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反抗，還是出家？明清之際士大夫的抉擇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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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面臨的選擇背後，是傳統的儒家倫理，與萌芽的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

弘光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大雨滂沱。

這天清晨，錢謙益等人帶領南京城內的文武官員跪在城門邊，向清軍投降。受降儀式很快結束，但隨着南明弘光政權的滅亡，錢謙益的名字也被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不久之後錢謙益退休，從北京回到家鄉。有一天，他對家鄉的生員談起自己的衣服樣式，説：“老夫之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便。”

當時便有人嘲諷説：“可謂‘兩朝領袖’矣。”

明清異代之際，隨着八旗鐵騎入關，士大夫面臨着艱難的抉擇，但無論如何，錢謙益這般“厚顏無恥”地投降，註定會背上千古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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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殺殉國，明朝滅亡。

不久，清軍入關。入關後的滿清，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全國，不數年便在神州大地建立起有效的統治。

由明入清，看着只是換了皇帝，但性質卻完全不同：明朝皇帝姓朱，是漢人；清朝皇帝姓愛新覺羅，是滿人。深諳“夷夏之防”的士大夫，怎能接受異族統治呢？

多數士大夫都是這麼想的，但也有例外。

洪承疇、吳三桂、鄭芝龍等人，都是情願接受異族統治的“識時務者”。他們雖然投降了滿清，但在當時卻沒有受到最猛烈的批評。放眼天下，在清朝初年受到最猛烈批評的人，還是錢謙益。

影視作品中的吳三桂

原因很簡單，身為東林黨領袖的錢謙益，一舉一動都是天下文人的表率。他在南京城外跪下的那一刻，原本以他馬首是瞻的讀書人，便開始和他劃清界限了。

如果説清朝初年，統治者因為現實的需要還護着錢謙益的話，那到了乾隆時代，就連身為滿人的乾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嚴厲斥責錢謙益的“貳臣”行為，並下令銷燬錢謙益的著作，以懲戒那些不忠不義的士大夫。

可以説，在明清之際投降清朝的這羣士大夫，雖然暫時保住了官位（甚至還升官了），但悠悠眾口卻始終像刀山一樣，讓他們心中不安。

錢謙益畫像

對於錢謙益，陳寅恪先生曾評論説：

牧齋在明朝不得躋相位，降清復不得為“閣老”，雖稱“兩朝領袖”，終取笑於人，可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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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之流，沒有什麼骨氣，最後連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了。

同樣是乾隆皇帝，卻對另外一位崇敬有加。這位老先生，和錢謙益的選擇完全相反，不僅沒有投降滿清，還帶頭跟清政府作對。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堅持抗清二十餘年的張蒼水被捕，不久被殺害於杭州。100多年後，乾隆皇帝想起這位反清義士，特地下令褒揚張蒼水，追諡“忠烈”，入祀忠義祠。

張蒼水是帶頭反抗滿清的人，生前一直是滿清統治者的眼中釘。但最後，卻被滿清統治者視為忠義之士。

張蒼水墓

同樣誓死不降的，還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清軍南下之後，夏允彝與陳子龍等人在江南起兵抗清，兵敗之後投水殉國。夏允彝的殉國，極富儀式感，當他縱身跳入河中之時，發現河水只到腰部。於是，夏允彝將頭埋入水中，硬生生憋氣而死。如此自戕，怎一個“壯烈”了得！

夏允彝死後，其子夏完淳繼續堅持抗清。不久，十六歲的夏完淳兵敗被俘，當時清廷很重視這位少年英豪，派了洪承疇去勸降。面對高官厚祿，夏完淳惟願一死以殉，臨刑前還譏諷了洪承疇的“貳臣”行徑。

投降滿清的洪承疇，受到順治皇帝的青睞，死後被授以“文襄”的美諡。但是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卻下詔，讓史官專門編撰《貳臣傳》，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洪承疇。

洪承疇劇照

另一方面，乾隆晚年對於殉國的、甚至是帶頭反清的明朝士大夫，都異常寬容，不僅為夏允彝、夏完淳等人修繕墳墓，還下令刊刻他們的著作，以褒揚這些忠義之士。

其實，乾隆帝的做法無非是想告訴文人士大夫：做臣子的，忠誠永遠是第一。清朝初年迫於形勢，對投降之人採取優待，可一旦滿清在中原大地站穩了腳跟，就和歷朝歷代一樣，開始強調忠誠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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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到忠誠，經歷了明清之際的士大夫，絕大多數都有他們自己表現忠誠的方式。

夏允彝、夏完淳、張蒼水這些人，本身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可以舉兵抗清，而更多的士大夫，可能不具備這樣的才能，卻依然有自己的堅守。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像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年屆古稀的張岱為自己撰寫了《自為墓誌銘》，總結大起大落的一生，從明朝的既得利益者、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到窮困潦倒、一名不文的遺老，真是恍如隔世。在他預先為自己準備的墓碑上，友人為他題寫了如下幾個字：

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

入清二十多年了，張岱的民族情結依然很濃，他絕不願意自己身後被當作清朝人。友人清楚他的心思，在墓碑上專門題上“有明”兩字，表明其明朝遺老的身份。

其實，這是當時由明入清的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態：即使不能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食周粟，也會在內心深處把自己當作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

張岱畫像

如果説張岱在入清之後，最終選擇“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還算比較温和的話，那八大山人的選擇就是一個極端。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南下。為了保全自己，而又不失氣節，身為明朝宗室的朱耷選擇了遁跡空門。此時，朱耷只有十九歲，隨後的六十餘年，他都以出家人的身份，醉心創作，以書畫創作麻醉自己的故國之思。

書畫創作，雖然不能挽回故去的明朝，卻讓朱耷留下了足以享譽世界的一個名號——八大山人。

在明清易代之際，張岱、八大山人這樣以消極形式抵抗的士大夫，比比皆是。其中，最特別的要數朱舜水了。

八大山人

明亡之後，朱舜水見覆國無望，便東渡扶桑，定居日本，以此來表現自己不作貳臣的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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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反抗，或是“非暴力不合作”，在明清異代之際，文人士大夫面臨着截然不同的選擇。其實，他們面臨的選擇背後，是傳統的儒家倫理，與萌芽的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

明朝中後期，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資本主義開始萌芽。

15-16世紀全球地理大發現示意圖

萬曆《餘杭縣誌》裏記載：

俗漸奢侈，富者宮室之盛，至於傾貲不少。輕食器用，競事華美；婚嫁裝奩，多逾常度。

在這種背景下，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士大夫，開始更多地講究排場、追求享受，出現了“多逾常度”的事。與此同時，忠君的傳統儒家倫理受到挑戰，部分士大夫開始更多地關注切身利益。當時，錢謙益就曾説過：

今世士大夫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為，拔一毛以利其君親，有所不為。

一句話，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描繪得淋漓盡致。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中，一批文人士大夫便拋下儒家倫理，投向名利的懷抱——説出這句話的錢謙益，便是典型。

在當時，即使不能完全拋下儒家倫理，大多數士大夫也開始選擇比較委婉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態度。因此，“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取代了壯烈的殉國，成為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典型態度。

當然，受到資本主義衝擊的傳統儒家倫理，對士大夫仍然有很大的影響。面對亡國的境遇，相當一部分士大夫，最終選擇自殺，或是就義，以此來實踐自己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