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福斯特：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起源、實質與影響_風聞

J.B.福斯特：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起源、實質與影響

來源： 《國外社會科學前沿》•作者：  J.B.福斯特 新自由主義是21世紀資本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但是統治階級卻否定其現實存在，更不要説承認其背後的真實意圖了。本文分析了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解釋了其存在目的，並詳述了其出現後的一系列後果，最後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及其危害。文章認為，相對於主張經濟自由並讓監督它的國家為其劃定範圍的自由主義而言，新自由主義則強調市場自由是國家進行組織和治理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因此，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國家被嵌入到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中，國家失去了傳統的監管職能，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資產階級的意願，從而使資本主義成為絕對的資本主義，也加速世界走向毀滅。未來人類社會的唯一出路，就是開始一場旨在保護地球的長期生態革命，以創造一個實質平等、生態可持續、滿足公共需求的世界。這就是21世紀的生態社會主義。

法國詩人C.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1864年寫道：“魔鬼最聰明的詭計就是讓你相信他並不存在!” 我想説的是，這也適用於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的鬼把戲就是假裝自己不存在。儘管新自由主義已被廣泛認為是21世紀資本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但掌權者卻很少提及該詞。2005年，《紐約時報》甚至發表了一篇名為《新自由主義？它不存在》的文章。

在這個邪惡的詭計背後，隱藏着一個令人不安甚至噩夢般的現實。新自由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與壟斷金融資本崛起相關聯的統治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體化工程，其主要戰略目標就是將國家嵌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中。因此，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資產階級的意願，從而削弱了自身保證社會再生產的傳統角色，只剩下促進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作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目的無非是創造一個絕對的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加劇了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極端的人類行為和嚴重的生態破壞。

一、新自由主義的起源新自由主義概念產生至今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不過它只在近些年才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首先出現於1920年代早期。它的出現不僅是由於自由主義幾乎在歐洲全境崩潰的原因，而且是為了回應德國和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尤其是“紅色維也納”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首先出現在奧地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L.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三部著作中：即《民族、國家和經濟》（1919）、《社會主義》（1922）和《自由主義》（1927）。米塞斯的思想很快被認為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離經叛道，緊接着奧地利著名馬克思主義者M.阿德勒（Max Adler）在1921年創造了“新自由主義”這一專業術語。1923年，米塞斯的《社會主義》受到了另一位天才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H.鮑爾（Helene Bauer）的尖鋭批評；1924年，德國馬克思主義者A.繆斯爾（Alfred Meusel）為R.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主編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雜誌撰寫了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的文章，文章也對米塞斯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更激烈的批判。

對於繆斯爾和鮑爾來説，米塞斯提出的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相去甚遠，新自由主義是為“流動資本”或金融資本時代而設計的新學説，而米塞斯是這一學説“忠實的僕人”，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資本集中、國家服從市場以及公開的資本主義社會管控制度的正當性。對於米塞斯的新自由主義，繆斯爾寫道，以“無情的激進主義為特徵，它（新自由主義）試圖通過單一的準則來理解社會的一切現象”。對競爭原則絕對地位的任何挑戰都被米塞斯描述為“破壞主義”（Destructionism），並被等同於社會主義。

在《自由主義》中，米塞斯明確區分了“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前者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平等，而後者則完全拒絕了平等（除了機會平等）。米塞斯主張“消費者的民主”，認為消費者主導着社會的生產。他寫道，就民主而言，“自由競爭已經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米塞斯對他的年輕追隨者F.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產生了巨大影響。哈耶克最初被米塞斯的《社會主義》所吸引，並參加了在維也納舉行的米塞斯私人研討會。他們同樣憎惡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紅色維也納”。20世紀30年代初，哈耶克應英國早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L.羅賓斯（Lionel Robbins）的邀請，離開維也納，前往倫敦經濟學院。在納粹接管前，米塞斯曾擔任奧地利法西斯總理（獨裁者）E.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經濟顧問。在《自由主義》中，米塞斯宣稱：“不可否認的是，法西斯主義和旨在建立獨裁統治的類似右翼運動都充滿了善意，正是因為它們的介入才暫時保存了歐洲文明。法西斯主義因此而為自己贏得的功績將永垂史冊。”後來，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他移居瑞士，然後來到美國，在紐約大學任教。

二、《大轉型》的顛倒1944年，在公開出版的《大轉型》中，K.波蘭尼（Karl Polanyi）已經開始批評自我調節市場的神話。當時，盟軍的勝利已成定局，戰後西方秩序的本質也變得越來越清晰。波蘭尼的批評源於他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為“紅色維也納”所作的辯護，當時他在很大程度上認同阿德勒和O.鮑威爾（Otto Bauer）等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強烈反對米塞斯、哈耶克和其他右翼人士的觀點。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解釋説，新自由主義計劃是將社會關係嵌入到經濟中，而在資本主義之前，經濟是“嵌入社會關係中”的。波蘭尼的這本書問世時的背景是，人們普遍認為新自由主義註定失敗，而“大轉型”則代表着國家對經濟監管的勝利，當時J.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被公認為是主張國家經濟政策的代表性人物，隨之而來的便是人們所熟知的凱恩斯時代。

然而，波蘭尼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更深層次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938年，就在二戰爆發前，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出席了在法國舉行的沃爾特·李普曼座談會（The 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這是在主流知識分子中建立資本主義國際的第一步。當時，“新自由主義”一詞被一些參與者明確採用，但後來被拋棄。毫無疑問，這與20世紀20年代它剛出現就受到激烈批判有關。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方案在戰後又被重新提起。1947年，就在波蘭尼的《大轉型》出版三年後，蒙特佩勒林學會（Mont Pèlerin Society）成立了，它後來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一起，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陣地。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M.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G.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之外，著名的化學家、科學哲學家和瘋狂的冷戰鼓吹者——K.波蘭尼的弟弟M.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也是成立大會的重要參與者。

凱恩斯主義主導了二戰後的頭25年，有人將這段時期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着一場重大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經濟停滯首次表現為滯脹，凱恩斯主義逐漸從正統經濟學中淡出。新自由主義以貨幣主義和供給側經濟學的名義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然後經過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普遍重組，創造了一個由市場決定的國家和社會。有位關鍵人物幾乎在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那一刻，就抓住了它的精髓，他就是M.福柯（Michel Foucault）。1979年，他在法國學院的演講《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此進行了廣泛分析。在他看來，國家不再是像亞當•斯密所解釋的那樣為保護財產，甚至不再是像馬克思解釋的那樣為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充當執行者。相反，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國家的主要功能就是積極將市場原則也即資本主義競爭邏輯擴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吞沒了國家本身：

【“新自由主義不是接受一種為國家所界定並在其監督下所維持的一種自由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自由主義的起初做法是這樣的，而是將這種做法倒轉過來，將自由市場視為國家的組織和治理原則……換言之，國家受市場的監督而不是市場受國家的監督。”】

【“在這裏，我們可以對當前新自由主義中的重要之處和關鍵之處進行定位。我們不應當被迷惑，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完全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它是形成於18世紀和19世紀的自由經濟之舊有形式的復甦和復發，而自由經濟的舊有形式之所以現在被資本主義重新激活，既與它的無能和危機有關，也與一些或多或少的地方性和決定性的政治目標有關。目前，所有人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由於這樣還是那樣的原因都不信任這樣有缺陷的國家，那麼問題確實就是要弄清楚一種市場經濟是否可以充當後者的原則、樣式和範式。”】

簡言之，福柯宣稱：

【“新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如何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全面行使政治權力。”】

新自由主義所關心的目標就是“社會政策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國家干預不是為了對抗由制度產生的影響，而是通過干預促進市場制度向社會各個角落延伸。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對自我調節和擴大市場的承諾，甚至連社會和國家本身都不能脱離於這種市場。壟斷和寡頭壟斷不再被認為是違反競爭原則的行為，而僅僅是競爭本身的表現。福柯認為，也許區分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前者強調一種虛構的平等交換，而後者認為原則在於自由競爭，也即擁抱壟斷權力和巨大的不平等，而非平等交換。

福柯認為，隨着公共社保等社會福利的消亡，國家的社會再生產角色被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中，“個人通過對其可支配資產的操作來規避風險”，這避免了個人在不受國家的保護時成為大企業的獵物。這一轉變的結果是，私有化金融資產進一步增長，而這些資產是被極少數人所壟斷的。

這樣看來，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系統性的嘗試，它希望通過引入一種由國家按照市場原則而推進的“市場對社會的一般調節”方式，來解決資本發展的障礙，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特性”將擴展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並作為一種無所不包的原則，須臾不可脱離。即使是經濟危機，也只能被看作是進一步拓展市場邏輯的必要信號。

梅倫（Craig A. Medlen）的《自由現金、資本積累與不平等》是在P.巴蘭（Paul A. Baran）和P.斯威茲（Paul M. Sweezy）的《壟斷資本》基礎上，進一步解釋了新自由主義。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使得國家經濟活動和私營部門之間的“界線”發生了轉變。現在毫無疑問的是，這條界線的轉變已經對國家不利，除了軍事部門之外，國家自己的消費和投資的空間幾乎為零，而且通過越來越多的財政和貨幣行為來補貼市場和資本虧空。

因此，當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再度出現時，它就好比是經濟危機時期的機會主義病毒。凱恩斯主義危機是與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過剩資本吸納或過度積累問題等現象的日益加劇密切相關。新自由主義重組首先是以貨幣主義和供給側經濟學的形式出現在這種環境下，然後隨着整個系統的金融化而演變成當前的形式，系統的金融化本身就是對經濟停滯的一種回應。隨着產能過剩和投資停滯的加劇，新自由主義又發明了新的金融工具來吸收資金，導致資金越來越多地流入金融業，金融泡沫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解決潛在的經濟停滯問題。與二戰後的其他時段不同的是，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後的10年，美國製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從未超過80%，而這一利用率遠不能有效地刺激投資。

以上這些都反映了20世紀壟斷資本向21世紀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這一點，在信貸和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不時發生金融危機，信貸和債務仍在金融體系內實現了制度化，從而誕生了一種用於積聚財富的全新金融架構。通過全球勞工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的這種新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在世界範圍內攫取超額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對金融技術控制的數字化系統和世界市場的開放。所有這一切在全球化的金融化和價值捕獲過程中達到頂峯，而主導其發展的是處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頂端的跨國公司的金融總部。

國家作為人民主權和社會保護工具的作用日益削弱，從而引發自由民主的危機。歷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加上大多數人口的經濟和社會處境惡化等，已經引起了人們普遍不滿，而這種不滿情緒總體上仍無法得到充分表達。資本對這種不穩定局勢的反應是試圖動員大量反動的中下階層來反對中上階層和工人階級（特別是通過向移民發動種族主義攻擊），並使國家成為外在於市場的敵人。D.哈維（David Harvey）最近將這一策略稱為新自由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之間正在發展的“聯合”。

三、絕對的資本主義及其社會制度的失敗在福柯的解釋中，新自由主義既遠離凱恩斯主義，也遠離自由放任主義。正如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國家之所以説是一個干預主義而非自由放任主義的國家，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國家是一個受市場支配的經濟秩序的化身，它關注的是該秩序的延續並將其拓展到整個社會。如果説新自由主義國家在經濟領域相關方面並不奉行干預主義的話，那麼它在將商品原則運用到社會生活所有其他方面時就體現出了更多的干預主義，如在教育、社保、人際交往、醫療保險和生存環境等方面。

在這種理想化的、經過重組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中，國家是市場的化身，只有在它代表價值法則的時候才是至高無上的，用哈耶克的話説，價值法則實際上等同於“法治”。按照福柯的説法，哈耶克所説的“法治”就是指實施“與國家方案完全相反的正式經濟立法”。其目的是建立“遊戲規則”，防止任何偏離商品交換或資本主義競爭邏輯的行為，同時將這些關係進一步擴展到社會，國家則成為市場霸權的最終保障。福柯認為，這一原則在M.波蘭尼的《自由的邏輯》一書中得到了最明確的闡述：

【“現有自發的管理秩序就是管理經濟生活中的自發秩序……而法律制度所要形成和執行的是生產和分配體系正常運行必須遵守的規則。”】

因此，這種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即階級—財產形式的至高無上性，受到一種商品化的法律規則的保護。“新利維坦”失去了在以往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它不再是凌駕於商品交易領域之外的力量而只能服從並執行市場的邏輯。福柯認為，這就是M.韋伯（Max Weber）的理性法律秩序，而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將國家內的經濟關係強加於個人。與此同時，國家被賦予通過壟斷合法使用武力以維持這種新私有化秩序的職責。

A.博斯（Abraham Bosse）為T.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所作的著名前言，描繪了個體如何將由其自身組成的主權移交給君主。今天會不會出現一個理性的法律巨人，他披着由公司內部結構組成的外衣，取代大眾進行決策。主權者至高無上的權力將不再是一手握權杖一手握劍，而是一隻手握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最初是為了保障奴隸的權利，但後來變成了公司人格的基礎），另一隻手握巡航導彈。新自由主義的“利維坦”是一個越來越具有單一功能、遵循單一市場邏輯的國家，僅從這些方面來看，它是絕對的，代表着一種絕對主義的資本主義。

當然，絕對的資本主義並非沒有矛盾，其中五個方面的矛盾最為突出：經濟、帝國主義、政治、社會再生產和環境。它們共同引發了一系列普遍的系統性問題。分析這種經濟危機最好的方式是從馬克思批判資本運動規律的角度出發。從經濟上講，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壟斷金融資本時代的歷史性、結構性產物，如今這種資本通過商品鏈在全球運作，由位於世界經濟中心的跨國公司的金融總部控制，這些總部控制着國際資本流動。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驗證了這種新的絕對的資本主義內在的不穩定性。過度積累和停滯仍然是該體系的核心經濟矛盾，由它而產生的企業兼併和金融化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然而，這一系列現象只會使21世紀的資本主義頭重腳輕，加劇早已存在的長期失衡和危機傾向。

具體來説，新自由主義是指全球勞工套利和商品鏈體系，它們與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嚴重的壟斷相結合。這種形式的帝國主義系統地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全球南北之間的工資差別大於其生產力差別，也就是説，它利用了世界上南方新興經濟體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較低這一事實，使自身成為了當今全球供應鏈和價值捕獲體系的基礎。這些國際經濟條件標誌着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出現，而新帝國主義正在造成日益嚴重的全球不平等、不穩定和鬥爭。我們這個時代由於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而變得更糟，戰爭有可能擴大甚至擴大到無法控制的局面。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制度是國家和市場的一種新的協作方式，國家的社會再生產活動日益服從於資本主義再生產。國家的眾多部門，如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機制等，都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而是受金融資本的支配。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人民越來越把國家看作是一個不相容的實體。這就形成了超級富豪之下的三個主要社會階層（中上階層、中下階層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

在以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為中心的社會框架中，中上階層主要由專業技術階層構成，他們對任何有損政府形象的抨擊都深表懷疑，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僅依賴其經濟階層，還取決於維護其政治權利的一般制度。相比之下，中下階層主要由小企業主、中層管理人員、公司白領和銷售人員等組成（尤其是白人、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和原教旨主義宗教羣體），他們通常反政府、反資本主義，懷有極強的民族優越感。他們認為，國家偏袒他們的兩個主要敵人：中上階層和工人階級，前者被認為直接受益於國家，後者則被視為因種族因素而不斷獲利。中下階層包括C.W.米爾斯（Charles W. Mills）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後備軍”。在危機時期，當捍衞資本主義利益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時候，富人就動員他們的後備軍，而這些後備軍本身就代表着社會中極不穩定的因素。工人階級大體上是美國人羣中收入最低的60%，他們是最受壓迫、最多樣化的人羣，因此也是分化最嚴重的人羣，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是資本的敵人。

與過去一樣，今天資本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工人階級。無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由工人階級和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組成的外圍國家，情況都是如此。當他們能夠與其他下層階級結合，成為由工人領導的聯合體的一部分時（這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我們是99%”的真正含義），工人階級就是最強大的。

問題在於，剩下的1%發現自己似乎沒有政治基礎，而政治基礎對於繼續新自由主義即絕對的資本主義的事業來説是必要的。因此，從美國特朗普到巴西J.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之間的一種微妙關聯性，他們是想讓這個體系的後備力量發揮作用，他們的目標都是爭取白人、農村人、宗教人士、民族主義的下層中產階層來支持資本家，組成一支政治意識形態的軍隊。但這充滿了與右翼民粹主義相關聯的危險，威脅甚至終結自由民主國家。

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性別、種族、社區和階級矛盾構成了主要危機，這些危機已經超越了在工作場所進行剝削的狹窄範圍而擴展到更為廣泛的結構之中，包括社會再生產的主要場所：家庭、社區、教育、衞生系統、通信、交通等。對社會再生產場所的破壞，加上工作條件的惡化，使恩格斯所説的“社會謀殺”捲土重來，這些年來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的預期壽命縮短就是明證。正是在這些更廣泛的社會領域，貧窮女性化、種族資本主義、無家可歸、城市社區衰敗、移居開發、金融掠奪和生態退化等各種問題都顯現出來，進而帶來了階級、種族、社會再生產以及環境等各方面的鬥爭。如今，作為對絕對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回應，這些鬥爭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

絕對的資本主義和生態環境之間的衝突是目前這個階段所特有的且最為嚴重的矛盾，這也引出了21世紀人類與地球關係中的“死亡螺旋”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生態改革，很快就被環境污染所取代。在絕對的資本主義中，絕對、抽象的價值占主導地位。在一個以金融財富為核心的體系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直接聯繫被割裂。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商品社會與地球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迅速擴大的裂痕。

四、毀滅還是革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米塞斯用破壞主義的概念來描述社會主義的作用。在他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以至於他在《社會主義》一書的第五卷用了整整50頁來論述這個問題。他寫道，“社會主義不是建設，而是破壞。破壞是它的本質。”在米塞斯看來，破壞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它把現有條件消耗到極致而不顧人類社會的未來，而他所理解的未來存在於資本積累之中。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壟斷金融資本才是米塞斯所痛斥的那種絕對破壞主義的典型。雖然技術變革繼續推進，但資本積累（投資）卻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國家停滯不前。與此同時，收入及財富不平等正在加劇；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經歷經濟、社會和生態等物質條件的下降；人類的居住地，整個地球正處於危險之中。所有這一切都是由絕對資本主義造成的，而這一制度在世界範圍內推行的卻是最惡劣的剝削、徵用、浪費和掠奪形式。

現在，科學告訴我們，如果按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資本主義的力量將很快侵蝕工業文明，威脅到人類生存。在當今年輕一代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其中許多最嚴重的後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9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殖民時期的愛爾蘭所進行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從歷史和理論的角度來看待今天地球面臨的危機。在這裏，“滅絕”（Extermination）一詞最恰如其分。正如馬克思在1859年所寫，1846年後的英國資本家隨着愛爾蘭大饑荒和《穀物法》的廢除被捲入了“一場消滅佃農的殘忍戰爭”，愛爾蘭大量依靠種植土豆自食其力的農民“被碾得粉身碎骨”。愛爾蘭的土壤養分隨愛爾蘭穀物一起出口且不計回報地來滿足英國工業的需要。因此，大饑荒之後的幾十年被恩格斯稱為“滅絕時期”。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多同時代的人在這裏使用的“滅絕”一詞，在當時有兩個相關的含義：驅逐和消滅。“滅絕”就這樣總結了當時愛爾蘭人所面臨的可怕狀況。

19世紀中期愛爾蘭問題的根源是與殖民制度相關的“更為嚴重的代謝性裂痕”。1846年以後，負責給土地施肥的貧苦農民逐漸被趕出農場甚至被消滅，整個脆弱的生態平衡被破壞了。這又刺激了進一步的清場、驅逐農民、整頓農場，以及為滿足英國肉類消費而用牧場取代耕地。正如馬克思在1867年所説，愛爾蘭農民面臨着“毀滅還是革命”（ruin or revolution）的抉擇。

今天，類似的情況正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各地自給自足的農民發現自己的生存條件受到全球帝國主義勢力的破壞。此外，生態破壞已不再限於土壤，而是擴大到包括氣候在內的整個地球系統，使地球上的人類普遍受到威脅，並加深了處於最脆弱環境下人們的災難。20世紀80年代，E.P.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撰寫了著名的“關於毀滅的註釋——文明的最後階段”，分析了地球上的核威脅和環境威脅。每個人都是生活在幾億甚至上億的人羣之中，21世紀受到生態、經濟和軍事/帝國等物質破壞的威脅，已不再是秘密。無數的物種現在處於滅絕的邊緣。全球平均氣温不斷上升，導致工業文明本身面臨崩潰，就連世界銀行也表示，當今緩解氣候問題迫在眉睫，需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因此，過去R.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提出的著名的社會主義口號，“要麼社會主義，要麼野蠻狀態”，現在看來還不夠充分，而應該用“要麼社會主義，要麼毀滅主義”或者馬克思所説的“毀滅還是革命”來取代。

這種新自由主義對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推動，正在全球範圍內加速世界走向毀滅或破壞。在這種破壞過程中，資本家和國家前所未有地勾結在了一起。但是人類仍然有一個選擇：開始一場保護地球的長期生態革命，去創造一個實質平等、生態可持續的、滿足公共需求的世界。這就是21世紀的生態社會主義。

【作者：J.B.福斯特（John B.Foster），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譯者：盧地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本文原載《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19年第10期，授權察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