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夫妻”: 被摺疊的農民工灰色婚戀世界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陶自祥｜雲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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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年來，一些進城農民工結成“臨時夫妻”的現象引發社會關注。本文作者認為，“臨時夫妻”現象的背後，既有現實欲求因素的驅動，也是深層次社會原因促成的結果。對於農民工羣體中的很多人來説，一方面，他們希望有人幫助其分攤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並能夠獲得精神慰藉和生理滿足；另一方面，原有熟人社會約束的消失、傳統倫理觀念的淡化以及對周圍人行為的仿效，也使得他們卸下了道德包袱，對結成“臨時夫妻”這種行為採取接納態度。然而，這一現象也可能引發經濟糾紛、家庭破裂、性疾病傳播、刑事犯罪等諸多風險問題，應當引起社會的重視。文章摘編自《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臨時夫妻：**青年農民工灰色夫妻關係及其連帶風險

**▍**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轉軌，農民不再為土地所束縛，農民家庭經營模式從單一的傳統農業經濟向“半工半農”的雙重經濟轉變。打工經濟衝擊下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不斷湧現，併成為社會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臨時夫妻”是以滿足情感或性需求為目標，嘗試進行婚姻生活價值中的性越軌行為而結成如夫妻關係的一種灰色婚姻現象。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不僅是非法同居關係，而且侵犯了配偶權，公然破壞了道德和法律。它對農村婚姻和諧、家庭穩定、輸入地和輸出地社會治理帶來潛在多重社會風險。

國外關於臨時夫妻研究，一是從功能需求角度來研究臨時夫妻。如海外華人“搭夥夫妻”產生在心理上是夫妻分離，心理壓力大，孤獨寂寞，生理上是異性渴望，物質上相互搭夥可以減輕經濟壓力，社會層面是身在異國需要一個訴述對象。菲律賓女傭在異國把臨時夫妻作為一種社交手段，旨在進入上流社會。泰國的“租妻”是以性旅遊來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在此過程中，女性會有嫁給外國男性來改變命運的機會。二是替代選擇假説認為夫妻婚後夫妻之間吸引力削弱，外出青年農民工為了尋找刺激組建臨時夫妻。而國內學界對於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社會問題的關注有四方面:

一是對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性質的界定。有學者認為“臨時夫妻”違反了我國婚姻法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侵犯了配偶權，從本質上看構成重婚罪。有學者認為，“臨時夫妻”傷風敗俗，違反法律，不構成配偶關係，它是非法的兩性關係，屬於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護。

二是從行為主義角度來解釋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產生的原因。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許多青年農民工家庭不得不採用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在家，形成了青年農民工“半流動家庭”新型家庭模式，外出一方容易越軌與他人組成“臨時夫妻”家庭。“臨時夫妻”現象是外出青年農民工無法與配偶過正常性生活，以結成“臨時夫妻”的方式來解決“性飢渴”這一現實的生理需求問題。

三是研究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帶來的問題。“臨時夫妻”破壞夫妻關係和家庭和諧，導致婚姻家庭瓦解，農村離婚率逐年提高，涉及“事實重婚罪”。

四是從治理策略視角來遏制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解決“臨時夫妻”問題關鍵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政府應當提供各種條件讓青年農民工以家庭為單位流入城市，讓青年農民工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社會福利待遇等。

**▍**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類型

本研究的臨時夫妻主要限於越軌雙方至少有一方是已婚人員，而且都是外出青年農民工，婚前同居羣體不是本文研究的對象。我們從青年農民工羣體組成臨時夫妻關係入手，深度訪談青年農民工300餘人次，直接訪談當事人150人次，收集到臨時夫妻案例106個。通過分析發現青年農民工婚姻關係帶有隨意性、反覆性、複雜性和詐騙性等多重特徵。我們根據臨時夫妻產生價值取向的不同，將其大致歸納為如下六種理想類型。

1. 老鄉關係型臨時夫妻

在田野調研中，我們發現青年農民工一般通過社會親屬網絡關係獲得招工信息，他們認為，“因為親戚朋友一般不會欺騙自己”。換句話説，因為親戚朋友是基於地緣或血緣關係形成“自己人”圈子，這樣的圈子就意味着被捲入親戚朋友關係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之間是知根知底的。由於親戚朋友關係，在外出務工過程中，大家都身處城市的陌生人社會，彼此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相互幫忙的功能性需求，或者説彼此之間一定程度上存在“準倫理性”責任。我們調研時，發現青年農民工羣體的老鄉關係認同邊界具有彈性，最大到以省為單位來界定老鄉關係，最小到以同村為認同邊界。

值得一提的是，以老鄉關係組成臨時夫妻現象具有“逆差序格局”的特徵。也就是説，來自同一個鄉鎮的青年農民工羣體之間發生臨時夫妻關係概率越低，因為兩人是同鄉人組成臨時夫妻關係，這樣“丟臉”的事情一旦被老鄉告知配偶，那麼造成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臨時夫妻當事人將面臨着熟人社會的輿論壓力。當自己無法打工退回農村生活時，將會被熟人社會貼上“不正當男女”的社會標籤，這樣造成的心理成本是極高的。同時遭受侵害一方為了挽回熟人社會的面子，也就會對越軌的配偶給予嚴重打擊。此外，向外延伸到州級範圍、省級範圍的青年農民工羣體之間發生臨時夫妻關係的概率就呈現遞增現象。因為隨着交際範圍不斷擴大社會的陌生程度越大，發生臨時夫妻現象被熟人知曉的概率就越小，對自身構成風險就會降低。

2. 同事關係型臨時夫妻

同事關係所發生的臨時夫妻現象比較普遍。青年農民工同事之間聊天時，對戀愛、婚姻和性等話題毫無避諱，無論討論什麼話題，都有意無意地延伸到“性”話題上，由此可見青年農民工羣體對婚姻、性等問題的態度是比較開放的。

之所以同事關係容易發生臨時夫妻現象，我們深入調研後發現，青年農民工內生性因素與外界誘惑性因素相互作用催生臨時夫妻。從青年農民工工作生活情況看，青年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個小時，甚至更長，因為大部分青年農民工進工廠基本是幹體力活，這樣的工種基礎工資非常低，只有通過加班才能拿到更高的提成。由於每個月基本只有2天的休息時間，在高強度的工作和隻身外出務工雙重壓力下，工作越枯燥青年農民工對情感的需求越強烈。

但是由於工作條件和經濟基礎受限，他們很難通過旅遊或參與其他文化娛樂活動來緩解工作壓力。青年農民工除了工作之外，他們還是一個“社會人”，在高強度的勞動中，對受到異性的關心和情感舒緩願望更加強烈。

青年農民工人際交往範圍僅侷限於同一個工廠和其他鄰廠的工友之間，那麼工廠是他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場所。如貴州龍某所説，剛進工廠時，經常與妻子通電話，還不覺得孤獨。但是過了半年時間，自己熟悉工作業務，熟悉同事，除了工作之外，反而更加感覺到孤獨。他説作為一個30出頭的男人，妻子不在身邊，與妻子通電話還是不能消除情感孤獨和枯燥的打工生活。用龍某的話説“遠水救不了近火，那麼只有通過臨時的關係來解決問題”。龍某與同事王某開始是鄰居，每天都一起上下班，就形同夫妻一樣，在生活上兩人相互照顧，而王某因丈夫過去經常打自己，才跑出來打工，得到龍某關照之後，兩人就逐漸產生了感情。為了節省房租費、生活費等各種開支，反正大家都是已婚人，組成臨時夫妻打工生活不再孤獨。

3. 生理需求型臨時夫妻

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生理需求型臨時夫妻，很大程度上不是以追求浪漫愛情為目的，也不是為了滿足物質層面上的虛榮心，而是為了滿足生理上的情慾刺激。換句話説，基於生理需求為取向所組成的臨時夫妻，物質層面和情感層面較少，而生理上的追求更多。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瞭解到有部分男女家庭生活條件較好，但是為了追求生理上的需求，就會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

案例：徐某，男，30歲，四川省某市人，自己在加工廠打工，由於是技術工，工資待遇很好。劉某，女，28歲，安徽省某市人，在東莞開設一家加工廠。徐某和劉某均有家庭。因徐某與劉某有業務來往，據徐某説，劉某的丈夫在外地跑業務，除了劉某丈夫在家之外，其餘時間他和劉某都生活在一起。用徐某的話説，這是一種“生理性”臨時夫妻，大家在一起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能夠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徐某説，他的妻子在家照看老人，自己外出打工受到性壓抑，出去玩“一夜情”不安全。徐某又説劉某是老闆娘，很有錢，但是他的丈夫在那方面“不行”，滿足不了劉某。他們都不為了錢財，而是為了能夠相互滿足對方的生理需求住在一起。

由此可見，生理需求型臨時夫妻是以尋找生理上的性刺激為目的。這類臨時夫妻不是為了共同生活減輕生活開支成本，組成臨時夫妻的動機都是夫妻生活難以得到滿足，而通過非常渠道與他人組成灰色夫妻關係來彌補。生理需求型臨時夫妻行為主體之間，無論物質上能否滿足，他們只追求生理上能得到滿足，這促使兩人有強烈臨時生活在一起的動機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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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謀詐騙型臨時夫妻

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一種令人費解的臨時夫妻現象，那就是夫妻合謀同意配偶一方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並從中獲得非法收入。所謂合謀就是夫妻之間共同設圈套來詐騙對方的錢財。此類型臨時夫妻與其他類型臨時夫妻有明顯的差異，那就是一般臨時夫妻的當事人都非常害怕自己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信息被配偶知道，而夫妻合謀型的臨時夫妻現象中，是夫妻兩個共同合謀來騙取對方的錢財。夫妻合謀型臨時夫妻有兩種類型:一種丈夫容忍妻子，而且丈夫是妻子的助手，丈夫幫妻子尋找異性作為詐騙的對象，同意妻子與其他男性組成臨時夫妻關係，讓妻子掌控對方的工資收入。另一種是妻子容忍丈夫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而且還一起外出打工，丈夫經常與異性同居，而與自己生活的時間則相對比較少。

當我們訪談當事人陳某，為什麼能容忍丈夫與其他女性一起生活時，陳某回答説，自己家裏窮，是村裏蓋不起房子的幾家了，丈夫與她好，聽丈夫的話，每個月對方都會把工資交給自己的丈夫“保管”。他們兩個打工和“她”的工資，每個月就等於有三個人外出打工。之所以妻子或丈夫能夠容忍配偶一方與他人組成臨時夫妻，我們認為青年農民工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即以金錢來衡量人生成功與否。因為夫妻一方與他人組成臨時夫妻為了家庭的發展，配偶的越軌行為就具有倫理性基礎。換言之，當夫妻一方的越軌行為能夠給家庭帶來經濟實惠時，“夫妻一體”的倫理道德就會讓渡經濟理性，一方與他人組成臨時夫妻就能獲得道德支持，即夫妻倫理被物質綁架。

5. 變相賣淫型臨時夫妻

我們在沿海地區調研過程中，瞭解到有一類臨時夫妻相處的時間比較短，而且更換對象比較頻繁。在訪談一個女當事人龔某時，她告知我們這是她一年中第三個臨時丈夫。當我們問及為什麼頻繁更換臨時丈夫時，她回答“打工青年農民工哪有真情，都是假情假意”。我們繼續追問，既然沒有感情為什麼兩人在一起生活?她説“他喜歡我的身體，我喜歡他的錢”。那你認為這段臨時夫妻生活會維持多長時間?她毫無避諱説:“我們相處的時間長短，取決於他能養活我的能力有多大。”

我們把女性以提供性服務為條件，以組成臨時夫妻為由規避地方掃黃打非稱為變相賣淫型臨時夫妻。這是當下性服務工作者從娛樂場所轉向地下私人住宅，以臨時夫妻為幌子進行變相賣淫的新情況。變相賣淫型臨時夫妻，女方都長得比較漂亮，一般是不外出打工，就在租房裏幫忙男方做家務和提供性服務。女方一般向男方提出購買首飾項鍊、昂貴的化妝品和衣物等要求。隨着一起生活的時間延長，一旦男方對女方警惕性降低，女方會提出掌控男方錢財的要求。一旦男方把銀行卡交給臨時的妻子管理，那麼男方就會陷入女方早就設計好的陷阱。容易上當受騙的男性，一般是兩類男性，一類就是未婚年齡偏大的男性，也就是農村的“光棍”人羣，因為這類男性羣體在婚姻市場上處於競爭劣勢地位，但是他們又非常渴望能夠結婚。因此，這些變相賣淫型的女性就是抓住他們的心理，主動上門與他組成臨時夫妻，以此為手段來騙取對方的錢財。我們訪談到貴州李某，36歲未婚，他説自己以為對方是真想和自己結婚，生活半年之後，就對她沒有警惕心理了，就把銀行卡交給她，可是有一天下班回來，她已經走了，卡上的5萬元全部被取出，只留下卡。

另一類男性是妻子不在身邊，自己有一定經濟實力，又耐不住孤單寂寞的男性。更加離譜的變相賣淫型臨時夫妻是“一妻多夫”的現象。據沿海某省S村治保主任C某介紹，他們轄區內一女與三個男性組成臨時夫妻關係，輪流與三個男的生活，保持了1年多時間，後來這三個男的錢，都被她花光，她就離開了S村。用青年農民工的話説變相賣淫的臨時夫妻是“女性下賤，男人下流”雙方願打願挨的事情。

6. 工具理性型臨時夫妻

本文所謂工具理性型臨時夫妻，主要是指臨時夫妻中男性帶有強烈的目的性，或者説男性是想以組成臨時夫妻把臨時妻子變成事實妻子。這與其他類型臨時夫妻有着本質上的差異，其他類型臨時夫妻男性都非常擔心女性通過懷孕為手段來威脅自己，從而詐騙或強迫男方支付精神損失費和撫養費等等。而工具性臨時夫妻中，男性的行動價值取向恰恰相反，尤其是難以完婚的“光棍”男性，其目的就是通過與已婚女性相處讓其懷孕後，造成事實婚姻，使其丈夫難以接受，最後就放棄配偶權。如雲南古某，35歲，外出打工後與已婚的熊某組成臨時夫妻，生下孩子後，其丈夫找上門，最後要求古某支付5萬元名譽損失費，最後放棄老婆的配偶權。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青年農民工以上述六種理想類臨時夫妻為主，另外還發現45歲以上中年農民工組成的臨時夫妻，僅佔樣本抽樣總數的7.3%，用這個年齡段農民工的話來説，“他們人到中年，組成臨時夫妻的目的是抱團取暖”。中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是各年齡段農民工羣體中出現頻數最低的人羣。由於我們重點關注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此類臨時夫妻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在此不必贅述。

**▍**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產生的社會基礎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臨時夫妻是我國社會轉型農村家庭變革和家庭經營模式變遷導致夫妻功能缺失的一個縮影。我們認為臨時夫妻是由社會流動、家庭離散化、功能需求、去倫理化、閃婚覺醒、價值異化等多重社會因素交織共同促成的。

1. 社會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不斷進城從事非農行業，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出現了“流動中國”現象。這樣流動社會促使青年農民工進入一種文化多元化，開放包容並且異質性較強的陌生人社會。在農村的熟人社會中，人們的婚姻出軌行為將會遭受強烈的熟人社會輿論和道德規範約束，如果一個女性或男性做出了背叛配偶的出軌行為，那麼不僅自己將面臨村莊熟人社會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即自己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將會難以做人，一生中會遭受村民們的鄙視，甚者還會被村莊熟人社會貼上“家風”敗壞的社會標籤。

而青年農民工進入城市陌生人社會，具有流動性、隱蔽性、異質性和開放性等特徵，就連同事之間、老闆與員工之間也不一定熟悉對方的更多私人信息，超出這個範圍之外每個人的信息都相對隱蔽。在交往過程中，他人對自己私人生活的干預性因素較少。因此，青年農民工為了解決情感上、生理上等多方面的需求，強烈的夫妻生活要求，只能通過在“隱蔽性的空間”和“開放性的時間”中組成臨時夫妻來解決。由於外出農民工出軌行為受熟人社會道德規範約束力量式微，尤其受身邊同輩羣體發生臨時夫妻行為的影響，農民工就會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普遍流行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獨有的行為，因此哪怕自己有出軌行為，也難以產生內疚感，反而有的青年農民工把臨時夫妻作為一種談資或能力在他人面前炫耀。

2. 家庭離散化

在傳統鄉土社會，以土地為家庭主要生產要素，農民家庭嵌入土地之上，夫妻之間基於農業生產方式被捆綁在一起。在這樣的靜態社會，夫妻雙方是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生產作業。夫妻在生產生活中總是形影不離，同時傳統鄉土社會又是一個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每個人的行為都為村莊熟人社會的輿論監督和道德所約束。換句話説，在傳統農業時代夫妻之間從事職業的同質性很高，夫妻共同生活於村莊熟人社會，相互之間的監督較大，即夫妻之間生活的公共性特徵非常明顯，夫妻之間的個體性行為受到村莊公共性強烈抑制，配偶中一方與異性發生臨時夫妻的可能性空間和時間均受到嚴重擠壓。打工經濟興起後，農民家庭貨幣化程度高，為了應對家庭負擔，夫妻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留守家裏照看孩子和老人，出現了夫妻離散化的現象。在半流動的青年農民工家庭中，夫妻分離導致夫妻相互猜疑，一旦夫妻一體倫理出現裂痕，這就為第三者進入或者配偶一方尋找異性來彌補夫妻生活的不足提供了空隙。

3. 功能需求

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羣體脱離原生性家庭和村莊熟人社會之後，在生活上、情感上、生理上，乃至農民生活意義世界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甚至可以説，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羣體在輸入地務工的過程中，基本是處於人與情感、人與性完全分離狀態。由此帶來的青年農民工處於情感空虛、親密關係缺失、飽受性飢渴等多重壓抑狀態。從表面上看，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組成的臨時夫妻現象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功能需求和慾望與夫妻離散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青年農民工面臨心理需求、夫妻感情危機、生活枯燥、性壓抑等多重困境。心理學上，青年農民工陷入生活困境、心理高度焦慮狀態時，欲通過情感交流向他人傾訴內心的苦惱來宣泄和釋放精神焦慮壓力。生理上，夫妻長期分離導致青年農民工長期處於性壓抑狀態，有學者研究得出青年農民工解決性衝動途徑，壓抑忍受的佔27%、看黃片的佔6.2%、自慰的佔12.4%、找異性對象解決的佔30.6%、找性工作者的佔5%、找一夜情的佔5.7%、找其他辦法的佔13.1%。我們調研發現青年農民工獨處孤獨寂寞時，就以臨時夫妻關係組建“準家庭”或“類家庭”消除情感孤獨。簡言之，青年農民工本能性的生理需求、情感歸屬渴望等功能缺失，是激發其出軌行為發生的原動力，而“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身心性、生理性、情感性需求的行為表徵。

4. 去倫理化

我們通過分析青年農民工脱嵌於傳統鄉土社會之後，外在力量對其婚姻行為難以構成約束，青年農民工進入一個同輩羣體生活之後，自己的倫理責任和價值取向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從而導致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由強烈的倫理性向現實的個體性轉變，其打工的價值追求從最初為了實現家庭城市化或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等向個體享受或向當下生活消費轉變。換言之，青年農民工由於受現代性多元價值觀的影響，其打工的價值取向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轉變，打工過程中承受生理上、情感上和精神壓力等方面煎熬，就難以保證不做出對不起配偶、孩子的出軌行為。我們把青年農民工受外界環境影響和本能性功能性需求，而放縱自己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去倫理化”。簡言之，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夫妻一體”倫理遭遇現代性衝擊而出現的“倫理性危機”。

5. 閃婚覺醒

人們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導致全國婚姻市場形成，對農村傳統婚姻市場帶來衝擊，其表現就是女性資源流出，農村男性要完成婚姻，就要參與全國婚姻市場競爭。隨着競爭越來越大，父母就越操心兒子的婚姻大事。為了不讓兒子打“光棍”，當兒子不能繼續讀書時，只要當地有適合的女性資源，父母就會安排兒子相親，這就促成了閃婚現象產生。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婚姻擠壓倒逼早婚。可見閃婚是父母為應對外界婚姻市場擠壓，而採取的解決子代婚姻問題的策略。

從閃婚的相親過程中，婚姻主體的青年男女是扮演被動角色。從閃婚的性質來説，我們認為青年農民工的閃婚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傳統迴歸。父母包辦婚姻中存在青年男女相互瞭解程度不深，感情基礎不牢，性格上不一定匹配等問題。在父母的“逼婚”情況下，青年男女只能服從“父母之命”草率結婚，而大部分青年農民工閃婚生子之後，又進入城市打工。當夫妻雙方不斷接觸很多人，久而久之，經過閃婚草率結婚的青年夫婦，由於不是雙方通過戀愛而進入婚姻，是一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的婚姻模式，這樣婚姻對他們來説就顯得不再神聖。一旦受到異性誘惑，自己就會感覺配偶不是自己想要結婚的對象。我們把打工經濟下青年農民工閃婚造成婚姻不幸福，外出務工過程中重新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閃婚覺醒”。

6. 價值異化

青年農民工從一元的傳統社會進入多元的城市生活環境之後，青年農民工開始還會堅守自己原有的價值理念，其打工的價值取向是帶有強烈的倫理性，即其打工就是為了賺錢來撫養孩子和贍養老人。換言之，農民工這樣打工的倫理取向是受人尊重或羨慕的。因此，青年農民工剛外出打工是以家庭為本位，也就是説打工價值承擔自己生命兩端的倫理責任，即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是承載家庭倫理。但是一旦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脱離原有村莊道德輿論和親屬社會網絡輿論約束後，在城市多元生活價值理念的影響下，青年農民工在農村所形成的夫妻恩愛、互敬互愛等夫妻倫理就受到城市多元價值觀的衝擊，尤其女性看到自己身邊的同伴通過自身資源優勢過上好日子時，就會產生攀比心理。

當青年農民工價值觀念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發生轉變時，青年農民工的行為就更多考慮個人現實享受的問題，而很少考慮自己行為是否符合夫妻倫理和家庭倫理。尤其當青年農民工發現組成臨時夫妻行為不是自己個體性行為，而是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普遍發生的共有行為時，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的自我內疚感、夫妻倫理和家庭負罪感的心理壓力就會降低。因此，當青年農民工認為自己出軌行為不再受道德輿論束縛時，臨時夫妻就自然變成行為自覺。

**▍**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衍生的連帶風險

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看似個體行為，似乎不會對周圍的人造成影響，實則不然，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連帶產生多重社會問題。換句話説，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行為對配偶、家庭、地方社會等多方面均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1. 經濟糾紛

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儘管是“搭夥”生活，但一般由男方承擔更多的費用，這主要是男方為了取悦女方，不得不採取經濟消費來滿足女方的需求。隨着女方的消費慾望增大，男方逐漸滿足不了女方的要求時，那麼矛盾就會逐漸升級。尤其是當女方提出“分居”時，男方認為自己花了很多費用，而女方卻隨便提出分居，男方容易感覺到自己被騙。有的青年農民工説自己要求女方退回贈送的金銀首飾。有的則會要求女方平攤同居過程中一半的生活費、房租費。

我們訪談過程中青年農民工説，如果雙方組成臨時夫妻到了難以共同生活時，哪怕男方要求女方分擔各種費用，但是女方基本是不會補償給男方的。用某些青年農民工的話説，臨時夫妻本身就是一種“合作生產模式”，具體來説男人是生理需求，女性是經濟理性考慮，男方承擔各種費用負擔，女性提供生理服務。一旦臨時關係破裂，吃虧的一方就會提出償還，但是一般訴求均未果。因此，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之間產生的經濟糾紛是最基礎、最常見的矛盾糾紛，這樣的經濟糾紛常常引發各種矛盾。臨時夫妻經濟糾紛導致發生嚴重刑事案件案例大有所在。

2. 家庭破碎

青年農民工打工時間、空間、年齡與離婚一定程度上存在關聯，青年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時間越長，受到外面城市生活的影響越大，青年農民工的價值觀念就越容易異化，夫妻感情就會逐漸冷淡，只要一方組成臨時夫妻，就容易導致離婚。另外，青年農民工外出務工離家距離遠，沒有機會回家，青年農民工生活上越枯燥，情感上越寂寞，夫妻生活受壓抑越嚴重，其尋找異性的衝動越強烈，同時其所組成臨時夫妻受配偶和親屬社會網絡關係約束弱化，青年農民工外出不遵守夫妻倫理的越軌婚姻行為很自由，即遠離家鄉的外出務工的青年農民工個體性生活更加凸顯。

如前所述，在婚姻市場擠壓情況下，隨着兒子年齡越大，就意味着其在婚姻市場上競爭力減弱，那麼子代要完成婚姻大事就必須支付比年輕男性更高的婚姻成本，才能吸引女性來完成婚配，由此父母就逼着兒子年輕時就“閃婚”。但是閃婚帶來潛在婚姻隱患就是夫妻感情不和諧，雙方的性格不一定適合。那麼閃婚之後，當他們進城務工時，由於人際交往復雜，有的經受不住各種誘惑，一旦感覺到婚姻不幸福，就會採取組成臨時夫妻的方式來“試婚”。這就是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導致農村離婚率逐年攀升，單親家庭的增多又影響未成年人人格健康發展，從而引起一些未成年人犯罪。

3. 非婚生子

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過程中，男女雙方的價值取向存在明顯的差異，具體來説，就是男性更多是生理性或生物性驅使，而女性更多是經濟性或情感性需求。通過調研，我們發現有兩種類型容易發生非婚生子：第一類是工具理性型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因為男方是以臨時夫妻方式使女方懷孕後，讓女方的丈夫放棄配偶權，從而把別人的妻子佔為己有。在這類臨時夫妻中，男方有着強大的心理準備和一定經濟準備來應付臨時夫妻女方丈夫的懲罰，甚至會用命來應付臨時夫妻丈夫的暴力懲罰。第二類是文化程度低、“一對多”的臨時夫妻現象，因為女性不斷更換臨時丈夫，相處過程中，女性規避懷孕的意識缺失，就容易懷孕並生下孩子。如我們在浙江調研，由於女方頻繁換臨時丈夫，兩人組合臨時夫妻6個月就生下一個孩子，女方説就是現在臨時丈夫的，而男方則不承認，最後雙方引起了激烈的矛盾。簡言之，臨時夫妻摻雜着情感、經濟、威脅等複雜因素，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下，女方懷孕釀成非婚生子的現象較為普遍。

4. 性病傳播

我們通過對青年農民工羣體因臨時夫妻導致性病傳播進行深入分析發現，臨時夫妻傳播性疾病的風險較高，尤其是變相賣淫型的臨時夫妻，因為女方頻繁更換臨時男性，其性伴侶不固定，也就容易造成各種性病交叉傳染。如我們在深圳訪談的女性張某，27歲，已婚，但她説自己外出打工3年，已經換了10個“男朋友”，有的是已婚的男性，有的是未婚的男性。關於青年農民工羣體對預防性疾病傳播的認知，大部分青年農民工對如何預防性疾病傳播認知程度低，尤其是文化程度低的人，其認知程度更低。我們的統計分析高達76.94%的青年農民工認為只要自己有個相對固定的臨時配偶，那麼自己被傳染上性病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他們沒有認知不排除他（她）之前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時，就已被感染上性疾病。我們訪談了解到大部分人認為臨時夫妻就等於是固定性伴侶，他們在共同生活期間，更多是為了規避懷孕，而不是為了預防被染上性疾病。由於臨時夫妻更換頻繁，導致交叉感染的概率非常大。如我們收集的一個案例，一個女性3年換4個男性，最後4個男性被這個女性傳染上艾滋病，而且生下的孩子因母嬰傳染，也被傳染上艾滋病。

5. 治安隱患

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時，他們在經濟上、情感上所產生的糾紛，最後會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如果雙方無法處理好，則會導致矛盾升級，臨時夫妻之間的私人問題就會引發社會治安問題。我們調研後發現有三種臨時夫妻類型影響地方社會治安:第一種是臨時夫妻期間，在男性承擔共同生活期間的各種費用，他的經濟花銷很大，而自己微薄的工資難以支撐臨時夫妻的成本。在男性面臨經濟壓力的情況下，他就會通過其他渠道來解決經濟壓力。在發達地區，當地治安管理部門説組成臨時夫妻絕大多數的男性常常是通過偷盜方式來獲得經濟收入。如我們在某省工業園區調研，當地社會治安所提供的相關數據表明，發生偷盜和打架鬥毆的社會治安案件中，約80%案件都是外來務工人員作案。第一種是臨時夫妻之間，一方覺得自己吃虧了，就會報復對方。第二種類型原配夫妻一方知道配偶出軌，就到打工地報復出軌一方或第三者。尤其受害者是男方，那麼就會採取更加極端的手段來報復對方。如我們調研所遇到正在解決的一個案件就是老公從安徽到浙江把老婆和第三者暴打一頓，臨時丈夫被打成重傷。

6. 引發刑事案件

臨時夫妻糾紛引發的最大危害就是釀成刑事案件。通過分析，臨時夫妻所引起的刑事案件大致有三種類型:原配夫妻之間的刑事案件、臨時夫妻之間的刑事案件和原配夫妻一方殺害第三者的刑事案件。本文所謂的刑事案件，是指因臨時夫妻關係所引發的嚴重的人命刑事案件。究其原因，當配偶一方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後，受害一方感覺自己被矇蔽或欺騙，夫妻雙方難以妥善解決，那麼受害一方就會採取極端手段報復對方，要麼丈夫殺害妻子，要麼妻子殺害丈夫。如雲南的馬某多次與妻子交談無法解決，馬某就到打工地等妻子下班，殺死妻子。

臨時夫妻之間發生的刑事案件則由經濟、情感等複雜因素引起。如臨時夫妻在同居生活過程中，由於生活費、房租費、水電費，尤其是女性對男性提出經濟上的過分要求，導致男性最後“破產”，當女性認為男性經濟上再也難滿足自己的慾望時，就提出中斷臨時夫妻關係。這時臨時丈夫一旦被女方拋棄，就覺得自己被對方欺騙或詐騙，在雙方不能理性處理經濟糾紛時，男方可能會完全失去理智，就會採取極端的手段對女性進行報復。如我們在沿海某省工業區，瞭解到很多案例，就是因臨時夫妻產生糾紛，男方殺害女方的嚴重刑事案件。又如一女性到打工地把與丈夫共同生活的女性殺害等等。

**▍**結語

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問題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在打工經濟過程中發生的一種非常態化、灰色化、非法化的擬製夫妻關係。它是一種侵犯配偶權，破壞社會風氣、破壞家庭和諧，影響地方社會治理，存在隱形社會風險的灰色男女婚姻關係。青年農民工羣體發生臨時夫妻現象，是青年農民工城市化進程中家庭離散（夫妻離散）導致家庭功能弱化，外出務工一方面臨情感上、生理上等多重困境，而採取與異性組成“擬製夫妻”關係，即採取灰色臨時夫妻關係來彌補各種功能需求。

從發生機制來説，臨時夫妻是個體內生性功能需求和外界社會性開放因素雙重因素相互作用，導致青年農民工價值異化所採取的一種理性選擇行為應然。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表面上是異性之間以“搭夥”關係來過日子，表面上看，臨時夫妻貌似只是個體行為，它不會給他人帶來影響。實則不然，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會破壞夫妻關係，導致農村離婚率上升，衍生單親家庭增多，未成年人犯罪，性疾病在青年農民工羣體傳播。臨時夫妻衍生的各種糾紛，嚴重影響地方社會治理，有部分青年農民工以臨時夫妻為名從事婚姻詐騙、變相賣淫等違法犯罪行為，最為嚴重的是一旦臨時夫妻關係破裂，那麼就會引發嚴重的刑事案件，給地方社會治理帶來嚴重的影響。

綜上所述，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城市化進程中家庭功能缺失導致出現的一種變異婚姻關係。我們認為要解決青年農民工臨時夫妻問題關鍵在於解決青年農民工家庭分散化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大致可以從以家庭為單位城市化，青年農民工就地城鎮化，社會組織嵌入公司企業，準熟人社會設特別委員（治理）等為着力點，探索建構一個青年農民工家庭如何應對市場經濟風險的支持體系，使青年農民工在城市化進城中能確保家庭完整，從而解決家庭分散化引發的夫妻之間情感上、生理上的分離問題。讓青年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能夠過上家庭完整而且有體面尊嚴的生活。

本文轉自《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篇幅所限，註釋從略，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