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飯圈”: 粉絲文化的跨國政治潛力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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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雨|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徐鵬|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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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飯圈出征"作為2019年文化現象備受爭議，然而要理解這一現象，還要看到背後粉絲圈文化交流的跨國跨文化升級迭代。本文認為，粉絲圈已成為世界不同地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平台，必須將其放在文化的全球化流動與傳播背景之下，加以全景式剖析。不同於對“飯圈”的一般理解，在本文作者看來，粉絲圈的國家/民族意識在跨文化消費中作用並不顯著，而是在國家/民族地位的自我反思過程中才得到增強。在社交網絡化及媒介全球化等多重趨勢的推動下，粉絲跨文化溝通與交流活動將更為頻繁。因此，國內學界對粉絲圈文化的研究應該更多地關注其“文化外交”潛力，從而為踐行新時代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1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引****言

著名傳播學者、粉絲研究的代表人物亨利·詹金斯教授曾指出:“每個國家的粉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粉絲圈，但是他們也發現粉絲圈提供了與其他地區進行文化和知識交流的便捷公共平台”。

這一論斷對於當代粉絲研究的啓示在於:其一，粉絲是各國普遍存在的一類青年亞文化實踐主體，他們以能動的方式建構出粉絲專屬的虛擬活動空間—粉絲圈;其二，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粉絲圈已經成為世界不同地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平台。因此，從跨文化傳播視角來重新審視粉絲文化現象，是現階段開展粉絲研究理應具備的邏輯起點。

然而，**國內相關研究的跨文化視角並不充分，主要是以本土化粉絲社羣為中心，描述粉絲間的互動模式(如角色扮演、同人創作、應援行動等)，分析粉絲羣體內部的集體行動與階層分化特徵，抑或對粉絲身份認同的合法性予以詮釋性理解。**正如Iwabuchi所言，這類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重複再現粉絲研究的基本問題(粉絲是誰、粉絲在做什麼等等)，尚未將其置於文化的全球化流動與傳播背景之下加以全景式剖析。

現階段，伴隨着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微信等網絡社交平台在全球範圍內流行之後，粉絲羣體擁有了便利的“缺場”交往工具，從而為粉絲獲取及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媒介信息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障和便捷渠道。毋庸置疑，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直接推動了全球媒介資源的流通與融合，也促進了不同背景的粉絲羣體得以在全球社交媒介環境中自主地展示青年人的個性與主張。這些事實説明，互聯網時代的粉絲研究不能忽視對於粉絲圈跨文化性質的探討。

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圍繞“跨文化粉絲研究”這一領域，旨在系統梳理與之有關的核心概念、理論脈絡以及相關研究進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作為跨文化傳播媒介的粉絲圈，對於推進新時代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本研究認為，在跨文化視域下探討粉絲圈議題，一方面有助於拓展國內粉絲研究的學術討論空間，深化對於粉絲文化現象的學理思考;另一方面，跨文化粉絲圈還可以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一種新媒介途徑，在這個意義上，跨文化粉絲研究也勢必能為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與借鑑。

▍**從粉絲研究到跨文化粉絲研究：**分析對象的辨析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全球文化和媒介環境的迭代發展，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將電影、電視劇、動漫等文化產品不斷向其他國家的受眾進行傳播，這一趨勢也影響到了粉絲研究領域，促使以跨地區、跨文化的粉絲社羣為分析對象的學術成果逐漸增多。1985年，Ang的一項研究探討了特定文化背景如何影響荷蘭觀眾對於美劇《達拉斯》(Dallas)的解讀，這被視作將粉絲置於跨文化框架下考察的一個開創性案例。此後的30多年見證了跨文化粉絲研究領域的快速發展，學者們創造了一些新的概念用於表徵粉絲研究對象所呈現出的新樣態。接下來，我們擬對這一研究領域經常提及的幾個分析對象加以辨析，以進一步認識其與傳統的本土化粉絲研究的差異性。

1.跨國粉絲圈和跨文化粉絲圈

在相關文獻中，跨國粉絲圈和跨文化粉絲圈都被視為跨文化粉絲研究的分析對象，但具體表述中經常出現將這二者混用的情況。為了區辨這兩個概念，我們首先要明晰“粉絲圈”的含義，它指的是由許多粉絲個體圍繞同一類趣緣對象(即共同感興趣的偶像明星或文化產品)組成的趣緣羣體。順着這個界定，“跨國”和“跨文化”其實是在描述粉絲圈內部的“粉絲構成”以及“趣緣對象”這兩個維度的性質;當一個粉絲圈中的趣緣對象或者粉絲構成在國別/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差異時，就可以將這個粉絲圈稱為跨國/跨文化粉絲圈。

據此，我們可以將現實中的跨國/跨文化粉絲圈劃分為如下兩大類:(1)粉絲具有相同的國籍/文化屬性，而趣緣對象相對於粉絲具有跨國/跨文化屬性，例如由中國粉絲組成的日本動漫粉絲圈;(2)粉絲內部構成和趣緣對象同時具有跨國/跨文化屬性，例如由不同國家粉絲組成的日本動漫粉絲圈。

然而，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跨文化粉絲研究不僅關注了具有此類性質的粉絲圈，還要將這種跨國/跨文化的屬性差異作為影響粉絲文化現象的一個核心解釋變量。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是“跨國”還是“跨文化”，本質上都是在為粉絲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視角和框架。那麼，跨國的視角和跨文化的視角究竟有什麼差異呢?

（《冬季戀歌》海報）

從分析取向上看，跨國的視角主要強調了國家的社會政治背景與粉絲行為之間的關係。以韓劇《冬季戀歌》的日本粉絲研究為例，Iwabuchi發現隨着該劇的熱播，許多日本粉絲參與到學習韓語、訪問韓國甚至研究日本殖民主義歷史等後文本活動中來，並開始改變對韓國社會和民族形象的消極認知，還對朝鮮僑民給予了更多友好的關注。這一現象表明，基於觀看韓劇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和行為上的轉變，日本粉絲成為活躍的“政治代理人”。另外，Mori和Hirata的類似研究同樣展示了粉絲對於《冬季戀歌》的文本消費及實踐，是如何重構了他們對於日韓兩國戰爭的後殖民主義記憶。

上述跨國的視角儘管在理解跨國傳播媒介的社會政治影響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社會政治框架也會造成研究者容易忽視粉絲個體從粉絲圈活動中所獲得的樂趣以及情感投入。相較之下，跨文化的視角更加關注粉絲的文化交流和心理認同因素，強調那些具有不同國籍和文化背景的粉絲之所以能聚集成虛擬社羣，主要是因為粉絲與跨文化對象之間產生了一種親近感(affinity)。這種情感上的親近性會將粉絲吸引至跨文化對象上，並進一步激發出跨文化認同感。

當然，這並不是説民族國家的背景是無關緊要的，而是將民族國家因素看作是影響跨文化粉絲行為的可能因素之一。換言之，如果粉絲來自社會政治背景相似的國家，那麼這種民族國家屬性上的相似性或許是粉絲聚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此外，諸如對共同感興趣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等的情感投入因素，也有可能超越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成為將不同國籍的粉絲連接在一起的更有效的動力機制。綜上，我們認為在未來相關研究中，應該根據分析的側重點差異，有針對性地使用“跨國粉絲圈”和“跨文化粉絲圈”這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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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想象的粉絲共同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這些詞彙都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民族本身就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

粉絲研究者借鑑了上述概念，同時給出了一種反向解讀:粉絲圈的建立可以跨越國家和文化的界線，消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區隔，從而構成了一種“想象的粉絲共同體”。顯然，上述觀點將跨文化粉絲研究的對象定位為虛擬的、主觀想象的“共同體(社羣)”這一特殊社會形式。

正如Jenkins所説，粉絲圈是以共同的興趣為基礎，通過粉絲想象出來的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親和關係凝聚在一起。Morimoto和Chin也在一本粉絲研究文集中提及，現代粉絲社羣是由技術推動的“想象的共同體”，技術的改進使得地理上分散的人們在建構虛擬社羣的過程中能夠克服時間的差異和空間的距離”。而Annett在探討北美和東亞的動畫粉絲時也提到，“粉絲共同體”的存在讓來自不同國家、文化和種族背景的成員能夠找到一種跨越差異的聯繫感，他們通過對動畫的共同興趣相互接觸，同時對由社會和歷史文化差異引發的衝突進行談判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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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理角度思考，將“想象的粉絲共同體”作為跨文化粉絲研究的特定對象，這就突出了**粉絲所屬的共同體兼具主體想象性和虛擬性的特徵，區別於現實生活中的共同體。**某種程度上，這是對於跨文化粉絲研究的一種更中性、更具張力的分析對象設定。進一步而言，當我們將研究對象落腳到“想象的粉絲共同體”之上，這又引出了粉絲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為何粉絲會通過默契的主體想象力，形成一個虛擬的共同體呢?

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回應，學者們提出了文化接近性理論用於解釋“想象的粉絲共同體”何以被建構出來。該理論的首創者Straubhaar認為，媒介受眾一般會對本地文化、語言、風俗更為熟悉，因此傾向於接受與本地文化、語言、風俗更為相似或接近的對象。文化接近性通常源於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鄰，它不僅可以自發地引導粉絲對具有文化共性特徵的趣緣對象產生興趣，並且還有助於培育出一種“獨特的地理文化模式”。

Iwabuchi進一步補充道，文化接近性並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只有當粉絲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主觀識別和體驗出此種相似性時，文化接近性才會真正發揮作用。La Pastina和Straubhaar後續又對文化接近性概念進行了澄清，強調它不僅涉及語言和地理因素上的接近性或相似性，也包括文化產品在許多不同層面上(如價值觀、圖像、主題等)的可共享性(shareability)特徵。概括而言，正是基於文化的接近性以及可共享性特徵，促使具有異質化背景的粉絲能夠聚合為虛擬的共同體。

▍跨文化粉絲研究的核心議題及其內容梳理

本文認為，跨文化粉絲研究作為傳統粉絲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其特色就是在上述問題之外，圍繞粉絲圈的“跨文化”性質進一步發問:具有跨文化傳播功能的媒介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下產生的?在國籍、民族以及文化上具有異質性的粉絲個體，又是通過怎樣的機制形成了“跨文化認同”，進而將彼此連接在一起?基於“跨文化認同”形成的粉絲圈，究竟是強化還是弱化了粉絲原本的國家/民族意識?

接下來，我們擬圍繞這三個跨文化粉絲研究的重點議題，爬梳該領域的相關文獻，並對主要的研究發現進行回顧與總結。

1.媒介全球化與粉絲文化的全球傳播

跨文化粉絲研究是伴隨着媒介全球化的過程發展起來的，尤其是在討論媒介的時空流動加劇以及跨國媒介公司的崛起時，二者的重疊之處更為明顯。赫爾曼和麥克切斯尼將“媒介全球化”定義為更多媒介產品的跨境流動、跨國媒介公司的增長以及媒介控制的集中化趨勢。Jameson和Miyoshi的分析則指出，跨國公司對於全球文化環境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們向世界傳播了一種“普遍的”消費主義價值觀，而這種消費導向會造成文化產品更易於被跨國公司所挪用，繼而轉化為有利可圖的商品並兜售給全球的消費受眾。

（韓國組合BIG BANG）

以音樂這類常見的文化產品為例，**跨國唱片公司就是一種流行音樂的跨文化傳播媒介，它們在製作音樂作品時經常使用“挪用”和“混雜”的策略，促使其產品更易於被全球受眾所接受。**例如，有學者認為韓國流行音樂(K-POP)在全球的流行，就是善於“借用外國風格”和進行“語言混雜”的結果。

韓國流行音樂的混雜性一方面體現在它混雜與模仿了西方的音樂風格，尤其是對美式音樂風格的成功運用;另一方面，它還融合了日本電子、視覺系流行音樂特質，甚至還模仿了日本“花美男”的包裝風格，這種混雜的策略使得“韓流”在西方和亞洲地區都吸引了很多粉絲。除了將國外的音樂風格與韓國本土風格進行混雜化，韓國流行音樂還結合了“多元語言”的策略，尤其在歌詞中加入了較多的英語詞彙，這就減少了對於海外粉絲羣體的潛在語言障礙。

以上文獻表明，韓國流行音樂兼具日式與西方/歐美的風格，同時有意識地運用混雜化或者多元語言的策略，試圖以一種無法辨識其輸出國身份的方式，讓文化商品順利進入到全球市場並吸引更多的國外粉絲。

日本學者Iwabuchi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產品的無國籍性，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日本動畫和電腦遊戲中的角色大多看起來不像“日本人”，這説明日本文化產品的某種民族特徵被弱化甚至被移除了;從動畫到電玩產業，這種無國籍化的文化產品，是長久以來日本文化的一種有效的全球傳播策略。

類似地，韓國學者Sun將韓國流行文化領域吸收了全球流行文化元素之後，再經過韓國娛樂經濟公司重新包裝的過程，稱作流行文化的“全球本土化”運作。以韓國明星裴勇俊為例，他在日本如此受歡迎的原因就在於他所體現的“軟”男子氣質，而這種氣質正是一種混合產品，具體是通過韓國傳統儒生男性氣質(深受中國儒學的影響)、日本花美男氣質以及西方都市“型男”氣質的跨文化混合方式建構出來。正是這種由文化雜糅所創造的無國籍性幫助裴勇俊的男性氣質得到了不同國家粉絲的追捧。

此外，許如婷在對韓國流行音樂男子偶像的台灣女性粉絲的研究中指出，通過“無國籍”的身份塑造策略，這些男子偶像為女性粉絲提供了一種“跨國明星”與“全球明星”的身份想象。蔡如音在分析金城武的明星身份時同樣發現，後殖民台灣的偶像文化經濟、香港電影的全球整合以及日本重返亞洲氛圍下所產製的泛亞媒介文化，這些因素也幫助金城武塑造了一種無國籍的形象，奠定了其跨國明星地位之基礎。

（金城武）

總之，在媒介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下，文化產品更有可能被跨國媒介公司貼上“無國籍性”的標籤，從而更便於吸引不同國家的粉絲來消費其生產的文化產品。

2、跨文化認同與粉絲圈形成的心理機制

跨文化認同是不同國籍和文化背景的粉絲能夠在虛擬空間中聚合成共同體(社羣)的一個前提條件。學者們針對“跨文化認同從何而來”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多探索性研究。

例如，Chua的分析發現，新加坡觀眾對日本電視劇中人物和敍事的認同是高度抽象和同一化的，他們對劇情的理解和認同是基於“亞洲人”身份的共識。Lin和Tong在對香港和新加坡的韓劇觀眾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兩地觀眾對韓劇中表現角色之間家庭關係和情感依戀的描述很感興趣，在這些觀眾看來，這是屬於“亞洲”的方式，並且較多人承認被劇中描繪的“家庭温暖”“強烈的家庭意識”和“傳統家庭美德”所吸引。

Darling-Wolf在研究日本知名藝人木村拓哉及其網絡粉絲社羣時也發現，這些粉絲實際上**圍繞木村拓哉建立了一個“泛亞洲社羣”，虛擬的“亞洲性”是生活在不同文化環境中的女性粉絲彼此之間以及她們與明星之間的共同紐帶。**Ching在考察了日本早年的電視劇《阿信的故事》和動畫片《哆啦A夢》後，認為這兩個節目其實是把原本屬於日本的文化重新包裝為可以被稱作“亞洲意識”或“亞洲想象”的共享性符號。

（《阿信的故事》劇照）

以上亞洲地區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觀眾能夠認同一個明星角色及其行為，實際上來源於一種“我們都是亞洲人”的意識，這種意識可能源於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所帶來的“文化接近性”。

誠然，即使是在“我們都是亞洲人”的認同感之中，外來文化產品的異域性也並沒有被抹去，只是被更為抽象的身份認同所替代。異域性總是隱藏在這種抽象的身份之下，它既可以是粉絲享受外來文化產品的樂趣之源，也可能引起其他地區粉絲的某種距離感。例如，日劇有時被解讀為太“日本”、太“西方”、太“自由”，這些價值觀都是較為保守的華人女性觀眾所不希望看到的，而這種與異域文化的距離感反過來削弱了形成“泛亞洲文化認同”的可能性。

但是，粉絲圈中其實還存在着一條無形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現代性的線性軌跡”，不同國家的粉絲消費者在這條線性軌跡上都有自己所處的位置，而位置差異會顯著影響粉絲消費者的態度，例如**日本消費者傾向於將東亞其他地區的流行文化解讀為“日本過去”的代表，喚起他們對“過去的日本”的懷舊之情。**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讓日本粉絲與其他地區粉絲之間產生了一種歷時性的親近感。這個觀點表明，文化產品的異域性特徵在特定條件下也能促進不同地區的粉絲產生心理上的接近性，從而有助於建立起跨越國界的粉絲共同體。

3.粉絲圈與粉絲的國家/民族意識

在跨文化粉絲研究領域，粉絲圈的存在是增強了還是減弱了粉絲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一個備受關注卻又爭議不斷的議題。Chin和Morimoto提醒我們，如果過度強調國家在跨文化粉絲實踐中的作用，這會導致難以明晰真正吸引與激勵粉絲的因素。Sexton表達了類似意見，認為在關於跨國電影和影迷圈的相關研究中，對國家或地域因素的定位具有兩極分化的傾向:有時被過分強調，有時又被過分抽象或淡化。鑑於此，我們嘗試梳理了分別支持兩方觀點的文獻，以期能更全面地呈現學者們對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內容。

有一些粉絲研究者主張，流行文化的“國家起源”或者“民族性”因素在跨文化粉絲實踐中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例如，Hills的文章提到，民族認同和民族差異在日本動漫粉絲享受閲讀的過程中並未被激活。這一觀點在Newitz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證實，她在採訪加州動畫協會的官員時發現，這些受訪者對於討論動畫的國家起源毫無興趣，他們甚至也不願意將自己對動漫的喜愛與他們對日本的任何情感聯繫起來。

Allison在對《美少女戰士》的美國粉絲的採訪中也發現，這部動漫的日本特色並不是接受並喜歡它的決定性因素。Allison還進一步指出:想象世界的創造，是以一種混合熟悉與幻想的方式打動了粉絲;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構建一個理想的、想象的世界與名義上的地域因素是分離的，因此這些產品來自哪裏(以及在哪裏消費)與消費的樂趣無關。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國家/民族意識也有可能以某種隱性的方式表現出來。以日本動漫為例，粉絲可能會被動漫的“日本性”或文化特色的某些方面所吸引，但他們可能把這種差異視為美學上的問題，而不是民族文化差異的問題。換言之，並非國家/民族因素變得無關緊要，而是它沒有被粉絲説出來或表達清楚，甚至有時候粉絲正是通過否認國家/民族意識來展現他們對於粉絲圈的忠誠以及粉絲的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也有經驗研究證實，粉絲對於國家或民族地位的自我反思性，是他們批判性參與粉絲文化實踐的一個標誌。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民族意識在粉絲實踐過程中是被增強了。例如，Salter針對跨國網絡遊戲社羣的分析發現，遊戲者在與國際玩家進行線上交流時難免感受到語言障礙，並且在實際遊戲場景中傾向於尋求本國隊友的庇護，形成由相同國籍的隊友組成的臨時戰隊，這就潛移默化地加強了遊戲粉絲的國家身份認同感。

Creighton在對韓劇《冬季戀歌》的日本女性粉絲的研究中同樣發現，**該劇男主角的女性粉絲會在看過劇情後，開始去質疑日本人凌駕於韓國人之上的民族主義觀念，以及日本男尊女卑的傳統等級制度。**由此可見，這種批判性反思有助於增強日本粉絲對於日韓兩國民族文化差異的認識。以上研究結果表明，粉絲對於流行文化的消費過程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粉絲的國家/民族意識。

▍總結與展望

在社交網絡化及媒介全球化等多重趨勢的推動下，粉絲圈場域中的跨文化溝通與交流活動變得日益頻繁，這一新興青年現象應該引起粉絲研究者的高度關切。

縱觀已經整理的文獻，我們發現當前跨文化粉絲研究領域仍然處於被國外學者主導的狀態，尤其是來自日本、韓國等“粉絲文化”輸出強國的學術成果幾乎佔據了該領域的半壁江山。這種研究現狀突顯了兩方面亟待改進的問題:

一是從學術的角度看，國內學者還沒有對粉絲圈的跨國、跨文化性質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分析粉絲文化現象時出現了“遺漏變量”偏誤，沒有將粉絲的國家和文化背景差異納入粉絲行為的解釋框架;

二是從政策的角度看，儘管“文化外交”已然成為世界各國公認的重要外交形式，但是粉絲圈文化作為青年亞文化的構成主體，似乎還沒有被國家層面的主流文化所收編，甚至還存在被污名化的風險，這其實是明顯低估了跨國/跨文化粉絲圈對於本土文化對外傳播的正功能。

基於對當前國內跨文化粉絲研究不足的認識，我們認為未來的相關研究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進一步拓展。

一是要有意識地將中國粉絲參與的跨國/跨文化粉絲圈作為分析對象，研究國家、民族和文化差異因素對於中國粉絲行為特徵的影響效應。

二是在實際分析中合理運用比較的視角，探討粉絲圈內部中國粉絲與外國粉絲之間行為模式的異同點，以及中外學者對同一類粉絲圈所做研究的結論是否有差異，這麼做將有助於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粉絲文化現象的獨特性。

三是可以引入歷史的視角，藉助於內容分析、文獻元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國內外處於不同時代、不同技術環境下的粉絲文化特徵，以史為鑑來加深對於現階段乃至未來粉絲文化走向的認知。

四是要在借鑑西方粉絲研究的話語框架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中國語境下對粉絲文化的本土分析範式，努力扭轉中國學者在國際主流粉絲研究中缺位的窘況。

五是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正視粉絲圈在跨文化傳播領域的正功能，進一步挖掘粉絲圈對於提升青年人的民族凝聚力、傳播中國特色文化、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等方面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從而為踐行新時代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更多有政策價值的學術成果。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12期，原題為“跨文化粉絲研究：學術史梳理與前瞻”，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