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巖：訪司馬遷祠與墓_風聞

11月9日到10日，第四屆伯鴻書香獎專題文化遊活動——《史記》主題遊在司馬遷故里陝西韓城開展。通過中華書局和三聯中讀招募而來的幸運讀者和特邀專家一同探尋太史公的足跡。今將此次訪古之旅的遊記分享給各位讀者，讓我們在歷史現場獲取新知。

第一次到韓城，趕上大霧天。過了芝水橋，仰望千尺高崗之上的太史公祠與墓，如瞻天上宮闕，真感到“過往如他鄉”（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y）。

遠望太史公祠 | 朱思宇 攝

這是韓城芝川鎮東南韓奕坡的一段，西枕梁山，東望黃河，南北皆為斷崖。體量不大的建築羣集中在北部狹窄的斜坡上，坐西朝東。走進山腳的大門，沿着滄桑的司馬古道前行，數到第九十九級台階，便是祠堂門口。途徑三兩處牌坊，為木為磚，榜書“高山仰止” “河山之陽”等字，提示着斯人斯地的特殊意義，令人級級加虔，步步崇慎。

牌坊 | 朱思宇 攝

祠堂主體由五開間的獻殿和三開間的寢宮組成，室內碑石林立，滿壁文史。我們找到了北宋治平元年（1064）韓城縣知事李奎的題詩碑，其中有“荒祠臨后土，孤冢壓黃河”之句，可知在此之前已有祠與墓。據宣和七年（1125）東魯尹陽修太史公廟碑所言築“五架四楹之室，又為復屋以崇之”，推測現存獻殿與寢宮是在宋代基礎上發展而來。寢宮內供奉的司馬遷塑像年代較為晚近。寢宮之左為逼仄的齋廚。繞到寢宮之後，便是墓冢。墳冢為圓形，前有乾隆丙申（1776）陝西巡撫畢沅題字碑。墓頂植古柏，一株五枝，鬱葱如蓋。

墓冢 | 朱思宇 攝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司馬遷卒年“絕不可考”，其死因更是眾説紛紜。《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可知太史公為漢夏陽縣（今韓城）人，其墟墓也應在附近。漢代功臣有陪葬於帝陵者。司馬遷遭刑，應死葬故里，但其具體方位則難以確指。有關遷墓最早的文獻，見於《水經注·河水》，曰：“溪水（即芝水）又東南經夏南縣故城南……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經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垣。”這段文字在平面上界定了司馬遷墓與芝水的關係，但並未提到醒目的高崗。《太平寰宇記》卷二十八“關西道”四“同州韓城縣”條引《水經注》佚文：“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謂司馬原。”司馬原當是今天的司馬遷祠與墓的位置，然《水經注》並未將二者聯繫起來。總之，原太史公祠墓與今址是一是二，還需推敲。

漢代北方雖見開闢于山間的崖墓，但多為諸侯一級。民間在山頂設墓地的一個例子，是濟南長清區孝堂山。這座高度只有20多米的石灰岩小丘在漢代名曰巫山，其頂部至少發現了5座東漢墓，並有一石祠保留至今。兩漢多聚族而葬，但韓奕坡的這段山崗面積狹小，無法容納下一個家族墓地。可能由於證據不足，當地也傳説目前所見只是衣冠冢。

孝堂山

西晉時殷濟在墓前建石室，應是繼承了漢代的傳統。除了孝堂山東漢墓與石祠，著名的山東嘉祥東漢武氏墓羣，就有3座石祠以上的石祠和多座墓葬發現。這種例子在山東、蘇北、皖東北地區所在多有。

祠堂以石頭構築，求其歷久不敗，堂內還有豐富的石刻畫像，為考古、藝術史研究者所重視。但暴露在地表的祠堂卻絕少保留下來。大約從魏晉開始，大量漢代石祠就被拆毀，用作重建墓葬的材料。《水經注》和《夢溪筆談》所錄山東金鄉“朱鮪石室”至遲在1907年還有較為完整地暴露在地表，但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初，當地一位好心的鄉紳意識到石祠中畫像的價值，便將刻有畫像的石板拆運到縣學保存，而將無畫像的屋面、立柱等構件丟棄。作為一位傳統的讀書人，他實在不能想象“建築”有何價值可言。相比之下，孝堂山石祠卻因為一個“誤解”而被完整地保留至今——這座孝子為父母所修的祠堂，大約在西晉之後，被訛傳為“孝子堂”，再訛為孝子郭巨的祠堂，此後，不僅祠堂本身被歷代不斷整修，香火綿綿，連它所在的巫山也被改稱孝堂山，山下的鎮子改名孝裏鋪。

1907年7月沙畹拍攝的朱鮪石室

可見，支撐物質遺產保存到今天的，並不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和堅固的建築材料，而是其中被賦予的文化價值。太守殷濟由於“瞻仰遺文，大其功德”，為太史公建石室，後人也因敬仰這位大史學家的貢獻和人格，才不斷增其舊制，而目前所見格局主要是清康熙七年（1669）年韓城知事翟世琪與鄉老楊四可等人擴建的結果。這樣説來，這處景觀是不是司馬遷墓的原址已不再重要，近兩千年風蝕雨剝、踵事增華、生住異滅的過程，也已構成一種實實在在的傳統，而挺拔的山岩、錯落的屋宇、榮榮枯枯的草木，也共同營造為一座富有歷史感的紀念碑。因此，當我們以科學的態度面對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時，斷不可忽略對人文傳統的研究。

鄭巖教授在司馬遷祠前為同行讀者講解  | 朱思宇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