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似乎理想但現實“骨感”——並議需深析港亂之因，從思想根源上止暴治港_風聞

一、西方民主的似乎理想性及其對港的影響

西方民主，用全民普選、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等制度，其設計意圖可能是有其理想性的合理之處的。例如，其全民票決，似乎“人人有權選擇領導人”的制度設計，甚至是十分誘人的。

或許可以説，西方民主制度的設計者們，可能的確是有期望以此形成對人的自發慮己、趨利性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能有效監督。西方民主制度，也曾被認為足夠完善，有言稱：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是“歷史的終結”。

西方民主的這些似乎十分誘人的理想性，就其影響來看，或許也是今天港人中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在訴求“真普選”而鬧事的“精神支柱”，他們覺得自己的訴求有一種天然“正義性”。

從許多相關的報道和資料中可以看到，有人正是利用港人對“民主”的迷信，將“真普選”觀點植入他們思想中，認為所謂“真普選”才是“真民主”，使得相當多的港人受到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佔中運動”爆發後，他們相信這是在為他們“爭民主”。

亂港勢力還將街頭主力軍定位在青少年身上，因為他們涉世未深，容易為所謂“自由民主”而衝動，只要不斷向他們灌輸自由民主、中國大陸不民主的思想，就可以在學校裏源源不斷地製造“示威者”。

當亂港暴徒的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時，還有相當部分的港人只是覺得太激烈了，損失有些大，但只要忍一忍，或許到了某個節點，他們就能得到想要的東西--普選。普選，這種“自由民主”，通過十幾年無孔不入的宣傳灌輸，成了不少港人的“共識”，以致一些人為了“真民主”的普選，不惜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訴諸暴力、恐怖，還在一部分港人那裏可以得到理解和原諒。這可能是港亂至今還難於平息的重要、深層原因之一。

由於將普選作為“民主”的象徵，其幾乎具有着宗教般的魔力，在世人眼中燒車燒人的暴徒，在一些人眼中是“民主”的力量。祖國大陸對港有再多的照顧、優待，對於迷信“西式民主”到宗教程度的人來説，都不會感恩，反而覺得你奪走了他最寶貴的東西，渾身不自在。

這些不能不提醒人們，需要深析港亂之因，也要從思想根源上止暴治港。

二、西方民主在實踐中，其現實其實“骨感”

如果説港亂至今還難於平息的重要、深層原因之一是“西式民主”、“普選”，那麼，我們更應該實事求是的來認識這“西式民主”。

其實，西方民主產生至今數百年來的實踐證明，西方民主似乎理想，但現實“骨感”。其正在顯露出被人的趨利所“異化”，而出現越來越多的弊端。

應該説，西方現行普選直選民主，有數量、缺質量，易民粹，已經和正在越來越多的出現極端民主、福利主義，治理失靈。

西方民主的制度設計，可能本來是期望用普選、多黨競爭、輪流執政形成有效監督、制衡。但在實踐中卻正在更多的被趨利的人們所利用，已經成為：

——各黨為爭權奪利而“逢對手必反”，頗現惡鬥；

——民眾在人手一票的“普選”中，已不是“選優”而是在選“較不爛”者；

——由於投票的民眾未必個個“眼睛雪亮”，頗有被“能買動媒體的有錢人”及其支持的政黨所造輿論左右的現象，投票中即便有“多數票”，這個“多數”，也未必能真實反映民心、民意，能有效維護人民眼前利益，特別是民眾的長遠、根本利益。因此，這種全民投票的“民主選擇”，也就可能變得只有“量”，而其“質”未必“優”，乃至也會“質差果劣”（英國的“脱歐公投”，可能就是十分典型的實例之一）；

——各政黨、政客們，為獲取執政權爭權奪利惡鬥，不但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甚至還導致國家治理停擺（歐美國家時有政府頻繁更迭、政府多次“關門”，也屬不乏其例）；

——各黨及其政客為各自利益而爭權奪利，還頗現為取悦民眾、撈選票，而大開不切實際的福利“支票”，以致西方民主的選舉體制下，多有導致國家財政不堪重負，乃至瀕臨破產，……。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些國家，在世界不少地方強推西式的“自由民主”，結果搞得很多國家生不如死，其實這也在社會實踐上進一步説明，西方民主制度不僅西方自己用起來問題層出不窮，強行推廣這種制度，更是害人至深。

這些西方民主在實施過程中的種種弊端，難道不是一部分港人、港青們，也應該瞭解認識並深思的嗎？不認識到這些，這些人對“西式民主”的“迷信”如何能破除？……

三、從思想根源上止暴治港，必須在深層次上、在思想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擊破“西方民主”的神話

現在，相當一部分港人，為西式“民主自由”所蠱惑，不要代議制度，而要看起來很“民主自由”的所謂“真普選”，也有人直接或間接的支持“用行動”與大陸對話，試圖逼迫大陸直面香港的這種“民意”，同意香港“真普選”。

但是，在港區現行制度和社會現實之下，所謂“真普選”的民主，會帶來什麼？

從上述西方民主在西方實行、在世界一些地方要硬性推行的結果、現實看，恐怕在港實行“西式民主”更可能帶來的是：外部勢力為遏制中國發展，對香港會更多下“功夫”，乃至以金錢為誘餌插手，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而使外部勢力收買的人物掌控香港行政，並與中央政府對着幹。這可能使得香港成為外部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馬前卒，會給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製造麻煩乃至訴諸港獨，挑戰一國兩制。這樣，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其在國際上的重要金融中心地位等往日的優勢和輝煌，都均將付之東流吧！

對香港的普選，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曾決定明確：從2017年起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

不過，這個《決定》中的如下內容，斷了外部勢力企圖通過選舉程序，讓其代理人在香港上位掌權的可能性：

一，組成一個提名委員會，只有符合愛國愛港的賢能之人，才能得到提名資格。否則，為外人賣命的阿貓阿狗都可能出線。

二，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產生兩到三名候選人。

三，每位候選人均須得到委員會半數以上成員支持。

四，香港選民均有選舉權。

五，最終選出的一位當選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這就形成了外部別有用心者無法逾越的一道鐵門檻。這個決定，會讓外部勢力這些年為了控制中國香港治權而花費的心血，人力，物力，金錢全部打了水漂。

這恐怕也正是外部勢力近幾年會在港下大力資助、策動亂港，要搞“五大訴求”、“真普選”的根本原因。而我們要擊破這些居心叵測者的卑鄙伎倆並使之無法得逞，也必須在深層次上、在思想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揭露其險惡用心，擊破他們的“西方民主”的神話。

人們還應該看到，在世界的東方特別是中國，由於其歷史文化基因與西方不同，加之中國、前蘇東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長期奮鬥積累的政治經驗、共產主義理想的傳播，從中國、前蘇共產黨在長期“民主集中制”管理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中，中國形成了比較有效的“民主集中的社會管理、治理體制”。這種有東方和西方文明交融傳承的民主體制，現在看來其實並不比“西方民主”實施的效果差，甚至是比較更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體制，雖然這東方的“民主集中的社會管理、治理體制”，也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完善。

這種“民主集中的社會管理、治理體制”，訴諸“民主、交流、協商、參與、監督、管理”，非僅看“量”、多數，而是更要有“質”、要顧及結果並有“集中”的、有效率的落實，要造福社會、造福人民。在現代科技被“智慧、智能應用”的條件下，在正確的構設並不斷動態完善中，這種“民主集中的社會管理、治理體制”，也將可以更直接、快捷的，真正實現“民主集中的現代社會的全面管理、治理”。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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