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安徽？_風聞

在當今中國，好像只有評選哪個省最沒存在感的時候，安徽才有那麼一點存在感。

安徽存在感之低，和兄弟省份江西堪稱難兄難弟。

4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主題下，大江南北各顯神通：沿海開放、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只有安徽卻遠遠的站在聚光燈之外，煢煢孑立，踽踽獨行，寂寞的守着江淮大地。

這很不合理。

居國之中的安徽，上關江山社稷，中連詩酒風流，下牽黎明百姓，既是地理分野地，又是文化大熔爐。

論經濟，安徽雖然在長三角吊車尾，但放眼全國來看不算窮，起碼比很多中西部兄弟省份強不少；論人文，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各佔勝場，“徽”之一字，可以説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大名片；論人才，江浙出人才有口皆知，殊不知安徽一點不差。安徽人才之多燦若星漢，古代不用多説，近代就有李鴻章、段祺瑞、胡適之、陳獨秀、戴安瀾等一大批傑出人物。解放以來，政界、軍界、商界的安徽人更是數不勝數。古往今來，論人傑地靈，安徽算得上無出其右。

這麼一看，安徽簡直精彩的不得了，風雲於此際會，人文於此閃耀，商業於此興旺，革命於此燃燒，改革於此開啓，創新於此融匯。

問題是，如此精彩的安徽為什麼越走越寂寞，越走越透明？

這個問題值得好好研究。

三個中國

十多年前，一位從中央退下來的老領導來廣東考察，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間談到面對偌大中國各省市參次不齊的現狀，執政者的應對方略時，我放膽妄言：“如何在中國這麼廣袤的地域上實現有效治理？這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難題。歷朝歷代的優秀執政者，其內在邏輯往往趨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這種邏輯總結為‘三個中國’：**第一個叫關鍵中國，第二個叫敏感中國，第三個叫無所謂中國。

治大國如烹小鮮，首先就要宰執天下。三個中國劃分的方式，從古至今可能不同，但劃分的思路概莫能外。

對於執政者來説，關鍵、敏感中國和無所謂中國的區別，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區別。

什麼叫關鍵中國？比如説北京、上海、廣東、江浙，或是首善之區，或是國際都會，或是開放前沿，最起碼也是錢糧大省，牽一髮而動全身，這都是執政者時時刻刻關注，必要時親自抓的地方，這叫關鍵中國。

什麼叫敏感中國？比如新疆、西藏，雖然地處邊陲，但涉及到我國的核心利益，戰略地位很高，這也是執政者高度重視的區域。這種地方的幹部，身膺封疆重寄，非得能力與魄力並重的干將不可。

什麼叫無所謂中國？我的老家貴州就是一個。不能説不重要，但相比之下沒那麼重要。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總之過得去。從用人角度而言，是過渡人、檢驗人、鍛鍊人的地方。”

當時老領導對“三個中國”的説法非常感興趣，一定要深入聊聊，可惜我俗事纏身，只好約下次見面細談。沒想到短短兩年不到，斯人已經駕鶴西去，音信杳然，但他的好學、博聞和寬宏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區域的地位並非一成不變，“無所謂中國”也有輕重之分。在大旅遊、大數據、大扶貧的加持下，貴州的未來一片光明。但總有一些長期遊離於大眾視野之外的區域，可謂“無所謂中國”裏的翹楚，比如安徽。

憶江南

説出來很多人不信，安徽也曾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江南是個很特殊的名詞，我們在形容某個地方富庶時，往往用“江南”來形容，江南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情結。

除了文化屬性外，江南還曾經有過政治屬性。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異常強大的省份。不僅是錢糧大省，更是風流俊賞、冠蓋如雲，在朝為官者也堪稱全國之冠，可以説一個省佔據整個中國的半壁江山。這個省就是江南。

安徽鳳陽的朱皇帝奪天下後，在中國的東海邊畫了一個圈，就是江南省，也稱南直隸。江南既是京畿重鎮，也是龍興之地，可以説是明朝的“關鍵中國”。江南省每年上繳賦税佔了明朝總賦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參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來自江南省。

然而地域廣袤、物華天寶既是優點，也同樣會壞事。隨着王權更迭，清朝建立，江南就從“關鍵中國”變成了“敏感中國”。對於江山甫定、內憂外患的清庭來説，江南省是重大的政治隱患。

一方面，江南省離京師較遠，再加上地域廣大，清廷難以進行有效的管理。而江南省的賦税在清王朝的總賦税佔比已經達到了一半之多。江南不穩，則國家不穩。另一方面，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誕生一方諸侯，如果誰擁江南而自立，朝廷根本難以對付。所以把江南省一分為二自然是當政者的首選。

清康熙六年，江南省被拆分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後，“江南右”取江寧府、蘇州府首字，改稱為江蘇省。而**“江南左”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改稱為安徽省**。江蘇和安徽因此而來。

康熙這一刀，沒有采用劃江（淮）而治的橫向切法，而是跨江一刀，縱向把江南劈成了兩半，導致江蘇和安徽，都橫跨了淮北、江淮和長江以南三大地貌區，從而有效的消除了地方割據的隱患。

朝廷固然是安全了，但卻苦了安徽，如果説江南省是整塊豐美的火腿，一刀割開後，最好的五花肉給了江蘇，剩下的才是安徽。肥瘦之間，高下立見，本是同根生的江蘇與安徽，從此大道朝天，各走一邊。江蘇既有沿海之利，又有運河之便，在“關鍵中國”的路上越走越遠，而安徽則委屈的淪為“無所謂中國”。

康熙切的固然粗暴，當年朱元璋捏的也很簡單，基於政治因素考慮的分分合合，讓安徽內部山頭分立，淮北、皖中、皖南就像三個省，其方言、風俗、發展程度乃至飲食都大相徑庭。

由此觀之，安徽的存在感弱很正常，存在感的前提是認同感。

黃河流域的省份，認同感相對強烈，齊魯、燕趙、中原、三晉、三秦、甘隴，行政板塊就是文化板塊，而且兩三千年前就已經定型了，各有疆界，傳承至今。

而像安徽這樣因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則自然沒什麼認同感可言。先有一拍兩散，後有三家分皖，堂堂安徽省甚至沒有“安徽話”，有人説吳儂軟語，有人操北方官話，不同地域的人最好用普通話交流。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和淮北人也基本上沒什麼關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認同感弱點再正常不過。

如果説黃河流域的省份像一塊堅硬硌牙的石頭餅，安徽就像一盆大鍋飯，你是土豆，我是白菜，他是蘿蔔，相互不搭界，食材之間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在安徽這口大鍋裏，土豆對鍋哪有什麼認同感？

懷故人

談及我和安徽的緣分，我的故交曹徵海先生不得不提。

2012年，時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長的曹徵海先生委託智綱智庫進行安徽省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制定，那也是我第一次系統地瞭解安徽。

80年代，我在新華社內蒙分社做記者時，接觸到了一個神奇的組織，叫做內蒙黨委研究室戰略組，掛靠在省委研究室下面。在內蒙這樣偏僻的地方，居然有這麼前沿的組織存在，我也就此認識了這批戰略研究處的年輕俊傑。他們大多是名校畢業的內蒙古籍子弟，郭凡生和曹徵海都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那時候曹徵海年僅25歲，也是內蒙最年輕的處級幹部，真是風華正茂。

當時的中國，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經濟發展跟內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為了解釋這種現象，學界引入了梯度推移理論，即整個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可行的，也是必然會經歷的過程，只有沿海先發展了才能帶動中部，中部帶動西部，這就叫梯度推移理論。而這幫內蒙戰略研究處的年輕人們天不怕地不怕，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論。除此之外，還有自然資源轉換、金三角、勞動股份制等等，一時風頭正勁。

當時我採訪完他們以後就很感慨，精神可嘉，但是學術不能太情緒化，畢竟規律比人強，但這幫人的熱情和激情還是讓我印象很深。

郭凡生後來下海創業，成為中國互聯網時代早期的風雲人物。另外一個就是曹徵海，沒想到闊別二十多年以後我們又一次碰面。我已經成立了智綱智庫，而他官居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市長。大家偶然相遇之後，他很興奮地一把就拽住我説，希望我們幫助呼倫貝爾做戰略。我還開玩笑説，20多年前我當記者採訪你的時候，你們是中國第一家做戰略的，為什麼現在還請我們做戰略呢？

他説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話：“王老師啊，正因為我是做戰略的，我才知道戰略的重要性，正因為是做戰略的，我才希望有一個第三方的智庫來給我做戰略，一個再好的醫生也不能給自己開闌尾，這就是戰略作為第三方的重要意義。”

後來我們一拍即合，那是2005年。我帶着團隊把整個呼倫貝爾全跑一遍，最後制定了一個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呼倫貝爾發展戰略，他也嚴格地按照戰略做。今天的呼倫貝爾經濟與生態並重，遊人如織，曹徵海功不可沒。

曹調任安徽後，與我們再續前緣，委託智綱智庫進行整個安徽的文化產業戰略策劃，也就是在那一場策劃途中，我跑遍了安徽全省。

曹徵海是我見過的少見的有抱負、有遠見也懂戰略的官員，而且極其聰明。前些年突聞他因病早逝，着實令人扼腕。曹既是能吏，也是廉吏。一位久居高位的省部級幹部，在病重赴美治療時，甚至需要變賣房產才能湊足醫療費，各方面也是一省再省，一切從簡，其寒酸可見一斑，人品也可見一斑。雖然天不假年，但我始終認為，造福一方，清風兩袖的曹徵海，才是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真正楷模。

曹於安徽雖然僅是過客，但我還是希望通過這篇小文，聊作紀念。

風流皖南

從歷史角度看，皖南、皖中、皖北分屬不同行政區管轄的時間遠超過它們同屬一地的時間，其風物、人文各有氣象，不能一概而論。

在某種意義上説，皖南是最傳統的江南。

所謂安徽，即安慶府與徽州府各取一字得來。安慶是水陸碼頭，長江重鎮，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桐城派發祥地；徽州雖然地處山區，卻是“賈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是支撐整個江南文脈的重要力量；

我去過徽州三次，每次感受各不相同。一入徽州，就能感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大約十多年前，黃山市請我們做黃山發展戰略。那次我在徽州流連許久，在欣賞自然風光的同時，我更看重的是徽州的人文底藴和文脈流散。

中國現當代，有很多城市改過名字。湖北的荊州改荊沙，襄陽改襄樊，還有徽州改黃山，都是典型例子。當時為了借黃山的東風發展旅遊，“徽州”被“黃山”取而代之，在這種吹糠見米的短期營銷下，人們一步到位奔去看黃山，極大浪費了古徽州的韻味和價值。

這是典型的買櫝還珠，且不説“徽文化”的內涵遠超“黃山”，徽學被譽為是與敦煌學和藏學並列的中國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顯學之一；就單“徽”之一字，已經深刻的烙印在文化基因中，是中國面向世界的文化IP。

有安無徽，這不僅僅是在符號化上的缺失，更是對徽州文化的極大打擊，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的行為。

如今襄樊和荊沙已經悄然退場，襄陽、樊城、荊州、沙市各歸其位，徽州複名之事，也值得當局好好思考。

寫徽州首先要講徽商，這裏首先要澄清一個誤會，當下“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這兩句詩在網上火了起來，尤其受年輕人追捧。

這句話乍一看是在説徽州之景令人痴絕，魂牽夢繞。但其實並非如此。

這句詩出自湯顯祖的《遊黃山白嶽不果》序：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嶽之遊，不果。

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大概意思是：我的朋友吳序可憐我的生活窮困潦倒，就勸我到黃山齊雲山一帶旅遊，結果沒有成行。

世人皆説想要發財，最好去黃山白嶽一帶去轉轉，第一黃白本身就是金銀的顏色，討個口彩；最重要的是黃山白嶽一帶，是富甲天下的徽商故地。而作者湯顯祖自詡文人傲骨，所以他才説：我這一生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普通的人那樣去追求錢財富貴，所以就是連做夢，也沒有夢到過徽州。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並不是讚美徽州美景，甚至完全相反，反映了湯顯祖對徽州商業文化的不屑。別人都到徽州求富貴，他卻夢中也避徽州而不及。所以説這句詩各位朋友還是慎用。

徽州當地有個順口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能解釋徽商的由來。

在外人看來，徽州是風景清絕之地，但對於徽州本地人來説，可謂是窮山惡水，由於生活壓力太大，徽州人家往往在孩子十三四歲時就會送到外邊做學徒，學不成不能歸家，禍福就看各人造化。

儘管謀生艱難，但受中原文化衣冠南渡的影響，徽州風氣歷來崇文好儒，被稱為東南鄒魯。在這片面積僅有一萬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府地上，“十家之村，不廢誦讀”“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

在“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之前，徽州人普遍會將子女送往私塾就學，完成基礎教育後再外出闖蕩。

因此日後徽商儘管大富大貴，但依舊重視讀書，而且在程朱理學的薰陶下，徽商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風範。我在黟縣曾看到一副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就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或許是徽商最高的精神追求了。

也許正是這種開明的心境，成就了徽商獨特的最適合於當時封建文明的業態、業種以及他們特殊的商業模式。雖然人們批判地稱之為“紅頂商人”、“官商”，但從“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講，輝煌一時的徽商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確實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更奇妙的是， **“以文求仕，以仕保商，以商掙錢，以錢求文”的徽商價值觀，形成深刻影響近代中國人的文化生態。**如今時過境遷，徽商早以不復往日輝煌，金銀氣消散之後，留下的反而是高度的文明：

第一，徽商為中國建築文化奠定了基調和格局，青磚小瓦馬頭牆，迴廊掛落花格窗，已經成為了中國面向世界的符號。設計大師貝聿銘設計的很多建築都借鑑了徽派建築的元素。

第二，徽商在文化產品的挖掘上貢獻非凡，文房四寶都與古徽州有關（宣筆、徽墨、宣紙、歙硯共稱筆墨紙硯）。再比如説徽劇，其行頭裝扮和唱唸做打，不輸皇家氣象，八大徽班進京演出，也成了京劇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第三，人才輩出。徽州地處閉塞，難以開展大規模的農業文明，因此要走出去。明清時，商貿首選當然是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接下來是上海和蘇州。

很多江浙的名人祖籍都在徽州，雖然祖輩把他們帶到蘇滬一帶長大，但由於根在徽州，以及家族對程朱理學、傳統教育、人格和家訓的重視，才使得這些名人一生受益匪淺。

除了文化生態外，徽商對整個中國的經濟生態乃至城鎮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關於徽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無徽不成鎮”，徽商與揚州的關係不用多説，“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陳去病的《五石齋》中有這麼一句話：“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可以説正是富可敵國的徽商，造就了煙花三月的揚州。這其實是一個普遍真理，文明最初都來源於田間地頭和草莽，但其走向璀璨的路上，離不開王侯將相和豪商大賈的催熟，權力與金錢的本質，是高度的集聚效應，這種集聚是化育文明的必由之路，建築、戲劇、美食、文學、莫不如是。

除揚州外，杭州和徽商關係同樣很深。

徽州和杭州共飲一江水，淵源極深，黃金水路新安江從徽州過錢塘，流入大海，也連接起了徽州和杭州這兩個城市，除了水路外，還有幾乎是徽州人前往杭州的必經之路徽杭古道。作為距離徽州人最近的淘金之地，杭州是徽商聚集的重要場所，歷史上有無數的徽州人通過新安江水道來到杭州經商致學，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便是在杭州開啓了他的政商傳奇。

徽商從杭州獲得巨大財富的同時，也潛移默化的影響了杭州，尤其化育了杭州的商業文明，今天浙商風行天下，其精神源頭可以追溯到徽商。

在當時黃山的策劃中，我留下兩句話：“雲中仙境新黃山”，這只是上半場，更重要的是第二張牌，叫“夢裏江南古徽州”。放眼今日之中國，文化密度之高，精度之強，元素之多，非徽州莫屬也。徽州可以成為中國向全球營銷自己時最具代表性的王牌。

除了徽州外，蕪湖我也深入瞭解過。1999年前後，一個蕪湖的市領導來找我，當時蕪湖長江大橋即將建成通車，由此政府特地設立了一個長江大橋開發區，他們找我來做關於長江大橋開發區規劃建設的策劃，那也是我第一次對蕪湖有了系統認識。

蕪湖地區處於“吳頭楚尾”、承東啓西的過渡地帶，很早即開始接受外來文化，隨着封建社會後期經濟中心南移。以及近代西學東漸，這一地區的開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強、商業色彩也更濃。如果説徽州（今黃山）偏儒雅，蕪湖就是典型的碼頭城市，江湖氣重。蕪湖自古以來就是貨物的集散中心，無論是早期的茶城米市，到改革開放初年的傻子瓜子，電商新鋭三隻松鼠，還是“演而優則商”的趙薇，乃至堅稱“自己沒有夢想，只想成為人上人”的得到創始人羅振宇，蕪湖的商業色彩自古濃厚。我和羅振宇也打過交道，平心而論這個老兄的確極其聰明，而且很有野心，關鍵是豁的出去，這些都符合優秀商人的準則。

除了商業發達外，蕪湖也有文化底藴，《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也曾留寓蕪湖，寫了不少蕪湖的人和事，如書中的范進、牛布衣等原型都出於蕪湖。湯顯祖的千古名作《牡丹亭》也是創作於此。今天的蕪湖是安徽融入長三角的先鋒，其GDP穩居安徽第二，潛力很大。

一路走來，我可以説踏遍皖南，包括安慶、銅陵、馬鞍山、蕪湖、宣城等，這一路恰好也是李白的“詩仙之路”。李白一生走遍名山大川，從仗劍去國到絕筆當塗，先後五次來到安徽，並最終在安徽主要是皖南度過晚年。

我小時候曾背過李白的《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詩中描繪的“吳頭楚尾”是我對於安徽的最初印象。

另外一首詩更加精彩。當時的涇縣富户汪倫是李白的超級擁躉，聽説李白遊至安徽，邀請李白來做客。期間好吃好喝款待，秀才人情紙半張，李白想以詩相贈，卻一直動不了筆，直到臨別時船已離岸，李白還沒有拿出作品。汪倫為人卻是厚道，在桃花潭邊一路踏歌送別，李白大腿一拍，有了，“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中國詩的傳統主張含蓄，而這首《贈汪倫》卻近乎打油詩，直呼自己的姓名開始，又以稱呼對方的名字作結，實在算不上精緻，但這種灑脱、直率脱口而出的情感，居然成了千古絕唱。天下比汪倫有錢、有權的人不知凡幾，但這一首《贈汪倫》卻成了中國人關於友情的座標。

我曾專門去過桃花潭邊發思古之幽情。文人難免落魄，江湖自有真情，安徽之於李白，四川之於杜甫，都是詩人苦難一生中最大的精神慰藉。

剛健皖北

講完皖南，再講講皖北。

1997年我去了阜陽，十分驚訝，和水墨江南的徽州比，阜陽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阜陽市人口超千萬，是安徽人口第一大市，也是外出務工人口第一大市。阜陽人從口音到飲食都深受河南的影響，個性比之河南感覺更精悍，但總的來説是徹底的北方人。

我在河南文中曾經講到，**中國地域歧視的重災區：****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和山東響馬，這四塊地區是彼此相連的。**這片區域統稱黃淮海地區，也就是俗稱的黃泛區，在周朝有明確記載以來的2600多年的時間裏，黃河下游的河道經歷了從北到南，又從南再到北的大循環擺動。其中決口、改道不計其數。

在非洲，尼羅河同樣會定期氾濫，但尼羅河水帶來的是肥沃的土地，並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而且埃及人為了在大水過後重新測量被淹沒的自家土地，並且計算下一次氾濫的週期，從而衍生出了數學、幾何學、天文學等一系列學科，這些學科也被稱作“尼羅河的贈禮”。

黃河與尼羅河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含沙量，黃河洪水流經之處，土地被泥沙覆蓋，良田成為鹽鹼地，讓本來就不富裕的黃泛區陷入了極度貧窮和社會動盪，“尼羅河的贈禮”在中國變成了“黃河的詛咒”。

但就是這塊歷經詛咒、飽受歧視的區域，卻是中華文明的淵藪之一。

當年做安徽省文化產業戰略時，我有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道家為何會起源於皖北？遺憾的是由於行程問題，我沒能好好在亳州探訪一番，直到日後又赴亳州，才補上這一課。

今天的亳州，已經很難看到過去黃泛區極不穩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但這種不穩定和對命運的看淡，或許正是老莊思想的源頭。

要知道，先秦諸子百家關心的幾乎全都是人倫社會學的問題，極少有人關注自然，自然觀、宇宙觀、時空觀幾乎完全不在我們的話語體系中。

古希臘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給後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國第一聖賢孔子留給後人的是“仁義道德”，中西方文明從開端就走上了南轅北轍的兩條路，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莊，而老莊哲學的大背景，就是變化與無常，對世事和生命的看淡。

淮北這片土地上，誕生了《道德經》與《逍遙遊》，誕生了《淮南子》，誕生了嵇康、劉伶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流派，這些迥異於傳統人文思想的哲學，是否都是黃泛區這種人生無常、繁華速朽的環境下而產生的終極觀照？

這算是我個人的一點思考，在此提出，以就教於方家。

除了道家祖庭，黃泛區還是孕育帝王的龍興之地。

中國的開國帝王中，論得國之正，成事之難，當屬劉邦和朱元璋，完全是地痞流氓出身，一個銅板賭天下，而他們都出生於民風彪悍豪爽，即使挺而走險，也羣起響應的黃淮區域。

這裏講講朱皇帝的故事。

600年前，一位姓朱的老人在東海邊畫了一個圈，把淮海、江淮、江南三大板塊一股腦塞在一起，這種硬捏在一起的辦法讓兩省至今依舊內部分歧嚴重，但一分為二之後，最微妙的還是南京。

南京的地緣位置導致其遠離江蘇幾何中心，周圍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蘇人習慣揶揄南京不是我們江蘇人的省會，而是安徽的省會，甚至直接稱其為徽京。

這種説法有幾分道理，南京的確曾是安徽、江蘇兩省共同前身——江南省的省會，兩省分家後，安徽的行政班子硬是在南京多逗留了近百年，才戀戀不捨的搬到安慶。

時至今日，很多安徽人依然有濃厚的南京情結，今天的南京城裏也到處都能看到安徽人的身影。印象特別深，當我去滁州時，發現這裏半個小時就能直達南京；做蕪湖項目的時候，每次坐飛機必然是到南京祿口機場，比合肥近多了；宣城雖然稍遠一點，但也是和南京眉來眼去；更不要提馬鞍山，到南京的地鐵都快通車了。

近日，蚌埠也來投懷送抱，希望加入南京都市圈。南京當然表示歡迎，希望與蚌埠密切合作，加強溝通。這麼一來，從GDP總量來看，安徽排名靠前的城市一多半投靠了南京，這也是個讓合肥頭疼的問題。

但即使今天的江蘇先富一步，安徽人拍起胸膛來，還是比江蘇響。畢竟當年南京的底子都是安徽人打下來的，朱皇帝就是安徽鳳陽人，淮西二十四將也多是鳳陽人，明朝拿下江山以後才奠定了近現代南京的基礎。

原來南京王朝雖多，但王氣暗淡，秦淮河邊的皇帝們，執政多是笑話，風流都成佳話，雖能偏安一隅，最終逃不了被統一的宿命，只有朱皇帝才是真命天子，是南京唯一的正統政權。

大明留給南京的，不止政治經濟上的地位，還有市井生活。出身微末的朱元璋成了皇帝后，很多當年的農民最喜歡吃的菜，搖身一變成了南京一絕，鴨血粉絲湯、鹽水鴨都成了南京城的代表飲食，至於珍珠白玉翡翠湯最後也成了名門菜譜。

除了食物，還有語言，南京話和天津話都和安徽話非常相似，南京市天子腳下，天津市天子津渡，這也是大明留下的遺產。

安徽與江蘇之間，真稱得上剪不斷，理還亂。

模糊皖中

和皖南、皖北相比，皖中平原可以説是面目最模糊的一塊，甚至之前很少有皖中這個説法。

歷史上往往以長江為界，把安徽分成皖北和皖南，直到1952年合肥取代蕪湖成了安徽省會以後，合肥及周邊地區經濟飛速發展，省會總要有個説法，皖中才慢慢提的多了起來。

無名不代表不重要。在天下分裂，如三國兩晉、南北分立、五代十國時，這片大別山以西、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都是偏安南方王朝的西北大門，甚至成為南北博弈的勝負手，乃至於誕生了一專屬個戰略名詞，叫做“守江必守淮”。

三國魏吳便在此對峙，由於合肥長期在魏國手中，對東吳國都南京造成了巨大的戰略威脅，魏吳雙方多次交戰，不少名將都隕落於此。

皖中天然是條拉鋸戰線，一省之內打的戰火連天，從這個角度看，皖南人和皖北人互相看不順眼簡直是天經地義。

有個笑話這樣講：一個皖南人和一個皖北人在一起，幾乎沒有共同話題，但當提起合肥時，他們就有了共同話題。

如果説南京作為省會有些微妙，那麼合肥作為省會多少有些尷尬。

儘管這些年來發展飛速，但安徽人民對合肥還是意見頗多，合肥合肥，合而肥之。安徽人甚至給合肥取了個外號——霸都，即霸佔一省資源為己用之意。説句公道話，合肥的城市首位度在全國來看，也不見得真有多高，關鍵是鎮不住場子。

雖然今天的合肥是省會，但在清朝兩百年間，安徽省的中心一直在安慶。那時候的合肥（古廬州）僅僅是個小縣城。上世紀中期，國民政府把省會由安慶遷到合肥，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考慮，無論是安慶還是蕪湖都在長江邊上，合肥則相對居中。作為戰時中心，合肥迅速發展了起來。

建國以後，出於發展經濟角度考慮，安徽省幾次提出動議，要把省會遷往安慶或蕪湖，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被毛澤東所否決。正所謂“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建國初期中國面臨着嚴重邊患，台灣如果在美國海軍的支持下反攻大陸，長江流域極易失守，無論是安慶還是蕪湖，都有陷落的危險，而合肥在安徽中部，有足夠的戰略縱深，是戰時省會的最佳選擇呢。

時過境遷，合肥的戰時使命早以完成，但陸路交通的崛起讓合肥再度佔據優勢。而且合肥位於安徽省的幾何中心，安慶偏於西南一隅，很難對全省進行有效控制，歷史的輝煌無法掩蓋城市地緣帶來的劣勢，在交通和工業化越來越重要的近代，安慶的失勢顯得無法避免。一來二去之間，合肥也坐穩了省會的位置。

五六年前，我們和中鐵四局合作過一個合肥的項目，我在合肥待的時間多一些，也考察了一圈周邊的城市，去淮南看過草木皆兵的八公山，腦中既有淮南王雞犬升天的傳説，也有淝水之戰風聲鶴唳的故事。期間也認識了皖中一個別具特色的文化圈——環巢湖文化圈。

就合肥文化本身的發展來看，它的縱深和外延即是環巢湖文化。其代表人物，古有范增、周瑜，今有李鴻章、段祺瑞、馮玉祥，包括清末淮軍將領羣體其骨幹分子，大多分佈在整個廬、巢（及六安）地區，是軍事人才的聚集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鴻章。

小至讓合肥名聲大噪，中至推動安徽順勢崛起，大至裱糊清朝國運，李鴻章都舉足輕重。

關於李鴻章，是非評判很多。**在我看來，李鴻章是奸相，觀奢靡便知；****李鴻章是權相，觀淮軍便知；**李鴻章是古今能相，觀天下便知。

有副李鴻章的對聯，在很多人尤其老闆羣中廣為傳頌：

享清福不在為官，只要囊有錢，倉有米，腹有詩書，便是山中宰相；祈壽年無須服藥，但願身無病，心無憂，門無債主，可為地上神仙。

看似抱朴守拙，清心寡慾，事實恰恰相反。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鴻章是生活最奢華的，其籌措洋務幾十年，上下其手不知多少，時人風傳“宰相合肥天下瘦”並非虛言。

李鴻章曾在上海的丁香花園金屋藏嬌，我專門去體驗過，感受萬千。享受金山銀海、温香軟玉的間隙，還能寫出這樣樸素的對聯，李中堂果然了不起。

當然，評價歷史人物不能以德行簡單論之，也不能非紅即黑，非此即彼。人的兩面性在李鴻章身上深刻的體現了出來，極盡奢華的另一面是中流砥柱。

 “男兒隻手把吳鈎，義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傳頌京師，弱冠才子李鴻章也踏入了歷史的舞台，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剛簽署，少年李鴻章心憂國難的同時，也還有着對個人未來宦海生涯的躊躇滿志。

至於另一首詩，則有些悲涼：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這是李鴻章在《辛丑條約》簽訂後，上呈慈禧太后的絕命詩，詩罷不久李鴻章辭世，享年79歲。在李鴻章死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大清王朝就徹底的消失在了歷史的滾滾車輪中。

細品兩首詩，竟有些相似。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萬年是對歷史的反思，曾經世界之巔的中國為什麼會衰敗如此？洋世界究竟長什麼樣？誰在書寫歷史，接下來會如何書寫歷史？這是大時代裏中國年輕輩中最優秀者的天問；三千里既是安徽到北京之間的距離，也是白衣到宰相的距離。和要做聖人的曾國藩不一樣，李鴻章是梟雄性格，手腕更叫圓融，名利之心更重，對於封侯拜相有着強烈的追求。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三百年清朝國祚眼看即將終結，八千年疆域國土到處黎民凋殘。同樣的句式與用詞，一甲子間，從欲封侯拜相，安天下濟蒼生的布衣青年，到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國之重臣，最終成了人人唾棄的“賣國第一人”，辭海中的“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很多人喜歡假設：如果慈禧光緒，母慈子孝，英明神武，鋭意改革，四大名臣，齊心協力，中國還有救嗎？

我説：失敗往往不是瞬間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筆。結果和結局從來不一樣：結果是終焉，是“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浩嘆，結局則開始在你錯過了最後一個可以扭轉局勢的路口時。

扭轉局勢，説來容易做來難，中國這艘太大的船，想要在滔天巨浪中轉身更是難上加難。沒什麼比李鴻章的絕望與希望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的挫折和努力，中國的沉淪與衰落、救亡與復興，這不是幾個人的使命，而是幾代人的宿命。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李鴻章的絕命詩，今天猶在耳邊。

皖人治國，何以治皖

近現代以來，安徽人可謂身居廟堂，算策天下，唯獨安徽日漸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業時代有關。四十年工業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過是個配角。

我對區域發展有個廣為流傳的“四口理論”，即渡口、河口、江口、海口，不管是城市還是區域，都遵循從渡口到海口進化和轉移規律。

江口時代是農耕文明的絕唱，武漢、南昌、南京能成一時之盛，都是江口之利。安徽在這個時期，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長江下游的江口文明，長江延岸的安慶、蕪湖等城市也得到發展，但終究沒能像湖北那樣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

江口時代，安徽棋差一招。改革開放以來，時代切換到以海口為中心的江海三角區域，大工業文明拉開了序幕。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海口區域強勢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錯過機會。

安徽的未來，關鍵還要看合肥。

如果説過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動式的匯聚全省資源做大做強，那麼今天乃至未來的合肥，將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

應該説，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集全省之力建設一座大城市是明智之舉，這種做法也不是安徽首創。

安徽最早的鐵路城市，其實是蚌埠，穿棗莊、徐州、蚌埠、南京而直至上海的津浦鐵路，迅速提升了蚌埠在安徽省內的地位。

蚌埠春風得意，合肥則讓人心酸。作為省會，在國家規劃四縱四橫的普鐵時代，合肥卻被完美避開，京九線在經過安徽境內阜陽的時候卻突然拐了一個彎，拐到了湖北，而合肥前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時候還要從蚌埠轉車。

不止合肥受到重創，安慶等這些安徽主要城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陷入沒有鐵路主幹線的尷尬境地，而這也造成了安徽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的發展十分的遲緩，只能選擇強行做大合肥。

為了發展合肥，安徽舉全省的科研機構和大型企業遷往合肥，僅有記錄的就26家。在“合而肥之”戰略下，合肥也交出了一張漂亮的答卷，從GDP增速來看， 10年增長340%，年均增速達15.9%。要説這十年誰是全中國發展最快的省會城市，合肥當仁不讓。

十多年前，時任合肥市委書記曾請我去做戰略顧問，長談兩三個小時，其核心戰略就是把中國第五大淡水湖——巢湖變成合肥的內湖，並在此基礎上思考整合擴融以後的發展方向。現在來看，這幾年來合肥的變化可以説是天翻地覆，不算辜負各兄弟市縣的傾力支持。

在新一輪高鐵時代，錯過江口和海口時代的安徽，真正有了崛起之基，中國經濟版圖將實現大洗牌，大合肥都市圈很有可能成為抓住機會，扶搖直上。

以合肥為中心的米字形規劃，合肥的樞紐的地位正在凸顯，不僅提升了合肥與外部的通達性，這也讓其在省內的幾何中心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人流、物流、信息流、科技流、金融流紛紛開始往合肥聚集。

除了高鐵外，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就是中科大現象。

1969年中科大外遷，落户的首選地並非安徽，中科大分別向湖北、江西、河南拋出橄欖枝，沒想到三個省均婉拒了中國科大。這時安徽省卻明確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國的科學苗子保住”，並騰出了原合肥師範學院和銀行幹校，用以安置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從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落户並紮根安徽，開始了與合肥的互相成就之旅。

由此觀之，中科大苦覓下家和千年之前李白落魄江湖竟有些神似，而且都是安徽接納了他們，汪倫因李白一詩留名青史，安徽因中科大之落户彎道超車****，世事自有因果，此言不虛。

中科大的重要性也更加凸顯，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衞星墨子號成功上天，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信網絡“京滬幹線”全線貫通，世界首台光量子計算機誕生，以中國科技大學為代表的量子科技研究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科大和合肥，甚至有點像斯坦福和硅谷的關係。今天的合肥悄無聲息已經成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城市，基礎科學研究個別領域在世界範圍內都有影響。安徽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大投入和提前佈局，相對於很多傳統產業為主的省份，安徽已經走在了前面。

應該説，任何一座中心城市的崛起，都同時伴隨虹吸效應和溢出效應。在此之前合肥的做大做強，其人口和產業的虹吸效應要明顯強於溢出效應，但隨着合肥的不斷成熟，其溢出效應正在不斷增加，資金、教育、醫療等資源正在不斷向外轉移，也帶動了整個安徽的產業生態升級。

中科大隻是一個引子，工業化前期失寵的安徽，已經迎來了後工業化的歷史機遇。

總體來講，安徽的產業發展，可以概括為“一干三枝”，以“一干三枝”為統領，打造“智慧安徽”。以產業為驅動，合肥都市圈，如策略得當，將會成為中部甚至是大長三角的一股關鍵力量。

所謂的一干，就是人工智能。作為人工智能的三大底層應用，以科大訊飛為龍頭的語音識別，安徽已經走在國內的前列。以語音識別為基礎，向前完善芯片和雲計算基礎，逐步建立安徽人工智能產業系統性技術優勢是提前佈局的關鍵。當然，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產業化，安徽的人工智能產業化賽道，與國內眾多省份基本在同一起跑線，甚至某些方面，還處於領先位置，這是後發優勢和彎道超車的最好時機。

三枝就是智能儀器、智能裝備、智能終端。

安徽智能儀器有兩個方向值得投入，第一是醫療醫藥智慧儀器，第二是智能製造的精密儀器。這兩個方向，都是人工智能應用的大方向，也是安徽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在驅動，更是國內產業化的共同短板，安徽如能有所突破，前景不可估量。

關於智能裝備，安徽的主要方向可能還是在小機器人。這也是和人工智能的樹幹緊密相關的行業，在機器人方面，與國內眾多的工業大機器人走差異化路線，在應用更為廣泛的小機器人、生活型機器人方面可以大做文章。同時，以小機器人為核心配件，進行其他智能裝備的廣泛延伸，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智能終端主要是三個方向，第一是智慧家電，第二是智慧汽車，第三是新型計算機。安徽的家電產業，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和規模，物聯網化的智慧家電是聚焦重點。另一個智慧終端是汽車，擁有奇瑞和江淮兩大基地的安徽，在智慧汽車和自動駕駛方面，同樣具有廣泛的想象空間。同時，安徽的特種計算機，是軍民融合的很好落腳點。在芯片、面板等關鍵配件上已經小有成效的安徽，將會對智能終端產業提供極好的支撐。

從地緣角度看，長三角擴容是安徽面臨的第三重機遇。

在新的長三角一體化規劃中，安徽、江蘇、浙江加上海三省一市全部納入到長三角範圍內，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現在安徽的全境覆蓋首先要歸功於高鐵，三個小時之內就能從上海到安徽最北邊，其次也和安徽近些年在新興產業領域高歌猛進有關。

安徽省以前屬於中部省份，但一直是向東謀發展，安徽是長三角諸多城市的人口流入大省，以上海為最。無論文化還是心理，安徽與長三角都沒有距離。如今，各項指標增長處於中東部前列的安徽，省際地位正在呈現不斷崛起的態勢，甚至未來將會成為承東啓西，南北呼應的重要樞紐。

但僅僅是經濟發展、交通改善，安徽就能走出“無所謂中國”的陷阱嗎？

恐怕還不夠。

**安徽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認同感上。**認同感是維繫一定地域內的羣體凝聚力、向心力的紐帶，是歸屬感得以形成的保證，也是存在感得以凸顯的基礎。

前幾天我在廣州遇到一個安徽老闆，他曾經在廣東徽商組織中擔任要職，他講到：“王老師，安徽商人在廣東非常厲害，有上千老闆，上千億資產，安徽商人有幾個特點，第一從事高科技行業的特別多；第二上市公司特別多；第三美食家特別多，安徽人在廣州開了很多頂級的餐廳，有機會請王老師去品鑑”。

我當時就反問他，既然徽商勢力強，為什麼聲勢不大呢？他也解釋不清楚，後來我才發現了玄機，提起某些安徽的市縣時，他很不以為然，“他們和我們不是一類人”。

同屬一省，他們與我們間涇渭分明，這就是問題所在。走遍安徽，我明顯的感到安徽有的是人才，但他們普遍只對自己的圈子有歸屬感，頂多擴展到周邊地市，對於整個安徽省並無特殊的認同感。

他鄉相逢，表面上敍敍舊便作罷，很少籍同鄉之誼進一步深化乃至衍生合作。這導致安徽人留在歷史中的形象往往是個體或者特定羣體，不能代言整個安徽。換句話，缺少某種地域相關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對於安徽來説，進了一家門，也不是一家人。

誠然，安徽的寂寞有歷史原因，也有自然原因，但問題的根源還在安徽人自己身上。心病尚須心藥，這不是僅僅發展某個產業，建幾條高鐵就能迎刃而解的。

走出寂寞

我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一個觀點，區域的發展離不開三大關鍵要素：基因、契機和生態。

什麼是基因？基因是一種軟實力，是時間沖刷後的底藴。

從文明肇始地，歷史轉折地到商業策源地，文化璀璨地，再到近現代的革命基地、現當代改革源地與創新高地，安徽的基因可謂集古今之大成。

什麼是契機？如果説基因是人算，契機就是天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契機也分大小：哈爾濱、石家莊、鄭州、蚌埠、株洲……一座座火車拖來城市的崛起，靠的是區域級契機；深圳特區的高速騰飛，靠的是國家級契機；中國改開四十年來的偉大復興，靠的是世界級契機。

今天的安徽，正面臨着百年一遇的重要契機。中國崛起與中部崛起雙重背景下，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雙重浪潮下，長三角一體化和合肥都市圈雙重統籌下，安徽正在成為長三角和中部戰略雙覆蓋的通衢要地，工業化和城市化前期的劣勢，反而是後期輕裝上陣的優勢，抓住這百年一遇的重要契機，安徽很有可能配角變主角。

什麼是生態？生態是熱帶雨林，喬木灌木，老虎狐狸，物競天擇，各安其位。生態是一個閉環，是高度的認同感，是區域競合間藴藏着的萬類霜天競自由。

四大特區中深圳一騎絕塵，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極其重要：深圳打造了自己的生態，形成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共識。如何打造生態，達成最大公約數？是安徽急需補上的一課。

行文至此，或許可以回答文初那個問題了，安徽如何走出寂寞和“無所謂中國”的境遇？答案很簡單：發揚基因，把握契機，構建生態。

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這篇文章的安徽，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