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逐漸增長的教育優勢會帶來婚姻匹配模式的變革麼？(下)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19-12-07 10:18
編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中國學者錢嶽發表於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文章Gender Asymmetry in Educational and Income Assortative Marriage。該研究獲得了2019年度美國家庭協會(NCFR)頒發的的Alexis Walker獎。本文揭示了美國1980年代到2010年代間，女性與比自己收入更高的男性結婚的這一趨勢鮮少發生改變，且這一趨勢在妻子的學歷與丈夫持平或比丈夫更高的夫妻中更普遍。本篇論文分兩次推送，本篇推文包括文章的“現有研究與本研究”“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三部分。編者對原文有刪改。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86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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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領域的性別比例逆轉已經重新塑造了美國的婚姻市場。利用198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08-2012年美國社區調查數據，作者利用對數線性模型檢驗了新婚夫婦裏教育與收入婚姻匹配中的性別不對稱現象。從1980年到2008-2012年，教育婚姻匹配的趨勢完成了從女性向上婚到男性向上婚的轉變；然而，女性與比自己收入更高的男性結婚的趨勢持續依舊。更重要的是，在本研究檢驗的兩個時間段中，相比妻子的教育水平低於丈夫的夫婦，女性收入向上婚(女性與收入更高的人結婚)這一現象在妻子的教育水平與丈夫持平或更高的夫婦中更普遍。
現有研究與本研究
逐漸變化的婚配模式可能反應了丈夫與妻子個人特質的邊際分佈上的變化，除此之外，將邊際分佈納入考量之後，婚配模式的變化還可能反應了伴侶之間個人特質的聯繫的變化。比如，1980年到2008-2012年間，妻子學歷更高的婚姻的比例的逐漸升高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有更高的學歷而不是因為伴侶之間的學歷關係有什麼變化。上文中提到的理論框架卻表明了扣除邊際分佈的變化之後伴侶間個人特質的關係（比如學歷或者收入）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的變化與持續。除了理論相關性之外，伴侶間特質關係的變化也被認為體現了一些組間社會邊界的變化以及一些擇偶過程中的特定特點的功能的變化。考慮到理論與現實的重要意義，本研究跟隨現有婚姻匹配文獻中的經典研究，利用對數線性模型來測定獨立於邊際分佈變化的伴侶間特質的關係（教育與收入）。
確實，在眾多影響伴侶選擇的特質中，社會學家們最常檢驗的便是教育。教育體現了人的價值、信仰、生活方式一類的文化資源以及薪資前景。除此之外，學校還給個體提供了與潛在伴侶互相接觸並發展出浪漫關係的場合。之前的針對美國教育婚姻匹配的研究發現，從1960年到2000年間，在教育分佈兩端的男人和女人都變得更加傾向於與學歷相同的人結婚。
相比教育婚姻匹配，收入婚姻匹配收到的關注就太少了。但是在最近幾十年中，收入卻可能是在擇偶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因素。初婚年齡的中位數一直在急劇增長：在1980年到2011年間，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從24.7增長到了28.7，而女性的也從22.0增長到了26.5。很多人選擇在獲得了穩定的工作機會與收入甚至財富（比如車子和房子）才會結婚。隨着人們結婚的年齡越來越晚，通常也就是人們建立了自己的經濟角色之後，他們會更可能根據潛在伴侶的當下收入而非根據由學歷測算的未來收入前景來對他們進行評估。
之前的研究檢驗了在prevailing婚姻中伴侶間收入的關係，也就是，所有在執行調查的時候存在的婚姻，這些研究發現了夫妻間收入逐漸增長的相似性。然而，這些研究並沒有準確地評測收入在結婚中的篩選作用。伴侶雙方在婚後的收入都可能會有所變化，而在prevailing婚姻中伴侶間收入的聯繫是基於不同婚姻長度的夫妻的，因此這一聯繫體現的是夫妻在剛剛結婚時與婚後進行家務與市場勞動分工之後的兩個狀態的聯合結果。除此之外，prevailing婚姻中的伴侶間的收入關係還有可能受到離婚案例的影響，因為伴侶間的相對收入有可能會影響離婚的幾率。
相反，通過檢驗兩個時間段中新婚夫婦結婚時的教育與收入水平，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對婚姻匹配的準確解釋。對於研究婚姻匹配的趨勢以及婚姻市場對婚姻選擇的影響而言，新婚夫婦是最適合的研究對象。同時，分析新婚夫婦還能夠避免由於離婚或者婚後個人特質改變（比如學歷提升或者收入改變）而帶來的偏差。
為了研究女性收入在婚姻匹配中的作用，Sweeney和Cancian(2004)採用了個人層面的方法來檢驗女性的婚前收入與她們的丈夫的經濟地位的聯繫，並發現了在兩代人之間女性的婚前收入與她們丈夫的經濟地位的聯繫逐漸增強，由此認為女性的經濟前景在決定她們的婚姻前景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可惜的是，Sweeney和Cancian的研究以及其他早先的有關伴侶間收入關係越來越強的研究，都沒有揭示伴侶內部的收入差距。伴侶間收入的正關係意味着高收入的人更可能與高收入而非低收入的人結婚。事實上，即使女性與比她們收入更高的人結婚，伴侶之間的收入也可以呈正關係。因此，擇偶規範是否已經變化到了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傾向於選擇男性收入更高的婚姻，這一問題依舊不得而知。與以往研究相不同，本研究採用對數線性模型來研究除去性別差異與收入分佈變化後的女性收入向上婚(丈夫收入更高的婚姻)的普遍程度與變化。
研究方法
數據與測量
本研究使用了1980年美國5%抽樣人口普查數據以及2008-2012年美國社區調查研究的5年樣本。這兩個數據非常適合本研究，因為他們都收集了被訪者的初婚年齡或者他們是否在過去12個月中剛剛結婚、結婚次數以及前一年的個人總收入。因此，這兩個數據都能夠幫助筆者獲得新婚夫婦雙方在剛剛結婚時的教育以及收入水平。
由於本文的關注點在於收入，筆者將樣本範圍縮小到工作年紀的成年人。除此之外，由於美國本土人與移民之間可能會有不同的婚姻匹配模式，筆者排除了樣本中並非出生在美國的案例。因此，本研究最後的分析對象是美國出生的夫妻雙方都在18-55歲之間並且雙方都是在調查一年內完婚的初婚夫婦。最終，1980年樣本的樣本量為38016對夫妻，2008-2012年樣本的樣本量為37686對夫妻。
仿照Cancian和Reed(1999)的方式，本研究將個體的收入定義為前一年個人税前來自於所有source的總收入，而非年wage或者年salary，因為總收入能能好地反應個人的總體經濟能力。平均來看，個體的收入與薪資都佔到了個人收入的90%以上。2008-2012年間的收入都折算成了2012年的美元。為了實施對數線性模型，筆者將連續的收入變量轉換成了分類變量。為了在減少空白表格項的同時保存適當的配偶收入信息，本研究將每個人的收入按照他/她所在的樣本的收入分佈的十分位數進行分類。換句話説，收入十分位數是通過將一個時期中的所有人的收入進行排序得到的。因此，配偶根據他們所在的時代以及他們在不論性別的整體收入分佈中的位置被分類。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對數線性模型來檢驗教育與收入婚姻匹配。對數線性模型的主要優勢是可以在控制夫妻在特徵的邊際分佈以及這些邊際分佈的變化的情況下，檢驗伴侶間個人特質（比如學歷和收入）的聯繫。第一組模型只包括了伴侶的教育配對模式。第二組模型添加了伴侶間的收入的聯繫。最後，在最後一組模型中，本研究檢驗了教育如何與收入一起共同影響婚姻匹配的模式。
研究結果
描述性統計
圖1與圖2中的描述性統計數據體現了新婚夫婦中教育與收入分佈的變劇烈化。在圖1中，1980年到2008-2012年間夫妻雙方的整體學歷水平都有所增長，但是妻子獲得的增量更多。在1980年，20%的丈夫與17%的妻子具有大學學歷，而在2008到2012年間，有42%的妻子具有本科學歷，而只有34%的丈夫具有本科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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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顯示，妻子收入的增速比丈夫的收入增速更快。在低收入區的妻子的百分比降低了，而在高收入區的妻子的百分比增加了。而丈夫的收入變化情況正相反。儘管在這幾十年中女性的收入增量更高，在兩個時段中，女性在高收入區中的比例依舊不高並且在低收入區佔較大比重。
表格1中的描述性結果表現，女性教育向上婚（男方學歷更高）的比例從1980年的24%降低到了2008-2012年的15%，而女性教育向下婚的比例則從22%增長到了29%。在夫妻雙方學歷不同的配對中，在1980年丈夫的學歷可能更高，而在2008-2012年妻子則更可能是學歷更高的那個人。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女性收入向上婚的比例降低了，而女性的收入與男性相比持平或更高的比例增加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個時段中，不管夫妻間的相對學歷水平怎樣，對於大多數夫妻來説都是丈夫的收入相對妻子更高。總體來説，描述性統計揭露了婚姻配對模式趨勢在向女性教育向下婚發展的同時，也保存着女性收入向上婚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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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線性模型結果
表格2提供了模型設置以及擬合優度的統計結果。在表格2中的模型1到模型9中，BIC的數值越低表明模型擬合度越高，而當兩個模型間BIC的差值大於10並且BIC自身為負值則能表明BIC數值更低且為負的這個模型更適合。模型2-4檢驗了教育婚姻匹配的模式，結果表明：(1)個體都有與學歷相類似的人結婚的趨勢，(2)教育婚姻匹配的模式本質上是性別不對稱的，(3)在1980到2008-2012年間，除去夫妻間教育的邊際分佈的變化，教育婚姻匹配的個體教育同質婚以及女性教育向下婚的趨勢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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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模型5-7檢驗了收入婚姻匹配的模式。結果表明：(1)個體有與收入類似的人結婚的趨勢；(2)在控制性別的收入邊際分佈之後，伴侶間收入的聯繫依舊是性別不對稱的；(3)在1980到2008-2012年間，收入同質婚與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趨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模型8探究了收入與學歷是如何交互影響婚姻匹配模式的，結果表明：收入匹配與教育匹配的模式不同。模型9進一步檢驗了收入與學歷對婚配模式的交互作用的變化，結果表明：教育匹配與收入匹配的關係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的變化不大。
表格3呈現了模型7與模型8中的關鍵變量的估計。模型7顯示：(1)在1980到2008-2012年間，控制配偶間的邊際學歷分佈之後，教育同質婚除了專科學歷的配對之外的所有學歷（高中以下、高中、本科及以上）的配對中比例都有明顯的增長。同時，模型7還揭示了教育婚姻匹配中性別不對稱（即伴侶雙方學歷不對等）的情況。除去教育邊際分佈的變化，女性教育向下婚依舊變得更加普遍。在1980年，女性教育向下婚的比率比教育向上婚的比率低13%，而在2008-2012年間，女性教育向下婚比教育向上婚的比率高82%。這些結果支持了假設1：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女性與教育水平更低的男性結婚的趨勢逐漸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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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9也揭露了收入婚姻匹配的模式。結果顯示：在1980年，收入同質婚比女性收入向下婚更加普遍。除此之外，在高收入人羣中，個體更傾向於與相似收入水平的人結婚。與假設2（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女性與收入水平更高的男性結婚的趨勢逐漸減弱）相一致的是，在1980到2008-2012年間，除去收入邊際分佈的變化後，女性與收入更高的男性結婚的趨勢逐漸減弱。然而，即使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減弱，在控制兩性收入差的邊際分佈之後，當女性在於自己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結婚的時候，女性依舊更傾向於選擇比自己收入更高的人。
模型8中，女性收入向上婚與教育婚姻匹配的交互項揭示了女性通過教育配對實現收入向上婚的增長趨勢。當女性進行教育向下婚的時候，她們更可能選擇收入比自己更高的伴侶。整體來看，女性進行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學歷相同的配對中最普遍。而夫妻雙方學歷都相對較低的配對卻與這一趨勢相背離：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教育同質婚與異質婚兩種配對中並無顯著差別。總體來看，結果顯示：在學歷相同的配對中，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教育分佈的兩端相對更不明顯。
整體來看，模型8的結果大體上都支持了假設3a與假設4a，即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女性的學歷與男性相比持平或更高的配對中更普遍。這一趨勢在女性學歷更高的配對中是最常見的。除此之外，對於有相同學歷水平的夫妻來説，女性進行收入向上婚的趨勢在教育分佈的兩端都不那麼明顯。與假設3b與4b相同的是，在不同的教育配對下收入婚姻匹配中性別不對稱程度的變化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間的變化非常小。由此可見，模型8的結果顯示：女性與不比自己的學歷高的男性結婚並不會挑戰男性在婚姻中相對更高的地位，因為在這些婚配中，男性的收入通常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