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管巨頭眼中的2020年：貨幣刺激經濟可能已達極限_風聞

貝萊德在12月份回顧認為，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能力可能已經達到極限，這一情況在歐洲和日本尤其突出。因此，如果經濟衰退真的來臨，只有採取史無前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雙重組合方能應對。21世紀經濟報道 21財經APP 辛繼召 深圳報道

全球市場2019年普遍正收益，這與2018年幾乎全部為負完全不同。

承認“看走眼”的國際資管巨頭，將其歸因於各國央行貨幣政策寬鬆，帶來“金髮姑娘”市場環境（goldilocks environment），即在貨幣政策寬鬆的情況下，增長和通脹温和增長。

2018年第四季度，全球風險資產大幅調整，使股票、信貸和大宗商品全年收益為負。2019年初，大多數市場參與者預期悲觀，然而，美股等市場再次達到歷史新高，主要資產彙報為正值。但面對地緣政治和通貨膨脹風險，這一情況會否在2020年將會如何演變？

根據《2019年度全球資管500強報告》，截至2018年末，貝萊德、先鋒和道富的資產管理總額分別是5.98萬億美元、4.87萬億美元和2.51萬億美元，排名前三。富達投資、安聯集團、摩根大通等15家機構資管規模也在1萬億美元以上。

觀點分化毋庸置疑。貝萊德認為，寬鬆貨幣政策下，未來6-12個月全球經濟增長將逐步回暖。道富預期全球經濟復甦將持續到2020年。先鋒領航今年12月預期，全球經濟增速未來12個月將進一步疲軟，主要源於貿易緊張、政策不確定性以及逐漸減弱的美國財政刺激。

在資產配置上，這些資管巨頭更加關注負利率等極端貨幣政策帶來的負面衝擊。

貝萊德表示，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能力可能已經達到極限，這一情況在歐洲和日本尤其突出。安聯投資坦陳，負利率將會繼續困擾我們，利率方面的進一步措施可能只會帶來意外的負面效應。

該公司引用德國前經濟部長Karl Schiller所言：“你可以把馬帶到河邊，但你不能強迫它喝水。”

爭議增長與放緩

大部分資管機構認為，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增長同步趨緩，但也有樂觀態度。

12月9日，國際資管機構貝萊德（BlackRock）發佈2020年展望認為，經濟成長在未來6至12個月內將走穩並逐漸回升，金融環境寬鬆為其中的原因之一。

貝萊德認為，2020年有三個新投資主題。首先是今年經濟成長微幅反彈，成為支持風險資產轉好的新動力。多國央行罕見的在週期末段轉趨温和立場，導致金融環境更趨寬鬆。寬鬆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一般會延遲一段時間才會出現，這一輪寬鬆政策的反應尤其明顯，因為受到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抵銷部分影響。

道富（State Street）也頗為樂觀。12月4日，道富全球首席投資官Rick Lacaille表示，2020年不是經濟衰退的一年。預計在貨幣持續寬鬆、政策轉變和持續反彈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復甦將持續到2020年。低通脹、強勁的消費支出和相對強勁的全球服務業共同推動了週期向前發展。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集團《2020年環球投資展望》認為，幾乎並無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正在走向衰退。儘管此次擴張是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之一，但僅持續時間長並不會導致收縮。

該公司執行副總裁、股票主管Stephen H. Dover認為，2019年秋季的經濟數據顯示，製造業疲弱在一定程度上與貿易問題有關。然而，全球經濟已發生變化，新興市場更多依賴於服務業而非製造業。即使在製造業明顯遭遇困境時，消費（尤其是在美國）仍被證實更具彈性。因此，美國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但不太可能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長也在放緩，歐元區繼續擴張，儘管幅度不大。總體而言，增長正在放緩，但並未出現經濟下滑情況。

安聯投資對2020年經濟發展謹慎樂觀。該公司預計全球經濟發展會持續低於潛力水平，美國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與此同時貿易衝突可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更多負面影響。

法巴資管認為，民粹主義政治以及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鉅額債務也會帶來一定風險。然而，利率處於低位，通脹的跡象有限及全球幾家主要央行已在2019年採取措施支持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長，並可能在出現任何衰退跡象時採取進一步措施。不過，一個潛在風險是消費，美國的就業及工資、開支及信心指標繼續上漲，但貿易關係的任何惡化都可能打壓消費者及商業信心，使之達到破滅的程度。

先鋒領航（Vanguard）尚未發佈2020全年展望，該公司今年12月預期，全球經濟增速未來12個月將進一步疲軟，主要源於貿易緊張、政策不確定性以及逐漸減弱的美國財政刺激。

該公司預期美國2020年輕度經濟衰退，增速降至1.0%；預期中國2020上半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分別為5.9%、5.8%；預期2020年歐元區經濟增長僅為1.0%，歐元區製造業繼續萎縮，尤其是在此前避免了陷入技術性衰退的德國。

關注負利率的負面衝擊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仍將保持寬鬆和擴張，這幾乎已成為資管業界共識。

法巴資管認為，美聯儲2019年轉向寬鬆，立場已從限制性變為中立，如果利率市場正確反映這一趨勢，它可能會從2020年開始再次轉入擴張性領域。“央行保底”（central bank puts）重新迴歸可能為市場帶來極大的支持，但投資者也擔心經濟下滑下央行可能缺乏火力。對於歐元區和日本而言，這種擔憂是十分合理的，對於美國和中國，由於兩國央行都有較大的政策空間，所以其壓力相對較小。由於美國的財政政策已積極寬鬆，目前的刺激措施可能會延續，預計明年選舉年將不會再採取其它刺激措施。

但寬鬆貨幣政策的不利面越來越受到注意，尤其是負利率政策。

貝萊德在12月份回顧認為，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能力可能已經達到極限，這一情況在歐洲和日本尤其突出。因此，如果經濟衰退真的來臨，只有採取史無前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雙重組合方能應對。

安聯投資認為，美聯儲已經干預並密切關注經濟的發展走向。歐洲央行不太傾向於這麼做，利率方面的進一步措施可能只會帶來意外的負面效應，歐洲央行最近着重強調（實際上這是第一次強調）其政策的不良副作用，同時呼籲採取財政措施。無論貨幣政策發生怎樣的轉變，流動性都會綽綽有餘，不像消費或投資意願並未見明顯起色。

其認為，負利率將會繼續困擾我們。市場回報（β）可能會下降，負利率不斷侵蝕投資者財富（負收益率債券市值達12.4萬億美元），更不用説通脹問題。因此投資者將不得不通過獲取超額收益（α）來彌補。超額收益不僅來自選股，而且還來自在不同資產類別之間的輪動。與此同時，有跡象顯示，市場又一次越來越多地採取“偏好風險/規避風險”的態度，即資產類別之間的關聯性（以往通常很明顯）越來越小，市場不斷變換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安聯投資選擇採取多元資產策略，同時融入人工智能等結構性主題。另外，分紅季快到了，公司利潤分配需要再次發揮其保護作用。

股價走到極限了嗎？

在資產配置上，貝萊德表示，略為看好風險資產；對全球債券及現金持中立看法；並審慎看待週期性的變化。該公司表示，2020年，市場殖利率跌至下限，使其重新考慮政府債券發揮防禦投資組合風險的作用；去全球化及氣候變化對供應造成衝擊的風險，長期而言會加劇通貨膨脹；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有望暫時降温；以及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可能產生不同的政策後果。

例如，股票方面，貝萊德擔心2020年大選前後政治不明朗因素加劇，因此將美國市場下調至中立。與此同時，預期日本企業可受惠於全球製造業復甦及國內財政刺激措施，因此對日本股票的看法上調至稍為加碼的看法。

道富認為北美地區股票仍有價值，但其他地區出現風險。該公司副首席投資官Lori Heinel認為，強勁的國內需求和健康的消費支出數據對美國股市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的貨幣政策調整提高了風險偏好，降低了衰退風險。相比之下，歐洲股市雖然估值更具吸引力，但仍容易受到持續的政治和結構性不確定性的影響。財政政策轉變、英國脱歐明確和結構改革，都可能釋放歐洲股市的價值。

道富亞太區投資主管Kevin Anderson認為，新興市場股票價值還需要等地催化劑。目前新興市場股票回報相對分散，這為謹慎選擇股票提供了機會。催化劑包括，新興市場基準擴大，資金流量回升；貿易緊張狀況緩解；全球基金增加對新興市場的配置，以及國內市場基本面改善、人口和經濟結構改革等。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集團堅定看好2020年全球股市。其認為，即使市場2019年大部分時間強勁上漲且經濟數據有所疲弱，投資者也無需擔心2020年的全球股市。

一是，若中國股票都被納入指數，其在主要新興市場基準中的權重可能會從2019年底的約30%上升到40%左右。在中國，盈利前景改善及派息增加、擁有優質特許經營業務、一些不太受全球經濟及政治環境波動的影響的國內企業，還存在投資機會。中國可能還將受益於技術進步及5G移動網絡的開放。

二是全球發達市場及新興市場的股票有上行潛力。新興市場方面看好的四大長期主題：經濟結構性增長；中產階級壯大，消費者開支日益增加；受益於本地增長的新興小型公司；企業管治改善、對環境影響較低或有所改善的公司。

“雖然貨幣政策仍在刺激股價，但股價將在中期內觸及極限。”安聯投資認為，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將繼續低於其潛力水平。考慮到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持續存在以及週期後期失衡加劇，市場將繼續以下行風險為主，儘管時不時會閃現出微弱的希望之光。

安聯投資指出，自2019年初以來，貨幣市場和債券基金淨流入約1萬億美元資金，資產類別之間的輪動約在5周前開始。過去一年，在經歷2200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出後，全球股票基金錄得300多億美元淨流入。長期觀望的投資者可能越來越按捺不住入市衝動了。然而，只有確實出現了經濟企穩的跡象，這種趨勢才能持續下去。股市在秋季（通常是個艱難的季節）並未受挫，很可能正在為年末反彈蓄勢。在這種情況下，增持股票似乎有利，但與此同時，也要隨時準備進行戰術調整。

看好中國國債

“出於對全球債券久期的中性態度，我們並未增持債券，但後來回暖的債市表明我們確實應該更加樂觀。”貝萊德表示，鑑於目前處於經濟後周期階段，且宏觀不確定性大幅上升，該公司更加強調構建具備抗跌性的投資組合。

貝萊德認為，即使收益率低迷，債券在幫助投資組合抵禦股市拋售潮的影響上仍發揮關鍵作用。然而，今年早些時候，某些政府債券收益率跌至歷史新低，並接近有效利率下限，導致這些政府債券分散風險的能力大幅削弱。

法巴資管認為，隨着市場轉向“再通脹”，固定收益這一資產類型將面臨最大的風險。

道富認為，在新興市場，中國政府債券值得特別考慮，2020年加入新興市場債券基準可能會帶來大量資金流入。

可持續投資受關注

氣候等可持續發展相關因素，已經開始影響對資產價格。

貝萊德表示，強大的結構性趨勢正考驗極限，並可能左右近期的發展，成為影響市場的因素。不平等情況加劇及民粹主義高漲，對税務及監管產生影響。貿易摩擦及去全球化拖累成長並推升通膨。利率跌至下限，削弱貨幣政策的成效。氣候變化等可持續發展相關因素對現實世界產生實際影響，並隨着投資人對此關注度上升，對資產價格帶來影響。

道富表示，地緣政治風險是2020年貨幣的主要驅動因素。在新的一年裏，英國脱歐的不確定性繼續給歐洲投資者帶來風險。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關注長期風險驅動因素，其中的關鍵是氣候風險和對公司抗災能力的潛在影響。

該公司表示：“我們繼續將氣候風險視為幾乎所有細分市場和行業的關鍵考慮因素。氣候變化給金融市場帶來了風險，因為它們試圖消化氣候對社會和全球能源組合的影響。”