自身統治的“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羣體行為。

所以，人民主權理想的提出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實踐都未能解決如下問題：

首先，如何以及由誰來將千差萬別的個人結成政治共同體？這問題的實質依舊是精英與平民之間的矛盾。

其次，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確定作為整體的人民的意志？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又譯作公意）如何區別於多數人的意思表達（“大眾意志”）——這就涉及資產階級革命者們與生俱來的對“多數人暴政”的恐懼。

再次，如果共同意志可以形成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而追求平等和統一的“人民主權”原則必然與追求個人自主的自由主義訴求之間產生矛盾——這就既關乎平等與自由這兩個最基本的革命追求之間的張力,又關乎統一原則與自由追求之間的矛盾，這又該如何協調？

因而，在法國大革命中，一方面是各種革命理想的不確定性、分歧和內部張力，另一方面是肩負實現革命理想的革命者們的個人追求——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突然在政治領域贏得至高無上地位的個人（主要指第三等級的個人），儘管大體接受且“只能接受一個合法性源自法蘭西人民與法蘭西民族的共同意志的政權”（認同“大一統”原則），但是並不都支持、理解甚至瞭解這些革命理想背後的理性主義政治文化。

相反，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們和參與者們都曾是舊制度下的個人，帶着深刻的舊制度烙印，他們通過各種革命口號或目標、抑或直接以追求個人自由為名來表達自己對新制度的利益訴求。於是，建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與表達革命（或利益）訴求的個人激情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甚至暴力與血腥）與妥協等，共同構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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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底色使得法國“公民文化”和政治術語中左和右的概念幾乎同時產生，使得革命政治口號中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權成為事實上的精英特權——選民資格的獲得需要滿足嚴格的財產、性別、年齡和識字能力等標準，“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的劃分之下後者不享有選舉權，以及各種間接選舉制等……1789年法國大革命無疑是偉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也湧現出一批偉大的思想家與革命者。雖然賦予了包括勞動階級在內的法國人民以革命的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大革命的結果是資本所有者才是公民權利的真正享有者，一切公民權利的基礎來源是財產權而不是口號所示的人民性。

這不僅讓托克維爾在1852年哀嘆“（1789年大革命以來）沒有什麼或幾乎沒有什麼被改變”，而且使得法國走上了不斷革命的征程：法國人民要實現革命理想，但是，革命本身是舊制度社會演進的結果、又試圖與舊制度決裂。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説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人民主權：****未完成的民主

1789年法國大革命崇高宏大的革命理想超出了階級和社會等級，經歷了制憲會議、立法議會、雅各賓專政、“熱月政變”、左右搖擺的督政府等，大革命被“霧月政變”結束，其結果是“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革命理想與革命結果似乎大相徑庭。但時至今日，這些革命理想、《人權宣言》的基本訴求、特別是法國人民對於人民主權的想象等，仍然是法國人民不斷革命的理由——也是“黃馬甲”運動的正當性依據所在。

這些理想、信條和賦予人民的想象等，反過來成為法國大革命最經久實在的內容，因為歷盡後來二百多年的各種革命、復辟和政體變遷，堅持人民主權、堅持平等和統一相結合原則的共和主義傳統已經滲透到法國社會政治秩序的肌體之中。

於是，我們發現一組雙重矛盾幾乎貫穿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法國曆史。

第一重矛盾是追求一致原則、實現共同意志的理想與法國的“分裂”現實之間的矛盾。共同意志背後是對“人民擁有最終的權力”的認可，但是，誰是人民？保皇派、共和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同社會羣體、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在不同歷史階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

第二重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則、保護普遍利益的理想與社會的公平缺失現實之間的矛盾，因為“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與“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人權宣言》的重要內容，但《人權宣言》並未能回答如何平等地實現財產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自由，也未能闡釋資產階級的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實現普遍利益之間的關係。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僅是從道義出發的、並非經濟意義上的平等，所以階級差別和階級矛盾並沒有因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而減少，反而在19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凸顯，在1830年、1848年，特別是在1871年無產階級從“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不同階級之間和同一階級內部的階級衝突不斷複雜化。直至全民投票產生的第五共和國，也經歷了從左右對立到左右共治到減少左右共治等的變化歷程。這樣充滿多樣性的法國現代史，實際上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多種烏托邦理想相繼破滅、各種理想與現實衝撞之下不同羣體不斷較量和妥協的歷程。

首先是資本主義“市場萬能”烏托邦的破滅。18世紀商業社會的發展催生了市場觀念，希望在市場制度之下整個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結構性失業和貧富懸殊等動搖了這一烏托邦的根基，大多數法國人並未因為資本主義而享受富足，相反19世紀末的法國絕大部分工人階級處於貧困之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神話隨着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再度席捲法國，1960年代貧困人口逐漸減少的趨勢被迅速逆轉。儘管在福利國家政策之下最貧困人口沒有變得更加貧困，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產階級生活水準跌落，法國中產階級佔大多數的橄欖形穩定社會結構逐漸瓦解，法國社會貧富分化一直在加劇。2018年《法國貧困報告》顯示，以家庭收入僅為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困家庭的標準，1960年代貧困家庭數量佔比為12%，而到了2017年增加到30%。今天，中產階級的階層向下流動是促使大量中產階級走上街頭參與“黃馬甲”運動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政治普選權烏托邦的破滅。法國人曾經認為只要實現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就能夠確保每個人可以獨立地擁有財產、獲得安全。但是，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等是天然存在衝突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新自由主義逐漸掌控意識形態主導權，選舉本身的作用在相對化和庸俗化。法國革命理想激勵下的公民權鬥爭的訴求具有多元性，但這些多元訴求被濃縮為形式意義上選舉權的平等，並通過各種制度設計保障精英政治的實質不發生改變。

因此，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候選人贏得選舉，擁有選舉權的公民都無法對勝選者領導下的政策合理性進行先驗性證明，甚至有“黃馬甲”運動抗議者提出“我們選出的代表投票做出的是反對我們利益的決策”。“黃馬甲”運動是一場“不分左右政治立場”的全民性街頭抗議運動，所提出的各種“超越左右”訴求的目的就在於用“精英-大眾”之間的對立或者隱喻的階級對立進行最廣泛的社會動員，共同反對現行法國精英統治體系和政權、資本與媒體等建制性權力。

再次是福利資本主義烏托邦的破滅。法國工會曾經致力於政治權利鬥爭而反對福利國家制度，認為福利政策是對為個人權利奮鬥的革命精神的收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開始全面建立福利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儘管該制度設計的目標是建立“統一、一致與平等”的制度體系，但實際上不同的福利制度碎片化地適用於不同的社會羣體，事實上已經成為各“碎片”制度背後的社會羣體實現和維護其自身利益的經濟乃至政治工具。這種碎片化福利制度一方面瓦解了傳統大工會的實力、降低了不同行業的工人為了共同利益形成團結機制的可能；另一方面，過度依賴通過福利制度進行財富分配，反過來扭曲了勞動力市場產生負激勵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誇大這種負激勵作用，給社會經濟權利冠以“福利陷阱”或“福利奶酪”的污名。

由此，法國的精英階層將法國目前的債務危機歸咎於過重的福利社會負擔，也就是對窮人補貼過重；而“黃馬甲”運動參與者們和其他中低階層的法國人，大都將債務危機歸咎於金融權力的膨脹，也就是法國中央銀行失去了貨幣發行權導致法國政府債台高築。這種涇渭不同的理解背後是法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之間分裂的進一步加劇——究竟是新自由主義初次分配製度的錯？還是福利國家制度所惹的禍？

對上述問題的不同回答，正在撕裂法國社會。此時，人民主權在哪裏？在街頭的抗議人羣中，還是在經由選舉產生的政治官員、議會代表中？或者在選舉背後的各種特殊利益集團中？或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國不斷革命所力圖實現的人民主權，迄今仍是未完成的民主！

********▍************統一與平等：****現實基礎的瓦解

從1789年到2019年，二百多年來人民主權始終是法國未實現的革命理想與未完成的民主目標。“黃馬甲”運動中提出的許多激進口號，從不同角度形成對統一與平等兩大原則的否定，也昭示着這兩大原則的現實基礎在鬆動與瓦解。

首先，法國的國家能力與金融資本跨國擴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斷激化，社會不公和社會分裂持續惡化。20世紀70年代，包括法國等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陷入經濟停滯期，資本從這些國家市場獲得的回報率和盈利能力持續低迷。其結果是：

一方面，法國的金融資本從規模到權力快速增長並形成壟斷，削弱了國家的地位，而將市場樹立為人們共同福利的締造者。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發達國家消費萎縮使得資本收益率下降，跨國資本推動經濟全球化，將製造業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將普遍性壟斷不斷向世界範圍擴展。

隨着經濟全球化浪潮的不斷擴張，法國深陷產業空心化和貧富兩極分化等困境；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擺脱包括法國政府在內的多國政府的監管，甚至“有力量將國際體系中的每一個成員置於它自己的‘法律’（商業規則）約束之下”。這種跨國資本力量對國家能力的約束，使得主權國家的權力追求和金融資本的跨國擴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斷激化。中下階層民眾對國家提供保障或救助的需求因“中產下流”而不斷膨脹，國家能力卻因生產環節的外移和資本權力的膨脹而不斷萎縮；並且，精英政治掌控下的國家政策的制定日益採用“減少窮人福利、對富人減税”的“劫貧濟富”方式。

當法國公民認為政策制定是不同的人適用不同的規則時，不平等的感覺尤為強烈。這種不平等感正在將法國社會切成兩個部分：認為被剝奪和遭遇不公的人，由於有共同的憤怒而結為一體；而那些越來越富裕的精英們，則因共同的利益而結為一體。這就促使前者基於法國社會深層的反抗精神傳統而走上街頭，成為“黃馬甲”運動的一員。“黃馬甲”運動與法國現有的政黨、議員、工會等都沒有直接關聯，印證了這是一場針對後者的全民性抗議運動，正在將日益失衡的勞資關係、日益惡化的社會分裂、被長期掩蓋的階級話語等再一次提上政治舞台。

其次，法國的代議制民主政治和左右翼傳統政黨政治處於信任危機之中，精英政治與大眾民主、政治體制與街頭政治之間的矛盾已經激化到有可能引發法國憲制危機。基於法國的共和主義傳統，堅持人民主權原則被視為現代政治秩序和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必要組織原則，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這一原則卻不斷被削弱：經濟全球化的膨脹、歐洲一體化的加速、法律作用的增強、非選舉性監管機構權力的擴大、憲法委員會的更積極作用……上述發展變化正在共同破壞人民主權原則以及與此相連的共同意志與普遍利益的既定目標和實現方式。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法國民眾對左翼和右翼傳統政黨都表示失望。馬克龍以自稱“不左不右”政治新人的形象，突破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數十年來左右建制派政黨輪流執政傳統，贏得了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如果説馬克龍當選是法國精英政治利用“超越左右”的民眾訴求和大眾民主機制進行精英內部的競爭，那麼“黃馬甲”運動表明精英政治利用了民意，但並未真正解決民意背後的矛盾與訴求。

“黃馬甲”運動對法國現政權和整個統治結構進行全面質疑，明確指出代議制民主和其他建制性權力的虛偽性，然而他們所試圖採用的解決問題的政治手段仍未超越代議制民主的範疇，既缺乏明確方向性，也沒有通過既有或者其他革命性政治手段實現訴求的路線圖。但是，該運動的持續發展有可能引發法國新一輪憲制危機，建立怎樣的“法蘭西第六共和國”正在成為法國社會各界的熱點議題之一。

法國追求一致和平等目標的現實基礎正在趨於瓦解，但1789年的革命理想仍在指引着法國人民不斷革命，法國人民對人民主權的夢想仍然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勝利的曙光似乎仍然遙不可及，對此的回答，不妨借用托克維爾的一句話，“我們如此長久尋找那塊堅實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們的命運是否註定就是永遠與大海搏擊”。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4月刊，原標題“法國大革命的內在矛盾與“黃馬甲”運動”。**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轉載發佈時請在文首註明來自“文化縱橫”（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