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美國人為什麼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美國”?_風聞

來源 | 人民論壇雜誌11月中

作者 |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李文

貧富差距大的導火索：新自由主義

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會不平等，一直是美國社會的痼疾。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呈現持續加劇態勢，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來的20%；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佔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超過75%，後50%家庭擁有的財富佔比僅為1%。

2017年，非洲裔美國人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僅為白人的10.29%，拉美裔為12.11%。根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公佈的《高管薪酬觀察》報告，美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和普通員工的平均工資之比，1965年為24倍、1979年為35倍、1989年為71倍、1999年為299倍。

另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發佈的研究報告，2015年美國大型企業首席執行官一年的平均薪酬高達1550萬美元，為普通員工平均年收入的276倍。

隨着中產階級和白人藍領階層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他們在政治上開始變得憤怒和激進。斯蒂格利茨指出：“塔尖1%人羣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最大後果就是侵蝕了人們對美國公民身份的認同感，讓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

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歷任總統實施了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經濟社會政策。新自由主義推崇徹底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完全市場化，認為一切跟“國家”“政府”“公有”相關的部門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導致腐敗，只有市場、私人企業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這種“任資本的力量在蒼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實到實踐層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進而導致富人階層與中下階層矛盾的加深，民粹主義抬頭，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

三大政策導致收入不平衡

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盛行“財富下滲”經濟學，其基本主張是通過對資本家減税，把社會財富主要分配給資產者，經過滲漏原理逐漸使窮人的境況得到改善。

税收政策

在這一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導下，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税率，個人收入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勞動收入的最高税率從1982年的70%減到50%，資本利得税自1981年6月起從80%減到了20%。在1986年的改革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勞動收入的最高税率再次從50%下調至28%。與此同時，美國低收入階層的税率卻從11%上漲到15%。

里根之後，對富人實行減税，減少對窮人的救助，幾乎成為美國政府渡過經濟危機的通行做法。

老布什在任期間（1989-1993年），美國國內延續了導致經濟分配不公、貧富分化的經濟政策。1993年民主黨人克林頓上台後，大膽提出增税計劃及公平負擔的原則，把增税壓力主要放在富人身上，但對新自由主義執政模式的影響甚微。2001年小布什上台後，繼續實行有利於大企業、大資本的鉅額減税政策，突出表現在逐步取消了僅由富人承擔的房地產遺產税。

在這種情形下，近40年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幾乎一直延續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工資政策

除税收政策外，自里根開始，歷屆美國總統幾乎都採取了有利於資本家，不利於工人的工資政策。里根在任期間調低了全美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小布什上任後又進一步下調。2009年，奧巴馬政府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6.55美元提高至7.25美元，此後又一直停滯不前。奧巴馬在任期間曾幾次呼籲國會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無一不遭到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共和黨人的反對。

產業政策

新自由主義還推動美國政府實施嚴重傷害勞動階層切身利益的產業政策。全面市場化引導大量資金投入到能夠迅速獲利的虛擬經濟中，跨國公司把生產轉移到海外，資本所有者、金融高管與科技精英在這一過程中如魚得水，但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卻因此迅速衰落，導致“鐵鏽地帶”的出現，大量工廠倒閉，到處是閒置廠房和被遺棄的鏽跡斑斑的設備，工人大量失業。

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階層，不斷通過讓政府放鬆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謀求自身利益。在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前副總裁羅伯特·魯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和經濟顧問期間，美國政府通過了旨在消除所謂壁壘、監管、管制的《金融改革與現代化法案》，進一步放寬了政府對商業銀行從事金融投資的限制，花樣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應運而生，虛擬經濟、泡沫經濟迅速膨脹，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差距被再次迅速拉大。

社會福利政策使貧困人口更加貧困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國家”導致了經濟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動機，增加了國民對國家的依賴。受這一觀點影響，美國政府對福利國家政策持排斥態度，儘量減少在醫療保險、高等教育、退休養老金等方面的國家扶持，使部分貧困人口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為緩解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收入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美國政府也曾考慮國家干預手段的必要性，包括嘗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但都難以付諸實施。

2010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由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出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的醫療改革法案。新法案可將3200萬沒有保險的美國民眾納入醫保體系，從而使美國醫保覆蓋率從85%提升至95%。但實施這一法案的鉅額資金需要通過減少聯邦醫療項目開支和對富人增税等方式予以籌集，等於讓富人為窮人買單，被認為是“劫富濟貧”，引起利益集團與富人階層的強烈不滿。因此，特朗普上台不久就便用行政權力叫停“奧巴馬醫改計劃”。2017年5月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17票對213票通過取消“奧巴馬醫保”，使大約15%的底層民眾再次失去基本醫療保障。

教育制度加劇貧富分化

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美國現有教育體制明顯不利於底層人羣的子女通過接受良好教育的途徑改變自身命運。可以説，在美國，貧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又是其結果。窮人的孩子很難與富人的孩子一樣有同等機會獲得良好教育以及尋找到合適的事業來施展他們的才華，這就減少了他們在未來賺取更高收入及累積財富的機會。

教育投入差異

美國的教育資金有三大來源：10%來源於聯邦政府，45%來源於州政府，45%來源於地方社區。這使美國的基礎教育嚴重依賴地方性税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税多，教育投入多，整體教育資源好；而窮人多的地方則因為税收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資源貧瘠。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劇了貧富分化。

對美國家庭來説，教育不公平在居住地方面表現得極其深刻。社會學家安·歐文斯的研究顯示，近年來，美國社區“收入隔離”勢頭蔓延，窮人、富人混居的社區越來越少。富人居住區有着風景如畫的庭院、漂亮的學校、精美的圖書館、現代化的購物中心、綠林掩映的社區公園和運動場所，以及精心養護的交通道路。低收入家庭大多居住在環境糟糕、基礎設施差、治安不好的“窮人區”，學生大多上公立學校。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數據中心的統計表明，2007年全美公立學校低收入家庭學生為900萬，2014年超過1100萬。

高校學費高昂

美國的頂尖高校大多為私立學校，學費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會資源等非個人能力因素，這就把大多數貧窮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教育專家哈羅德·利維撰文指出，在美國常春藤大學，來自全美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僅佔全體學生的3％，而來自收入最高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比例高達72％。

教育公平是社會流動性和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推動教育公平，是一個社會能夠從根本上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美國現行教育制度加劇貧富人羣的分化與隔離，不僅使美國階層固化現象日趨嚴重，也使美國的貧富差距在短時間內看不到改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