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教育與社會抗議_風聞

發佈*/*2019年12月10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人們所接受的教育，把今天的社會抗議與傳統社會抗爭明顯地區分開來。在傳統社會，儘管社會抗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也經常是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但參與社會抗爭的人，大多是沒有受過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多的人，並且往往也是窮人。

當時，教育並未普及，而只是少數人的特權。窮人本身並沒有多少時間、精力和物質條件來從事社會抗爭，他們往往是被動員起來進行社會抗爭的。再者，“抗爭”的概念比較合適傳統社會，因為“抗爭”往往表現為暴力，並且很容易演變成為起義甚至革命（例如農民起義或者革命）。

今天在世界各國頻繁發生的社會抗議則很不一樣。無論是社會抗議的組織者還是參與者，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儘管社會抗議發生之後，貧窮階層也會參與其中，但抗議的主體往往是中產階層。較之傳統社會，社會抗議在開始階段也往往表現為相對和平，並且具有可持續性。

但隨着運動的持續發展，暴力也越來越甚。不過，對這個羣體來説，“暴力”也是他們的“理性”所為，因為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者社會運動的需要來調整抗爭的策略，是和平還是暴力。

教育如何促成社會抗議

教育是如何和社會抗議關聯起來的呢？這裏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種現象可以稱之為“過度教育”。**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無一不強調人力資源投入的重要性。在傳統經濟理論裏，人力資源的投入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成正比的。事實上也是這樣。在所有國家，大規模的教育（或者近代式教育）產生在近代以來，這和近代發始的由工業化所驅使的經濟發展相關，是工業化造就了大眾教育。

在此之前的教育只侷限於精英階層，即統治階層。中國儘管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提出了“有教無類”的先進理念，但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基於這個理念之上的大眾教育。中國也只有在實現了工業化之後的今天，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理念。

不過，對一些國家來説，因為執政者急於發展經濟，往往對人力資源大量的投入，如果投入過度，就會造成“過度教育”的局面，即教育活動發生了，但教育並未導致經濟活動。在發達國家，往往是經濟活動在先，教育跟隨之；但在後發展中國家，這個程序往往倒過來，即教育在先，經濟活動隨後。

但當教育不能導致經濟活動的時候，就產生了“有教育，無工作”的局面。今天的世界，人們紛紛把資源投入到金融、電腦通訊、虛擬經濟的教育上，但對很多經濟體來説，它們並不具備提供這類工作的能力，或者沒有足夠經濟規模來消化每年都在批量生產的潛在從業人員。**這些年來，在各國發生的“顏色革命”參與者，大都是接受了教育，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的年輕人。**這便是這裏所説的“過度教育”。

**第二種現象可以稱之為“錯位教育”（也表現為“過度教育），**即人們所接受的教育和社會經濟不相配，造成了教育和經濟之間的結構性錯位。人們所説的“超前教育”或者“滯後教育”都是結構性錯位。教育和社會經濟實踐相脱離也可以説是結構性錯位。例如，**今天的經濟學和實際經濟毫不相關，經濟學已經成為了數學和模型的智力遊戲，**人們對實際經濟的運作並不感興趣，甚至認為對實際經濟的研究毫無學術價值。即使是被視為以研究企業為核心的商學院，也與商業實踐漸行漸遠。

全球化狀態下的教育服務業的發展也往往強化“錯位教育”。因為全球化，一些經濟體的製造業已經轉移到其他經濟體，這導致原有教育資源的過度投入。為了有效使用這些過剩的教育產能，這些經濟體紛紛發展教育服務業，導致教育的產業化。

教育的產業化使得這些經濟體的教育走向國際化，但對地方居民也發生深刻影響。如果所受教育者也可以像產業那樣進行轉移（移民），那麼教育和經濟不會發生錯位。但問題是，產業是可以轉移的，但所受教育者是不可以轉移的，能夠在不同經濟體之間流動的僅僅是少數人，這就產生了嚴重的“錯位教育”。

**第三，“廉價教育”。**廉價教育往往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所謂的“廉價教育”就是不需要很多投入的教育，也導致着教育與經濟社會需求的脱節。中國1990年代後期開始的教育大擴張就是廉價教育的典型。當時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教育，實行教育大擴張，但擴張的領域大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投入的學科，例如商學院、國際研究、文化、歷史等等。

這些都是有些教員就可以開始的教育，並且沒有有效的評價體系。結果導致了學非所用，不僅浪費人才資源，也惡化了就業市場。實際上，當一個經濟體處於初步工業化的階段，所需人才大多是技術工人。

今天的中國，人們一直在呼籲“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只能從大量的技術工人中產生和發展，沒有大量的技術工人，很難產生“工匠精神”。德國和日本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和這兩個經濟體的教育體系密切相關。

**第四，“知識經濟”時代的國與國之間的不對稱教育。**今天，知識經濟是各國所追求的，但各國為了發展知識經濟所投入的教育資源也產生了社會影響。**首先，知識在各國之間的分佈是不均衡的。**一般上，西方國家把持着知識經濟的“頭腦”，壟斷着“原創”和“創新”。

經驗地説，人才的流動往往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而非相反。聚集的人才越多，知識密度就越高，原創和創新就越有可能。人才的這種流向直接地扼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同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教育服務，也往往是前面所提到的“廉價教育”，以文科類為主。

**其次，“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給各國的經濟結構和就業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有兩種結果已經變得很顯然：實體經濟被虛擬經濟所取代，勞動經濟被人工智能（AI）所取代，各國實體經濟衰落，虛擬經濟崛起。

今天的世界最有利可圖的便是金融和互聯網，大量的資本流向這些領域，不僅導致了這些領域的資本過度，並且促成了這些領域能夠有效控制實體經濟。勞動（就業）被技術所取代的趨勢不僅明顯，而且不可阻擋。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説，“知識”是自己的“掘墓人”。技術（人工智能）是人類知識的產物，但人類最終則可能被自己所創造的知識所終結。

**第五，除了上述結構性因素外，社會抗議還有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條件。**這方面的條件儘管屬於政治領域，但也和教育關聯，最直接的就是“抗議類型”教育的發生和發展。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曾經導致了一波世界性的革命，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關聯的便是各國的具有革命性的教育，不僅鼓勵內部的革命，而且也鼓勵輸出革命。東西方陣營互相輸出各自的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構成了美蘇冷戰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明顯地表現在教育方面。但隨着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共產主義運動已經不再。

社會抗議課程進入課堂

不過，馬克思主義所體現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觀仍然存在，也不時表現在一些國家的社會抗議中。至少有幾種類型。一類是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這類國家在革命過程中接受和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説”，但在成為執政黨之後，沒有能夠轉型過來，“革命學説”仍然對一些社會羣體，尤其是知識羣體和弱勢社會羣體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不斷激勵他們從事社會抗議，通過社會抗議來實現他們理想中的社會平等和正義。

但即使在西方，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馬克思主義再次呈現復興的趨勢，其思想對年輕人羣體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類是一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所存在的激進政黨（例如毛派政黨）繼續接受暴力革命學説，進行這方面的抗爭。

在後冷戰時代，西方向非西方國家輸出社會抗議，則成為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軸。表現在教育方面，眾多有關社會抗議的課程進入課堂，成為研究和教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今天西方這方面的文獻可説是汗牛充棟。大凡研究西方民主的傳播、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抗議的研究基金隨手可得。西方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社會抗議思想體系，甚至是抗議手冊。

實際上，這方面的教育便是西方國家向外推銷西方式民主的一個重要議程。不過，經驗地看，**西方大力資助的大多數社會抗議名為爭取民主，實則是為了干預當地國家的政治。**在具備多黨制的國家，西方鼓動的是政黨輪流執政；在沒有多黨制的國家，西方鼓動的是多黨制。

在上一個世紀，西方動用了巨量的人財物力絞殺了共產主義陣營的“暴力革命教育”，並最終成功促成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但今天，那些正在努力建設國家社會政治秩序的發展中國家，則沒有這樣的能力；相反，受西方強大的“軟力量”的影響，這些國家的很多國民相信西方價值，相信西方式制度能夠在自己的國家生根。

這種信念一旦表達在社會抗議中，就產生了兩種形式的衝突。首先是抗議者和現存政府之間的衝突，即抗議者要政府採用西方模式的政治；如果不成功，抗議者會持之以恆地抗議。

**其次，一旦抗議成功，實現西方式政治，但因為當地社會缺失西方式制度運作所需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所謂的西方式政治演變成為無窮的內部惡鬥。**在有些國家，這種內部惡鬥甚至可以演變成為內戰。更為嚴峻的是，一旦引入西方式政治，這些國家就沒有了回頭路，政治人物甚至人民可以沉浸在名為“民主政治”、實則毫無意義的政治惡鬥之中。實際上，這也是很多國家經濟社會得不到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社會運動思潮的崛起在西方國家內部也造成了足夠的威脅，甚至是暴力的威脅。這些年來，歐洲國家所發生的社會抗議越來越具有民粹主義的特色，運動也表現為可持續性和暴力。

因此，教育對社會抗議的影響並不難理解。正如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往往是為了利益、價值和慾望，社會抗爭也無非是為了這些。無論怎樣的教育都有效傳播和強化了人們的現代社會平等意識，使得不同社會羣體發生學術界所説的“期望革命”。

這種“期望革命”具有公共性，是一種集體意識。同時，教育也趨向於發展和強化人們的個體意識和自我認同。無論在集體層面還是個體層面，當人們發現自己的期望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的時候，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感自然產生。一旦這樣，社會羣體便有了巨大的動力去從事社會抗議運動。

教育和社會抗議之間的這些關聯，絕非意味着人們有能力設計一種既可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又可以避免社會抗議的教育制度。不管怎麼説，至少近代以來，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一直存在着張力，而社會也就是因為這種張力而變化和進步的。問題很簡單，沒有理想，哪有社會進步？在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絕對的均衡和平衡；否則社會就會是死水一潭。

但問題在於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把握一種相對的均衡和平衡。如果人們通過教育而產生的價值觀和現實兩者之間相去不遠，那前者便是理想，便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但如果兩者相去甚遠，那麼前者便是幻想、空想、假想，不僅促成不了社會的進步，反而會對現實社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

歷史地看，革命不可避免，但不是所有革命都可以促成社會的進步，很多所謂的“革命”造成了歷史的巨大倒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必須思考教育和教育制度的變革。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