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黑歷史，白人女性也有份_風聞

文：夕岸

在科羅拉多三K黨的指示下，柯尼·肯德里克森抱着C4炸藥試圖謀殺黑人民權運動家，卻因擅自更改炸彈安裝地點，而意外炸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同伴—當地三K黨的兩名骨幹，自己也面臨重刑。斯派克·李的電影《黑色黨徒》結尾的這一幕，反映了美國社會對白人至上主義運動中女性的認識：她們往往是邪惡又笨拙的家庭主婦，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而作繭自縛。而即便這樣的偏見，在傳媒看來也已經是巨大的進步，畢竟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女性也參與過白人至上主義運動。

事實上，早在1920年代，三K黨就吸引了至少150萬的女性會員，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繼續對白人女性持有刻板印象。直到現在，關於各類民權運動的史料中，純粹的反派都是白人男性。民權運動博物館中，也鮮少見到白人女性的身影，她們既不是典型的革命者，也不是有頭有臉的惡棍。當前媒體對當代極右翼運動的報道，從夏洛特維爾集會到“驕傲男孩”在曼哈頓的街頭鬥毆，也在不斷強化其濃厚的兄弟會色彩。右翼運動彷彿是白人男性暴力荷爾蒙的產物，而白人女性只會為了嘉年華般的婦女大遊行走上街頭。

歷史學者伊麗莎白·麥克雷（Elizabeth McRae）在著作《大規模抵抗中的母親》（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中挑戰了這種主流論述。她通過挖掘1920年代到70年代未被重視的歷史檔案，揭露出白人女性在種族隔離和新右翼（New Right）運動等中的核心地位和獨特作用。女性運動家的參與不僅跨越幾十年，而且有效激活了美國各地之間的運動紐帶。因此，白人女性不再是種族性別階梯上那層尷尬的夾心，只能被動加入兩個對立陣營中的一方，而是獨立自主推動種族主義進程的草根運動家。

大規模抵抗中的女性運動家

大規模抵抗（Massive Resistance）一詞由前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哈里·博德在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局案後提出，原指一系列阻止廢除種族隔離的法律。在本書中，也泛指任何支持白人至上和種族隔離的草根運動。

麥克雷在書中重點刻畫了四位白人女性運動家：密西西比的弗羅倫斯·歐格登和瑪麗·凱恩、北卡的內爾·劉易斯和南卡的科妮莉亞·塔克進行大規模抵抗的經歷。她們從不同方面—福利政策、公共教育、選舉政治和流行文化層面---推動和維護着白人至上的議程。相對最知名的歐格登是多個非營利組織的核心成員，60年代全國性組織“婦女為立憲政府”的發起人，她同時在地方報紙負責一個如何保衞白人至上的專欄，堅持了四十多年；凱恩直到80年代去世都是密西西比派克縣主要報紙的擁有者、出版人和專欄作家，對自由之夏等民權運動進行了百般污名；劉易斯從19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去世一直是北卡首府羅利市報紙的專欄作家，她的白人至上論中夾雜着當時極其進步的女權主義立場，讓人更難分辨出她論述的欺騙性；塔克自1930年代起就多次組織全國性的運動維護南方的州權，她積攢的人脈使其得以進行跨州的聯動。諷刺的是，儘管這些白人女性運動家們在社區層面持之以恆地做着動員和宣傳工作，她們破壞力巨大的草根行動，卻被全國性政策和男性政客的言論所掩蓋。

為了回應既有研究的精英主義視角，麥克雷的觀察始終是自下而上的，着重刻畫女性運動家面對不同社區、不同政治機遇的組織策略，因而也得以揭示白人至上主義在不同情境下看似迥異、實則一致的面孔。比如1930年代，大部分運動家都對新政干涉州權感到深惡痛絕。在羅斯福試圖在最高法推行“司法改組”後，塔克獨立發起了全國範圍的抵制，收集到幾十萬的簽名，動員大眾向國會寄送了15萬份抵制電報。整個過程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是白人女性。同一時期，歐格登卻是羅斯福的堅定支持者。作為種植園主的後代，新政的農業補貼給她帶來了20多萬美元的收益。她遊説公共事業振興署（WPA）等部門對地方公共事業進行大力支持，因為大多數新建的醫院和圖書館都只向白人開放。歐格登還成功用聯邦政府的資金為家鄉興建了面向白人的鄉村俱樂部。因此，是否支持一個政黨和政客並不是評判運動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標準。事實上，麥克雷描寫的這四位運動家，都在不同時期支持過民主黨、共和黨和更激進的州權民主黨，政黨只是她們實現白人至上藍圖的策略性工具。

讓白人女性史無前例地團結起來的，不是某個特定的黨派，而是幾十年間進步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潮的發展。比如針對埃莉諾·羅斯福的反隔離立場，女性運動家將其描繪成一個不合格的白人女性，民主黨的叛徒。通過將埃莉諾定義成唯一的敵人，普通黑人的訴求和運動家的努力被忽略，種族隔離議題被簡化成白人內部的爭議。戰後聯合國的建立，人權宣言的通過，也成為白人女性運動家攻擊的靶子，聯合的契機。通過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描述成干涉美國基礎教育、挑撥種族關係的境外勢力，運動家們將白人至上、州權、反國際主義和反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吸引了各路極端右翼，包括新納粹勢力的支持。白人女性的動員也加速和鞏固了南方的政黨重組。1952年，59%的南方白人女性投票給共和黨，比同期的南方白人男性高了18%。

女性運動家們的努力當然不都是成功的。由於歧視，她們無一人成功當選議員或州長。但競選過程本身，進一步鞏固了她們在當地社區甚至全國範圍的聲望。比如瑪麗·凱恩通過競選密西西比州長，積攢了足夠的人脈，從而使她得以進行更為大膽的行動。1952年，因為參與抗議聯邦社會保險税，拒繳税款，聯邦政府派兩位專員把凱恩報社辦公室的門上了鎖。見此情形，凱恩拿着一把鋸子衝進報社，硬是把鎖鋸斷。她捍衞新聞自由的英勇舉動獲得了全國媒體的關注，也為她贏得了眾多保守派粉絲。全國各地有七千人寫信到她報社支持她的行動，人們更是尊稱她為“鋼鋸瑪麗”（Hacksaw Mary）。

大規模抵抗的全國性網絡

大規模抵抗之所以有這樣的規模，並非只是個體運動家作為孤膽英雄的功勞。白人女性運動家們是政黨和社會組織間連接的重要橋樑，她們由點及面支撐起極端保守派的全國性網絡。

全國性的社會組織保證了一個州發起的活動可以很快傳遞給各個分部。這些組織不僅包括臭名昭著的“約翰·柏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更有幾十上百個女性發起和佔主導的團體，歐格登創辦的“婦女為立憲政府”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成立於1890年的“美國革命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只招募與美國獨立直接相關人士的女性後裔，是白人女性運動家們最重要的組織資源之一。戰前，DAR幫助塔克在北卡開展對教科書的審查，戰後，在歐格登的不斷遊説下，DAR官方取消了對聯合國的支持，轉而批評其侵犯少數族裔白人（白人在世界人口中佔少數）的權利。如今DAR依然是個重要的社會組織，上世紀末開始，它通過吸收少數族裔來顯示自己對多元性的尊重，而大眾似乎也慢慢忘記了其支持種族主義的歷史。

“美國革命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組織

各類非正式的女性俱樂部、讀書會對白人至上主義的作用也絕不能小覷。比如“分鐘女性”（Minute Women of the U.S.A.）是50年代最大的反共草根組織，它深入各類鄉村，不僅是麥卡錫主義的傳聲筒，更成功將反共意識形態和反黑人民權嫁接起來。DAR和Minute Women這類組織的區域分部，進一步孵化出很多基於特定議題的女性網絡，有利於短時間內動員起大量的人口。另外，看上去價值無涉的行業和校友協會，比如美國律師協會、家長教師協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甚至如今以捍衞女權自居的美國大學婦女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都曾與極端保守派女性和運動家們有着藕斷絲連的關係。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酵的公校校車接送爭議，最能體現白人女性組建全國性網絡的能力。運動家艾琳·麥凱布在底特律郊區發起了名為全國行動組（National Action Group, NAG）的組織，號召普通女性抵制種族混校。無數白人女性志願加入行動，在主幹道圍堵校車，將車輛用鐵鏈拴住，在校門口集體辱罵黑人學生。1972年，NAG還組織了“母親大遊行”，一羣身着圍裙的女性一路從密歇根遊行到華府抗議政府的校車政策。底特律的運動模式激勵了其他州的居民和行動者，校車政策推行之處，到處可見遊行罷工、宗教私校擴張、和白人中產向郊區的轉移，其中最成功的莫過於波士頓的組織。1974年，前眾議員、波士頓市議會的路易斯·希克斯組建了以女性為主導的草根組織“恢復我們被異化的權利（縮寫為ROAR吼叫）”，用燒車模等行為藝術的方式來干擾種族並校。這些草根動員引發了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注意，波士頓的女性運動家們被邀請到北卡夏洛特交流鬥爭經驗。同時，她們也積極邀請包括三K黨在內的組織為她們的下一步抗爭提供思路。正如麥克雷所總結的，當男性議員們坐在議事廳討論可能的對策時，是女性運動家們在打印傳單、組織秘密讀書會、召集中產家長會議、建立組織進行全國串聯。

最終，波士頓還是實行了強制校車計劃，促使白人大量出走。短期來看，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法律上打輸了一役，但最終歷史又弔詭地宣判了他們的勝利。強制反隔離政策並未帶來真正的教育資源平等，如今波士頓等地的教育和居住隔離，比70年代更甚。

白人女性的社會運動角色

麥克雷研究的意義，還在於點出了女性對自身再生產角色的顛覆性利用。主流理論認為，女性早期沒有選舉權，後來依然大量被禁錮在家庭內部，從事家庭教育等再生產工作。她們在投票上往往遵循配偶的意願，在社會運動參與上也不可能積極，對政治進程的影響因此十分有限。

然而，麥克雷卻指出，社會對白人女性這種再生產角色的期待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早在1920年代，八九成的小學教師就都是女性。之後的幾十年間，女性還大量參與地方的人口統計，社工探訪，福利制度監督，投票登記以及醫護工作。這種職業上的性別分化，一方面導致女性永遠無法直接影響主流政治，另一方面則意味着，社會政策的實際執行方往往都是白人女性，是她們日復一日的枯燥工作保證了男性制定的種族主義政策滲透到最基層的領域。

麥克雷的史料還顯示，白人女性利用自己作為家庭教育者的角色，將自己塑造成下一代白人健康成長的代言人。1950年代反對聯合國運動中，歐格登等人聲稱，白人女性最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有更大的正當性去阻止外部勢力干預白人社區的教育。1970年代波士頓校車爭議中，希克斯則更明確地提出，強制校車爭議就是一個關於女性的議題。因此，選舉政治上的絕對弱勢和主流社會的性別歧視，反而逼迫白人女性化劣勢為優勢，在白人至上運動中搶佔話語權，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

這一視角在另一位歷史學家凱瑟琳·畢魯（Kathleen Belew）的《把戰爭帶回家》（Bring the War Home）中也有體現。畢魯追溯了美國白人權力運動的越戰根源和直到1990年代的發展態勢，其中也專門提到了白人女性的作用。FBI解密檔案的分析顯示，白人女性在崇尚暴力仇殺的白人權力運動中也不都是敲邊鼓的角色。她們不僅被公眾和男性運動家定位成白人種族延續的關鍵，也起着關鍵的組織支持，跨組織串聯作用。更重要的是，她們深諳主流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反過來利用這一點來假裝弱者和需要保護孩子的母親，正當化自己對少數族裔男性的暴力。在運動中的核心領導者落難被捕後，正是他們的女性配偶聲淚俱下地編織謊言，成功騙取了白人陪審團的同情。1988年著名的阿肯色州史密斯堡審判中，由於女性運動家的關鍵性作用，13名男性白人至上主義者全部被判無罪。

21世紀白人至上運動中的女性

麥克雷和畢魯的論述侷限在20世紀的白人至上主義運動，這當然並非白人女性“黑歷史”的終點。如今，她們繼續在白人至上主義運動中扮演着相似，甚至更加搶眼的角色。

從老牌組織“南方聯盟”到新生力量“歐洲認同”，都有各個年齡段的活躍女性成員。2017年的夏洛特維爾集會後，儘管男性新納粹和另類右翼和往常一樣佔據了報道頭條，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白人女性在其中從未缺席。整個前期動員中，女性運動家負責着參與者的交通和住宿安排，集會之後，則有女性安排社交和慶祝派對，進一步鞏固參與者之間的聯繫。這種女性的介入模式，是1920年代白人女性在三K黨中工作特徵的延續。

但同時，與麥克雷的發現一致，女性也不僅是男性主導組織中的陪襯，而是獨立的議程設置者。女性運動家創辦了“停止美國的穆斯林化”（Stop Islamization of America）等反穆反移民組織，同時也在積極爭取白人至上運動中更多的公共話語權，而數字媒體正在幫助她們實現這個目標。艾拉·斯圖爾特是白人至上主義博客“有目標的妻子”（Wife with a Purpose）的擁有者、視頻播主和各種右翼社交媒體的推廣者，她自稱受到左翼的騷擾，被迫站出來維護傳統價值。年僅21歲的佐治亞女生艾維蕾·霍爾頓自從在夏洛特維爾嶄露頭角後，就開始通過YouTube頻道和 Medium專欄，慫恿更多的千禧一代女性加入白人至上主義運動。不過和大她兩歲的極右網紅勞倫·薩瑟恩相比，霍爾頓還遠未成氣候。薩瑟恩的推特和YouTube有幾十萬粉絲，她製作的關於南非種族滅絕白人的陰謀論紀錄片獲得了福克斯的報道和特朗普的關注。通過合辦節目，出國訪問，她正和其他國家的女性白人至上主義者打成一片。斯圖爾特、霍爾頓和薩瑟恩等為新一代女性極端右翼指出了新的可能：也許她們並不需要主流媒體，也不一定要和男性合作也可以出名。

不過，主流社會的偏見和漠視不會在短時間解除。一個薩瑟恩的成名，意味着有更多不知名的白人女性，在各類大學姊妹會、高校共和黨人、亞文化光頭黨和包裝成進步女權的組織中植入着極端保守主義的基因。在美國“後種族”社會的謊言遮掩下，她們的動員變得更加隱蔽。她們被從白人至上主義運動中淡化乃至抹除的歷史，印證了男權論述的無孔不入。而人們越是持有男性主導社會運動的偏見，這些女性就越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