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精選丨“北約腦死亡”的前世與今生，高盧雄雞的驕傲與恐慌_風聞

首發於：超級預測

北約年度峯會於12月3日和4日在英國倫敦展開。峯會的氣氛並不融洽。“法國不滿美國和土耳其，德國不滿法國，特朗普最不滿法國但也不滿北約所有人，北約所有人又皆不滿特朗普”，這固然是笑談，卻也頗為生動地展現出了北約內部的分歧。

令各種分歧在此次峯會再難遮掩的人，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約已經腦死亡”的言論。——多維新聞網

馬克龍的“妄人妄語”

10月底，馬克龍在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以最平靜的語氣講出了最激進的話：北約當初成立是為了應對華約(Warsaw Pact)，而今隨着蘇聯的解體，北約已然成為“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購買美國商品以作補償”的跨大西洋關係，至少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人是這樣審視北約的。 

馬克龍繼續説道，法國絕非為了這種合作關係而加入北約，“北約已經腦死亡，一邊是美國獨自做戰略決策不與盟友協調，一邊是土耳其自顧自地發起攻擊性行動……雖然北約依舊能有效指揮軍事行動，但在戰略和政治維度，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下的問題”。 

自從該專訪於11月7日刊佈，“北約腦死亡”就成為了關鍵詞，在過去一個月內引起了眾多政界人士的口誅筆伐——以德國總理默克爾為例，她先在馬克龍該言論刊佈後第一時間發表批評與不認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國聯邦議會一般性辯論演講中談及北約的意義，表示現在歐洲僅靠自己無法自衞。 

然而，據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報道，“許多歐盟官員私底下都認為馬克龍的抱怨大抵正確”。事實上，不少歐陸小國之所以加入北約，也確實是為了獲得軍事安全保障，而近年來的北約峯會也確實一直糾結于軍費等問題，而在戰略決策維度缺乏協調。 

不過，無論是出於觀點差異或是對美國的顧忌，各北約成員國都選擇了更為圓滑的措辭。馬克龍除外。但對此人們並不感到意外——如果説歐洲各國中有誰最可能站出來説這種“不中聽”的話，那也就只能是法國了。 

回望這一切紛爭的源頭，那場10月底的《經濟學人》專訪，馬克龍在富麗堂皇的愛麗捨宮中，與記者侃侃而談一小時有餘，從防務、歐美關係、5G、歐俄關係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歐盟整合，“北約腦死亡”絕對不是重點。 

從專訪中能明顯地看到他對橫向的現況以及縱向的前景之審思，而貫穿全文的，則是他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追求。這對法國而言並不新鮮，畢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樂開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統們便秉持着同樣的思維。 

戴高樂的繼承者們

1944年，榮歸巴黎的戴高樂本以為可以領導法國走向復興，但是很快便因不諳政治鬥爭，被第四共和國老練的政客們排擠，被迫於1946年憲改公投失利後辭職，一隱居便是十二年之久。 

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國在越南遭受奠邊府戰役慘敗，在中東的蘇伊士戰爭草草失敗，阿爾及利亞也開始獨立運動，在國內各政客更是沉溺於權鬥。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抓住了這個東山再起的機會，重塑法國共和之制。 

戴高樂

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原子能法案》，標誌着美國核壟斷政策的確立，戴高樂“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加速獨立自主的核武開發，最終於1960年原子彈試爆成功；1964年，戴高樂頂着美國的壓力，成為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西方大國。 

1966年，有鑑於彼時深陷越南戰爭和美蘇爭霸的美國，以“法國絕不能將其賴以生存的國防交予外國保護者，因為外國終究不可靠”為由，退出了北約指揮架構，只保留參與權，並大力發展陸海空三軍——法國今天仍是北約唯一一個不在“核計劃小組”中的成員國，其核政策完全獨立於北約之外，更有歐盟少有的獨立健全的軍工工業。 

很大程度上，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繼承者們的延續。面對迫不及待想要緩和美法關係的美國，法國前總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軍事和外交獨立，乃至於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為首位訪華的在任西歐國家元首。 

另一位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則畢生支持“歐洲合眾國”，於任內和西德總理共同主持起草《歐盟憲法條約》，倡議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為歐元奠定了基礎。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則是在國防、核武、對非關係、歐洲一體化和對英對美關係等問題上都一貫強調法國和歐洲的獨立，甚至不顧美國遊説，於1993年與中國草簽《中法聯合公報》，終止對台軍售。 

執政於世紀之交的法國總統希拉剋(Jacques Chirac)則堅持法德同盟，在美國獨大的後冷戰時期為法國及歐洲力爭一席之地，並在2003年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時在國際社會高調吹起反戰號角。 

到了馬克龍時代，他在2017年9月發表歐盟願景演説中直言“當前挑戰生死攸關，曾保護歐洲蓬勃發展的海堤已被淹沒。我們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團結和民主的歐洲奠基”。為了這個願景，馬克龍提議2020年成立“歐洲軍隊”、設立統一財長和預算，並在環保和移民等諸多問題上進一步統籌規劃。 

這些願景和倡議固然甚難落實，卻反映出馬克龍不願“居人籬下”，追求法國人和歐洲人自己“當家做主”的執念。這種對獨立自主的孤傲與執着，可謂是歷任法國總統一脈相承的特徵。 

高盧雄雞的驕傲、憂慮與執着

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法國人總給人驕傲的印象。法國人自己對此也不諱言，撇除文化資本不談，當代法國嚴苛的教育體系和激烈的社會競爭，更鞏固了這樣的自傲心理。或許也正是這種“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讓馬克龍向《經濟學人》發出“歐盟可能會從地緣政治層面消失”的憂慮。 

他憂慮的是歐盟因經濟狀況而“南北分歧”，因移民問題而“東西分裂”，這兩個問題又讓歐盟各國變得愈發難以治理，以至於選舉組閣困難、少數黨政府執政愈發成為普遍情況。而當馬克龍念及這些歐盟的危機，再聯想到國際地緣正愈發向“中美G2”轉移的趨勢，就更讓他擔憂歐盟競爭力式微。 

正因如此，馬克龍才一再聲稱“我們正經歷西方霸權的終結”，強調“自主戰略”，力推歐盟整合，乃至獨立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嘗試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深化與中國的合作。 

很多人會説，“法國依舊做着不切實際的昔日大國夢”，但是在這深深的執念背後，或許是一種恐慌，恐慌的並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陰影”，而是“今日的我遠未發揮潛力”。這不僅體現在法國人平時展現出的驕傲姿態，更體現在馬克龍的憂慮，以及他歷任前輩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