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們一去不返_風聞

三次分配與被左右的命運

勞榮枝們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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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螃蟹 X 喬治王

1996 年，南昌。歌舞廳坐枱女陳佳，把一名男子帶到了自己臨時租住的出租屋。男子剛一進門，一把刀就抵了上來。

拿刀的是一個留着八字鬍的男子，是坐枱女陳佳的男友，他這樣説道：“給家裏打電話要錢，不然就殺了你！”

在二人的逼迫下，這位被仙人跳的男子熊啓義抓起了電話，但他撥的，卻是 110。看着肉票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耍花樣，八字鬍二話沒説，一刀結果了熊啓義的性命。之後，這對雌雄大盜搜出了死者身上的鑰匙，男女二人合力，對屍體進行了肢解。

碎屍塊被集中處理，一半塞進了出租屋內的舊冰箱，一半被裝進一個黑色的大旅行袋內。7 月 29 日傍晚，八字鬍拎着裝滿碎屍塊的旅行袋，來到了死者家樓下，神色自如地向路人打聽熊啓義住在幾樓。

晚上 8 點多，這個窮兇極惡的男人站在了 601 室門外。他掏出白天從屍體身上摸出來的鑰匙，從容地打開了房門。

此時，家裏只有熊啓義的妻子和她三歲的女兒。進屋後，八字鬍走到了女人跟前，將旅行袋倒提起來，裏面的碎屍塊被他一塊塊地抖落在熊妻面前，並告訴她：這是你老公。

女人當場嚇懵了，將家裏的 20 多萬現金全都拿了出來。但這些錢沒能保住這個女人和女兒的性命。八字鬍先殺了母親，接着又把哭鬧的孩子也殺了。再然後，他將屋裏的勞力士錶、手機等財物洗劫一空，離開了案發現場。

整個 90 年代，都被這些窮兇極惡之徒殺人奪命的恐怖陰雲籠罩，各種泯滅人性的大案慘案層出不窮，許多出租車的副駕駛都坐着彪形大漢壓車，以防被劫殺。

因為在當時，要想驅散這些陰雲，偵破一起命案並不容易。熊啓義一家被滅門後，南昌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在得知男主人當日去過歌舞廳後，他們走訪了全市的坐枱小姐，最終只找到了“陳佳”在工作單位留下的假身份證。

線索斷了。

那時還是無芯片、無防偽的第一代身份證，黑市上買賣假身份證十分普遍。在沒有人臉識別，DNA 技術尚未普及的 90 年代，一張假的身份證，讓犯罪分子的真實身份難以確認。即使是真的，全國身份證信息也沒有聯網。在落後的刑偵技術限制下，一起案件，一旦跨了市，除非公安部督辦，否則就很難再追查下去了。

與此同時，卻是犯罪分子的機動性被大幅提高。鐵路系統開始完善，而火車票還不需要實名制。只要買得起票，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坐火車或汽車，去到另一座城市，再找一家旅館住下。在剛剛過去的 80 年代，要想住店，還得拿着推薦信。而現在，只需用筆填個登記表。

這對窮兇極惡的雌雄大盜，在南昌犯案後，很快就拿着假身份信息，坐火車逃竄去了温州，繼續犯案。

打一槍換個地兒，再弄張假身份證。整個 90 年代，無奈地成了犯罪分子的黃金時代。從 1993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0 日，短短 40 天，一位神秘的“黑衣人”足跡踏遍成都、西安、洛陽、東莞……七省11市，行程數千公里。在各地的招待所內，這位黑衣人連殺16人。這起充分利用了時間差的連環殺人案，就是轟動一時的西南旅館殺人案。

而近年來被抓捕歸案的逃犯，能製造出轟動效果的，犯罪年代大多也都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比如前幾年才被緝拿歸案的白銀案兇手，高承勇。從 1988 年到 2002 年的 14 年間，入室姦殺女性 11 人，最小的只有 8 歲。大多數受害人生前被捅數十刀，不少人死後乳房、雙手等身體器官被割掉。

而文章開始提到的那對雌雄大盜，女方“陳佳”的真名，正是近期家喻户曉，逃亡 20 年的蛇蠍美人，勞榮枝。那個八字鬍男友，便是 90 年代令人聞風喪膽的殺人魔，法子英。

造就了勞榮枝們和那個時代的，除了當時受限的 DNA 技術、實名制、身份證信息聯網、攝像頭這些不利於辦案的外部技術條件外，裏面的深層次原因，其實是分配模式的轉型。

在我國的歷史進程中，共有過三次分配模式的轉型。而每次的轉型，都意味着一場社會劇變。新與舊，對與錯，守舊還是發展，兩套完全不同的系統，在轉型期內像海浪般進行着一次又一次地劇烈碰撞，無論過去還是未來，它都始終沖刷着我們每一個人，左右了你我的宿命。

01：一次分配

1977 年冬天，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餘年的高考考場。

高考恢復了。

自隋唐科舉起，數千來，讀書一直都是底層通往上游的主要通道。時隔十年，這一通道被再次打開。1977 年冬和 1978 年夏的中國，迎來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報考總人數達到 1160 萬人。

在恢復高考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國已有 1000 多萬名普通高校的本專科畢業生和近 60 萬名研究生陸續走上工作崗位。藉由高考，趕上這班時代浪潮的 1000 多萬人，命運就此改寫。

一次分配又叫初次分配，它只講效率。誰創造價值的效率更高，誰就能獲得更高的回報。而高考的作用，正是篩選出能創造更高效率的人。

高考恢復一年後，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 家農户在一間破草屋裏開了一場秘密會議，簽了一份實施“包田到户”的協議，從原先的“大鍋飯”改為自負盈虧。很快，在總設計師的支持下，這些人不僅沒被處分，這種模式還被推廣到全國。除了農村，城市裏的國企也開始獲得經營自主權。再一年，中央批准了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建立經濟特區。

改革開放來了。

新政策帶來的種種改動，都是為了篩選出創造更高效率的人。就像高考一樣，這些時代下的天選之子迎來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機會。

“只要膽子大就能賺錢。1981 年 5 月，我跟我哥哥、老村支書三個人，每人出 500 元，湊了 1500 元，買來設備辦蠟燭廠。家屬在後方做蠟燭，我們三個男人出去跑銷售，一箱蠟燭能賺幾塊錢，這在當時是大錢。當年 10 月，我們三人又到處借錢，每人出資 3000 元，招工辦了個服裝廠。這兩家工廠，讓我們賺到了第一桶金。”

有着浙江最富村之稱的東陽市南馬鎮花園村，現任黨委書記邵欽祥這樣説道。

只要膽子大，即使你沒有參加高考的知識儲備，也能通過下海經商，完成階級跨越。70 年代全民下鄉，80 年代全民經商。在改革初期，要成為富人，要求其實並不高。

浪潮之下，部分人被浪花推到了先前不敢想象的高處，而海面之下，是那些原本遵循着舊系統“大鍋飯”規則的人，也被不可避免地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時間來到一次分配更加徹底的 90 年代。原先還未完全脱離“大鍋飯”模式的國企迎來了下崗潮。生存資源變得更加稀缺。對吃不飽飯的人來説，他們更容易感受到的是這種稀缺帶來的影響：我餓過肚子，我知道餓的感覺是什麼。富人什麼感覺？我沒概念。我只關心，下一頓飯在哪兒。

稀缺，讓人不可避免地變得短視，關於人生，關於未來，都不知該如何規劃：他們不會去下海經商，他們需要的，是被安排。

換而言之，擺在整個社會眼前的，不是一羣壯志凌雲，想要擼起袖子大幹一場的人，而是等着被安排的，一張張等飯吃的嘴。

普通人只想有口飯吃，而那些天選之子，已經用起了大哥大，開上了小轎車。槍打出頭鳥，他們成為了用最原始的野蠻方式掠奪生存資源的天生犯罪者的目標。法子英落網後，振振有詞地説自己只是為了搞錢。當警察向他喊話：我們的生命都是一樣的。一樣珍貴。他從容地説道：

“説句難聽的，你一個月才多少工資？”

犯罪分子有了目標的同時，恰巧又遇上了無限寬鬆的犯罪環境：只看效率的一次分配，讓人往錢多的地方去。而為了刺激人口流動，鐵路系統完善、實名制被延後、住店落腳的身份核實被放鬆，以及，未跟上這些變化的落後刑偵技術。

1997 年春節期間，在河北周邊犯下多起案件的刑滿釋放人員白寶山，因為當地警察及軍隊提高了戒備，選擇流竄到千里迢迢的新疆作案。前文提過，在當時，購買火車票還不需要實名制。在火車站，旅客通過進站口，攜帶的行李包裹都要上 X 光檢測線。但旅客身上是不需要檢查的。白寶山利用了這點，將攜帶的自動步槍藏在了身上的羽絨服，順利過了安檢。

就這樣，攜帶着用來做案的 81 式自動步槍，和用來住店登記的假身份信息，他順利踏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車，向着後來震驚世界的‘8.19’特大搶劫殺人案的案發地——烏魯木齊邊疆賓館進發。

8 月 19 日早晨，邊疆賓館還沒開門，白寶山和在服刑期間認識的另一刑滿釋放人吳子明早早就來到這裏蹲點。他們先掏出槍，壓滿子彈。然後白寶山把自動步槍放進提包內，手槍揣進衣兜裏。退到了邊疆賓館入口處，等待着獵物進場。

20 分鐘後，視野裏出現了兩個送上門來的羔羊：一老一少，提着包，走到了一根電線杆旁邊後，這兩人突然蹲了下來：他們竟打開了提包，當街旁若無人地數起了錢。而在他們身後，兩個為了錢，什麼都能幹的窮兇極惡之徒，也在心裏幫他們數着錢。沒過多久，白寶山心裏有了數：老人包裏大概裝着 50 萬的現金，年輕人包裏大概能有 80 萬左右的現金。

100 多萬人民幣的現金。這放在今天，仍然充滿着誘惑力，更別説在那個爭當萬元户的 90 年代。機不可失，就像港片裏演的那樣，白寶山當街提着步槍，走了過去。在距年長者僅一米遠的地方，對準老人的後背開了當天的第一槍。

老人當場就被打死。

吳子明接着朝年輕人開了一槍，但子彈卡了殼。驚魂未定的年輕人立刻提起包，朝邊疆賓館裏跑去。窮追不捨的白寶山提着槍，邊跑邊連放兩槍，打倒了正在值班的賓館保安。吳子明則趕緊把老人裝錢的包背在了自己身上。最後，白寶山將那個無路可逃的年輕人，打死在了賓館東樓前的汽車夾縫裏，把那個裝着 80 萬鉅款的格包背在肩上。

接着，他右手持槍，繼續連續開槍，往先前就踩好點的一個牆豁口逃入新疆大學的一片樹林裏。這片用來掩瞞贓款和做案工具的樹林，距離邊疆賓館只有 905 米。但白寶山走到那兒卻花了 20 多分鐘：在此期間，為了順利逃入樹林，他先後共開 14 槍，打死 7 人，打傷 5 人。均是無辜路人。

這起案件轟動全國，一路上報到了中央。但有着北京、新疆兩地，上萬警力資源做支撐，偵查工作還是陷入了困境：案發現場取到白的腳印只有 41 碼，刑偵人員就此判斷他的身高不高。但直到落網後，所有人才發現，白寶山的個子有一米八，他只是天生一副小腳。

此外，白寶山一案中，最重要的跟進線索是槍支種類的來源鑑定，新疆地區堅持認為是 56 式自動步槍，但實際上卻是 81 式自動步槍。這方面始終在走彎路，因為他們鑑定槍支的方法，即使放在當時，都已經是過時了……

就此，幾條線索都斷了。

而白寶山的事蹟還有一點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刑滿釋放後，因為坐過牢，他找不到工作，也上不了户口。在根據他的事蹟改編的電視作品中，這成了他報復社會的原因之一。

據有關資料統計，中國監獄的在押犯中，再犯罪人員平均佔到了 17% 以上，其中刑滿釋放人員第一年重新犯罪的比例佔 48%，第二年佔 32%，第三年佔 19%。預防和減少刑滿釋放人員重新犯罪至今都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 90 年代赫赫有名的殺人魔，如前文提過的法子英、有着“重慶一流悍匪”之稱的胡道平、以及白寶山，均是有着犯罪前科的刑滿釋放人員。

即使是今天，刑滿釋放人員該如何重新融入社會都是一個大問題，而在只注重一次分配，一心發展經濟的當時，根本沒有人重視這個問題：因為這屬於二次分配的範疇。

02:二次分配

青島北山公園有一個乒乓球球友圈，2017 年 3 月 18 日，這批由退休老人組成的球友們組織了一次聚餐。圈裏的球友們都來了，唯獨缺了陳正林。菜上齊後，每人先抽了一支煙，接着用筷子蘸一點酒灑在地上。

那天，是陳正林的頭七。

七天前，這位省吃儉用了一輩子的老人，投海自殺了。他的衣物被海水衝去了附近沙灘，唯一能辨認身份的東西是褲兜裏那張寫了名字的紅紙——那是某次參加保健品會議時，留下的姓名牌。

在他人生的最後四個年頭裏，買了近 10 萬元的無用保健品。發覺受騙後，他在遺書中寫道“給大家帶來了壓力和麻煩”，然後選擇了自殺。

對陳正林來説，10 萬塊，是一筆大數目。退休後，陳正林離開老家信陽，來到青島幫女兒帶孩子。此後，他斷斷續續做過保安，月工資最高 1700 元，每年自費繳納養老保險金。生活拮据的他最大樂趣，便是在閒暇時，來到北山公園，跟這些球友們打幾場乒乓球。

來這兒打球的，大多都是退休老人。與此同時，專挑老年人下手的詐騙犯們，也盯上了這塊地方。

比你更懂爸媽的，是騙子。一天，陳正林和妻子正在鍛鍊，一個自稱王笑笑的姑娘很熱情地過來打招呼，叫陳正林“叔”，叫他妻子“姨”。她自稱是一家名叫向尚的保健品公司員工，問了他們是哪裏人後，向他們要了家庭住址和電話。

故事開始向着熟悉的劇情發展。沒過幾天，陳正林接到了王笑笑的電話，“叔，你們在家不，我來看看你們”。這樣的登門拜訪不止一次，而這個名叫王笑笑的陌生人每次上門都不會空手，要麼提個西瓜，要麼帶上一小藍雞蛋，給老人們送上伴手禮。

很快，王笑笑開始邀請陳正林夫婦去“開會”領禮品。陳正林夫婦不知道的是，一旦去開會了，他們就陷入了騙子們精心設計的“殺豬盤”。

在會上，台上的主持人老人的病情不斷帶動着氣氛，向這些老年人販賣着焦慮，放大老年人常見的症狀，説這是病。台下又安插了拖，只要有一位老人購買了他們在會上宣傳的保健品，主持人立馬對着麥克風大喊，“恭喜這位姨／叔搶到了兩盒”。

而此時，台下王笑笑這些銷售員往往都會跟陳正林這些客户説專家認證過，再不買，就搶不到了。

據向尚的前員工透露，這些所謂的“教授”，有的只是路邊隨便找的體育老師。而那些給老人診斷的“護士”，都是向尚人事部的員工。

陳正林拒絕了第一次的推銷。因為他身體向來硬朗，有球友還打趣道，你咋從來不生病？但王笑笑並沒有放棄。之前做的功課，足以讓她拿下這單。

“叔叔行了，咱這單子你就簽了吧，你看我為你服務這麼長時間了，還不是為了你健康好，成為我們公司的高級會員，以後還能跟這些叔叔阿姨一起玩”。

就像現在的殺豬盤，在環環相扣的攻勢下，“好説話”的陳正林按王笑笑的建議，瞞着家人，四年內，掏空了自己一輩子的積蓄。

2017 年 3 月 11 日，在女兒家帶孩子的陳正林對妻子説道，自己要回出租屋吃午飯。妻子讓他就在這兒吃。陳正林拒絕了，臨走前吐露了一句“順便找向尚算賬”。妻子想陪他一起去，陳正林再次拒絕了，説自己一會就回來。

根據街道監控顯示，陳正林中午十二點多從家裏出發，往海的方向去了。

據《2019 年中老年反欺詐白皮書》顯示，中老年已成為詐騙受害人羣的主體，越來越多的陳正林悲劇誕生了。

騙術在不斷升級。

藉助網絡，詐騙的形式，變得更加紛雜多樣，連年輕人都無法招架： 還記得幾年前的高考考生徐玉玉嗎？騙子聲稱有筆助學金要發給她。徐玉玉一步步進入騙子的圈套，轉過去 9900 元父親辛苦打工掙來的學費。發現被騙後，報完警的徐玉玉傷心到猝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一個窮苦人家的大學生，生命就此終結。

詐騙為什麼愈演愈烈？我們可以從開頭説到的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的轉型上找到線索。

在中國，詐騙是有地域特徵的。2015 年 10 月，國務院就電信網絡新型詐騙問題召開會議，並將全國詐騙的版圖公開於眾。這是第一次揭開年“產值”數以百億計的電信網絡詐騙地域化問題。

以上幾個地區都位於福建，被稱為“詐騙之鄉”：而奪取徐玉玉生命的騙子，正是來自地圖上的安溪。

犯罪地域化，遠不僅限於詐騙。除了“詐騙之鄉”，還有“假鞋之鄉”、“製毒之鄉”……因為這些地方名頭太響，有經驗的警察幾乎能在第一時間判斷出嫌疑人來自何方：盜竊沿街店鋪的就找東北人；高檔轎車被盜，首先排查是不是有河北獻縣的人來了本市；能徒手爬樓入室盜竊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四川涼山人……

犯罪從單打獨特逐漸地域化，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現象。這正是隻注重效率的一次分配帶來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資本越密集的地方，城市發展的效率就越高。在一次分配只看效率的政策下，這些天選之城就像磁鐵一樣，吸引了資金、基建網絡、勞動力。而其他地區就像被榨乾了的軀殼，東三省黑吉遼的 985 大學生只會背上行囊住進北京的地下室當北漂；過去還出現了“環江西高鐵網”、“環江西經濟帶“這類讓江西老表們欲哭無淚、具有黑色幽默的新名詞。

一次分配下，有蒸蒸日上的深圳，也有與世隔絕的大涼山。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高效創造價值的技能，而在被榨乾的本地，又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和上升渠道，犯罪之鄉應運而生。

犯罪之鄉的誕生，是在推動社會發展實行的一次分配原則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那麼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答案就在於二次分配。

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不是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二次分配也可以叫再分配。它注重公平，簡單來説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哪怕大家都窮得響叮噹了，只要大家都一樣，就是合理的。恢復高考之前的大鍋飯，就是典型的二次分配。

解決地域發展不均衡問題，並不意味着我們要開倒車回去吃大鍋飯。任何時候，一邊倒式的一次分配或二次分配都會冒出問題，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二者的結合。也就是政府報告常出現的：注重效率，兼顧公平。

在法子英被處決的 1999 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份名叫《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文件。這份文件提出，到 2010 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 15%。

2006 年，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張面值 80 分的紀念郵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農業税》，這意味着，在我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這項傳統税收的終結。

2011 年 ，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佈將農民人均純收入 2300 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比兩年前，2009 年 1196 元的標準提高了 92%。

讓更多人找到工作、讓農民有飯吃、讓窮人能活下來……這一切，都是在貫行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的二次分配與一次分配相結合政策。

1992 年，總設計師在南方談話中説道：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

現在，鐘錶的指針已經走到了這個時候。

**03：**三次分配

2001 年，一家韓國遊戲開發商帶着一款“二流遊戲”，找到上海市動畫協會，尋求推廣。這款“二流遊戲”，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傳奇》。協會的朋友推薦給了陳天橋。當時中國的遊戲行業還屬於蠻荒狀態。面對這個送上門來的新機遇，陳天橋選擇掏出 30 萬美金的全部家底，買下了這款遊戲的代理。他要賭一把。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001 年 9 月，《傳奇》公測。兩個月後，在線人數突破 40 萬，遊戲開始收費。第二年，這款風靡全國的遊戲，想給《傳奇》充值卻買不到充值卡的玩家直接衝到了公司大門。陳天橋每天淨賺 100 萬。

年僅 31 歲的陳天橋憑藉 90 億的資產，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首富。至今無人打破這個記錄。

與財富同時到來的，是疾病。2004 年的一天，陳天橋坐飛機從上海飛往北京。在飛機上，他突然感到胸部劇痛。誤以為是心臟病發作的他，在飛機落地後連忙前往醫院。醫生卻告訴他，心臟沒有問題，劇痛的原因是驚恐症。

當天下午，這位最年輕的首富獨自坐在北京的一張長凳上，產生了不再做生意的想法。

“壓力太大，太痛苦。”

2009 年，盛大遊戲上市，創下了當年美國最大的 IPO 融資規模。而陳天橋的健康狀況卻再次告急。最嚴重時，他頭暈目眩甚至無法移動。

“當你躺着時，你就不能坐着。當你坐着時，你就不能起來。你無法呼吸。”

在妻子的勸説下，陳天橋決定隱退，出售了大量股份，舉家遷往新加坡，並辭去了董事長職位。

退出公司事務後，陳天橋從自己的個人財富中拿出了 10 億美元，並決定每年至少捐出 1 億美金，用來資助人腦研究：這些錢，全捐給了包括加州理工學院在內的美國高校。

陳天橋夫婦的舉動，正是目前國內所缺失的三次分配。而這種缺失就像深水魚雷，甚至沒被人察覺。

我們先總結一下一次和二次分配的理論：

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進行的分配，目的是篩選出有效率的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進行的再分配，先富帶後富；

但仍有一次和二次分配都沒有覆蓋到的情況。比如陳天橋的腦科學研究，註定了是投入大，短期沒有回報，甚至有生之年不見得能落地的投資。但它給未來解決抑鬱症、帕金森、老年痴呆這些病症帶來希望。

這些事需要有人做，卻很少有人會去做。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靠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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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動下，通過個人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它以慈善為最終目的，以投資及商業的形式，通過專業的風險投資機構和分析工具，讓這筆捐款能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利他也利己。而不是直接粗暴地給窮人分錢。

現階段我們對慈善的理解還非常狹隘，慈善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慈善本身。許多企業家做慈善，是為了避税、公關、建立政府關係的手段……最重要的，還是為了當下看得到的回報所進行的利益交換。

而純粹的慈善會被視作冤大頭，更不用説以道德的力量來推動分配。陳天橋跑到美國研究人腦，比爾蓋茨在北美解決非洲的瘧疾問題，這些三次分配的例子，都跟現在的我國無關。

法子英、白寶山、電信詐騙、地域犯罪……隨着二次分配走上時代舞台，它們終成為過去。但同樣就像上世紀的二次分配，時至今日，是尚未進入公眾視野的三次分配被完全忽視。這就像個循環，又像一顆計時炸彈，不知未來會以何種形式引爆，又將把我們推向何處。

04：結局

1997 年 9 月 5 日，距白寶山在邊疆賓館連殺數人，搶走 140 萬現金才過去不到一個月。當天傍晚，刑警大隊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來到北辛安白寶山的住所。白寶山不在。晚上 7 點左右，他們又來到了白寶山母親家，敲開了房門。開門的正是白寶山，顯然他毫無防備。

片警説：“你的户口市局批下來了，是 8 月 25 日批的，你跟我們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

白寶山立刻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説道：“好吧，你們等我穿件衣服。”説着，他轉身走過去，要拉櫃門。

槍就放在櫃子的抽屜裏，子彈頂着火。

這個時候，白母推門走了進來，白寶山放棄了反抗的念頭。他穿好衣服，對母親説：“沒什麼事兒，我的户口批下來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們去辦户口，完事就回來。”

然後，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車。半年後，白寶山被執行槍決。

1999 年 12 月 28 日，距離千禧年還剩兩天，此時已捉拿歸案的法子英同樣被執行槍決。雖然勞榮枝逃了 20 年，但在處決槍響的那一刻，屬於白寶山、法子英、勞榮枝們的時代，就已隨着槍聲，以一粒不起眼的塵埃形態，化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