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鈞窯源流述略_風聞

摘要：宋鈞的出現和唐鈞有密切的關係。鈞窯早期還受到汝窯的工藝技術影響，當其自身特色逐步形成後，開始影響包括汝窯在內的周邊窯場，並形成規模較大的鈞窯系。鈞窯劉家門與禹州城內兩個鈞瓷區之間似有一定的承襲和對應關係。

　　鈞窯所在地今屬河南禹州（原禹縣），禹州位於河南省中部偏西地區，目前已知的窯址有鈞台八卦洞、劉家門、河北地、下白峪、閔莊窯等。鈞窯傳世品以天藍、玫瑰紫、海棠紅等釉色並刻有數字的陳設類鈞瓷為代表。藍色乳光釉和銅紅釉是鈞瓷的代表，局部、全部紅釉是首次以銅為着色劑。但從考古發掘來看，窯址內出土瓷片中以青釉瓷最多，如青釉瓷在劉家門窯址早期地層出土瓷片中佔70%~80%。同時大部分鈞瓷窯址還生產白地黑花瓷。鈞窯在創燒之初即掌握了覆燒、滿釉和厚釉工藝。

　　宋元時期的文獻對於鈞窯無明確記載。明代《格古要論》及《格古要論增補版》也沒有提到鈞窯這個名稱。目前，學界認為關於鈞窯最早的記錄是《宣德鼎彝譜》中所錄宣德三年（1428年）聖諭：“並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開冶鼓鑄。”然而之後，在諸卷詳釋所選鼎彝名稱時，並不見仿鈞窯款式的。而《宣德鼎彝譜》中並未明確指出鈞窯的時代為宋代，只是説內府藏有鈞瓷。明後期的文獻多將鈞窯列為古窯或名窯，而明後期所指的古窯包含了從宋到元的不少窯口，表明當時人們對鈞瓷年代的認識還是模糊的，明代中期以後對鈞窯的描述逐漸具體化。清朝前期的文獻開始明確將鈞窯記為宋窯。

　　鈞窯傳世品頗多，且窯址發掘工作也有過多次，窯址的時代從宋代到元明時期，而其周邊窯業的情況也逐漸開始清晰起來，這些無疑都是推動鈞窯源流研究的因素。

一、鈞窯之源

　　（一）宋初鈞瓷的出現當與唐鈞有關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鈞窯下白峪窯址發現燒造唐鈞的窯址後，我國考古界開始認為這“提示了鈞窯的早期歷史與唐代花瓷有關”，或言宋鈞與唐鈞有一定的承襲流變關係。

　　1994年對位於禹州城內古鈞台東數百米處的老縣衙（現武裝部）進行改造，發現大量的花釉注子、花釉缽，黃釉、黃褐釉注子、罐等瓷器標本。

　　1997年在古鈞台東的北大街拓寬改建工程中，於文家拐口兩座窯址南側發現唐黑鈞花釉瓷片、唐花釉注子，以及白釉和黃釉注子。此次考古發掘的位置在汝瓷窯區西或南側。

　　1998年縣衙東部北街小學進行房建，除發現少量的花釉瓷標本外，還發現一內施白釉、外施藍黑釉的標本。

　　2003~2005年鈞台窯附近的工地不斷有完整的黃釉、黑釉、花釉瓷出土。特別是2004年八卦洞製藥廠搬遷時，發現大量唐代器物標本，其中花釉器的大蓋、青花器標本十分罕見。2004年在八卦洞汝瓷窯區東側發現唐代黃釉瓷和花瓷，以唐代花瓷執壺較為重要。

　　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禹縣（今禹州）小北峪也發現了唐代窯址，出土了一些黑釉帶彩斑的器物。

　　在禹州市西北約30千米的萇莊曾發現大規模的唐代瓷窯羣，在13處窯址中有11處發現唐花釉瓷，以黑釉藍斑、黑釉月白斑居多。此外，在禹州神垕鎮下白峪窯址也發現唐花瓷。

　　在唐代古鈞台的基礎上，宋代窯工在鈞台附近建窯燒造瓷器，又將禹州西山神垕趙家門窯的唐代黑釉花斑瓷及魯山段店窯的“魯山花瓷”工藝技術移植吸收，並繼承下來，成功地燒製出銅紅窯變釉。

　　上述情況表明，唐代禹州境內瓷業生產的規模相當可觀，特別是萇莊鄉的生產規模尤為驚人。從唐代早期至唐末、五代，此處應是北方制瓷中心之一，為鈞台窯和白峪窯後來成為宋代的著名鈞瓷窯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在禹州西北有大規模的唐花瓷窯址羣，下白峪也有唐花瓷窯址，説明禹州城附近有生產唐花瓷的傳統。唐花瓷又稱唐鈞，唐鈞和宋鈞都是具有相同化學特點和細分散的液滴狀分相結構的分相乳光釉，唐鈞器上乳光藍斑是後世藍鈞等分相乳光釉的先導。從大量的實驗中，發現唐代花釉瓷的白釉藍斑、黑釉白斑、藍釉器與鈞瓷藍釉的主要釉料成分，都是一種當地的土藥，或許鈞瓷就是在其影響下產生的。

　　由於禹州城附近不僅有生產唐花瓷的傳統和環境，而且在汝瓷窯址區東西兩側還發現唐花瓷，所以鈞瓷首先出現在鈞台窯汝瓷窯址區絕非偶然。換言之，即汝瓷窯址區出現鈞瓷當與唐鈞有關，宋鈞創燒於北宋早期是有一定基礎的。

　　（二）早期鈞窯受汝窯影響

　　在禹州鈞台窯址，鈞瓷的燒造最先發現於汝瓷區，此後隨着技術的發展才逐漸形成鈞瓷、汝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四個生產區。除了汝瓷區外，在鈞瓷區、白地黑花瓷區也發現了汝瓷。這説明鈞瓷的出現是以汝瓷產品為濫觴的。

　　鈞窯劉家門窯在北宋末期創燒伊始，就採用了厚釉工藝和滿釉支燒的方法，這是對汝窯燒造工藝的學習和模仿。厚釉工藝與素燒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素燒瓷片在寶豐清涼寺窯址和鈞窯劉家門窯址都有大量發現。汝窯首創厚釉工藝。在寶豐清涼寺窯址2000年的發掘中，遺址第三階段出土瓷片較少，絕大多數是素燒殘片；在2012年至2013年的發掘中，在寶豐清涼寺遺址中發現了不早於金代的大量素燒器，佔出土瓷片總量的99%，元代地層也有素燒器，且同時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鈞釉瓷。鈞窯劉家門窯在創燒的第一期前段就採用了厚釉工藝，從第一期後段開始，素燒器所佔比例均達50%以上，且素燒器逐漸增多。從對汝窯和鈞窯的考古發掘來看，鈞窯在北宋晚期學習汝窯的素燒厚釉工藝之後，此工藝漸漸成為兩窯的主要工藝手段。

　　汝窯率先使用滿釉支燒工藝，寶豐清涼寺汝窯的支燒圈足花口碗、盤口折肩瓶、矮圈足小瓶及部分盞託、盞、套盒等為滿釉支燒。而鈞窯最早使用這種工藝的時間與汝官窯的燒製期一致，且金元時期一直續用。

　　鈞窯在北宋晚期受到汝窯厚釉工藝和滿釉支燒工藝的影響，技術水平穩步提升，為此後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鈞窯之流

　　（一）2004年發現禹州城內新闢鈞瓷窯址區

　　《禹州鈞台窯》記述，在八卦洞以東T12、T17、T18發現金、元鈞瓷。

　　禹州城內製藥廠後院即八卦洞附近，為汝瓷窯址區，2004年在八卦洞東側發掘，向東靠近鈞瓷窯址區（即在汝瓷區和鈞瓷區之間）。其中2004年發掘的T0417H1出土元代出戟尊、鼓釘洗、花盆、盆託等陳設用瓷，以及單把洗、高柄碗、碗、盤、缽等民用瓷。2004年發掘的T0501地層第3層為元代層，出土少量鈞瓷碗、盤等，無陳設瓷。該層下面疊壓4個灰坑，H68和H64分別打破H125和H200。H125和H200出土的白瓷碗底和外側墨書：“正隆元年（1156年）三月初五日”，H68出土鈞瓷盆、鈞瓷盤、鈞瓷洗等，H64出土鈞瓷碗，兩灰坑所出鈞瓷的年代晚於1156年。地層3層之下4層、5層為宋代層，未見鈞瓷器。

　　上述情況表明，禹州城內原鈞瓷窯址區最晚的第三期，即北宋晚期（或言興盛之時在徽宗時期）之後，鈞瓷生產遂告停頓，在金代1156年之後才恢復生產。2004年T0501元代層發現鈞瓷很少，説明金代1156年之後至元初，尚屬於鈞瓷生產恢復期，到以2004年發掘的T0417所代表的時期（元代）才發展起來。2004年發掘區介於汝瓷窯址區與鈞瓷窯址區之間，T0501第3層（元代層）之下4層、5層（宋代層）未見鈞瓷器，説明在金代1156年之後在原鈞瓷窯址區之西另闢新的鈞瓷生產區。鈞瓷新生產區在元代除繼續生產與原鈞瓷窯址相同的陳設瓷外，也生產民用瓷，這是較宋代鈞瓷窯址區的一個重要的變化。

　　（二）劉家門與禹州城鈞瓷區的關係

　　據發掘者研究，劉家門一期前段出土瓷片（北宋末期）以青瓷為主，佔57%（又説早期地層中佔70%～80%），鈞釉已出現，但很少，只佔13%。青釉瓷釉透明度很高，玻璃質感強，通體開片，釉色較橄欖綠而淺，似翠綠而深，與今天所稱鈞瓷天藍釉相差甚遠。鈞釉瓷釉層薄，釉的流動性不強，器體釉層稍薄處呈淡淡的紅色，帶紅色的極少，少數器上紅彩幾乎佈滿器表，紅色較淡，器形以日用器為主。上述情況表明，劉家門一期前段青釉器不是目前公認的鈞釉天藍或天青色瓷器，鈞釉器的特徵具有較強的早期鈞釉器特徵。特別是其與鈞台窯第三期（北宋晚期）鈞釉瓷相比較，鈞台窯第三期以生產鈞釉陳設瓷為主，造型講究，窯變美妙，釉色豐富，蚯蚓走泥紋、刻漢文數字等鈞瓷特徵明顯，劉家門第一期前段鈞瓷在上述方面較鈞台窯一期前差較遠，無典型鈞釉瓷，故不能説劉家門前段鈞瓷的生產表現出高水平工藝。其次，鈞台窯以生產陳設瓷為主，具有“官窯”性質，劉家門一期前段以生產民用瓷為主，性質為民窯，兩者似有“官窯”和民窯之別，在生產鈞瓷的種類上也有明顯分工。鑑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劉家門一期前段始燒鈞釉瓷，可能是在承襲鈞台窯三期鈞瓷燒製水平的基礎上的習作，所以既不能説劉家門一期前段創燒鈞釉瓷，也不能説其在創燒之始就呈現出高水平。

　　其次，從上面介紹的2004年禹州城內新發現的鈞瓷區來看，劉家門鈞窯區一期後段為金代前期（1127~1160年），此時生產衰落，鈞瓷較少（4.5%），時代與禹州城內新發現鈞瓷區T0501元代層（3層）下壓的H125、H200（有1156年紀年）大體相當。H125、H200未出土鈞瓷，説明此時鈞瓷處於停燒階段。劉家門鈞瓷區二期為金代後期（1164~1234年），瓷業生產恢復發展，但鈞瓷仍很少（3%），其時代大體與禹州城內新發現的鈞窯區內打破H125、H200的H64、H68大體相當，H64、H68出土一定數量的鈞瓷，説明在劉家門鈞瓷區恢復發展之時，禹州城內也恢復了生產鈞瓷。劉家門鈞瓷區三期屬於蒙古至元朝時期，這個階段禹州城內新發現的鈞窯區T0501第3層（元代層）雖然發現鈞瓷較少，但T0417卻出土數量較多的陳設瓷及部分民用瓷。綜上所述，劉家門鈞瓷區從北宋末至元代是連續生產的，禹州城內鈞瓷窯址區在北宋末之後停燒。大約在1156年後金代後期，禹州城內2004年新發現鈞瓷區恢復生產，到元代才發展起來，其恢復和發展脈絡與劉家門鈞瓷區一期後段、二期和三期大體對應，基本同步。由此可見，北宋末之後禹州地區的鈞瓷生產以劉家門一帶為主，其於金代後期對禹州城內鈞瓷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影響，促使禹州城除生產傳統的陳設瓷外也生產民用瓷。

　　明代文獻記載明代鈞窯仍有大規模的瓷器生產活動。考古發現證明，元代後期神垕西南的窯區（包括劉家門在內）基本停止生產，而禹州城2004年出土物則表明鈞窯明代初年仍有燒造，也就是説禹州城內生產鈞瓷的歷史下限晚於劉家門。

　　上述情況表明，劉家門和禹州城內兩個鈞瓷區之間是有一定的承襲、相互影響和對應關係的，故應將兩者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不應將兩者截然分開。否則，劉家門鈞瓷區一開始燒鈞瓷就呈現出較高水平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金代後期至元代禹州城內鈞瓷生產恢復和發展的原因也難以解釋。

　　（三）汝州範圍內的鈞瓷生產

　　汝州範圍內的窯址從北宋時期已經開始少量生產鈞瓷，金、元時期鈞瓷成為主要產品。汝州北鄉大峪鎮窯址，可見到一類釉質與釉色介於汝瓷、鈞瓷之間的青釉瓷器，器形以雞心碗、羅漢碗、直口盤、折沿盤等較多見。這類帶有某些過渡色彩的“汝鈞”製品，其時代或早至北宋晚期。

　　汝州在金元時期燒造鈞瓷。在對寶豐清涼寺進行第二、第三次發掘時，其中的第五期遺存時代為元代，發現了一定數量的鈞釉器。汝州的清涼寺、段店窯，今汝州市南鄉的嚴和店、蜈蚣山、寺溝、桃木溝、唐溝、缸窯以及北鄉的東溝、班莊、黃窯、棉花窯等窯場，金、元時期都在燒造鈞瓷。在寶豐清涼寺窯2012年至2013年的發掘中，其元代地層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鈞釉瓷。

　　鈞窯在唐鈞的基礎上，受到汝窯工藝技術的影響，有一個階段可能作為民汝窯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支，經歷了“亦汝亦鈞”的演變過程，並最終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品種，進而影響包括汝窯在內的周邊窯址持續生產鈞窯類型產品。隨着生產範圍不斷的擴大形成鈞窯系，並持續生產至金元，甚至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