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一位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叛逃（1）_風聞

 摘自“亡國之路——看他們如何搞垮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1977年至1978年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工作還是推動蘇美談判，有了基裏連科、烏斯季諾夫和羅曼諾夫等人把國防工業推向一個新台階，又有資深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天才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的輔佐，還有一流情報領袖安德羅波夫的傑出對外諜戰工作，他愈加充滿信心，要在談判桌上完成他偉大的和平事業。

誰曾想，關鍵時候又有人給他掉鏈子了。

這個人就是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尼古拉耶維奇?舍甫琴科（或譯阿爾卡季?尼古拉耶維奇?謝夫欽柯），他掉的不是一般的鏈子，而是以蘇聯外交部副部級官員身份叛逃美國。

《紐約時報》1978年4月11日頭版頭條：蘇聯籍外交官、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尼古拉耶維奇?舍甫琴科宣佈與蘇聯政府決裂，加入美國國籍。

新聞一出，國際輿論一片譁然。從來就是鷹派言論不離嘴，對西方無比強硬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先生居然幹出了“叛國”之舉。

蘇聯政府很沒面子。

雖然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職務屬於聯合國，與聯合國職員的國籍無關。但是，聯合國機構中潛伏着世界各國間諜機關派出的情報人員已是眾所周知的秘密。甚至，連一些聯合國高級職員都在背棄聯合國的“公義”，為實現本國利益的政治意圖而服務。

舍甫琴科就是個例子。從理論意義上説，舍甫琴科是為聯合國服務的。事實上，從任職伊始他就在貫徹莫斯科的政治意圖。

這麼説也不完全準確，因為早在1975年，舍甫琴科就開始與中央情報局合作，出賣蘇聯情報給對方。叛逃之後，舍甫琴科寫了一本書叫做《與莫斯科決裂》，解釋自己變節的原因是為了追求自由。

到底是什麼樣的自由，會使一位高級外交官出賣自己的祖國，賣身投靠於正在與祖國“冷戰”的敵對國家的間諜機關？世界上真的有那樣的自由，可以讓人拋棄親人和故土嗎？

我想不是的。看完他的書，他給我的感覺是：他的背叛，萌生於“祖國”對他的不信任，而“祖國”給他的這種不信任則來源於蘇聯“悲催”的政權機構設置，來源於蘇聯自建國以來最杯具的外交部門。

接下來和大家講講舍甫琴科的故事，用他的經歷看看蘇聯的外交官們到底有多麼憋屈。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於蘇聯烏克蘭東部的煤礦城市戈爾洛夫卡。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家中還有一位大他九歲的哥哥。五歲那年，父親當上當地一家高幹療養醫院的院長，全家開始步入當地上層生活，哥哥在衞國戰爭前夕加入蘇聯空軍。

按理來説，這樣的家庭出身應該是不錯的，畢竟不是誰家的孩子想當空軍就能當上。可偏偏舍甫琴科從小就是一位不安份的主。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軍全線潰敗。年僅十一歲的舍甫琴科開始懷疑蘇軍的戰鬥力不如德軍，並在一位同學面前説紅軍並不像黨宣傳的那樣不可戰勝。同學回家告訴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療養院的政委，聽完把舍甫琴科的父親一頓批評。好在大敵當前，否則換在大清洗時期，指不定舍甫琴科會給家庭帶來多大的災難。

老爺子並沒有因為這個事故就把孩子一頓暴打、一頓臭罵什麼的，而是苦口婆心地教導孩子。這一點很值得引進中國的家庭教育。

“你的哥哥正在冒着生命危險和敵人作戰，如果他聽到你説他和他的戰友們是蹩腳的戰士，無力取勝，他會怎麼想？”

老爺子這一句反問就把舍甫琴科説哭了。弟弟關心哥哥是血緣本能，用這一點來糾正小孩子的認識，再正確不過了。不然，孟夫子為什麼會提倡“申之以孝悌之義”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陣亡。這使得舍甫琴科在從政道路上又多了一重資本，有位為國捐軀的烈士家屬更能保證這個家庭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可惜世事難料，蘇聯政府不會想到一個家庭裏的兩個孩子可以一個血灑疆場、一個陰謀叛國。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在蘇聯時期，就讀這所學校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一來是顯示與眾不同的家庭背景；二來是預示着與眾不同的光輝前景。至今為止，國際關係學院都是俄羅斯上層社會子弟趨之若鶩的學校。

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所高等學府，更是一個遠大理想的代名詞，是步入上層社會的象徵。”

舍甫琴科當時的遠大理想是去法國擔任外交官。不過，他首先完成的理想還是很現實的。比如，邂逅一位美女，談個戀愛，結個婚。

大學開學沒多久，舍甫琴科的父親因腦溢血逝世。這一突發事件使得舍甫琴科一家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全家只能依靠舍甫琴科母親微薄的養老金維持生活。這一悲劇使得這位從小就不太安分、經常逃學的官家少爺開始肩負起家庭責任，刻苦學習，爭取學校設置的獎學金，補貼家用。從那時起，舍甫琴科每週有六天都泡在圖書館裏，只有週日偶爾出去玩。

1951年初，或許是一個週日吧，舍甫琴科在高爾基公園的一場溜冰會上結識了自己後來的妻子莉娜女士。那時候的莉娜是外貿學院的學生。兩人當年6月結婚，第二年生子。

論學歷和學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但是論家庭條件，此時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同志要差很多，父親已逝、母親退休、哥哥陣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實，又是來自少數民族加盟國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相反，莉娜家庭條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人，有了首都户口，生活會方便。舍甫琴科和她結婚，可以獲得莫斯科户口，不用再遇上首都警察盤問就趕緊拿出暫住證。其次，莉娜的父母早幾年就被派往奧地利的一家蘇聯企業工作，收入比國內公民要高出很多，消費層次也高，相比國內長年商品緊缺，他們家總能買到國內買不到的東西。最後，戰後蘇聯住房一直緊張，莉娜的父母給她留下了一套住房，雖然沒有獨立廚房和衞生間，但是相比其他結婚的同齡人，條件狀況不知道要好上多少，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樣，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樣，兩個人對前途的看法也不盡相同。舍甫琴科喜歡搞搞學術研究，莉娜受父母的國外生活影響，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駐外使領館工作，那樣他們家就可以拿高額津貼，在國外過上西方生活。好在他倆結婚的時候各自大學還沒畢業，“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成為問題。

婚後，莉娜的主要內容是懷孕生子，接着是帶孩子。舍甫琴科1954年如願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繼續在國際關係學院深造。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件小事，差點影響了舍甫琴科的前途。而這件事的背後，牽涉到克格勃和外交部的糾葛。

畢業前夕，學院人事科的領導給舍甫琴科一張通行證，要他去克格勃找一位少校。去了之後，對方告訴他，希望他參加克格勃。舍甫琴科不敢當場拒絕，只是託詞自己還想繼續深造。對方勸他好好考慮，舍甫琴科答應過幾天給予回覆。

接下來的幾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過。最後，他不敢自己去回覆克格勃，而是託學院人事科以公對公的形式答覆克格勃：舍甫琴科同學將攻讀研究生。關於這件事的結果，舍甫琴科在《與莫斯科決裂》中寫到“克格勃沒有阻攔，使我鬆了口氣”。

大家一定會好奇，不就是一場分配工作的徵求意見嗎？怎麼弄得舍甫琴科如此的誠惶誠恐？況且，外交領域的人才不去克格勃也正常啊。

這事就説來話長了。一言以蔽之，在蘇俄和蘇聯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外交官的地位遠遜於克格勃。

且聽十月革命後不久的一段往事。

打下江山後不久，列寧建議托洛茨基（黨內二號人物，十月革命真正的領導人）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異族（他是猶太人）為藉口推辭。列寧又建議他當內務部長，他又推辭。最後，其他同事推薦托洛茨基當外交部長，托洛茨基才同意了。

列寧當時説了這樣一句話：“現在我們有什麼外交事務啊？”

列寧同志這話有兩個意思：第一，新政權沒有外交事務可處理，新政權的任務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絕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眉來眼去（除了德國，布爾什維克已經答應人民要退出世界大戰）；第二，托洛茨基功勳卓著、才華橫溢，讓他當外交部長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認識也差不多，他説過“世界無產階級不需要外交，勞動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

瞧瞧，在黨內二號人物眼裏，外交官也就是個“中介者”。無產階級掌握着先進生產力，思想政治覺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聯合了。

大家看到這裏，應該很難理解當時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想法吧？且慢，大家奇怪歸奇怪，請注意一個細節。列寧建議托洛茨基當總理被拒後，馬上就想到要他當內務部長。由此可見，在黨內高層看來，內務部長是僅次於總理的重要職務，而外交部長？哼哼，那不重要。

蘇俄的歷史就是這樣開始的，內務部和從內務部分化出來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則是可有可無的末端機構。蘇聯的歷史以這樣的喜劇為開頭，註定要以鬧劇結束。

　自從“大清洗”運動以來，克格勃的權勢越來越大，權力觸角已經延展到蘇聯黨政機關各部門，畢業生的就業被用來安插情報員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舍甫琴科在國際關係學院讀書期間，正是貝利亞權力如日中天的時候。

當時的貝利亞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斯大林，和馬林科夫並列第二，因研製原子彈有功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尤其是斯大林剛逝世的時候，他在黨政軍各界可謂説一不二。貝利亞被捕後，克格勃的勢力遭到很大削弱。其標誌是，從科魯格洛夫開始，歷經謝列平、謝米恰斯內，直至安德羅波夫主持工作的1973年二十年間，克格勃主席的黨內職務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部門首腦不參與中央最高決策，他的部門所處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因為貝利亞倒台，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會被改變。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學畢業，留在國際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舍甫琴科在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是裁軍問題，受益於他的研究生導師（也是他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德登涅夫斯基的諄諄教導，舍甫琴科與老師先後聯合發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與國際法》和《原子能與和平共處問題》，在有關學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反響。

在舍甫琴科的同班同學中，有位名字叫安納託利的同學。安納託利同學的學習成績很不錯，而且他還有個很不錯的父親，也就是時任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葛羅米柯。

話説學霸級的同學貌似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1955年春天，舍甫琴科論文成果豐碩，在國際關係學院嶄露頭角。安納託利主動找到舍甫琴科，邀請他合寫一篇文章向《國際生活》雜誌投稿，論述立法機關在和平與裁軍問題中發揮的作用。順便提一句，《國際生活》雜誌是蘇聯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編由時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兼任。

對於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憶錄中沒有寫當時他聽到這個邀請時的內心活動，也沒有寫具體的時間和生活背景，只是簡單的一句——“我連忙同意了”。

“我連忙同意了”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隱藏的含義可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您可以理解成知音難覓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喜悦，也可以理解成終於有機會和土豪官二代做朋友、還能認識他高幹爸爸的喜悦。

兩人把文章寫好之後，拿給葛羅米柯審閲。葛羅米柯對文章表達了贊同，也提出了意見。總的來説，時年46歲的葛羅米柯對25歲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談完文章之後，葛羅米柯對着兩位晚輩侃侃而談，從二戰中的蘇美同盟聊到當時蘇美關係的前景。有些話讓舍甫琴科這位外省郊區來的落魄公子第一次感受到超出官方政策的東西，很是震驚。

最後，和藹可親的葛羅米柯問年青同志舍甫琴科畢業後有什麼想法。

舍甫琴科説：“研究工作對我有吸引力，但同時我對外交事務也很有興趣。”

原諒我又一次引用原文，只是想表達我對這位從小淘氣頑皮，來到莫斯科上大學之後性情瞬間轉變的落魄公子的驚歎。這是何等的城府，對一位政府高幹説出這麼一句外交辭令，既表達自己醉心書本，熱愛做學問；又投石問路，表達自己對參加外交工作的渴望（當然也希望葛羅米柯幫忙）。

葛羅米柯是什麼角色？部長同志可是29歲就在兩位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提問中應聘成功，30歲就受到斯大林的賞識漂洋過海去美國，36歲就代表蘇聯參加國際會議的主，他會聽不懂小年輕這點小心思？

葛羅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總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結合起來。”

什麼都説了就是什麼都沒説。葛羅米柯並沒有對舍甫琴科表現出更多的青睞。等到葛羅米柯真正對舍甫琴科賦予信任和賞識，已是十四年後的事情了。

1956年，舍甫琴科從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再一次面臨人生抉擇，要麼讀博士當老師，要麼去外交部修主業，繼續搞裁軍工作。面對這一人生難題，官二代孫權可以“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舍甫琴科沒那麼好的命，父親病逝，母親遠在家鄉，哥哥為國捐軀，他只能問老婆大人莉娜女士。

莉娜女士頗有當家人的氣魄，當場就拍了板，併為舍甫琴科一生的從政道路定了調子。

1956年舍甫琴科畢業前夕，外交部來人招聘他。舍甫琴科正在猶豫要不要在國際關係學院繼續深造，以後當個老師教授什麼的，於是徵詢妻子莉娜的意見。老婆大人和他列舉了他的大學同學們進入外交部後在國外的優越生活，他們“能帶回西方的奢侈品”，他們“過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廣闊更誘人的生活”。

莉娜最後總結説：“你這些年的努力和學習就是為了這個呀。你會幹的很好的，我們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能有高級的東西，總算能出頭了。”

舍甫琴科決定，堅決貫徹老婆大人的指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竭盡全力為祖國的外交事業服務，加入外交部。他被分配在裁軍事務司工作。話説，這本來是個無關緊要的次要部門。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舍甫琴科很快時來運轉。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大力推行對西方緩和，裁軍問題開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視。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國，親眼目睹了美國的優越生活和“自由氣息”，開始萌生出一系列“反動思想”：比如，認為本國外交紀律苛刻，羨慕西方消費品市場的繁榮，仇恨蘇共的愚民政策，厭惡無處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對外交官們的監視。

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秘密警察護國”是帝國時期沙皇專制的傳統，從伊凡雷帝的“特轄軍”到彼得大帝的“秘密辦公廳”，再到葉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處”，再到十九世紀的“第三廳”，秘密警察制度就沒停過。革命後，又被列寧繼承了下來，到斯大林執政期間發揮到極致。

至於外交官們，在黨內高層眼裏彷彿人人都可能成為叛徒，必須派出特工予以監視。外交部最有名的一條紀律就是“禁止任何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與外國人接觸，至少保證兩人同行”。

我以為這是一條讓外交官們徹底寒心的規矩。當你為了祖國的利益，遠離家鄉，與外國人唇槍舌戰，爭取國家利益的時候，自己人卻不信任你，反而要你們互相監視，你會產生什麼心境？

所以，“你愛你的國家，但是你的國家愛你嗎？”成了西方間諜機關策反華約國家官員的最常用台詞。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顧家的男人，這一趟去紐約出差，他把出差補貼的絕大部分用來給老婆孩子買衣服、鞋子和玩具。三個月後，他返回莫斯科，把禮物拿給妻子。莉娜同志很高興，但還是埋怨丈夫沒像同事那樣買點便宜貨回國，然後去黑市倒賣。

由此看來，當時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還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團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與上次不同，這次的蘇聯代表團由赫魯曉夫親自帶隊。代表團全體人員乘坐“波羅的海”號輪船前往紐約。就是這一次聯合國大會發生了赫魯曉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第一次與領袖近距離接觸，舍甫琴科感覺赫魯曉夫平易近人，説話很和氣。但是，中途發生了一件特別尷尬的事情。讓舍甫琴科對高層內幕大跌眼鏡。

眾所周知，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佔據三個席位，分別是蘇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很自然的，此次去紐約，時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波德戈爾內也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去紐約的輪船要行使很長時間，事實上大家都挺無聊的。有一天晚上，赫魯曉夫喝多了，要已經57歲的波德戈爾內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種烏克蘭民族舞蹈），波德戈爾內不敢拒絕，只好跳了一段。赫魯曉夫立即鼓掌，誇波德戈爾內跳的好，並説：“你呆在基輔正合適。”

舍甫琴科對這件事的評價是：他倆做的事都不符合他倆的身份。

寫到這裏，不得不寫出另一件事。1949年赫魯曉夫調到莫斯科工作以後，斯大林經常召集他和貝利亞、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宮一起吃晚飯，觥籌交錯之間，斯大林也經常讓已經五十多歲的赫魯曉夫跳戈帕克舞。赫魯曉夫不敢反抗，只好跳給斯大林等人看。

同為政治局委員，獻舞的赫魯曉夫很沒尊嚴，和斯大林一起觀舞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等人也沒有尊嚴。因為在斯大林眼裏，有的同事是為自己跳舞取樂的，有的同事是“陪笑陪喝酒”的。在斯大林看來，黨內同志也好，人民羣眾也好，他可以要任何人的命，可以毀滅任何人的家庭，可以剝奪任何人的尊嚴，可以自己做盡任何壞事卻讓手下人背黑鍋。

所以，赫魯曉夫掌權後就差沒把斯大林挫骨揚灰。

所以，波德戈爾內雖然被赫魯曉夫提拔多年，一到關鍵時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謝列平一起推翻赫魯曉夫。

不管怎麼説，1960年的紐約之行，讓年僅30歲的舍甫琴科第一次有了和國家最高領袖的近距離接觸。這成為他升職速度由量變到質變的催化劑。當時的蘇聯正在同西方搞緩和，裁軍問題專家炙手可熱，舍甫琴科同志在赫魯曉夫時代平步青雲，升的那叫一個快。1963年，年僅33歲的舍甫琴科被任命為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宣傳和政治事務部主任，並允許攜帶家眷出境。至此，終於實現了他和妻子莉娜在國外定居的目標。

請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擔任的外交官和一般的外交官不同。通常意義上的外交官都是由外交部委派，代表本國政府入駐所在國，辦理兩國之間的外交事務。舍甫琴科的這個職務不一樣，他所在的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只不過代表團成員是由蘇聯政府選派。從理論意義上説，從這一刻起，他的職業目標是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道義，而不再是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

可能我解釋的不夠專業，我們大家還可以這樣理解：平常我們看一個人在哪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上班，就看他在哪領工資。咱們的舍甫琴科同志是在聯合國領工資的，而不是領蘇聯政府的工資。

聯合國是什麼機構？那就好比漢獻帝時期的大漢皇室，儘管不那麼好使，但是人人都要尊敬他。玩得轉的叫“挾天子以令諸侯”，玩得差的可就“人人得而誅之”了。

當舍甫琴科得知自己被安排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後，迅速進入“人在曹營心在漢”的狀態。這也非怪，他從小就不安分，思想也不那麼“正統”，10歲之前親眼目睹了“大清洗”，23歲之前又趕上慘烈的衞國戰爭和戰後初期的經濟困難，尤其是在26歲通過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瞭解到史實真相，又在28歲第一次出國看到美國的經濟繁榮與政治自由。無論是古今對比和敵我對比，他對蘇共都是失望透頂，加上有個勤儉持家的“拜金主義”老婆，最終練就了“喊無產階級萬歲，過資產階級生活”的卓越本領。

不過話又説回來，舍甫琴科畢竟在國內名牌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過研究生，書生氣濃的人多半有理想主義傾向，他堅信自己今後的工作應該是為聯合國服務的，而不是為了蘇聯。

他這種想法幼稚嗎？這個不好回答。不過二十五年後，有一位比他小兩歲、也是國內名牌大學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大學生説過一句類似的話，叫做“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那個人與舍甫琴科在紐約時的身份不一樣，他是在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説的。

從舍甫琴科進入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那一刻起，他對工作就有了牴觸情緒。雖説蘇聯政府重用他，安排他當宣傳和政治事務部主任，但他履職之後大跌眼鏡。手下管着的二十幾個人裏面，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護，要麼是克格勃的特工，要麼是軍事情報局的間諜，他打心裏煩那幫帶槍的便衣。在他看來，他們除了偷懶和酗酒，別的什麼也不會幹，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開展。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

不管坐到什麼位置都難，領導也有領導的煩心事。當領導煩什麼？當然是煩上級在你手下硬塞一批這樣的人：表面上隸屬於你，實際上又管不了他，還要新心平氣和地看着他幹自己的事情，你説鬧不鬧心？

針對這一情況，紐約的黨組織寬慰舍甫琴科，説國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黨員了，應該有大局觀，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儘量掩護他們多蒐集情報。

其實吧，蘇共在紐約的黨組織誤會了。舍甫琴科是一位有大局觀的同志。他的大局觀就是維護聯合國的權威。蘇聯政府在聯合國機構安插特工就是傷害聯合國的權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還認為美國政府在聯合國機構吃了大虧，作為繳納聯合國會費的“大股東”，美國要給包括來自蘇聯在內的敵對國家工作人員發薪金。而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則會對蘇聯籍工作人員的工資進行截留，實際發放數額只在應有工資的一半左右。

截留下來的工資款項當然是用來資助蘇聯在紐約的間諜活動，也就是資助舍甫琴科眼裏的那些“懶漢和酒鬼”。

蘇聯的外交紀律規定，派駐國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崗位工作不得超過十年。唯一打破這一慣例的是多勃雷寧，其他人概莫能外。

到了六十年代末，舍甫琴科開始擔心自己的前途，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政治走向。

從他的角度來看，近十年的聯合國工作生涯，讓他從一名一等秘書升職為特命全權大使。按照蘇聯的常理，這已經屬於火箭提拔了，但是他在國內工作的時間太短，一直沒有自己的隊伍，在高層也沒有明確的靠山。一旦回國，恐怕只有等退休的命了。

從他妻子莉娜的角度，回國意味着遠離西方國家的優越生活，只能在莫斯科過點小特權日子。這一現實很難讓她接受。

還是那句老話，時勢造英雄。赫魯曉夫時代的中期，蘇聯大力和西方搞緩和，所以裁軍問題專家舍甫琴科同志很快進入高層視線，被派往聯合國。

到了1969年，勃列日涅夫一心想扭轉布拉格之春後的蘇聯外交頹勢，轉移國內對中蘇邊界爭端的注意力，也開始和西方國家搞起了緩和。

搞緩和，勃列日涅夫需要葛羅米柯。葛羅米柯也需要網羅人才。舍甫琴科在聯合國工作近十年，對西方的情況比較瞭解；大學和研究生專業又是裁軍問題，符合當前搞緩和的需要；再加上與自己的兒子是同學，用着也比較放心。於是，葛羅米柯在1969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徵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見，希望他出任自己的顧問。舍甫琴科二話沒説，答應了。

這種徵求意見是私下的，並不是組織程序，沒有太多人知道。

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國。還沒返回外交部述職，他就接到了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助理的電話，説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見他。

話説，這個蘇共中央國際部是個什麼單位？波諾馬廖夫又是一位什麼樣的同志？他為啥要找舍甫琴科？

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到蘇聯外交官們的第二大煩心事了，那就是僅次於亦敵亦友的克格勃的第二類同事——亦敵亦友的蘇共中央國際部。

以列寧為首的革命家們打下江山之後，遇到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會遇到的難題，那就是怎麼面對理想與現實。

人生在世，最難處理的就是理想與現實的關係。踏入社會之前，我們或許會憧憬：如何造福社會，如何服務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國家，如何為廣大人民羣眾創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會之後，想的更多卻是找份好工作、賺錢、買房、購車、結婚、生子，然後每天去為柴米油鹽醬醋茶、水錶電錶煤氣表操心。

不要覺得前者唱高調，也不要覺得後者很俗氣，這些誰都躲不掉。

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和解放全人類，也就是掀起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布爾什維克面對的現實是如何在俄國站穩腳跟，鞏固執政地位。

從十月革命開始，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克里姆林宮始終在糾結這個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還是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

針對這一世紀難題，布爾什維克想了想，對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還是要滴；輸出革命的事情也不能放鬆，就在黨中央委員會下面成立蘇共中央國際部吧（有一段時間也叫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與兄弟黨的聯絡。

也就是説，外交部負責處理現實問題，負責減少戰爭衝突，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加強文化腳力。蘇共中央國際部負責實現理想問題，鼓舞世界革命。

鼓舞世界革命聽上去還是有些籠統，蘇共中央國際部的職責就是看看兄弟黨缺什麼，然後報告上級給他們點什麼。偶爾也會説一些類似“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可以少吃少穿，都要全力支持世界革命，特別是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話。

然後再告訴兄弟黨，你們應該怎麼做。也就是在“世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受壓迫階級人民反抗精神高漲”的時候，通知兄弟黨發動革命宣傳甚至是武裝鬥爭，推翻本國政府；當“革命形勢轉入低潮，革命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國際部就會告訴兄弟黨隱蔽力量，甚至與資產階級政府搞妥協。

各位看官，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宣傳語聽上去充滿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各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説的頭頭是道，其實和外交部的辭令差不多，一貫是説的比唱的還好聽。每當蘇聯利益需要別國共產黨發動武裝鬥爭的時候，那便是“世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受壓迫階級人民反抗精神高漲”的時候。如果蘇聯與這個國家的政府交好，那一定就是“革命形勢轉入低潮，革命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最極端的例子就是1939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蘇聯居然為蓋世太保抓捕德國共產黨員提供情報。

蘇俄建國後一直沿用一條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口號，叫做“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這句話很長的引申義。它建立在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之上，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掌握着最先進的生產力，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遭受着剝削與壓迫，他們存在着聯合起來的階級覺悟和革命自覺。因此，只有掌權的資產階級政府才會煽動所謂的民族利益，欺騙本國的無產階級投入到維護祖國的建設與戰爭中去。

壞就壞在這裏。有的革命口號僅僅由於某些偉人説過就被奉為圭臬，誰都不敢篡改，甚至衍生出一些人、一些部門專門從教條主義出發，罔顧國家現狀和形勢特徵，一位叫囂所謂的革命義務。

蘇共中央國際部就是這樣的單位。

好在革命口號裏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革命鬥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講究策略”。如果説蘇共中央國際部負責“堅持原則”，那麼外交部則負責“講究策略”。外交部的人要考慮國家的形勢和人民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就是再邪惡，外交部也要和他們拉關係，做交易，籤合同，互派留學生，要不怎麼促進國內的建設與發展？至於維護國家利益，只要有強大的國防部長在，外交部長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談判。

當年，當蘇共內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勢”，罔顧國內經濟困難而掀起世界革命的時候，蘇聯外交部長契切林在1922年一舉打破西方封鎖，與德國建交，隨後幾年與歐洲主要國家建交，並且不廢一兵一卒，把蘇聯的國家影響拓展到亞非國家。

不過，我本人不喜歡他，因為此人是策劃外蒙獨立的元兇。

敢於揹負罵名，對抗革命教條，為蘇聯拓展國家利益空間的外交部長不只契切林一位。截止二戰爆發前，蘇聯還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長叫李維諾夫。在他任期內，經過艱難的外交談判，蘇美兩國在1933年建交，徹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後兩國政府十六年的外交堅冰，為蘇美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蜜月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契切林和李維諾夫分別是蘇聯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長，二人執掌蘇聯外交部的時間合計二十一年。儘管他們培養出來的同事、部下與學生被黨內幾次的大清洗屠殺的乾乾淨淨，但是，敢於承擔責任，敢於突破教條，敢於向黨中央建言獻策，敢於和西方國家接觸、談判的優良傳統卻在外交部內傳承下來。雖然，他們要冒着被按上“通敵”、“賣國”、“俄奸”罪名的風險，甚至可能被清洗。

無論忝居朝堂的朽木們多麼會空談義理，多麼能給人扣帽子，多麼善於搞權力鬥爭。公務員隊伍中還是會有良心未泯、重任在肩、心志高遠、乘風破浪的人去為國家和人民解決現實問題。畢竟，正義是一項普遍存在的東西，短暫的終究是烏雲，長久的終歸是青天。

不要以為我在為蘇聯外交官們唱高調，大家可以在帖子的前文中看看安德羅波夫在駐匈牙利大使任上是怎樣向黨中央説真話的，也可以看看葛羅米柯的外交生涯是怎樣大力推行緩和，營建蘇美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行文至此，外交部的領導介紹的差不多了，蘇共中央國際部的領導也該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