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莫：被流放的銀行家如何成為建國之父？| 藝海拾真_風聞

撰文 | 張羿

美第奇家族中的有一位偉大的銀行家、國務活動家與文化藝術贊助人，他小心謹慎而又樂善好施，一生致力於用資本和智慧改變世界，更在死後被追贈為“建國之父”，他就是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第一推手——柯西莫·德·美第齊。

貿易使全人類團結在一起，並帶給那些敢於冒險涉足貿易的人以榮耀。

——柯西莫·德·美第齊

引  言

如果面對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正門，在左側壁龕內有一個精緻的大理石雕像（圖1），它所表現的人物是柯西莫·德·美第齊（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 1389年-1464年），在史書中又經常被稱為老柯西莫，以區別後來16世紀時成為首任托斯卡納大公的柯西莫一世。在雕像下方刻着一行拉丁銘文——Cosimo Pater patriae（建國之父柯西莫）。這一稱號是在柯西莫去世後，由當時的佛羅倫薩共和政府追贈的，500多年過去了，佛羅倫薩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與革命並最終被併入統一的意大利，但這一稱號仍銘刻在柯西莫的墓碑與這尊大理石雕像下方。在許多文獻中，歷史學家也經常以建國之父來尊稱柯西莫。本文將對這位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銀行家、國務活動家與文化藝術贊助人進行簡單介紹與評述。 

圖1. 路易吉·梅吉（Luigi Magi，1804年-1871年），建國之父柯西莫，大理石雕塑，現陳列於烏菲齊正門左側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攝影師Jebulon

 1 英法君主拒絕還債引發的意大利銀行破產潮與經濟危機

歐洲中世紀末期銀行業開始興起，由錫耶納共和國的邦西格諾里家族（Bonsignori Family）建立的格蘭·圖瓦拉銀行（Gran Tavola，直接翻譯應該為大桌子的意思）曾是十三世紀歐洲最大且最有影響力的銀行，掌控的財富可以超越歐洲的主要王國，全盛期在1255-1298年間。但由於不慎大量貸款給包括法國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of France）在內的歐洲各國君主，而握有行政權力與軍隊的君王在因為戰爭或國家內鬥等原因陷入財政困難後不僅拒不還錢，甚至編出理由來直接搶奪銀行財產，最終導致了它的破產。錫耶納在失去對歐洲銀行業的主導權後，又因為十三世紀黑死病使城市人口鋭減等因素導致了城市共和國逐漸衰落，這給了佛羅倫薩共和國乘勢崛起的機會。 

從1252年開始，佛羅倫薩共和政府發行了貨幣金佛羅林（golden florin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圖2），由於它的重量、所含的黃金成分極其穩定，加上貨幣發行量具有一定的規模，金佛羅林到14世紀初已取代各種貨幣成為歐洲通用的標準貨幣並廣泛流通。雖然許多歐洲國家後來都發行過仿製的金佛羅林，但因為各種原因，佛羅倫薩的金佛羅林一直作為歐洲通用貨幣達5世紀之久。

圖2. 佛羅倫薩金佛羅林正反面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佛羅倫薩最早興起的三大銀行家族分別為巴爾迪家族（Bardis）、佩魯奇家族（Peruzzis）與阿奇艾烏奧利家族（Acciaioli），它們的分行遍佈歐洲，操縱着整個歐洲金融業，尤其是佩魯奇家族銀行，更是富可敵國，但很快他們就犯了錫耶納銀行的同樣錯誤，將大量錢財貸款給歐洲各國君主。終於在1340年，英王愛德華三世拒絕還債引發了危機，加上當時歐洲的經濟蕭條，最終導致了佛羅倫薩三大家族銀行的破產並引發了一場歐洲範圍內巨大的金融危機，然而這一切卻給了美第齊家族銀行興起的機會。 

 2 美第齊銀行的興起

雖然美第齊家族來自托斯卡納鄉下，但他們十三世紀就在佛羅倫薩立住了足，1296年，阿爾丁格·德·美第齊（Ardingo de’  Medici）出任佛羅倫薩最高行政長官正義旗手，這是美第齊家族中第一位出任城邦領袖的人物，在此之後的十四世紀，美第齊家族偶然會有人再次出任這一職務，但這一家族仍將主要精力集中在經營商業方面。然而，1378年，薩爾韋斯特羅·德·美第齊（Salvestro di Alammano de’ Medici，約1331年-1888年）出任佛羅倫薩正義旗手期間，爆發了梳毛工起義（Ciompi Revolt，1378年-1382年），作為同情平民的政治家，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實際統治佛羅倫薩數年之久，直到1382年起義結束。

美第齊家族涉足銀行業應是在三大家族銀行破產之後，這一家族第一位在銀行業獲得極大成功的人士為喬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1360年-1429年），他是薩爾韋斯特羅·德·美第齊的遠房堂兄，儘管在1402年、1408年與1411年三次當選正義旗手，喬凡尼至少表面上是一個並不熱衷政治的銀行家，但他一生都是平民階級的同情與支持者，這一政治傾向將傳給他的後代，並奠定了未來一個多世紀美第齊家族在佛羅倫薩的政治基礎。 

喬凡尼顯然接受了錫耶納銀行業與佛羅倫薩三大家族銀行業破產的教訓，他一邊在世界各地擴張銀行網絡，另一方面，他開始在教庭中有前途的人士身上進行投資，並且與他們保持着商業上的友誼，他第一位成功扶植的人應是1410年被選為教皇的約翰二十三世（Antipope John XXIII，約1370年-1419年），喬凡尼因此而成為教皇的銀行家，掌管教庭在各地的金融業務並獲得了巨大利潤。但十五世紀初期是混亂的年代，在天主教世界中，與約翰二十三世同時存在的還有另外兩個教皇，他們分別是本尼迪克特八世（Benedict XIII）和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y XII），每個教皇背後都有不同的歐洲君主勢力作為支持。為結束這種混亂狀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於1414-1418年間召開康士坦斯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會議最終廢止了三位同時存在並互相競爭的教皇，推舉馬丁五世（Pope Martin V）為天主教世界的唯一教皇。 

美第齊家族支持的約翰二十三世不僅丟掉了教皇寶座而且還遭到囚禁。對這位在現實中已經完全沒用了的客户，美第齊家族銀行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他們不僅花費巨資將約翰二十三世從牢中贖出，而且繼續在各方面支持他。通過美第齊的運作，被廢的約翰二十三世最終與馬丁五世和解，並被後者封為紅衣主教（Cardinal Bishop of Frascati）。在他去世後，美第齊家族還請當時佛羅倫薩偉大的雕塑家多納泰羅（Donatello，約1386年 – 1466年）與建築家米開羅佐（Michelozzo di Bartolomeo Michelozzi，1396年–1472年）為這位被廢教皇在洗禮堂內修建了豪華的陵墓，墓上的銘文寫着“前任教皇約翰”。 

教皇馬丁五世雖然強烈抗議“前任教皇約翰”這樣的銘文，但卻不得不感佩美第齊家族對客户的絕對忠誠，如此扶植並支持一位客户，哪怕他在現實中已經不再有任何用處，這在貪婪逐利的銀行界可謂是奇觀。1420年代初，美第齊銀行再次成為教皇的銀行家，歐洲各國君主、權貴與富商們紛紛將錢幣存入了美第齊銀行。有教皇的支持，世俗君主一般不會輕易冒着被開除教籍並被教皇詛咒下地獄的危險而借款不還。 

 3 從銀行家到建國之父：柯西莫生平簡介

3.1. 小心謹慎而又樂善好施的銀行家

雖然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被廢以後繼續對其贊助是由喬凡尼最終做決定，但他的長子柯西莫·德·美第齊無疑是整件事情的重要推手與策劃者。這位早年受過良好人文主義教育的銀行家在他25歲時作為約翰二十三世的錢袋子前往康士坦斯大公會議，在會議上他結交了眾多的歐洲君王以及各國的商業領袖，他的睿智、機敏與優雅的舉止使他成為許多精英人士的朋友。根據記載，在會議之後他曾回到佛羅倫薩，完婚之後又前往各地遊歷，一邊檢查美第齊銀行業務，一邊進一步加深與各地朋友間的友誼，為美第齊銀行日後拓展業務進行着準備。 

1429年，喬萬尼去世，作為長子的柯西莫接掌了美第齊家族銀行，他在銀行業務經營上沿用了父親的策略，非常審慎而又保守地穩步擴張業務，雖然當時是歐洲從中世紀向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型期，但他對各種金融創新手法完全沒有興趣，更不會將其應用在美第齊銀行業務上。毫無疑問，柯西莫是位異常精明的銀行家，美第齊銀行在他的領導下，財富迅速擴張，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銀行。

在喬萬尼去世的最後時刻，他諄諄告誡柯西莫不要捲入政治。雖是共和國，佛羅倫薩的黨爭歷來兇險，而美第齊家族因其財富與對平民的同情，總會招致掌握城市政權的寡頭階級的怨恨。謹遵父親遺訓的柯西莫歷來謹慎，除非在極少數情況下奉城市徵召做事情，基本盡力避免參與城市的政治事務。但是，因為銀行業帶來的巨大財富，柯西莫對城中市民的困難總是給予援助；而其它寡頭家族在需要借貸時，他也慷慨施以援手。 

這位大善人還有一個從父親那裏傳承下來的嗜好，即贊助城市公共建築與藝術事業。喬凡尼本來是位一心賺錢的銀行家，然而，1401年，他因做事公正被選為決定洗禮堂青銅大門鑄造權的評委會評委，雖是幫助政府作決定，但他在此過程中發現贊助藝術比賺錢更有意義。喬萬尼贊助與扶持的最重要一位藝術家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建築藝術形式的開創者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年-1446年），在他的支持下，1419年布魯內萊斯基得到了設計並建築佛羅倫薩孤兒院的項目（圖3），同樣也是在美第齊家族的信任與支持下，布魯內萊斯基在1423年最終拿到了佛羅倫薩主教堂大穹頂（圖4）的全部建造權。而柯西莫的贊助則更是異常廣泛，它包括了城市內的雕塑、教堂中的壁畫，也包括對那些普通而非偉大的實用建築物的修繕等等。

圖3. 布魯內萊斯基設計，佛羅倫薩孤兒院正面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4. 遠眺佛羅倫薩主教堂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3.2. 從被寡頭算計遭流放到勝利迴歸佛羅倫薩

盡力躲避政治，努力發展自己的事業，而又樂善好施，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應該是一位廣受愛戴的人物，但佛羅倫薩的寡頭階級卻感到了老柯西莫的威脅。一來這是因為美第齊家族在傳統上被視為平民的同情者，而隨着財富的增長柯西莫實際上已成為平民階級的領袖；另一重要因素則是美第齊銀行業務在歐洲的擴張，使得柯西莫與包括教皇在內的歐洲各國領袖都保持着密切的商業來往，而通過資本，美第齊家族實際上正是在柯西莫的時代開始對歐洲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美第齊因為財富以及與歐洲各國權貴的關係無疑使得他們在佛羅倫薩政治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實際上已經打破了佛羅倫薩共和體制內部的勢力均衡。 

出於對美第齊家族尤其是柯西莫勢力的恐懼與妒忌，終於在1433年9月由里納爾多·德格利·阿爾比奇（Rinaldo degli Albizzi，1730年-1442年）帶頭，聯合一眾寡頭勢力設下圈套逮捕了柯西莫並打算將其處死，但由於城內其它勢力，甚至是支持阿爾比奇的帕拉·斯特羅奇（Palla Strozzi，1372年-1462年）等人的強烈反對而沒有成功，後者雖在政治上反對美第齊，但在人文主義思想與藝術上卻是柯西莫的朋友，因此無論如何也不同意將他處死。實際上，柯西莫的父親喬凡尼應該早就料到了這一天的到來，因此在柯西莫以及其它美第齊家族成員的婚姻上，都與城中貴族或寡頭家族聯姻。這種姻親關係此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人們也終於意識到，美第齊家族早與佛羅倫薩各種勢力糾結在一起，很難徹底分開。 

因為無法迅速作出對柯西莫的處理決定，隨之而來的包括教皇國與威尼斯共和國為首的國際勢力的干涉更是令陰謀者們完全沒有想到，最終他們將柯西莫判處流放到帕杜瓦，後來又同意其轉去威尼斯。柯西莫欣然接受了這一判決，在保證生命安全的情況下離開了佛羅倫薩。美第齊家族成員與許多追隨者其後也紛紛被流放或主動離開了佛羅倫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着柯西莫被流放，一些昔日被他贊助過的藝術家為了表示抗議，也離開了佛羅倫薩，這其中包括雕塑家多納泰羅，而建築師米開羅佐則乾脆跟隨柯西莫一起離開了這座城市。 

柯西莫是一個異常精明謹慎的人，在這些人陰謀逮捕他的前不久，出於直覺，柯西莫將美第齊銀行的大部分錢款作了轉移，因此隨着他的被流放，佛羅倫薩很快就陷入了財源枯竭的狀態。也許阿爾比奇以莫須有的獨裁可能性為理由放逐柯西莫是真的為了捍衞佛羅倫薩那具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制，但當柯西莫離開後，阿爾比奇實際上自己卻成為了佛羅倫薩的獨裁者，佛羅倫薩政府只是他行使權力的手中工具。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他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才能，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佛羅倫薩都陷入到混亂當中。這一切激起了佛羅倫薩人的不滿，也給親美第齊勢力以藉口進行反擊，最終通過教皇尤金四世的調停，柯西莫於1434年10月5日，在佛羅倫薩人民夾道歡迎的歡呼聲中返回了自己的城市。失敗的阿爾比奇與斯特羅奇等人則被佛羅倫薩政府流放。

從流放中歸來，是柯西莫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他從此成為佛羅倫薩事實上的統治者，儘管他仍舊保持低調，很少去擔任最高行政長官。雖然佛羅倫薩仍舊保持着共和政體，但國家的大政方針實際上都出自柯西莫的決定，歐洲各國君主如果遇到國際政治方面的疑難問題也都到美第齊家去徵詢柯西莫的意見，而不會跑到佛羅倫薩政府與執政的官員去討論如何。 

3.3. 締造偉大成就的佛羅倫薩建國之父

正是在柯西莫睿智的領導下，佛羅倫薩逐漸走向了富強，雖然不是軍事強國，但城市的富裕、美麗、安全與秩序都在歐洲被人廣為稱頌，而布魯內萊斯基1434年設計的佛羅倫薩主教堂大圓頂完工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城市的面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通過柯西莫的運作，1439年，佛羅倫薩成為世紀基督教大會的東道主。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大公會議，羅馬天主教世界與君士坦丁堡東正教世界的宗教領袖與世俗君主們齊聚在這裏，討論並試圖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伴隨着會議同時進行的，還有來自拜占庭帝國的希臘學者，他們親自在佛羅倫薩開講古典希臘時代的各種文化與思想，有些人最終留在佛羅倫薩或意大利其它地方成為大學教授，為文藝復興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這種東西方互相交流的盛會，不僅對宗教分歧以及哲學有所討論，而且極大地促進了貿易，甚至還影響了意大利的廚藝。

1450年代中期，在柯西莫的運作與意大利半島各強國的支持下，意大利主要強國之間簽訂了一系列和平協議，史稱洛迪和平（Pace di Lodi），意大利因而擺脱了長期戰亂並進入將近半個世紀的和平時期，直到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帶兵入侵意大利才最終結束了當時罕見的長期和平年代。和平環境為十五世紀下半期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創造了條件，也使得佛羅倫薩在柯西莫的孫子豪華者洛倫佐統治期間能夠令佛羅倫薩進入其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1464年，老柯西莫去世，按照他的遺囑，其遺體遵循平民的入葬傳統被埋入聖洛倫佐大教堂（圖5）的地下。這座教堂也是由老柯西莫贊助，由布魯內萊斯基設計並建造的，老柯西莫的墓地就在教堂穹頂的正下方，它由雕塑家委羅其奧設計並製作。儘管雕塑家用了豪華的石料，但陵墓看上去卻非常樸素，然而墓葬上刻着建國之父的拉丁銘文卻説明了一切，這一稱號是在老柯西莫去世後由佛羅倫薩共和國政府追贈的。也許正是因為柯西莫謙遜地將自己葬入了聖洛倫佐大教堂正殿的地下，直到今天，這座教堂的正殿內沒有任何其它人把自己葬入教堂地上的牆內，而葬入教堂地下的，也只有柯西莫的朋友同時也是他贊助的偉大雕塑家多納泰羅，二人的墓地相近，暗示了他們的友誼，整個教堂正殿實際上是紀念柯西莫的靈堂。

圖5. 布魯內萊斯基設計的聖洛倫佐大教堂正殿內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4 藝術贊助及其影響

老柯西莫對佛羅倫薩各項公共事業都慷慨解囊，有些事業完全是他本人的想法，如1444年請建築師米開羅佐建立該城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將他自己收集的大量古代經典著作與手抄本捐贈給圖書館並對公眾免費開放；他還贊助翻譯並出版拉丁文本的柏拉圖全集等各類古代希臘典籍，而在佛羅倫薩生活的許多人文主義學者也都得到了老柯西莫的贊助。值得指出的是，老柯西莫的贊助並不完全侷限於佛羅倫薩，他所贊助修建的教堂、修道院、各類建築以及公共圖書館等項目遍佈歐洲各地，他也因此而被歐洲人所敬仰且懷念。這裏筆者將簡述他對藝術與藝術家們的贊助。

根據記載，在1434-1471年間由柯西莫贊助的藝術作品花掉了美第齊銀行663,755個金佛羅林。這在當時是一筆天文數字的錢財，然而，更重要的是柯西莫通過贊助改變了西方藝術的整個面貌。簡單地説，柯西莫贊助的藝術是15世紀初期剛剛在興起的建立在古代希臘羅馬藝術基礎之上，綜合寫實主義與科學精神的新藝術形式，雖然有些作品仍帶有舊時代聖像畫或哥特藝術的痕跡，但總的來説，這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儘管在柯西莫時代有時可能還會稍顯幼稚。 

筆者在此想指出的是，有教養又願意贊助藝術的佛羅倫薩富豪不止美第齊一家，比如當時更富有同時也極具人文主義素養的帕拉·斯特羅奇贊助法布里亞諾創作的《三王朝拜》（圖6），雖然作於文藝復興時代，但這幅偉大的作品顯然是延續着中世紀傳統的哥特式藝術的傑作。

圖6. 法布里亞諾，《三王朝拜》，木板蛋彩畫，1423年繪製，帶框高301.5釐米，寬283釐米，現陳列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烏菲齊博物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4.1. 為什麼柯西莫會跳出傳統的羈絆支持新藝術形式？

佛羅倫薩雖然自己號稱第二羅馬共和國，但其市民習性卻與古代羅馬共和有着極大的區別。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史》中對這此有着精闢論述，羅馬平民在與貴族的鬥爭中所追求的是與貴族平等的政治權利，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參政議政，在元老院中與貴族有平等的話語權。這種追求在羅馬貴族中較為理性的人士看來是合理的，因此比較容易達到妥協，最終促成了羅馬共和國內部階級矛盾的緩和。但佛羅倫薩的平民卻厭惡甚至痛恨貴族，他們自從建立共和政體以後就不停地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打倒貴族。正是佛羅倫薩共和國的人民特性以及美第齊家族被看做是平民階級代表這一事實，使老柯西莫明智地選擇了在藝術品味上不去追隨歐洲貴族階級與佛羅倫薩寡頭共同喜歡的傳統中世紀藝術，他對包括建築、雕塑與繪畫在內的藝術贊助主要都集中在了新生的藝術形式上。 

筆者在此想順便指出的一點是，與今天贊助藝術與藝術家是一種高尚行為不同的是，老柯西莫時代未必如此，當時的藝術家屬於手工業行會，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賣肉、賣麪包的師傅或裁縫、鞋匠並無區別，筆者不知有沒有人會因大力贊助賣肉或賣麪包的師傅而覺得高尚，儘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由於美第齊家族的贊助並將藝術家與人文主義學者同等對待的態度，再加上文藝復興藝術家本身的不懈努力與突破，藝術家的地位終於在15世紀後期開始上升，16世紀，佛羅倫薩等地創立了藝術學院，使成功的藝術家可以成為院士，與頂尖的人文學者與科學家達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而美第齊家族的贊助也為歐洲的君王貴族樹立了榜樣，使他們逐漸懂得尊重藝術家的才華並與之平等相處，因此最終在整體上提升了藝術家的社會地位。 

4.2. 多納泰羅的大衞青銅雕像

多納泰羅的大衞青銅雕像（圖7）是古典時代之後製作的第一個全裸圓雕，也是他最受世人喜愛的作品。由老柯西莫於1440年訂製，1457年後被放置於美第齊宮的庭院內。雕塑家根據舊約聖經中關於年輕的大衞為保衞自己國家殺死野蠻侵略以色列的巨人哥利亞的故事創作了這一極不尋常的英雄形象。雖然典故來源於聖經，但多納泰羅借鑑並採用了古代希臘化時代晚期雕塑中那種略帶憂鬱並陷入沉思的青年形象；大衞頭上帶着相對巨大的鬆軟寬沿帽，帽上環繞着月桂樹葉編織的冠環及裝飾絲帶（圖7a），不禁讓人想起古典神話中赫爾墨斯神頭上的帶翼帽子，而月桂也是美第齊家族保護神聖·洛倫佐的象徵。

圖7. 多納泰羅，大衞，青銅雕塑，約1440年代製作，高158釐米，現陳列於佛羅倫薩警察署博物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7a. 多納泰羅，大衞（局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更值得注意的是，多納泰羅將他創作的這一大衞形象表現得異常纖敏性感，雕像身上那細滑的肌膚更是格外引人矚目。目前許多趕時髦的藝術史學家格外喜歡從同性戀的角度研究並介紹這一雕塑，也許他們故意忘記了老柯西莫力推的文藝復興運動與古代希臘藝術、宗教、神話與哲學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大衞雕像中這種雌雄雙體的傾向來源於古典神話中的赫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這位由諸神信使同時也是工商業保護神赫耳墨斯（Hermes）與愛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共同生下的雌雄雙體神祗，不僅其名字由父母之名聯接而成，而且兼具父母的雙重功能，即傳遞諸神之愛並保護工商業；赫馬佛洛狄忒斯另一重要功能是保護婚姻幸福。在這一雕像身上，由舊約聖經演化出的文藝復興時代共和國公民英雄主題與古代神話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在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大衞是非常流行的藝術題材，統治者用大衞這一聖經舊約中以色列國王的形象向人民作出承諾，其主持的政府是仁慈的好政府，它將主持正義並保護其人民，執政者在必要時會為人民的利益放棄權利。老科西莫在教育他的孫子洛倫佐時講述了大衞為保護人民不受殘暴的掃羅（Saul）的傷害而選擇自我流放的故事，他以此來解釋老科西莫本人為什麼在1433年選擇了被陰謀反對他的人們流放而沒有像支持者們期盼的那樣用影響力來喚起支持自己的公民們進行抗爭，因為這樣會導致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流血內戰。

4.3. 戈佐理繪製的輝煌濕壁畫《朝聖之路》

畫家戈佐理（Benozzo Gozzoli，約1421年–1497年）於1459年-1462年創作《朝聖之路》（圖8）的構圖靈感應該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法布里亞諾的《三王朝拜》，同時他也受到了1439年佛羅倫薩基督教大會盛裝華服的各國領袖與隨從們列隊進入佛羅倫薩時那種盛大場面的影響。畫中的前排人物，大都是美第齊的家人與朋友，這裏有一個細節：在畫面的左下角，排在老柯西莫身後的是後來成為米蘭公爵噶利亞佐·馬里亞·斯福爾扎（Galeazzo Maria Sforza, 1444年-1476年）（圖8a）。佛羅倫薩從1115年建立共和政體以來，米蘭一直是最大的軍事威脅，在15世紀初期的戰爭中，幾乎給佛羅倫薩帶來了滅國之災，而因對抗米蘭軍事威脅所產生的税賦，也一直是佛羅倫薩人民的沉重經濟負擔。但老柯西莫最終徹底結束了與米蘭的敵對狀態並與米蘭結成了盟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是老柯西莫將米蘭的領袖變成了美第齊銀行的客户，更重要的是從1439年佛羅倫薩基督教大會開始，米蘭統治者在佛羅倫薩看到了柯西莫主導的城市建設，而住在建築師米開羅佐建造的美第齊宮內所感受到的現代生活方式以及新藝術裝飾格調，讓他們敏感地意識到新藝術形式的力量，他們被美第齊家族踐行的新興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所吸引。這位被感化的噶利亞佐·馬里亞·斯福爾扎後來在米蘭同樣踐行文藝復興式的生活方式，併成為文藝復興音樂的推動者之一。毫無疑問，與米蘭結盟是改變佛羅倫薩地緣安全的最重要一步，對15世紀下半期文藝復興藝術可以在和平與安全的環境下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8. 戈佐理，《朝聖之路》，濕壁畫，1459年-1462年作，高405釐米，寬516釐米，現陳列於佛羅倫薩美第齊-裏卡迪宮內小禮拜堂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8a. 噶利亞佐·馬里亞·斯福爾扎，《朝聖之路》局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4.4. 放蕩不羈的天才畫家利皮

在老柯西莫贊助的畫家中，菲利波·利皮（Filippo Lippi，1406年 – 1469年）應該是最天才的，但無論是以文藝復興時期的道德標準還是以今天的行為準則來論，他的許多行為都遠遠超出了常人可以忍受的規範，老柯西莫卻因為他的繪畫天才而一直以一種寬容愛護的態度來對待他。我們在此僅舉一個例子，在受邀為普拉託的聖瑪格麗塔女子修道院作畫時，利皮設法要求修道院長讓19歲的修女盧克萊希婭·布蒂作聖母的模特（圖9）。但幾個月後盧克萊希婭懷上了利皮的孩子，兩人私奔了。因為二人都是教會神職人員，此事成為天主教世界一大丑聞，連教皇都不得不過問。老柯西莫用了最大的力氣出面調停，讓教皇庇護二世同意二人結婚，才最終了結此事。他與盧克萊希婭生的這個兒子小利皮，後來在波提切利的關照下也成了一名出色的畫家。結婚後，利皮仍舊沾花惹草，他於1469年10月8日在斯波萊託去世，享年63歲；據説他是被另一位遭他引誘的女孩的親戚毒死的。他死後葬在了斯波萊託主教堂（Duomo di Spoleto）裏，能夠得享此哀榮，無疑也是靠了美第齊家人的幫助。利皮的兩個學生，波提切利與委羅基奧，無疑是15世紀下半期將文藝復興推向高峯的最重要藝術家。

圖9. 菲利波·利皮，《聖母子與兩個天使》，木板蛋彩畫，約1460-1465年間繪製，高95釐米，寬62釐米；現陳列於烏菲齊博物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5 簡短的結語

在老柯西莫·德·美第齊的領導與贊助下，15世紀上半期的佛羅倫薩城市面貌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座城市也因此成為西方世界模仿的對象，並最終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與藝術走向。造成這一改變的，無疑與老柯西莫睿智的政治決策有着巨大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藝術鑑賞力與對人才的判斷力最終改變了整個時代，使歐洲走出了中世紀的黑暗。當後世的人們沐浴在人文主義的光輝之中時，又怎能不懷念與頌揚這位用資本與智慧改變了世界的偉人。

作者簡介：張羿，數學家、邏輯學家，俄羅斯冬宮博物館鐘錶與古樂器部顧問，法國擺鐘藝廊顧問，廣東省鐘錶收藏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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