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的氣候，悶熱的着裝 ——馬來西亞女性經驗中的身體規訓_風聞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 康敏

吉蘭丹是馬來半島北部的一個州，在馬來語的世界中，吉蘭丹（Kelantan）的是意思是“閃電的土地”，但這方水土其實並不像它的名字那樣驚心動魄。相反，在旅遊網頁上，吉蘭丹往往作為一個“特殊寧靜、淳樸自然”的小眾旅行目的地出現，以其如詩如畫的漁村景觀、未經破壞的棕櫚海灘、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吸引着各地的旅人。

除了在現代旅遊業視野中頗具異域風情的面貌之外，吉蘭丹州在馬來文化中還有另一重形象，該州是馬來西亞農業重鎮，在所有半島州中馬來人口比例最高，在大約150萬的總人口中，有94%以上是馬來人，因此，它也是馬來文化色彩最濃郁的一州，被稱為“馬來文化的搖籃”。與此同時，吉蘭丹州也是宗教上最保守的州，19世紀中期，吉蘭丹被稱為“Serambi Mekah”，即“麥加的入口”，大量規模可觀的pondok（傳統的伊斯蘭教學習所）和一批知名的伊斯蘭學者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求學者。自1990年起，吉蘭丹州的執政黨一直是馬來西亞國內實力最強、最重要的反對黨——伊斯蘭黨，它標榜自己是馬來人的政黨和伊斯蘭的政黨。

現在讓我們嘗試想象，伴隨着一道照亮天際的銀白色閃電，在這片馬來屬性和伊斯蘭色彩最濃厚的土地上，一個女孩呱呱落地了。跟隨她的生命洪流一路觀察，我們就能看見她在成長過程中需要接受馬來社會在何種方面、以何種形式進行的女性個體形塑，她又能在何種程度上與這套規則互動，去接受、反抗、協商甚至實現規則的轉化。這一場博弈多重的複雜動態中最為顯見的一項表徵，就是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和規訓。

出生割禮

一般而言，人們在一生中經歷的第一個重大儀式是標誌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出生禮儀。馬來男嬰和女嬰舉行的出生儀式有所不同。在吉蘭丹儀村的男嬰的出生儀式是剃髮儀式，而女嬰的出生儀式則是割禮儀式。馬來社會作為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社會，明確要求男性進行割禮，但對女性並沒有強制性要求。然而，為女嬰進行割禮(khatan)卻是一種普遍情況。

儀村的仙蒂在她女兒出生後的第四十天為她舉行割禮，這也是她出月子的時間。她請了一個附近村裏的女巫醫（bomoh）來施術，這個女巫醫也當過接生婆。女巫醫先是用燃燒的木炭和大米在房子四周播撒，做儀式性淨化，然後回到女嬰居住的屋裏，用線圈繼續做淨化儀式。她將用白色絨線製成的線圈繞過抱着女兒的仙蒂三遍，然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一把小刀（就是非常常見的、學生們用來削鉛筆的那種小刀，沒有用酒精之類的消毒），輕輕地在嬰兒的陰蒂上劃一下，孩子只哭了不到一分鐘就停了，從儀式的整個過程來看，傳統巫術的成分似乎要遠遠多於伊斯蘭教儀式的成分。至於男性，割禮則一般在十一歲到十三歲左右進行，多數情況是到診所由醫生手術。如果把割禮當作一種成年禮的話，那麼這隻適用於馬來男性，因為馬來女性根本就不可能記得那麼小的時候的割禮及其影響。對於女性來説，成年的標誌就是月經的初潮，但這並不伴隨着相應的儀式。

“羞體”與着裝規範

馬來西亞是典型的熱帶國家，全年大部分時候氣候都高温潮濕。然而，即使是在這樣四時皆夏的炎熱天氣中，這裏的穆斯林女性卻能忍受從頭包到腳的日常打扮。她們的頭巾完全蓋住了頭髮、耳朵、脖子，她們的錮籠裝（Baju Kurung）上衣長到大腿，下裙沒及腳踝，長袖遮擋到手腕，有些更為講究的還要戴手套和穿襪子。後來我才知道，這還不算，她們很多人在頭巾裏還戴一頂緊身的線帽，長袍裏還穿着長褲，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確保不會因為意外情況而露出身體一絲一毫。如果詢問她們是否感覺悶熱，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我們習慣了”，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女性的身體究竟需要面對哪些嚴格外化的社會規訓？

伊斯蘭教對穆斯林的服飾有明確而且嚴格的規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暴露“羞體”(aurat)。所謂的“羞體”就是指人身體上性感的部位，或者説是容易讓人產生性聯想的部位。除了大多數人都公認的胸部、臀部、生殖器官、大腿屬於“羞體”之外，伊斯蘭認為女性的頭髮、耳朵、脖子、胳膊、小腿，甚至聲音也都屬於羞體。

Baju kurung (錮籠裝)加上一條頭巾（tudung）是馬來婦女在公開場合最常見的打扮，也是一切正式的社交場合要求穿的服裝。錮籠裝分成衣服和裙子上下兩個部分。衣服的袖子要長到手腕，垂下來可以遮住半個手掌；衣服是套頭穿的，沒有領子，僅在圍繞頸部的那一圈車上邊，在正中開一個約十釐米長的口子，用釦子扣上；衣服要長到足夠遮住臀部，一般長度都得到膝蓋甚至小腿；衣服和裙子寬大一些，穿着當然就感覺比較不那麼炎熱，但行動時難免會走光的，比如有風或上天橋、上汽車等等，為了保證不露小腿，虔誠的馬來婦女還要在裙子裏面再穿一條襯褲。

頭巾(tudung)是着裝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用的頭巾都是正方形的，至少得有一米至一米五的長寬，這樣才能包住整個頭部。不過，嚴格來説，頭巾並不只是為了包住頭髮的，它的作用還包括要遮住女性的耳朵、脖子、前胸和肩部。即使頭巾包得再緊再好，時間長了難免會鬆動。為了保證不露出一絲頭髮，馬來婦女在包上頭巾之前，還得用一頂帶鬆緊的線帽把頭髮攏個嚴嚴實實，這樣就算頭巾掉了鬆了，頭髮也不會露出一絲一毫。

馬來西亞的年輕人也喜愛T恤衫和牛仔褲的裝扮，但他們搭配的方式卻有所不同。首先，他們的衣服都特別寬大。通常T恤要長到能蓋住臀部，寬到可以掩蓋一切體形。其次，男性可以穿短袖的T恤，但女性的T恤衫則最好是長袖的，而且不能太薄，不能明顯地露出裏面的胸衣。牛仔褲也不能穿得緊繃繃的，必須足夠寬大。當然，也有一些女孩喜歡穿短袖緊身T恤和能顯出修長雙腿的牛仔褲，但在吉蘭丹，這是需要有很大勇氣的。愛打扮的18歲女孩伊達由於喜歡穿短T恤和窄牛仔褲，沒少挨父母和別人的白眼。至於許多華人女孩們喜歡的迷你裙、超短褲、中裙、七分褲、背心等等，就和馬來女性無緣了。在許多地方，規定衣衫不整者不得進入，在吉蘭州首府新城市的鬧市區立有一塊大廣告牌，告訴人們什麼樣的衣着是得體的：穆斯林女性必須要包頭，男性不能穿背心短褲等等……訴諸標語文字的有形規定和皆有社會羣體接納程度傳遞態度的無形規則一起，建立起了一套越來越細化和堅硬的着裝框架，超出邊界的部分由此都將承擔較大的社會風險。

右側女士身穿Baju Kurung “錮籠裝”

兩性空間區隔

禁止男女兩性在公共空間的自由混合是伊斯蘭區別於其它世界性宗教的重要特徵之一。 “兩性間的自由混合是被禁止的”，因為“伊斯蘭希望建立一個純潔的社會，連眼睛的通姦行為都沒有機會。……所有人都被告知在公共場合要‘低下他們的視線’，這樣眼睛就不會被魔鬼撒旦當作工具。”馬來人的房屋設計與空間利用正是遵循了這一男女嚴格分開、女性不在公共場所暴露的規則：不管是在清真寺裏舉行的集體禮拜還是在家裏舉辦的誦經儀式，女人總是被安排在男人後面，中間還必須有布簾子完全擋住彼此的視線；在賓客較多的時候，女性從後門進廚房，男性從前門進廳堂；舉行儀式時，女性不得出現在廳堂，廚房和廳堂之間的門簾必須放下，讓男賓看不到廚房裏的女賓；廚房位於房屋的後面，遠離大路，這樣經常在廚房裏忙碌的婦女也就不會暴露在公眾的視線之下。

男女要分隔的觀念還延伸到了一切世俗領域。在一些日常的公共場合，男女也是要注意保持一定距離的。馬來人舉辦的各種大大小小的宴會，都講究男賓女賓分開坐。他們的宴會多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在自家附近的空地上，搭起兩個臨時的塑料棚，裏面擺上長桌子陳列飯菜、飲料，周圍再放上一排排椅子，讓客人們自取自用。一般外面的塑料棚是男人的地盤，裏面一些的那個棚子則是女人吃飯的地方。就算是夫妻雙雙赴宴，吃飯時也得分開坐。除了家裏的宴席，一些官方舉辦的大會、蘇丹舉辦的慶典、學校舉行的畢業典禮等等，主席台上一般也會分男主席台和女主席台，即男的坐一邊，女的坐一邊，能並肩坐的夫妻大概只有在場地位最高的人。甚至即將結婚的未婚夫妻在上婚前教育課時，在教室裏也得分開坐。當馬來西亞最大的宗教保守政黨——伊斯蘭黨執掌吉蘭丹州的政權之後，不僅超市裏的收款台分男女、市中心的休息區分男女，就連電影院裏的座位也要分男女。在去年，某華人學校組織了慈善籌款晚會，但中途卻被哥打巴魯市議會宗教執法人員叫停，並被處以罰款，理由是演出沒有經過市議會的批准，另外演出存在男女同台的情況，根據1998年娛樂管制法令條例，任何形式的舞台演出都不允許女性參演。

吉蘭丹州的超市裏區分性別的收款台

經濟生活中活躍的女性身影

儘管身體被放置在了“錮籠裝”的層層包裹之下，馬來女性的活躍性卻在經濟生活突出地表現了出來，呈現出極高的自主性和主導意識。女性在吉蘭丹的經濟生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她們所製作的手工藝品，從吉蘭丹銀器、籃子及布服布料等，皆是國內最好的手工藝品。馬來西亞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女性作為生產力擴充勞動大軍，但在讓婦女進入生產公共領域的同時，卻又將她們從公共舞台上排除出去。對於這種規訓，婦女們也並不是無法抵抗，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發揮着積極的作用，在經濟活動中也非常活躍，甚至能夠通過一些場合表達自己對禁令、規則的不滿。

儘管有一些學者指出，吉蘭丹婦女相對於其它州乃至其它地區的穆斯林婦女更加獨立自主，但事實上，喜歡經商、外出並不是吉蘭丹婦女或者中下階層婦女所特有的。古利克從文獻記載中發現，19世紀末，馬來族的貴族婦女也有在家庭之外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例如在19世紀70年代，有的馬來婦女擁有錫礦，有的在拜訪親戚的旅行中進行貿易，有的則競標徵税合同。1878年，霹靂州最大的兩個投資人是婦女。

四十年代，在馬來西亞做買賣的基本上都是婦女，“婦女是主要的出售者，也是主要的購買者”。八十年代，蘭卡威的婦女普遍不喜歡烹飪、洗衣和清潔等家務活，她們更願意從事農業勞動，或者最好是根本不要工作。上了年紀的婦女寧願幹更辛苦的農活，因為她們更喜歡呆在外面，有其他婦女的陪伴。她們也花大量時間走親訪友，在更大的社區中扮演角色，特別是看望病人，失去親人的人，以及參加婚宴。2004年，《南洋商報》報道，馬來西亞2400萬人口中，有200萬人是直銷公司會員。其中60%是女性，而且以家庭主婦居多。[1]顯然，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婦女不同於中東地區“深藏閨中”的婦女，她們在經濟生活中更加活躍，也更加自由。學者加利姆認為，傳統習俗（adat）造就了馬來婦女的獨立自主性、流動性、開拓性和名譽感。

對女性身體的規訓反映的是其實是權力爭奪。正如布爾迪厄所説，“男性統治的社會通過服裝控制女性的身體從而控制這個社會”。然而馬來女性並不直接在身體這個戰場上應對社會的規訓，而是將其轉化到了現代化進程中逐漸擴大的經濟生活需求之上，通過積極地參與其中提高自己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參與度，也是女性羣體逐漸探索並且行之有效的一條非直接對抗的行動策略。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政黨鬥爭、不斷增強的宗教意識形態和國家治理術強化了男性的統治地位，在女性身體甚至社會性別角色的想象上的規訓也更加強烈，暗中較量的身體政治乃至性別政治之潮流也不會停歇。可以想見，這個來自吉蘭丹的女孩的故事還將延續，她的發聲或是沉默、束縛或是自由、順從或是反抗，同時也是千萬個女性即將共同經歷的命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