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一位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叛逃（2）_風聞

 且説舍甫琴科回國之後，受到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的邀請會見。接下來咱們就聊聊波諾馬廖夫。

波諾馬廖夫全名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波諾馬廖夫，1905年生人，出生地不詳。在斯大林時代，波諾馬廖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在從事意識形態工作。據幾位不同的蘇聯政治人物回憶，波諾馬廖夫在馬列理論和文字寫作方面也是個天才。也許是這個天賦，冥冥之中改變了他未來人生的走向。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的倡議下，蘇聯、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意大利等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舉行會議，成立了旨在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合作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情報局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鐵托的本意是想恢復第三國際，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對後，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這個情報局。情報局效仿第三國際，主要任務是交流革命經驗，必要時在協商的基礎上協調各個黨的活動。情報局成立以後，隨即創辦機關刊物《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義》。隨後，波諾馬廖夫同志奉調擔任這家刊物的主編。

或許，那時候的波諾馬廖夫以為自已會背靠多瑙河，欣賞足球賽，然後在貝爾格萊德寫一輩子的文章。但是，國內的政局劇烈改變着所有人的命運。1948年8月，日丹諾夫去世，馬林科夫急於清洗列寧格勒派的勢力，悲劇的蘇斯洛夫首當其衝。1949年4月，時任蘇共中央對外關係部（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前身）部長的蘇斯洛夫被革除職務。對外關係部也被改變為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

不久，波諾馬廖夫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第一副委員長。

這個職務看上去是副部級，其實是個虛銜。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蘇共中央派來的外交部第三歐洲局局長安德烈伊?斯米爾諾夫手裏。上級安排他擔任第二副委員長，主持日常工作。

1949年，蘇共與南共交惡，對外政策委員會組織了對南共領袖鐵托的批判。波諾馬廖夫的文筆優勢再次得到發揮。十年之後，蘇共與中共交惡，駕車就熟的波諾馬廖夫跟隨着蘇斯洛夫、與安德羅波夫一道，領導了與中共的“十年論戰”。

1952年10月對外政策委員會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委員會”，1953年又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部”。在這一時期，波諾馬廖夫的官運還是不錯的，沒過幾年就當上了外聯部的部長。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57年，赫魯曉夫對外聯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就把外聯部一分為二了，分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絡部”。

留給波諾馬廖夫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絡部，前面的那個部交給了安德羅波夫。這一年，波諾馬廖夫52歲，安德羅波夫41歲。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兩人雙雙榮升蘇共中央書記，進入蘇共核心決策層的第二梯隊。

赫魯曉夫作出這樣的組織人事安排顯示出自己的知人善任。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突出表現顯示出很高的改革意識和維穩思維，讓他領導和共產黨國家的聯絡工作有利於推進各國的改革，號召他們和蘇聯一起破除斯大林主義；而波諾馬廖夫是公認的僅次於蘇斯洛夫的教條主義者，極其熱衷於世界革命，讓他去指揮聯絡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謂量身定做。

1964年十月政變後，各種被拆開的機構逐漸重新走向合併，對外聯絡部也不例外。安德羅波夫調任克格勃主席後，波諾馬廖夫開始執掌新成立的蘇共中央國際部（合併了兩個部），負責與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絡。

問題又出現了，蘇聯外交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主旋律是緩和，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唱主角的是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以及他領導下的外交部。波諾馬廖夫雖然有蘇斯洛夫的支持但也只能是喊喊口號，幹不了什麼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有一點需要承認的是：蘇斯洛夫出生在1902年，波諾馬廖夫出生在1905年，他們這一輩人並不是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樣，多少還是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對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世界革命滿懷信心和使命感，堅決要把事業推行下去。

與外交部有自己的部屬專門大專院校不同，蘇公中央國際部沒有自己的學校，人員構成中黨務人員和宣傳人員佔據絕大多數。看過革命劇的都知道，一支隊伍裏或者一個單位上這兩種人一般都扮演着什麼角色。想靠他們辦成什麼實事，夠嗆。

可是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沒有人才咋辦？去外交部挖唄！那裏有現成的。這下好，波諾馬廖夫和葛羅米柯槓上了。

1970年，舍甫琴科回國，波諾馬廖夫邀請他來蘇共中央國際部，並對他封官許願。舍甫琴科當面沒有答應，而是回覆他要和老領導葛羅米柯請示。舍甫琴科沒敢當面回絕。畢竟，波諾馬廖夫是中央書記，多少要給人家留點面子。晚點再拒絕他就可以藉口葛羅米柯不放人了。

他不喜歡蘇共中央國際部在大談世界革命的作風，內心深處更願意從事外交部的對外和平攻勢。更何況，此次回國，是應葛羅米柯之邀，擔任外交部長顧問。給領導當秘書，還怕沒有似錦前程麼？

當天下午，葛羅米柯聽到舍甫琴科提及此事，冷冷地問他怎麼考慮。舍甫琴科回答説願意留在外交部，並對葛羅米柯的聘任身懷感激。葛羅米柯聽罷，當場就撥通波諾馬廖夫的電話，明確告誡他，以後別再挖外交部的牆角。

從這一刻起，舍甫琴科走馬上任，跟隨着葛羅米柯開始了對西方緩和的各項工作。克服着黨內各種強硬勢力的干擾，包括來自軍方的壓力和來自蘇共中央國際部的牴觸，終於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在尼克松總統任上將蘇美關係推向平穩。

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葛羅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幾位領導、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黨內一些勢力扣上了“親美派”的帽子。

沒辦法，在蘇聯這樣的國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動一項正確的事業，總會有另一些人在旁邊説壞話、唱高調、拋冷眼、看笑話。但是，你要指望這些人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絕無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較講義氣的領導，不是那種功勞歸自己，過錯歸手下，部下受到攻擊就躲到一邊的人。勃列日涅伕力挺葛羅米柯，1973年還擢升他為政治局委員，參與黨和國家最高決策。

一般情況下，秘書在領導身邊幹個兩三年，就該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況特殊，外派只有去歐美資本主義大國才能積攢必要的異國人脈，為以後更高一步的處理外交事務奠定基礎。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經歷，去當大使資歷略微淺薄，難以服眾，想培養他必須另謀別處。1972年，在葛羅米柯的建議下，舍甫琴科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

前文已經説過，聯合國副秘書長屬於聯合國工作人員，行政上不隸屬任何國家。但是，按照蘇聯的規矩，蘇籍聯合國副秘書長要服從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的領導。所以，舍甫琴科當時要受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同志的領導。

馬立克同志是一位資歷很老的同志，在外交部的資歷幾乎僅此於葛羅米柯。1946年葛羅米柯任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大使，1948年葛羅米柯回國後，由馬立克接替他出任蘇聯大使。正是這個馬立克，在1950年抗議聯合國不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抵制安理會日常會議。

小時候看歷史書多為灌輸、欠缺思考，以為蘇聯大使為了伸張正義去“罷工”十分英勇。蘇聯政府為了中國的利益不惜得罪全世界十分講義氣。時隔多年之後，讀的書籍稍多一些，尤其是讀到當年的安理會投票結果和詳細辯論過程時，才明白，當年在聯合國，我們被蘇聯人耍了，被賣了還在替人數錢。

閒話不表，前文説過，1949年，極其欣賞葛羅米柯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撤職。接替他的外交部長叫維辛斯基，他上台伊始就讓時任第一副外長的葛羅米柯靠邊站，1952年又“流放”他到英國去當大使。不久，馬立克當上了副外長。

馬立克和維辛斯基一樣，對外政策理念是出了名的強硬派，反對和美英等國“親密接觸”。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莫洛托夫重新得勢，葛羅米柯也回到外交部繼續當第一副部長。副外長馬立克同志開始進入被邊緣化的一派，好在保住了職務。

1960年5月，蘇聯擊落一架美國U2偵察機，赫魯曉夫為了讓美國食言而在國際社會出醜，要求黨內和外交部高層絕對保密。結果偏偏馬立克違反紀律，在一次閒聊中告訴了一位兄弟黨駐莫斯科代表。後者保密意識倒是比馬立克強，他立即將此事向赫魯曉夫彙報。赫魯曉夫知道後勃然大怒，當即勒令馬立克在外交部全體黨員大會上作檢討。不久之後，赫魯曉夫免去馬立克的副外長職務，派他去紐約任蘇聯駐聯合國大使。

葛羅米柯很高興馬立克被免職。在赫魯曉夫時代的前半段，外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西方搞緩和，偏偏馬立克總是強調世界革命，牴觸與美英接觸，總是不和以葛羅米柯同志為首的外交部黨委班子保持高度一致。他走了，葛羅米柯很是舒暢。

馬立克在葛羅米柯手下受了這麼多委屈，積怨該有多深？1970年，葛羅米柯的得意門生舍甫琴科被派到他手下工作，能躲過穿小鞋的命運嗎？

據舍甫琴科回憶，馬立克經常和他因為“形式問題”發生爭吵。什麼是形式問題？與國家利益無關，與當前國際局勢無關，而與一些原則有關的就是形式問題。

比如，美英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長年破壞世界和平，壓迫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我們就應該以聯合國為舞台，與之鬥爭，予以堅決的抨擊。

再比如，中國雖然加入了聯合國，但中共走的是背離馬列主義的道路，還傷害過蘇聯的感情。我們就應該繼續與他們論戰，包括在聯合國和他們論戰。

舍甫琴科聽到這些，整個人都在抓狂。外交鬥爭講究以最紳士的話表達最嚴肅的立場。馬立克這樣不留餘地，會在國際社會丟盡蘇聯的臉，甚至會嚴重封堵蘇聯外交的退路。

上級領導交代完了戰略問題，又開始交代戰術性問題。

馬立克對舍甫琴科説：“你應該表現得像一位蘇聯大使。”言下之意要舍甫琴科在聯合國秘書處採取完全符合蘇聯觀點的立場。

聯合國機構裏講究政治立場中立，言論觀點出於公心，政策措施維護正義。雖説做起來難，但是還有一條底線，誰都不能太明顯地維護自己國家或自己國家陣營的利益。如果要滿足馬立克的這些要求，舍甫琴科將不得不頂着聯合國同事們和部署們的抗議，才能落實莫斯科交辦的事情。

問題來了，當一個人的工作長期受到領導的懷疑和同仁的冷眼，他還能堅持這份工作麼？他還會堅守這份工作麼？

馬立克為舍甫琴科埋下了叛逃的第一顆種子。

舍甫琴科叛逃的第二顆種子來源於克格勃。

1973年4月，舍甫琴科正式上任。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影響了蘇聯後來的政局走向。1973年4月27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參與國家最高決策。

按理來説，自己的大老闆進入了國家最高決策圈，舍甫琴科應該高興才是。可是等他榮升聯合國副秘書長後才發現，原本肆無忌憚的克格勃人員變得更加張狂，居然開始在他頭上動土。

1973年3月的一天，舍甫琴科正在收拾行囊，準備拖家帶口去紐約。突然接到克格勃的電話，稱克格勃一局的一位處長找他。見面才知道，原來是“老朋友、老同事”伊凡諾夫同志。舍甫琴科六十年代在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時，伊凡諾夫是克格勃紐約站站長。

伊凡諾夫首先祝賀舍甫琴科榮升，然後以標準的克格勃作風迅速切入正題，要求舍甫琴科在未來的副秘書長位置上，將隱藏在聯合國機構中的克格勃特工提升到關鍵位置去，並利用自己在聯合國的身份掩護那些遭遇麻煩的克格勃特工。

舍甫琴科好歹也是官場老油條了，面對咄咄逼人的伊凡諾夫處長，他打起了官腔：“我在紐約首先必須做的是秘書處的工作。”如果想有足夠的力量掩護克格勃的人，“工作質量必須搞上去才行。”

作為一名老特工，伊凡諾夫豈會聽不出舍甫琴科的話外音？出乎舍甫琴科意料的是，伊凡諾夫遞給他兩個信封。説道：“這兩份信會使你感興趣的，當然，我們沒有把它們當真，不過我們認為你應當知道有這件事。”

舍甫琴科打開第一封信就開始冒冷汗，上面的內容是向黨中央舉報他的家庭生活，稱他家有很多宗教內容的古畫，價格不菲，暴露出他一家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背離“無神論”的政治立場。舉報信還列舉了舍甫琴科一家六十年代在美國期間，他妻子女兒讚揚美國生活，批評蘇聯制度的言論，並與他和一些美國人交往頻繁的一些事情聯繫在一起，暗示他“通敵”。

另一封信比較簡潔，寫的是他收受賄賂，幫助一名蘇聯猶太移民辦理留居美國事宜。

舍甫琴科反應很快，先馬上一句“全是謊言”，然後反問伊凡諾夫，“這些信怎麼會在你的手裏？”。

伊凡諾夫笑了笑，説克格勃對舍甫琴科是充分信任的，否則不會把這些舉報信給他本人看。然後話鋒一轉，告誡舍甫琴科不應該收集宗教聖象，應該教育家裏的女人説話注意分寸。作為紐約的高級幹部，本人和家屬都應當為身邊人做好表率。

舍甫琴科聽出了伊凡諾夫對自己的威脅，這兩份信落到克格勃手上，基本上就是個可以隨時斷送他前途的把柄。這就意味着，他去紐約以後將不得不服從克格勃的一些安排。

舍甫琴科就這樣惴惴不安地踏上了紐約之路。由於他本人的身份特殊，級別又高，根據蘇聯的制度安排，克格勃要對他行使警衞職責。但是他的公開身份是聯合國副秘書長，因而警衞工作性質屬於暗中保護。

舍甫琴科可不這麼想，他認為克格勃對他的暗中保護是在懷疑他，跟蹤他。當年在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時，他就不滿意克格勃的特務們，現在又有了來紐約之前伊凡諾夫對他的威脅，他心裏就更加煩躁了。

在外人看來，他是平步青雲的外交部“明日之星”，根正苗紅的名牌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蘇聯對外緩和與對內裁軍的功臣，受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同志極度賞識的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

在內人（妻子莉娜）看來，他是一位優秀的好丈夫，仕途上會做官，升得快；為家人創造了優越的物質生活，為人又正派，每次外派到新國家新崗位，總是第一時間帶上家人，給她足夠的安全感。因此，莉娜開始施展她強大的社交能力，為丈夫的前途添磚加瓦。

看過《潛伏》的人都知道，餘則成在站長的幾位部下中軍銜最低，按理來説，當上副站長几乎不可能。但是，餘則成不斷利用同事之間的矛盾，見縫插針，施展自己的間諜手段，成功上位。不可否認的是，還有一個外因幫助着他——妻子翠平裝出一副熱心憨厚的外表，與站長太太建立了近乎閨蜜的感情，成為丈夫升任副站長的催化劑。

莉娜女士就有這種本領，儘管丈夫舍甫琴科只給葛羅米柯當了不到兩年的顧問，她卻能在短時間內與葛羅米柯的夫人莉季婭女士建立良好的私交。要知道，葛羅米柯顧家在外交部上上下下是出了名的，就像他工作狂的個性一樣眾所周知。這位領導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唯一的愛好就是看電影，除了加班就是陪老婆，沒啥別的去處。舍甫琴科的夫人和葛羅米柯的夫人閨蜜了，葛羅米柯的枕邊風能少了舍甫琴科的好話？

莉娜和葛羅米柯的夫人莉季婭的私交好到什麼程度？葛羅米柯去紐約出差有時會帶上妻子（純屬外交需要，西方國家的高層政治不像蘇聯，需要領導太太們參加一些社交活動）。閒着的時候，莉娜就會陪莉季婭去逛街購物。

只要領導或者領導夫人肯消費，創造良好上下級關係的機會不就來了嘛。

舍甫琴科書生氣濃郁，屬於智商高於情商型。他的妻子則屬於外柔內剛長袖善舞型，一心只想丈夫高升。眼瞅着丈夫前程似錦，如日中天，她發現丈夫第二次到紐約後徹底變了。

舍甫琴科總是在妻子面前抱怨國內宣傳領域的虛偽，抱怨克格勃對自己的監視，還常常表達自己對西方外交官行動自由的羨慕。當然，舍甫琴科沒有對她透露過叛逃的念頭。

根據舍甫琴科本人的回憶錄，他最早萌生叛逃的念頭，源於他在紐約時常常回想起給葛羅米柯當秘書的日子。當上大老闆的顧問後，他偶爾會有一些機會去克里姆林宮列席黨內高層的會議。在這裏，他看到了蘇共中央最高決策圈的內幕，在這裏，他可以近距離審視主席台上的那些人。

對此，他用了以下這些詞來評價克里姆林宮的人和事：虛偽、脱離羣眾、顛倒黑白、好戰、保守、虛榮。反正都不是好詞。

而當他在紐約回憶這些人和事的時候，紐約的空氣讓他感到十分自由。當場高下立判。於是，叛逃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裏生根發芽，逐步進入具體實施階段。

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當一個人的事業一帆風順之時，他反而會覺得自己應得的沒有得到，並把對現實不滿的原因歸結到自己所處的環境。這就是老話説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跟自己較勁”。

撇開政治原因，單論個人性格，舍甫琴科毫無疑問屬於這種。

説到他的叛逃，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課本里的一道思考題。

問：如何理解“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那裏是地獄”？

標準答案是“因為紐約是資產階級的天堂，是無產階級的地獄”。

年少時不懂什麼是愛，也不懂什麼是政治。只知道努力學習就可以靠近天堂，努力學習英語就可以留學去美國。再長大一些，無奈資質平庸，夠不着學霸，也沒成學渣。

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的學霸舍甫琴科同學肯定沒做過這道題，我相信他如果做了這道題，肯定不會叛逃。他天真地以為紐約甚至整個美國都是所有人的天堂，自由世界一定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接受他這位棄暗投明的學霸。他怎麼都想不到，他拒絕了妻子為他選擇的從棋子變成棋手的道路，而最終走上了一條一輩子做棋子，以致被棋手棄之不用的道路。

1975年的一天，舍甫琴科在一次外交晚宴上向一位聯合國的美國籍同事透露自己和莫斯科決裂的想法，希望美國政府能接受自己的政治避難。對方驚詫之餘，答應幫他聯繫一下“有關部門”。

一週之後，根據這位中間人的牽線，舍甫琴科見到了美國政府的代表。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聊，整個過程主要是舍甫琴科自述想法，美國人基本上一句話沒説。舍甫琴科的談話內容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叛逃（成長和工作經歷倍受摧殘，蘇共和蘇聯政府罄竹難書），另一方面解釋自己為什麼投奔美國（想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在美國能不受干涉的工作、寫作和生活）。

對面的美國人很淡定的聽着，一邊喝酒一邊抽煙。等到舍甫琴科差不多説完後，終於開口了：“我們對你很瞭解，我們長時期以來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

舍甫琴科終於反應過來，原來接待他的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中央情報局，對面那位不怎麼説話的哥們是克格勃的同行。美國人接下來的話印證了他的猜測。他不建議舍甫琴科現在就與蘇聯政府決裂，而是應該繼續留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利用自己的位置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比如向中央情報局提供蘇聯情報，尤其是莫斯科高層決策圈的機密，協助美國政府打擊克里姆林宮裏的那個獨裁政府。

舍甫琴科聽完，大有才出虎口，又如狼窩的感覺，心裏很是不安。只好和中央情報局的這位特工建議：大家頭一次見面，不適合聊的太晚，還是早點回家為妙，給您單位當合同工的事，需要再考慮一下。

當兩人的第二次接頭時，舍甫琴科答應為中央情報局工作。這一干，就是三年。這三年，蘇聯外交情報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央情報局。這三年，多名在美國潛伏的克格勃特工暴露身份，多個聯絡點遭到破壞。這三年，若干中央情報局特工成功滲透蘇聯的情報機構。這些，都是舍甫琴科為“自由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

這三年對於舍甫琴科來説，是為自由事業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三年；對於勃列日涅夫來説，是整垮謝列平、架空柯西金、開除波德戈爾內，對內徹底樹立自己獨一無二領袖地位，對外繼續推動緩和事業的三年。

推動着，推動着，勃列日涅夫發現情況有點不太對頭。

自1976年卡特當選美國總統之後，蘇聯代表發現和美國人談判越來越艱難，能獲得的讓步越來越少。每次談判美國方面都能把裁軍具體項目數據卡在蘇聯的底線邊緣。這樣的買賣怎麼做的下去？買家討價還價的目標是要賣家以進貨價出售，這不是明顯要搞垮賣家嗎？這樣下去蘇聯這家店也不用開門了。

別以為這是笑話，十年後，蘇聯另一個大當家的就是這樣和美國人做買賣，結果把國家賠了個精光。

英明的勃列日涅夫同志立即指令救火隊長安德羅波夫同志派克格勃去調查，到底誰是出賣國家機密的叛徒。

克格勃的思路很簡單，國內眾志成城，叛徒肯定是出在敵人的領土上。敵人的領土上能接觸核心機密的就三個人：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駐聯合國大使特羅揚洛夫斯基（馬立克的繼任者），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給他們發假情報，24小時監視他們，看誰私下和美國人接觸。

監視結果是隻有舍甫琴科刻意躲避克格勃的監護，而且從後續談判來看，美國方面明顯已經知曉了那份假情報。克格勃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舍甫琴科抓回國內。

這事過去沒幾天，莫斯科電告舍甫琴科，高度評價他的工作成績，並希望他在有空的時候回國述職，順便談談今後的工作想法。舍甫琴科收到電報後，頓時明白自己已經暴露，當即叛逃。

舍甫琴科迅速逃離紐約，進入賓夕法尼亞州的中央情報局保護範圍。然後在報紙上公開自己與蘇聯決裂的消息。這就等於給自己上了雙保險，蘇聯政府再想採取秘密手段對付他已無可能。

舍甫琴科的叛逃，對他自己而言，是贏得了被中央情報局保護的“自由”，加入美國國籍。而對於他服務了半輩子的蘇聯外交部，對於賞識他多年的老首長葛羅米柯，對於領袖勃列日涅夫，對於蘇聯內外政策的走向，都造成了災難性地影響。

請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投敵和叛逃的兩個時間節點。

舍甫琴科投靠中央情報局的時間是1975年，正式叛逃的時間是1978年4月。這之間的三年是國際局勢劇烈變動的三年，也是蘇聯國內經濟實力由盛轉衰的關鍵性三年。整個蘇聯內外局勢就像廬山的大霧一樣，矇蔽了黨內大多數的人的眼睛。

1975年3月，越共僅僅花了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就消滅了南越的阮文紹政權，統一越南。號稱南越最堅定盟友的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沒有做出任何支持南越的舉動，極為平靜地默許了北越違反1973年1月簽訂的《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議》而發起的進攻。

蘇共全黨上下都驚呆了，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居然也有服軟的一天，還是在蘇聯的小兄弟越南同志面前服軟。看來列寧同志説的真沒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過了這個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就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

這下可樂壞了黨內宣傳領域的筆桿子們，同時樂壞的還有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同志們。這些專事研究馬列主義經典理論的專家終於在“現實”中發現了帝國主義衰落的徵兆，終於再一次通過“事實”發現了積極援助第三世界，輸出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們的信念受到鼓舞：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這條發起世界革命的道路，解放全人類。

既然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他的任期內帶領我們在國際舞台上擊敗美帝國主義，那我們就應該虔誠地歌頌領袖，讓他為我們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勾勒出更加廣闊更加燦爛的前景。

1976年，蘇共召開二十五大，這一年的12月19日還是勃列日涅夫的七十歲生日。由蘇斯洛夫領導下的意識形態部門牽頭，蘇共全黨上下在二十五大期間上對領袖各種歌功頌德。從這一年的年頭到年尾，蘇聯國內對勃列日涅夫的祝壽等個人崇拜活動舉辦的此起彼伏，各種勳章滿天飛，幾乎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

宣傳部的人歌頌領袖，是希望領袖恪守馬列教條別改革；蘇共中央國際部歌頌領袖，是希望領袖重視世界革命別和西方搞緩和；軍工領域歌頌領袖，是希望領袖擴大軍備競賽，別再搞裁軍談判。這些人無一不是從本部門利益出發，視國計民生於不顧，企圖裹挾國家大政方針，朝符合他們私利的方向發展。

與之相反的是，黨內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國家內外交困的真相。這一些人主要也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柯西金總理為首的經濟部門的領導人，他們最清楚，新經濟體制的改革紅利已經釋放殆盡，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幾乎陷於停滯，他們對擴大軍備競賽有着最強烈的牴觸情緒，若不進一步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心將徹底渙散；

第二類是以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為首的外交官們，他們並不看重越南戰爭的完全勝利，因為美國和西歐已經逐步從經濟危機中緩過神來，而且依託《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對蘇聯提出了更多的外交要求，整個資本主義陣營跟以前相比，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強了。和他們的談判已經一年比一年艱難，根本不具備掀起“世界革命”的條件；

第三類是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為首的特工們，由於他們情報來源更加廣泛真實，所以看待局勢比較客觀。蘇聯在1975年《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中承認人權理念，導致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死灰復燃。1977年憲法制定前後，國內民族矛盾暗流泉湧，各階層民眾利益訴求五花八門。蘇共如果這時候還把重心放在輸出革命，國內矛盾總有一天要失控。

1975年至1978年可謂是蘇聯的戰略選擇期。蘇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麼走事關國運前途。舍甫琴科在1978年4月這時候叛逃，毫無疑問製造了一個巨大的坑。

首先是坑外交部。外交部從來就被黨內的好事者認為是親美派的大本營，是民族叛徒的聚集窩點。外交官們一天天的和帝國主義者蠅營狗苟，毫無原則，執行的是賣國路線。舍甫琴科的叛逃正好給他們製造了口實。看看吧，他們單位連副部級的幹部都能出叛徒，裏面上班的指不定有多少俄奸呢。

其次是坑葛羅米柯。長期以來，葛羅米柯就是蘇聯高層對西方緩和的旗幟型人物。他對內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緩和政策，説了很多領袖不方便説的軟話，來解釋緩和的必要性；對外竭力維護蘇聯利益，絞盡腦汁讓西方國家做出比蘇聯多得多的讓步，終於憑着自己的功勳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結果偏偏自己的私人顧問成了叛徒，真可謂跳進黃河也洗不清。1978年4月之後，葛羅米柯日漸低調，不再像從前那樣堅持對西方國家搞緩和，甚至在1979年隨大流贊同出兵阿富汗。

再次是坑了勃列日涅夫，舍甫琴科的叛逃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深刻印象。中央情報局連蘇聯在聯合國的高級幹部都要策反，可見美國的間諜行為多麼瘋狂。從那以後，他制定的蘇聯外交政策日趨強硬，進入史學家振振有辭的戰略擴張階段。

這三樣加在一起，就是坑了蘇聯。外交部的落寞使對西方緩和的道路走到了盡頭，進而使擴大開放成為泡影。1978年後的蘇聯日趨封閉，黨內有識之士近十年的努力付諸東流。

革命歷史劇裏流行兩句話，“叛徒神氣什麼？叛徒不會有好下場。”

這兩句話用在舍甫琴科身上正好。舍甫琴科叛逃以後，在公開場合四處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後來還不過癮，就寫了那本沒有目錄，幾乎把他認識的所有蘇聯大小官員都罵完一遍、寫作思路又略顯混亂的《與莫斯科決裂》。

美國人怎麼看他呢？

舍甫琴科把自己對紐約的幾位克格勃領導人的評價告訴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並不感興趣。他們本來就很瞭解自己的對手，很清楚自己的克格勃同行們並不像舍甫琴科説的只會“酗酒、內鬥和投機”，很是尊重他們的個人品質和工作動機。

中央情報局需要莫斯科發往紐約的情報，1978年4月後已經公開叛逃的舍甫琴科再也拿不到情報了，迅速成為了中央情報局的雞肋。由於舍甫琴科當年向中央情報局自詡為了追求自由而叛逃，寧可放棄蘇聯給他的高官厚祿，也不需要美國給他物質回報。所以，到了八十年代，舍甫琴科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長期沒有固定的住所。加上本人有酗酒的惡習，於1997年病逝在一家賓館的房間內。而他的妻子，向他託付終生的莉娜女士，已經在1978年他叛逃後不久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