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興華：新中國70年的成就與正反兩方面的經驗_風聞

衞興華：新中國70年的成就與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來源： 教學與研究•作者： 衞興華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講新中國的70年，必然會涉及如何認識前30年和後40年兩個歷史階段的關係問題。本文就改革開放前後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實際情況，以及理論和實踐中的得失是非做了實事求是的回顧與評析。本文認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是緊密銜接的，沒有前30年的站起來和初步強起來，就沒有改革開放後的富起來和進一步強起來。

一、從參加開國典禮慶祝遊行談起歲月如流，新中國成立已經70年了。我還清楚地記着，1949年10月1日，作為從解放區遷回北京的華北大學的一位學員，我有幸參加了開國典禮慶祝遊行。當我們的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金水橋時，大家熱烈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看到華北大學的校旗，也喊“華北大學的同志們萬歲！”使大家深受鼓舞。

我出身於農民家庭，在舊中國生活了23年，深知舊中國勞動人民極端貧困的生活。讀高級小學時，知道中國受列強侵略、割地賠款、山河破碎、國恥紀念日很多。抗戰勝利後，在太原讀中學，見證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在黨的引導下，參加地下革命工作，並加入了共產黨。從此結識了一批優秀共產黨員和黨外革命同志，他們一心為中國的解放、為建立改天換地的新中國而不顧個人安危，全身心以赴。在太原解放前夕，他們積極蒐集和傳遞敵人的軍事情報、繪製敵軍城防圖、策動敵軍起義等。事發後，多位革命同志慘遭敵人殺害。我深深懷念他們。開國典禮時，看到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深感紅旗上凝聚着這些烈士們的鮮血，我潸然淚下。我看到了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而我熟悉的一批革命同志為革命事業而獻身，長眠地下，未能看到勝利的這一天。他們一心為黨、為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激勵着我，使我立志永遠做一個替勞動人民説話、為增進人民福利、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鞠躬盡瘁的經濟學家。

我是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位經濟理論工作者。我見證了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我的命運同黨和新中國的發展過程是緊密相連的，有順境，有逆境。但不管受到多大的挫折，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陣地、為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初心不改。改革開放，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命運，使我有機會能夠在新的歷史時期繼續為堅守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貢獻一份力量。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工作者，該怎樣紀念和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進行論述，寫多篇紀念文章。這裏想就新中國70年所經歷的兩個時期——改革開放前後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實際情況，以及理論和實踐中的得失是非做一些回顧與評析。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已有多方面的統計資料公佈，這裏不需要羅列。概括地説，我國的生產力快速發展了，綜合國力大幅度增強了，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了。新中國70年的成就超過了舊中國千年以上的成就。據統計，新中國建立前的1000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了8倍，年均增長0.5%。

講新中國的70年，必然會涉及對前30年和後40年兩個歷史階段的評析。我們不能認同一種非歷史非科學的觀點，即把兩個歷史階段割裂開來。有的認同後40年而否定前30年；也有的褒前30年，貶後40年。關於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習近平同志已做了科學的説明：“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改革開放的後40年“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這裏提出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就表明既有正面的成功的經驗，也有反面的失誤或錯誤的教訓。總結兩個時期發展的經驗，既要弘揚重大成就，並探求成功的根源，又不迴避失誤和錯誤的事實，探求失誤和錯誤的根源。這是為了吃一塹，長一智，以利於更好的發展。毛澤東在《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一文中説：

【“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物極必反’。”】

二、對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發展的回顧與評析(一)毛澤東和黨中央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於改革開放前，曾經歷過“左”的錯誤，受到批判，容易給一些人造成一種直覺的片面的印象：前30年搞“階級鬥爭為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大批“唯生產力論”，不關心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前30年全是負面的東西。這是以偏概全。另外，也有人完全肯定前30年的發展道路和政策，認為沒有錯誤，完全正確。這兩種認識，都是脱離實際的，是不正確的。

對前30年的發展，需要一分為二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與評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及在新中國建立前後時期，是既重視發展生產力，又重視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革命戰爭年代，對地主富農所開辦的工商業也予以保護，這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提出：

【要“使解放區(指新解放區——引者)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並於明年發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是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説：“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着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着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毛澤東還制定瞭解放城市後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當時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確定取得革命勝利後，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待新民主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再轉向社會主義。所以，新中國建立後的一定時期以內，要公有制私有制並存——“公私兼顧”；資本家和勞動者同台——“勞資兩利”。這樣才能實現“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上述發展經濟的四句話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經濟政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了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發展。“共同綱領”所制定的經濟政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也就是通過所謂“四面八方”的政策，達到發展與繁榮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立新中國，就是要讓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讓全國勞動人民擺脱受侵略、受壓迫、受剝削、受窮困的處境，不斷提高生活水平。這一切都需要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

這裏涉及新民主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問題。總結新中國發展70年的經驗，不能模糊這個重要問題。新中國建立初期直到1952年國民經濟快速恢復，毛澤東和中央認為，由於我國革命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取得政權的，根據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原理，首先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將來再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是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要理論創新與發展。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特色，不僅明確提出新中國“實行新民主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還表現在其他多個方面。如五星紅旗的一個小星原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其他三個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共同圍繞着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星星運轉；青年團定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還應注意到，當制定政協共同綱領時，有的代表提出應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劉少奇代表中央講話時回應説：

【“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還是認為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無疑的，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情。”】

顯然黨中央是要踐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根據我國生產力極端落後的國情，先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在國有經濟指導下，公私經濟並存，共同發展，有利於快速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的發展成就與問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快速的，三年中國民收入指數分別為19%、16.7%、22.3%。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生產量都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工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45%，農業總產值增長48.5%，是具有恢復性的發展。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比較好，提前一年完成。但有急躁冒進傾向，周恩來在1956年6月的報告中提出：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既要反對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同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陳雲也提出糾正冒進的創新性意見：計劃指標必須符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供應平衡、財政收支平衡和銀行信貸平衡。可是，1957年1月，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説反冒進的結果出現了右傾。在1958年1月的幾次會議上，繼續反覆批評反冒進，説反冒進反掉了多快好省，是方向性錯誤。這導致經濟發展中的左傾思想發展起來。

需要進一步指出，新中國成立後直到1956年，生產力發展得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1956年，普遍提高了工薪人員的工資，有的連提兩級。1956年9月召開了黨的八大會議，會議提出：我國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解決矛盾的途徑自然是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的需要。但是這樣好的經濟發展勢頭未能繼續發展下去。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後“左”風日烈，否定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改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主要矛盾，直至釀成十年文革的災難性後果。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1958年，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的自滿情緒，急於求成……發動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加上其他原因，我國從1959年到1961年曾發生嚴重困難，造成重大損失。《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習近平同志也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嚴重錯誤。

事實上，急於求成，急於發展生產力，急於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在1958年以前就出現了。前面講過：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比較順利和成就顯著的，但急於求成，誇大主觀能動性的思想，在此時期已開始露頭了。1958年和以後的左傾是這種思想的進一步放大和膨脹。前面講到的批評反冒進就是急於求成。還有一個不能迴避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辨明：毛澤東的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即在生產力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舊中國基礎上建立新中國，要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國民經濟剛恢復的1952年，在中央有關會議上就開始提出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問題了，1953年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是要通過“三大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經濟，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始點和終點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説，從1949年10月1日起，就進入過渡時期了。顯然，這與毛澤東原先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概念和思想不完全一樣了。由於《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不再有人去研究和討論這一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起，一直到現在的普遍提法是，我國是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我自己於1955年在通俗讀物出版社也出版過一本書，書名就是《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現在看來，新民主主義和過渡時期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仍然是一個需要講清楚的理論問題。我個人認為，為了表明我國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同時又把過渡時期與新民主主義合二為一，主張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這就存在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新民主主義制度是支持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有一個較大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是國營經濟領導下五種經濟成分並存(還包括合作社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而過渡時期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第二，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經濟社會制度，雖然從最終將轉向社會主義制度這個角度來説也具有過渡性質，但它畢竟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特定階段。而過渡時期不是一種社會制度。第三，如果新民主主義時期就是過渡時期，那隻講過渡時期就行了，有什麼必要再加上一個新民主主義概念呢？

我國國民經濟剛恢復，就開始了消滅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原計劃經過10年到15年完成改造任務，但經過三年，到1956年就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就在事實上超越了原來設想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許多同志不承認超越。這偏離事實。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起，就進行消滅一切私有制經濟的三大改造，哪有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時間和空間？應注意到朱佳木同志於2014年9月25日發表於《人民日報》的論文《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歷程》。其中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關於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設想發生了變化”，是“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目的是為了抓住當時國內國際的有利時機”，等於肯定了超越新民主主義制度。怎樣評價這一事實？我認為，也應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應肯定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成功的，是運用贖買政策進行了和平改造，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創新。不但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明顯損失，而且如前所説，到1956年，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一年完成，經濟、社會、文化都有顯著發展。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提前超越原來設想的新民主主義制度這一現象呢？這有其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我國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縮短了預期時間；抗美援朝也節節勝利；“三反”“五反”取得成功；國營經濟所佔比重歷年上升；全國人民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國際上有蘇聯的大力支持。有利的客觀條件激勵了急於求成，引致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主觀條件是，社會主義事業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完成，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需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謀略性。黨中央和政府的決策，具有較高的主觀能動性。這種高度自覺性和主觀能動性，如果客觀條件與急於求成相結合，就容易做一些超階段的事情。之所以會產生急於求成，是因為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條件順利時，希望儘早看到自己所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成功，儘快發展生產力，儘快造福勞動人民。這樣，較高的主觀能動性，就容易產生主觀唯意志論。大躍進中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就是事例。

三大改造的勝利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似乎超越了新民主主義並且沒有任何負面效應。其實不然。過早地消滅一切私有經濟，帶來了居民生活中的諸多不便，日用消費品花色品種減少，服務質量降低，吃飯排長隊，理髮排長隊，修理排隊等等。毛澤東注意到這個問題。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論時提出：

【“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釦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毛澤東的這一“新經濟政策”思想是有見地的。但是，緊接着1957年“反右”後的左傾思潮日盛，使毛澤東的設想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他的這一設想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實現了。

過早超越新民主主義制度，急於消滅一切私有經濟，還產生了人們一般不會注意到的負面影響。主觀能動性的超現實發展所形成的形式上的成功，會激勵進一步搞唯意志論。還應注意到，在所有制結構上，形成了改革前30年和後40年的重大區別。現在，在理論界和歷史學界，既肯定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三大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單一的公有制是正確的；又肯定改革以來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是正確的。對於這個問題也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有目共睹的事實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在國有經濟主導下，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快速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舊中國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私營經濟、個體經濟並沒有獲得充分發展，在新中國還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成就，遠勝於改革開放前。因此，應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的路線是正確的。這樣就可以進一步認清三大改造並急於消滅一切私有制的得失與影響。順便講一下：《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1981年公佈的。《決議》只提了一句，我國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對初級階段的系統論證，是在1987年的十三大報告中，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也是在十三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十二大開始提出後來不斷發展的。所以《決議》講三大改造是“完全正確的”適用於一定的歷史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三)實事求是地分析改革前30年的成就與缺失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關於《論十大關係的報告》。鑑於蘇聯發展經濟偏重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對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重視不夠，中國要探尋自己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這篇報告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發展經濟社會的極大關心，又表明他提出怎樣更有效地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的途徑與方略。例如在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上，提出用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方法來發展重工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上，提出必須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問題上，提出三方面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要給生產單位一定的獨立性和權益，要關心羣眾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提出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要學習別國的長處，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但不能照搬照抄。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驗也應採取這種態度。後來，毛澤東還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經濟發展。這些指導思想，在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看來也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説已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初步思想。

即使在“左”風盛行的年代，毛澤東也一直堅持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利用價值規律，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那個時候一些人曾認為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顯然與毛澤東的見解是相悖的。

改革前30年的“左”的錯誤確實給生產力的發展造成很大損失。經濟發展大起大落，曾幾次出現經濟負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緩慢。不少工薪階層20多年未提工資。

有一個關於經濟增長的是非問題需要澄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的中央領導包括華國鋒、鄧小平都講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經常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應當肯定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6%以上，還不算是低的。但由於“四人幫”極左勢力的破壞，經濟增長起伏較大。比如1972年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通過整頓和加強管理，經過1972年和1973年兩年的努力，形勢好轉，國民經濟計劃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但1973年下半年，“四人幫”掀起了反對“右傾復辟”的逆流。把周恩來採取的一系列正確措施誣之為“黑線回潮”。國民經濟好轉的勢頭被打斷。1974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未能完成，許多重要產品如鋼鐵、原煤、棉花、鐵路貨運量等都減產。特別是1975年11月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後，國民經濟發展再次受到挫折，加上唐山大地震，導致1976年國民經濟陷入很大困難。鄭州鐵路局1976年發生12次大堵塞，造成12個省、市煤炭供應緊張。國民收入下降2.7%，許多產品未完成計劃，國家財政收入比上年減少39億元，出現赤字29.6億元。從1974年到1976年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特別是從1976年陷入極端困難的情況來看，稱之為文革動亂使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並非無根據的。李先念1979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一再提及：“‘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們大家都看到當時的國民經濟已跌到了崩潰的邊緣”，也是指“當時”的情況。

回顧新中國成立前30年的歲月，雖然“左”的政治和經濟運動損害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但總的來説還是有巨大進步的。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興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農業生產條件有一定的改善；在世界上首先育成強優勢雜交水稻；建成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大慶油田連年大幅增產；南京長江大橋建成；成昆鐵路和湘黔鐵路建成通車；我國製造的第一艘萬噸遠洋巨輪“躍進號”下水；發射了導彈核武器，爆炸了氫彈；發射並收回了人造地球衞星等。這裏既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功勞，也有工人、農民、科技人員的功勞。

總結新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講清。前30年中我國經濟也有發展，但是人民生活水平長期處於貧困狀態。1978年，還有幾億絕對貧困人口温飽問題沒有解決。李先念1979年12月22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國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幾乎沒有得到什麼改善”。有“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我們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看不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不對的”。綜合考慮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沒有獲得多少改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四人幫”的干擾，有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也有特殊原因引致的過多支出。首先，“四人幫”把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張誣之為經濟主義，甚至上升為“修正主義”。只能講“工人為革命而做工，農民為革命而種田”。不能講發家致富，主張“窮革命，富則修”。從工作上的缺點錯誤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後的經濟發展，積累率過高。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有7年積累率在30%以上。國民收入增長緩慢而積累率高，自然影響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外，大躍進刮“共產風”，有人估計，國民收入損失了1 200億元。“文化大革命”十年浪費了大量資源和無效支出。有統計顯示，損失約5 000億元。為備戰而搞“靠山、分散、進洞”的三線建設，雖有其積極作用，但從全局看，耗費嚴重。谷牧同志曾主持三線建設工作。他説：“三線建設中突出的問題是山高谷深路不通，大型設備運不進去”，“鐵路建設十分艱苦”。要穿過崇山深谷，國家投資1 200億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大動亂中，“在中央工作日程上‘靠邊站’了”。“確有不少損失浪費”。為了避戰而“深挖洞”，全國搞人防工程(地下建築)耗費大量建築物資。還有援越抗美、抗法戰爭，耗費不少。再往前推算，抗美援朝，我國欠蘇聯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的債務，於1965年全部還清。1958年搞大躍進變成大躍退，損失巨大，等等。這都造成了新中國成立前30年的落後貧困狀態。

三、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與總結(一)對兩個提法的思考和一個理論爭論問題終見分曉

去年全國大規模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40年的重大成就，有系統資料公之於世，這裏不需要重複。只概括地講一下：鄧小平提出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是三條“是否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國40年的改革與發展，既完全遵循了三條有利於的標準，又以快速的發展和優異的成績實現了這三條標準。其舉世矚目的成就表現為我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筆者認為，這三者的關係只是相對的劃分。不是要把三者絕對化地作為三個小歷史階段來劃分。新中國建立初期站起來了，談不上富起來。隨着改革與發展的推進，逐步富起來、強起來。新中國的建立，就改變了舊中國任由列強侵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境地，再沒有哪個國家敢來任意侵略中國。新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以落後的武器，將以美國為首的裝備現代化武器的侵略軍趕回“三八線”以南，表明新中國強起來了。站、富、強是動態概念，有程度的不同。當富起來、強起來後，會站得更高、更堅定，要站到制高點。富起來則有助於強起來。強起來後，會進一步富起來。我國目前雖然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但還不夠。只有達到大富大強，站到世界中心，沒有霸凌者敢遏制和挑戰中國的發展，中國才能安然屹立於世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現代化強國。

前面講過，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是緊密銜接的。沒有前30年的站起來和初步強起來，就沒有改革開放後的富起來和進一步強起來。改革開放前30年，雖然有嚴重的“左”的錯誤，延緩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優越性的發揮，但也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的。既有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也有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發展。所以，對中共十七大以來兩個流行的提法還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我所指的是第一，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第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對這兩個提法不能片面理解，不能因為強調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發展上取得了偉大成就，就誤認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沒有發展。顯然，沒有任何發展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嗎？看不到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發展，就在事實上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割裂開了，也就否定了改革開放前的一切發展。其實，新中國的前30年，既在經濟文化上有發展，也在馬克思主義方面有發展。毛澤東、陳雲和黨中央也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如果放寬點講，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和科技發明曾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我主張這樣的提法和理解：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加上“更好地”三個字，就符合實際了，符合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了。

當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出現了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觀點。一些人把科學社會主義稱之為“傳統社會主義”，主張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摒棄“傳統社會主義”。他們斷言，這已是中央文件和理論界的共識。從媒體的報道來看，也確實大多數傾向於他們的觀點。他們這樣宣揚的根據就是，中央文件提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混同了“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我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黨。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都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98年，我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前沿》第8期發表了不贊同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否定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招來了個別學者上綱上線的批駁，與我展開長期論戰。其論文一再強調要“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摒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他們把改革開放前極左的一套理論與實踐加罪於“傳統社會主義”。我據理辯駁，被扣上了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回到計劃經濟等“左”的帽子。有些主流媒體也捲入他們一邊，轉載和支持對方批評我的文章。這個理論是非，爭論了兩年多後擱了下來，沒有權威理論部門出來予以澄清。直到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同志徹底講清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否定了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理論體系寫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版本’，是深深紮根於中國大地、符合中國實際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它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堅持、發展和繼承、創新的關係”。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經驗

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中國共產黨“能”！如何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見仁見智，可以有不同總結。其實，從習近平同志的有關論述中可以領悟到總結的思路。

第一，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

既要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更要強調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性。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年代，黨的領導出現過右和“左”的錯誤，導致事業的失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總結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明確了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新的發展方略與途徑。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中國的今天。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密聯繫。

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學而信、學而用、學而行，更好地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真經。

第三，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舊中國留給新中國的遺產，是十分落後的生產力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生活。中國在特定條件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脱離開中國的實際國情，不應把馬克思所講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建立的成熟的社會主義模式作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的起點模式。《共產黨宣言》中提出：

【“從這個意義上説，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應當明確，馬克思恩格斯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時，最終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前一年即1847年，恩格斯寫了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草案的《共產主義原理》，其中專門講到消滅私有制的條件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請注意：這裏所講的是，即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也不能立即消滅私有制。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才可能消滅私有制，我國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為發展私營、個體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持。在舊中國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私營、個體經濟沒有獲得充分發展。在新中國，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有利於利用多種資源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增加就業，增加社會財富，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但要否定有些人所宣揚的“國退民進”的改革方向，否定有些高官型學者主張取消所有制標籤、主張“所有制中立論”等言論。應堅持憲法規定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四，提出和遵循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實踐三條“有利於”的標準論。

改革開放前，政治經濟學講社會主義的經濟特點，一般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不怎麼強調發展生產力。似乎也有其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生產關係，不包括生產力；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標準是生產關係，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生產力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任何社會都在發展生產力，任何新社會制度的生產力都比舊社會制度高。這些理由都存在，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還有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本質性論述，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中，在恩格斯和列寧的有關著作中，都明確指出未來的社會，一是要快速發展生產力，二是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必須抓好的兩大環節。如果搞社會主義不抓好這兩條，只能是貧窮的公有制，貧窮的按勞分配，顯示不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貧窮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吸引力。可以説，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勞動人民擺脱受剝削、受奴役、受貧困的處境，實現共同富裕。而根本任務就是大力快速發展生產力。也可以説建設社會主義，要以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為綱。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標準，這是建設社會主義必須遵循的標準。

第五，實行改革開放，由市場取向的改革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改革開放是服從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務和目的的。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經歷了不斷深化和曲折複雜的過程道路：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模式再到“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最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事實證明，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有其自主性、靈敏性、時效性的長處，有利於調節生產結構和供求關係，搞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靈活性相結合，可以更有效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第六，最根本的一條是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其實，前面講的諸多條，也可以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有其獨立的規定性。比如，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交叉，都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限於初級階段。即使到21世紀中葉走出初級階段，進入中級、高級階段，將依然發展不斷成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同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系統的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不斷發展生產力，又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需要在生產供給側提供高質量和高科技含量，更安全、更個性化的高端產品。這就需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新的供求平衡。所謂不平衡不充分，本意是講：雖然我國生產供給的優質高端產品也增多了，但還不能充分滿足美好生活需要，形成了高層次的供求不平衡。然而，主流媒體卻錯解“不平衡不充分”。用什麼還有落後生產工具、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等進行解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重視快速發展生產力，而且更重視“科學發展”，即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重視由數量擴張型發展轉向質量效益型發展。習近平同志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同時強調生態保護，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的，也有負面的經驗

新中國70年，包括改革開放40年，不是一帆風順發展過來的。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及其經驗是突出的，但也存在一些負面的事項。茲舉幾例：在改革開放的前一時期，實行價格雙軌制：較低的計劃價格和較高的市場價格並存。有些有門路的人物可通過私自“批條”低價倒買高價倒賣緊缺商品，出現不少所謂“倒爺”一夜暴富，人民側目不滿。再如，中央決策層曾不考慮實際條件，主觀主義地搞“價格改革闖關”，結果流於失敗。這個問題需要做點兒説明。1988年5月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提出要搞放開價格的改革。他説：現在中國的改革進入了關鍵階段，到了不進即退的階段，改革的重點轉向價格問題。我們準備試一試，冒點兒風險，有成功的可能。7月底放開了名酒、名煙的價格，引起這類商品價格猛漲。8月中旬，政治局會議決定放開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造成了人們放開價格就是價格猛漲的心理預期。全國出現了大規模排隊提款搶購物品的恐慌性風潮。在此情況下，中央迅速改變了決策。在1989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鵬總理代表中央指出了上年工作中的失誤。

【“我們在去年初制定了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但由於後來對1987年經濟形勢的估價過於樂觀，因此在執行中沒有堅持把穩定經濟放在首位……我們認識到了價格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實際工作中對國家、企業和羣眾的承受能力考慮不夠，在通貨膨脹已經比較明顯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採取穩定金融、控制物價的有力措施，又放開調整了一些商品價格，以致加劇了羣眾對物價上漲的恐慌心理，在許多地方誘發了搶購商品和儲蓄下降”。】

這種光明磊落的承認和檢討失誤，體現了共產黨的優良作風。

“價格改革闖關”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對經濟形勢缺乏科學認識與分析。當時，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缺口很大，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所謂存在價格改革的有利時機完全是判斷失誤。

在經濟發展速度上，也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改革開放後的一些年代也曾出現過脱離國情，盲目追求高速度。中央還就此做過自我批評。從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到1993年的十多年中，中央一再提出要防止片面追求過高發展速度、忽視提高經濟效益的非科學發展。1986年發佈的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針對1984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情況尖鋭提出：

【“脱離現實條件的可能，盲目追求過高的速度，即使一時上去了，也難以持久，最終還要掉下來。增長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對經濟發展的危害極大”。】

1989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中進一步指出：

【“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脱離國情，超越國力，急於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教訓，這種指導上的失誤，嚴重挫傷羣眾積極性，往往造成巨大損失，是經濟工作中的要害問題。……堅決防止片面追求過高的發展速度，始終把不斷提高經濟效益放到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來。”】

中央還承擔了指導上失誤的責任：“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負有重要責任”。“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指導也有失誤”。但是，1991年經濟形勢剛一好轉，又重蹈覆轍，出現了1992年和1993年再次追求過高速度的情況。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會引致經濟過熱，造成經濟無序運行。自1992年由經濟過熱引起嚴重通貨膨脹，到1996年經濟實現軟着陸後，不再追求過高速度。反而從控制需求轉向拉動需求，由過去防止經濟過熱轉向促進經濟增長。這些年來國內外條件和情況發生了變化，不可能再追求過高速度，反而要面向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年均9.5%的高速增長經歷了30多年，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的。減速是必然的。從發展趨勢上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到一定時期將會降到6%以下，甚至5%以下。但每個百分點所代表的經濟總量在不斷擴大。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曾經歷了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一躍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國，後來陷入低迷。這些年來，年經濟增長率在1%左右，但依然保持其大國地位。美國這些年的增長率在3%以下，遠遠低於我國，但其仍不失為頭號強國。高質量、高效益、高科技含量的較低速度，勝於低質量、低效益的數量擴張型的較高速度。

特別應當注意到，我國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期的國企改革，沒有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嚴格的監督與管理，出現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有些人化公為私，一夜暴富。還有，國企實行下崗分流，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諸多國企的實際情況不同，有的國企領導根據自己的親疏與好惡決定下崗人員。有的夫妻同時下崗，又無再就業門路，釀成悲劇。

目前，國企改革仍在進行中，應保證國企保值增值，防範國有資產新一輪流失。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3月9日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特別提出：

【“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還有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因分配製度不健全，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我國不會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分化趨勢。富者可以繼續富，但貧者不會繼續貧。我國已解決了十多億人口的温飽問題，正在通過精準扶貧決勝全面小康社會。但在現階段怎樣縮小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過大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依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有待緩解的一個關係社會和諧穩定的實際問題。習近平同志一貫重視公平正義。

【“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着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

在慶祝新中國70週年之際，回望過去，展望未來，我們充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明確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到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衞興華，建國七十週年國家榮譽稱號“人民教育家”稱號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察網摘自《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