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不必為命運流淚_風聞

我去中部某城，從高鐵下來，負責接待的那個法國人遲遲未到。我正打算自己乘車走，她來了，一個年輕洋女子，身纖小，臉削長，顴骨不向外東奔西跑，與不凹陷也不淡淺的眼睛比肩看齊，整張臉不張揚地向內收掩着，透出高盧人特有的對外部和陌生世界的驚疑。她負責把我接送到旅館及其後幾天的活動安排。她説我們還是乘地鐵吧，城裏經常堵車。於是我們上了地鐵。

在地鐵上我得悉，她剛來中國一年，是法國一家駐華企業小職員的妻子，隨丈夫過來，就在我參加活動的這個法國文化機構找了一份秘書工作。她不會中文，以前也從未來過中國。她和她的同胞集中住在江北（過去的洋人區），子女有自己的學校，課本和教學大綱全由本國政府提供和制定。我知道他們無論走到哪裏都會自建一個形神皆具的封閉空間，儘量與本地生活減少交叉。這幾塊因初識而奉出的外圍人生的拼圖，看似無序，在法國這個一切有界的社會還是一眼能找到只屬於她的位置。

在兩百年殖民征服並反向被移民的種族大遷徙中保存了土著高盧的血統，是她的第一特點。混血只在底層漏洞最多。上層沙龍偶爾闖出一道異色風景，乃金錢與色或權與色的交易而已，未能控制在軌並不常見；而底層則是外來的聰明人個個削尖腦袋攀附可以接納他們的土著傻瓜，對土著是機會難得的血緣進化，對闖入者則未必不是賠本買賣，血緣的遷徙機關算盡，願打願挨。她顯然躲過也擠不進這高高低低的人羣，位於藍領和白領之間，若在自己國家，是被夾在謀生的縫隙裏擠不出多少生存贏餘的人，絕不會有她用姍姍來遲向我宣示的“上等人”的篤定。而這份篤定她已在短短的一年裏神速地瞭然在心，壓縮了她過去三十年的匱欠。第二特點則是“防火牆”內綿延世紀專門飼養、絕不旁食的廣大人羣的特徵，這從她投向“東方人”的第一個眼神就能覺察，那是一種掩藏在禮貌和距離之下的優越感，一種被高高捧着的無知無畏，那道代代承傳的自我圍牆，讓他們在異域他鄉的人海里穿行如入無人之境。

在車廂裏，我身邊空出了一個位子，坐下後我繼續與站着的她閒扯。不出一會兒，在我坐下車啓動抵達下一站之間，我身邊的中年男人站起來把位子讓給她，我以為男子要下車，但車停再啓動，男子並不下車，站起來只是給她讓座，大約是看她站着我坐着的緣故吧。我腦子裏立刻做了一個假設：若我站着她坐着，他會讓座嗎？

這個假設還真可能沒有第二種答案。這讓我想到近日極偶然重看的一部舊片——英國1984年出品的《印度之行》，此片以前看過，記不得年頭了，估計當年看時能吃透的東西有限。二十多年前，我們被自己綿軟如綢的心思陶醉，一路只見自己的夢，並不見其他，時間卻是無情的磨石，將人的眼睛越磨越尖，能隨處“行刺”的眼睛先破的是自己吹大的氣球。

看西方電影，甚至可以連帶看西方精英和他們做的事，看到後來，“故事”的幕布就被穿透了，曾經不經意的細節，全部浮上來，而意圖和技巧盡藏於細節中。以這部片子為例，影片的第一層，也即講述的“故事”，是明顯揭露“種族歧視”的表述；影片的第二層，也就是隻會看“故事”的人往往忽略的背景、細節，卻完完全全是“東方主義”的表述。而兩種表述恰恰是背道而馳的，並無會車的可能。“東方”是十八、十九世紀率先工業化的“西方”為自己構設的一個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其實並非只產自地理的“東方”，而是濃縮了傳統和農業社會的影子，至少部分包涵了西方自己甩掉的過去。然而這個甩掉的“過去”再配上一些異國風俗就被設計成了一個概念——“東方主義”，成為“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及西方優越感的源泉。這第二層表述，不管作者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或是半有意識半無意識，幾乎可以把第一層表述拆卸光光，或者説為第一層表述批判的東西提供了其存在的理由。

看過電影之後，第一層表述停留不了多久，它會溶解於通常的故事、普遍的情節，是第二層表述悄無聲息地留下來，長久地作用於人的潛意識。以致我們的文學藝術、文化思想也浸透了自己都未必意識到的“東方主義”表述，由模仿的細節甚至複製的敍事方法巧然完成，時常是以“反叛”的模式迷醉着操作者們，並通過上層建築的接鼓傳花，完全不被覺察地滲漏民間，朝着需要的方向解構人心、重塑思想。在曠日持久的浸泡移變之後，結出的果實就像經過生物技術在原初即改造了基因的產品，一切逆情悖理都被本能順其自然地接受着，彷彿天成。

而背道而馳的雙重表述並存於一部宣示鮮明的作品中，不光是西方的文藝形態，也是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精英的寫照，內裏矛盾到非得外在精心包裝是他們逃不掉的宿命。

話説回來，我此文的目的並非該片的評論，而只是引一個細節。記得電影開場不久，兩位從帝國本土剛剛過來的英國女人（女主角）——阿黛拉小姐和其未婚夫的母親摩爾夫人——走出火車站，乘馬車穿過亂哄哄、髒兮兮的印度街道。她們的馬車緊隨新上任總督的車隊，在灰塵、嘈雜、混亂、醜陋的人羣中呼嘯而過——未經工業化、城市化殘酷淘汰過的人羣外貌時常是卑劣的，因為與自然結盟的農業社會憑着生存本能接納着所有能使用的人力，並不向繁殖要求“延續”之外的東西。這一長列旁若無人的車隊將兩位已經與背景赫然不同的騎車印度人擠翻在地，這兩人一個是本片的男主角阿濟茲醫生，另一位是後來為阿濟茲辯護的律師。他們是身穿西裝、由英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上等印度人，倆人從灰土中趴起來，望着把自己擠翻在地、不作片刻停留的車隊有幾句對話，大意如下：

——這是新總督。

——前任總督剛來的時候，人們説他人品不錯。

——但後來跟其他人沒兩樣，英國人兩年內就會現形。

——女人更糟糕，最多半年。

其後故事的發展一如開場的這幾句預言。

雖然是雙重表述，但八十年代以後，西方藝界連這樣的“反思之皮”也不再披掛了，因為世界的“東”與“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在西邊，“帝國” （沒有打引號的帝國與打引號的帝國不是一個概念，後者隱身其中，沒有固定疆界）通過左翼包抄，完成最終佈局，全盤奪得上層建築控制權，從此“受害者”的位置上無須再拖帶那些為模糊概念而放入的搭“便車”的賤民，跟着“受寵撒嬌”卻不知“餡餅”從何而降的賤民哪裏懂得“受害者”乃“帝國”皇族的寶座，獨一無二的，豈容分享，《印度之行》這類電影只是那場左翼包抄拖帶的煙塵；在東邊，“帝國”通過右翼包抄，剔除了反抗者最後的筋骨，從此賤民們自己的懺悔深不見底，淹沒了殘餘的自我意識，卑賤換得自戕的快樂，不亦樂乎？那張獲贈的“反思之皮”再無附着之地。

只有極少的眼睛目睹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潰敗和世紀大奔逃，它成了之前所有犧牲者的無字墓碑。

主持人：這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

就在前些天（2015年12月11日），中央電視台晚七點“新聞聯播”在報道屠呦呦領獎時宣稱得了“最高獎”，我看着女主播念出這幾個字，震動之餘，思前想後，覺得此舉是在精神被殖民的“大進程”之內的，且已到了徹底無意識階段。無論是後面寫台詞的編輯、審閲的台領導，還是前台振振有詞念着的主播，沒人意識到他們做了一件什麼“大事”，更遑論意識到這件“大事”意味着什麼，這種一廂情願的“拜主儀式”已經內化成自然而然的本能行為。我們如果做不到見怪不怪，則在這個國家生活時時刻刻都會被這樣的“刺激”包圍。這讓我想到多年前我與一班記者前往匈牙利，遊覽過程中看到為匈籍美國猶太報人普利策立的一塊碑，當時在場的一位中國最大通訊社的記者脱口而出：“這是我們新聞界的最高獎（指美國的普利策獎）。”我側目而視，心想：你認主，人家認你嗎？

除了一些有硬性標準的國際獎，諸如體育獎和某些西洋古典藝術獎，沒有一個國家，哪怕在“西方”範圍內的國家，會把另一國的獎視為“最高獎”，尤其在科技、文化這些事關國族命運的領域。你可以用“著名的獎”、“重要獎”這些頭銜以示尊重，但承認其為“最高獎”是不是自認自己沒有腦袋？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國遭受西方全面封鎖之際做出的科研成果，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得了後者的一個獎，有什麼好激動的？早在沒有這個獎、甚至頒這個獎的人還在茹毛飲血的時代我們就有了蔡倫這樣的偉大發明家難道不能給你一點起碼的自信嗎？再説你承認其為“最高獎”，那麼它的“和平獎”是不是也是“最高”的？你這麼高調宣傳這個獎，那個獎不是打臉嗎？這個獎和組織這個獎的那幫人有什麼高出我們其他人類的地方，要讓我們在幾次三番被打臉的境況下還這麼稱臣認主？更何況，你這麼認主，對得起無以數計為中國工業化做出巨大貢獻、得了自己國家的獎而無緣這個獎的科研人員嗎？對得起不被這個獎承認的像錢學森、袁隆平這樣的國家棟梁嗎？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這樣的輿論核心之核心都這般無魂無腦，國家還有救嗎？再説，不認主並不等於排斥。

而這已然成風。我某日走進上海電影博物館，在大堂佔了一面牆體的館序（不是臨時貼的一張紙而是印刻在牆體上）中，讀到這段話：“半個世紀以來，上海共出品故事片800多部，美術片500多數，科教片2000多數，譯製片1200多部，榮獲了包括奧斯卡、戛納、柏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獎在內的600餘個國內外重要獎項。”注意到沒有，在對上海電影成就的總結中，同樣把“最高榮譽”移出了國門，整篇館序中，沒有具體提到一個國內電影獎！

對看不到的眼睛，這國正在破浪向前；對看得到的眼睛，是遍地丟棄的魂魄。

地鐵載着她和我在暗黑的隧道里飛馳，那個細節被已成第二天性的精神臣服普遍而深入地遮掩和內化，發生着就像沒有發生一樣。不必為命運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