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與唐貞觀年間的死刑減免問題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歷史中國”

一、問題緣起

“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語，首見於《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

貞觀初，有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奏駁律令不便於時三十餘條。於時，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釐正，凡為五百條，減《開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條，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所謂“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對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頒行的《貞觀律》於死刑大幅減免之舉的高度讚譽。其後，杜佑《通典》卷165《刑法三·刑制下》、卷170《刑法八·寬恕》，《舊唐書》卷50《刑法志》，《冊府元龜》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皆沿用此語。然《資治通鑑》卷194“唐貞觀十一年正月”條則雲“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不知司馬温公何以要改“殆除其半”為“除其太半”？但不管如何，這已關涉到貞觀立法中至為關鍵的死刑減免條數及相關學術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關於《唐六典》所記“減《開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條”，上揭各書中，《通典》卷165作“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卷170作“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中華書局點校本據《舊志》、《冊府》等書，補為“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恐誤，詳見下文）；《舊志》作“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冊府》作“比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通鑑》作“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此外，《新唐書》卷56《刑法志》作“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所記各有不同。綜觀諸書記載，大致存在三種表述：一是《通典》“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即減免死刑入流92條，入徒71條，實際死刑減免總數為163條；二是《舊志》、《通鑑》“減大辟者（《通鑑》無‘者’字）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只籠統記載減免死刑92條，不明具體所指；三是《冊府》作“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新志》與此略同，明確記載減免死刑入流總數為92條。概而言之，貞觀年間的死刑減免條數，實際存在163條與92條兩種不同記載。《唐六典》所記“九十三條”，高明士推測“三”乃“二”之筆誤，誠是。按《白孔六帖》卷46《改制法令十三》“貞觀初有蜀王法曹”條引《唐六典》，亦作“九十三條”，似原書已誤“二”為“三”了。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學者在討論貞觀立法問題時，多據《舊志》、《冊府》、《新志》、《通鑑》諸書立論，而對《通典》所記關注不夠，如《中國史綱要》、《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制通史》之類的通用教材，以及時賢論著，皆認為《貞觀律》比隋律減死入流92條，減流入徒71條。問題是，以區區92條死刑減免總數，能否得出“比古死刑，殆除其半”這樣的認識與判斷？

清末學者沈家本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他在《歷代刑法考·律令四》中有如下討論：

按：《唐律》死刑，《衞禁》斬五、絞十六，《職制》斬一、絞九，《廄庫》絞一，《擅興》斬八、絞八，《賊盜》斬三十四、絞四十二，《鬥訟》斬二十五、絞四十三，《詐偽》斬三、絞六，《雜律》斬五、絞一，《捕亡》斬五、絞四，《斷獄》斬三、絞四，凡斬八十九條，絞一百四十四條。其減死入流者只九十三條，“除半”之語，殊不可解，豈以隋開皇律雖減死刑八十一條合而言之，故云比古歟？若以《舊志》之文推之，則所云“除半”但就緣坐一項而言，非統括全律也。唐之加役流皆由死減，計律內《衞禁》三、《職制》三、《户婚》二、《擅興》一、《賊盜》九、《雜律》一、《捕亡》三、《斷獄》二，凡二十五（按：實際只有二十四），不獨與九十三條之數不合，與減絞五十之數亦不合，是其減死入流必三流並有，不盡為加役流矣。

沈先生統計《唐律》“凡斬八十九條，絞一百四十四條”，死刑總233條，但“減死入流”僅93條，二者頗難契合，故發出“殊不可解”之感嘆。顯然，他已注意到貞觀十一年減死條數與“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判語之間是否吻合的問題。對此，沈先生提出兩種可能性解釋：一是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殆除其半”，除《唐律》減死入流93條外，大概還包括隋《開皇律》減死刑81條，總174條，“故云比古歟”；二是“除半”僅就緣坐一項而言，並不包括全部律文。唐代減死入流還應包括加役流等三流，而不僅僅指加役流。

在《歷代刑法考·死刑之數》中，沈家本先生繼續探討這一問題：

唐：斬罪八十九事，絞罪一百四十四事。

按：《唐律》每條中每該數事，死罪凡二百三十三事。內有斬、絞同條者，若以條計，無此數也。《唐律》本於隋，《隋律》原於元魏，元魏《太和律》大辟二百三十五條，隋開皇除死罪八十一，唐貞觀降大辟為流九十二，合之為一百七十三條，兩相比較，已少四分之三，則所存當不及六十條，與《唐律》見存之數不合。疑《太和律》之二百三十五條，條具數事，開皇、貞觀所刪降之條，條止一事，約略計之，尚得太和之半。故《唐六典》謂《貞觀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也。

關於《唐律》死刑減免總數，沈先生上條據《唐六典》作93條，這裏又據《舊志》等作92條，雖前後不一，但並不影響其總體判斷。沈先生推測，北魏《太和律》大辟235條，“條具數事”，而開皇、貞觀刪降之條，“條止一事”，粗略計之，大概可得《太和律》之半，“故《唐六典》謂《貞觀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也”。

上揭沈家本先生的解釋，似都認為《唐律》死刑減免條數，除減死入流93條外，還包括隋《開皇律》減死刑81條，總數為174條。然而，前揭《六典》所記《貞觀律》“減《開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條”，其他諸書或作“比隋代舊律”、“據隋代舊律”、“於隋代舊律”、“比隋律”等，其不包括《開皇律》減死刑81條，至為明顯。更何況唐人盛讚《貞觀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把《開皇律》減免死刑也統計入內，感覺不合情理。另外，沈先生把《唐律》與北魏律相類比，恐怕也有問題。因為唐人心目中的“古”，一般指漢代以前，北魏距唐朝不過兩百年，似不可能成為唐人比擬的對象。關於此點，詳見下文討論。不論如何，在沈家本先生看來，唐人所説的“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並非泛泛之言，而是有着實實在在的依據。這一依據，就是《唐六典》等史籍中所記的減死入流93條或92條。然而，此條數無法圓滿解釋唐人“比古死刑，殆除其半”這一評判，故沈先生提出上述幾種假設和推斷。遺憾的是，這一問題——即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否有據，並沒有引起今人的重視。

二、唐貞觀十一年死刑減免總數考辨

唐貞觀十一年死刑減免總數只有92條的記載，最早見於《舊志》，茲摘引相關內容如下：

及太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

這一記載，向為學者高度重視。高明士曾撰文詳加疏釋，頗便於理解。上文業已指出，《舊志》所記“減大辟者九十二條”，《通鑑》作“減大辟九十二條”，二書所記略同，《通鑑》當襲《舊志》而來。而《冊府》作“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新志》作“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雖字詞有異，但文意相同，故《新志》極有可能源自《冊府》。一為“減大辟者九十二條”，一為“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二者文意不同，且各有傳承，孰是孰非，尚難判定。不管如何，《舊志》“減大辟者九十二條”這一記載，原本當不存在文字脱漏問題，《通鑑》沿之不改，可為明證。問題是，《舊志》下一句“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與上一句“減大辟者九十二條”之間，感覺有些不協。因為既有“減流入徒”，那大辟與流刑之間呢？籠統記為“減大辟者九十二條”，很難明白其具體含義。《冊府》所記“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文從字順，不存在理解方面的問題。《通典》所記“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亦復如此。但一作“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一作“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二者差異頗大。那麼，哪個記載更為真實準確呢？

關於貞觀立法問題，相較上揭《舊志》所記，《冊府》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首句作“太宗貞觀十一年正月，頒新律令於天下。初帝自即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末句為“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至是頒下之”。文中除一條夾註，個別字詞、數字有異外，其餘與《舊志》完全相同，二者出自同一個史源，當可肯定。英國學者杜希德認為，《舊志》有可能是編纂者採用了柳芳《國史》中現存的志書，又從《會要》和《續會要》中揀選了760—853年的材料加以補充而成。近年，樓勁在討論《貞觀式》有無問題時，對《舊志》所載進行詳盡考辨與分析，指出《舊志》、《冊府》所據《國史》文本，當是吳兢以來至韋述、柳芳相繼所修《國史》在唐後期以來的某個流傳本，但把摘錄《唐六典》所作的夾註混入正文，發生了錯把開元《令》、《格》、《式》誤為貞觀所定的問題。既然《舊志》、《冊府》同出一個史源，為何在記載貞觀初年減免死刑問題時，一書作“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另一書卻作“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這裏可能出現了脱簡、錯簡之類的問題，很難説《冊府》所記就一定準確無誤。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武英殿聚珍本）《唐會要》卷39《定格令》的相關記載，與《舊志》所記相同，多被學者用來佐證《舊志》記載準確。其實，這是清代四庫館臣整理《唐會要》時，根據《舊志》增補的文字，並非王溥《唐會要》原文。為便於説明問題，茲引錄殿本相關內容如下：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分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條，以為通式。

再看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會要》的相關記載：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減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條；合（令）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條，以為通式。

稍作比較即可發現，殿本與四庫本《唐會要》所記差異很大：殿本“（減）大辟者九十二條”諸字，四庫本無；殿本“減流入徒”，四庫本作“減死罪入徒”。同為一書，同記一事，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日本學者古畑徹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他在認真核查並細緻比較台北、東京所藏三種《唐會要》抄本基礎上，指出原抄本並無“（減）大辟者九十二條”等字，“分為十二卷”後“減”下闕二字，殿本所記，乃四庫館臣據《新志》所補。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發現，惜未引起學界同仁足夠重視。筆者在古畑氏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核查中國大陸所藏十數種《唐會要》抄本，確認除個別抄本有後人增補外，原書“分為十二卷”與“令為三十卷”之間，僅存“減（中闕二字）入徒者七十一條”一句，並無“大辟者九十二條”之類的文字。很明顯，殿本《唐會要》中出現的“大辟者九十二條”一語，以及“減流入徒”之“流”字，實乃整理者據《舊志》（並非古畑氏所説的《新志》）進行的增補。至於四庫本中出現的“死罪”二字，同樣也是該本整理者據己意進行的增補，皆非《唐會要》原文。因此，今本《唐會要》所記，不能作為《舊志》之佐證。

上文業已指出，關於貞觀年間的死刑減免條數，唐人杜佑《通典》所記，與《舊志》、《冊府》明顯有異。按《通典》卷170《刑法八·寬恕》明確記載：

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通典》從“其當徒之法”到“不可勝紀”一語，除“削煩去蠹”作“削苛去慘”外，其餘與《冊府》、《舊志》同，三者來自同一史源，殆無疑義。奇怪的是，有關死刑減免的記載，《通典》只有“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一句，其與前揭《唐會要》抄本所記有相近之處，此點頗值得注意。因為《會要》此條系年系月系日，當直接源自《太宗實錄》，其與《通典》正可相互印證。按《通典》上下文，所謂“減入徒者七十一條”，當指減免死刑入徒刑有71條，並不存在文字脱漏問題。然點校本整理者卻認為這裏有脱漏，校勘記稱：“原脱‘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及下‘流’字。據《舊唐書·刑法志》（二一三八頁）、《新唐書·刑法志》（一四一○頁）、《冊府》卷六一二（七三四四頁）補。”經此一補，原文如下：

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點校本整理者進行的這一增補，實在有欠嚴謹，導致後來的學者據以證明《舊志》、《冊府》所記準確無誤，從而影響了相關研究走向深入。其實，這一增補既無版本依據，也與《通典》其他記載不合。按前揭《通典》卷165《刑法三·刑制下》明確記載：“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所謂“減入徒者七十一條”，乃承上句“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而來，是指減大辟入徒71條，兩項相加，總減死刑163條。《通典》的這一記載，為馬端臨《文獻通考》所沿襲，該書卷166《刑考五·刑制》載：

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除“殆”誤作“殄”、“入徒”後少一“者”字外，其餘與《通典》所記完全相同，可見《通考》此段文字，實源自《通典》。由此也可進一步證明，《通典》原書此處並不存在文字脱漏問題。遺憾的是，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的點校本《文獻通考》，據《舊志》、《新志》與《唐會要》，在“入徒”前補一“流”字，從而導致整個文意大變。上文業已指出，今本《唐會要》所記乃清代四庫館臣據《舊志》所補，不能作為文獻整理的依據；而《舊志》、《新志》所記，彼此有異，同樣存有疑問。點校本整理者似未注意到《通考》與《通典》之淵源承襲關係，其所補“流”字，自然不能成立。

又《通考》卷168《刑考七·徒流》載：

太宗初，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毀傷支體，乃除斷趾流（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比較《新志》所記：“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而又哀其斷毀支體……於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玄齡等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可以發現，從“議絞刑之屬五十”至“居作（二年）”，《通考》皆摘自《新志》，但在最後有關死刑條數的記載上，《通考》卻從《通典》而不從《新志》，反映了馬端臨對此事的認識與判斷，即他認為《通典》所記是準確的。值得一提的是，《通考》點校本整理者同樣依據新舊《唐志》，在“入徒”前補一“流”字，這同樣是無法成立的。

不僅如此，前揭《通典》卷165、170的兩條記載，還得到作者杜佑本人的證實，該書卷170《刑法八·寬恕》末有一段杜佑的議論，全文引錄如下：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剿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體。雖武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巡狩，宇內憂虞，億兆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仁深德厚，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杜佑對唐太宗貞觀年間減輕刑罰之舉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唐朝後來出現各種危局，仍然能“億兆同心，妖氛旋廓”，根本原因即在於“刑輕故也”。值得注意的是，杜佑所言“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一語，與同書卷165所記“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前後完全吻合，並不存在文字脱漏問題，“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實指減大辟入徒71條，並無所謂“減流入徒”之説。因此，四庫本《唐會要》整理者所補“死罪”二字（“減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條”），雖不知所據為何，但其理解與判斷是準確的。從前揭《唐六典》、《通典》等唐人記載看，所闕二字當為“大辟”。

總之，根據《通典》相關記載，可以確定貞觀年間的死刑減免總數為163條，其中減入流92條、減入徒71條。這與《舊志》、《冊府》、《新志》、《通鑑》諸書所記92條，明顯有異。《舊志》與《冊府》雖史源相同，但所記一為“減大辟者九十二條”，另一為“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卻各有不同，其中或有錯訛與脱漏。相較而言，杜佑身處唐代，又曾擔任過宰相之職，所撰《通典》早於《舊志》、《冊府》諸書，且有關貞觀年間死刑減免之記載，並不存在文字脱漏與扞格難通之處，當最為可信。不僅如此，確認《通典》這一記載，既可為《唐六典》、《舊志》、《冊府》諸書所記“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提供史實依據，又能合理解答沈家本提出但未能圓滿解決的問題。

當然，從死刑減為流刑，這不難理解，唐代史籍中例證比比皆是，但由死刑直接降為徒刑，是否存在刑差減免過大的問題呢？按《唐律》有“惟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之規定，《唐律疏議》卷6《名例》載：

惟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

疏議曰：假有犯罪合斬，從者減一等，即至流三千里。或有犯流三千里，合例減一等，即處徒三年。故云“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其加役流應減者，亦同三流之法。

“二死”指絞、斬，“三流”指三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二千里流三等。由死入流與由流入徒，各同為一減，並不區分流刑的三個等次。由死刑直接減為徒刑，實際上只是減二等而已，似乎並不存在刑差過大的問題。另外，隋朝建立後，廢除前朝梟、等酷法，確立絞、斬兩種死刑，為後世所沿襲，影響深遠。隋文帝於開皇元年（581）下詔：“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同為死罪，絞刑可保全屍，斬刑則身首異處，二者存在輕重之別。減大辟入流與減大辟入徒，有無可能前者即指減斬入流，後者則指減絞入徒呢？限於史料，這僅是推測而已。不論如何，在貞觀初年“慎刑”理念指導下，“刑輕”是唐太宗及其羣臣孜孜以求的目標，故而在貞觀立法問題上，分別減免死刑入流（92條）與入徒（71條），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唐人杜佑《通典》所記，以及杜佑本人據此所發議論，就是確鑿無疑的事實與根據，而且還得到《唐會要》相關記載的佐證，應該是可以確認的。

三、“比古死刑”釋義

唐人所謂“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是説《貞觀律》減免死刑條數，相對“古”代死刑總數而言，大概廢除了將近一半。按沈家本前揭《歷代刑法考·律令四》與《死刑之數》統計，《唐律》死刑“凡斬八十九條，絞一百四十四條”，總數凡233條，然其《唐死罪總類》統計絞為143條，總數為232條，比前少了1條。今人胡興東則統計斬92條、絞148條，總數為240條。當然，無論是233條抑或240條，都是後人的統計數字，是否準確並符合《貞觀律》原貌，尚有待進一步證實。不過，如果依《舊志》、《冊府》、《新志》、《通鑑》所記，貞觀年間死刑減免總數只有92條的話，根據沈、胡二人統計，則隋代《開皇律》死刑總數為325或332條，再以“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語類推，可知“古”代死刑總數不過200餘條（周、漢未見其例，詳後），這與《唐律》死刑總數相差不大。果真如此，為唐人所津津樂道的貞觀立法“慎刑”思想與“刑輕”政績，將從何談起？若依杜佑《通典》所記死刑減免總數163條，則《開皇律》死刑總數為396或403條，並不存在上述扞格難通的問題。那麼，唐人所説的“比古”，是與歷史上的哪一個朝代相比呢？

本文開篇所引《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小注，大略記載了漢代及北魏幾朝的死刑條數：漢武帝時，有大辟409條；漢成帝時，大辟之罪千有餘條；北魏太武帝時，大辟凡140條；孝文帝時，大辟之罪230條。關於北魏太武帝的死刑條數，《魏書》卷111《刑罰志》、《通典》卷164《刑法二·刑制中》俱作145條；《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131頁；《通典》，第4226頁。而孝文帝死刑條數，《魏書》、《通典》則作235條。那麼，《唐六典》最先記載的“比古死刑”，究竟是與哪朝哪代相比呢？按唐人奏疏中，古、今二字常相提並論，如“今古異俗”、“商度今古”、“古今之情”等，這裏“古”與“今”相對，雖泛指過去，但多指漢代以前，很少指魏晉以降。唐人言語中，常使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或“近代”）之詞，廖宜方指出：“對唐人而言，‘中古’多指三代。至於‘上古’，嚴格而論，專指三皇。廣義言之，包括三皇、五帝，與三代相區別。”權德輿《答柳福州書》中，有“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之語，“近古”明顯指魏晉以來，而三代與兩漢並列，與“近古”不屬同一歷史時段。那麼，唐人對兩漢是如何認識的？廖宜方認為：“在唐人的時代區分論中，漢代處於‘中古’三代與魏晉‘近世’之間，處於無法歸入中古、又難劃入近世的位置，於是有時與魏晉同流，有時繼三代之末。”所言有理。不過，在特定的語境中，唐人所言的“古”，有時又確指漢代。如《通典》卷15《選舉三》載：

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

《唐會要·論選事》、《冊府·銓選部》系此事於貞觀元年正月，“漢法”作“古法”，可見“古”即指漢代。又《通典》卷17《選舉五》記開元三年（715）左拾遺張九齡上書稱：“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這裏“古者”明顯也指漢代。又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有“考於兩漢，行古道也”一語，“古道”即指兩漢之道。《舊唐書·韓愈傳》亦載：“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此處將“古學”與“楊雄、董仲舒之述作”並稱對舉，則“古”指漢代，也可肯定。

不僅如此，漢代作為大一統的盛世王朝，亦是唐人心目中的理想治世之一，在制度層面多所借鑑。崔融《為朝集使于思言等請封中嶽表》載：

道莫尊於三皇，皇合符於奕葉；德莫高於五帝，帝展事於雲亭；禮莫盛於三王，報功於岱畎；政莫隆於兩漢，紀號於仙閭。

所謂“政莫隆於兩漢”，即是唐人對兩漢統治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故在國家治理方面，唐朝多借鑑並參考漢朝統治經驗，杜牧《授蕭峴太常博士制》即明確指出：“今國家上法三代，下采兩漢。”按政與刑俱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兩者密不可分，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三月即曾下詔指出：“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因此，唐人所言“比古死刑”，其實就是與漢代相比，藉以彰顯唐太宗“刑輕”仁政之舉。按漢武帝乃盛世明君，自然成為唐人比擬的對象。其在位期間有大辟409條，正與前揭《開皇律》死刑總數396或403條相近，而《貞觀律》減免《開皇律》死刑163條（其中入流92條，入徒71條），大致接近武帝朝409條的一半，故曰“殆除其半”，誠非虛言！至於前揭司馬温公所稱“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有無可能所比對象已與唐初人不同，抑或別有所指，另具他意，只有存疑待考了。

當然，唐人所言的“古”，有時也指周代。據《漢書》卷23《刑法志》載，周代有“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以《貞觀律》減免死刑總數163條與周代“殺罪”500條相比，僅略多於三分之一，這顯然與“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語無法吻合。更何況刑罰屬“政”，如上文所論，唐人最為推崇的，是含周在內的三代之禮和兩漢之政。因此，所謂“比古死刑”，當然是與漢相比，而非與周相比了。 

結語

通過以上考證與分析，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唐太宗貞觀年間死刑減免總數，當以唐人杜佑《通典》所記為準，即“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實際總數為163條，而非此前學界所公認的92條。唐人所言“比古死刑”是與漢代相比。163條死刑減免總數，大致接近漢武帝朝大辟409條的一半，故曰“殆除其半”。“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語，是唐人對貞觀立法活動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讚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超邁漢代的自信。

死刑是中外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一種刑罰，因為關涉對人生命的剝奪，故而歷代統治者無不重之。時至今日，關於死刑是否廢除的討論，已成為全球化熱點問題。探討中國歷史上的死刑問題，搞清楚一些重要史實，不僅可以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進而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曆代死刑制度演進的軌跡，還可為今天的死刑討論及相關立法提供思想資源與歷史借鑑。

〔作者劉安志，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武漢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